admin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郑晓明。
《叶灵凤日记》，卢伟计划/备忘录，张永梅注，三联书店(香港)2020年5月出版，第1144页，港币598.00元。
作为现代文坛的多面手，叶永峰早年在创造史上崭露头角，被誉为“新感觉派”小说家。
中年客居香港，为港岛各报刊频繁写稿的同时，又游戈于翻译、藏书、绘画等领域，其文化随笔笼挫今古，博雅中不乏情思，堪称现代散文中的“逸品”。兴趣广泛且精力过人的叶灵凤在作家形象外，又身兼学者、编辑、藏书家、艺术鉴赏家甚至画家的多重角色，其艺文世界可谓精彩丰富。近来香港三联书店推出《叶灵凤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则为我们进入叶灵凤的这一艺文世界提供了最直接的入口。笔者在拜读后以为，整理者在《编后记》所指出的“这部《叶灵凤日记》所载记的是‘一个很执著、很敏感、很自我的文化人’”“伟大而冒险的一生”的结论可称中肯。《日记》不仅记录了“上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叶灵凤在香港的生活情状”，更为研究者提供“足够的讯息可以从中探索作者各方面的意义”。正是在《日记》的阅读中，笔者发现，在叶灵凤的艺文世界中尚有一处无人问津的“幻洲”，那就是他对木刻、石刻的鉴藏与研究，此处就以《日记》所记载的木刻、石刻的鉴藏及相关的知识生产为导引，去探索叶灵凤的鉴赏与研究系列活动之于他个人及时代的多重意义。“我很喜欢搜集石刻拓本，以画像为主”
在叶灵凤的鉴赏世界里，他对武梁祠画像石为代表的石刻画像拓本尤为痴迷。他在《石刻画像趣味》一文中道出心声：“我很喜欢搜集石刻拓本，以画像为主。觉得它比画在纸绢上的绘画作品，更具有一种古拙朴素的美感。我一向喜欢木刻，对于我国石刻拓片的爱好，可说正是这种趣味的伸延。”原来，叶灵凤痴迷于画像石既有“一向喜欢木刻”的趣味所在，也为画像石所蕴含的“古拙朴素”的美所吸引。他品鉴画像石的记载在《日记》中俯拾皆是，其中围绕《武梁祠画像》拓本所展开的品鉴活动尤为频繁。具体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他收藏《武梁祠画像》及品鉴的记载。《日记》1945年4月1日记载叶灵凤收藏武梁祠画像拓片一事：“买得武梁祠石刻拓片，裱成两巨册，为乾隆以后所拓，虽多涣漫，然已不易得。此种拓片，今终能买得，实近来一大快事。价四百元。”尽管乾隆以后所拓的武梁祠石刻拓片“多涣漫”，其传拓效果已不属精好，但如果考虑到1945年4月的香港尚在“连日空袭极为剧烈”（《日记》1945年4月5日）的硝烟中，叶灵凤为“求之已久”的武梁祠拓片而不惜掷下“四百元”的购藏行为中所包裹的痴迷就显露无疑，自然也能从中体会到他所说的“今终能买得，实近来一大快事”的那份激动心情。
《日记》在此后也曾多次提及他对这一拓片的品赏，最有代表性的记载莫过于1947年1月19日他与张光宇夫妇同赏的记载：“光宇夫妇来晚饭，出示武梁祠画象拓本。赞叹再三。汉画象至今尚没有好的复制本，若加以整理，作一篇考证及介绍，精印出版，该是一件颇值得干的工作。”（按：“画象”“画像”的称谓在《日记》中凡两见，本文遵从原文，不作改动。）张光宇本人亦是知名版画家，精通木刻，对武梁祠画像石所呈现的“古拙朴素”之美自能心体神会，所以才能在叶灵凤出示拓本之后“赞叹再三”。也正是张光宇夫妇大加赞赏的态度，激起叶灵凤对这一武梁祠画像拓片“加以整理，作一篇考证及介绍，精印出版”的兴趣。
此事进展如何，最终有无精印出版，在《日记》中并未提及。但是《日记》1970年12月14日提到的这一拓本的最终命运，倒是有些出人意料：“所藏武梁祠拓本一套，置大胶袋内，不知几时跌落柜，被狗所抓烂，甚不快。此是一套甚好的拓本，已托裱过。”这显然是一次意外事故，看来叶灵凤家的小狗既不风雅，也不惧怕一般文人不敢碰的“黑老虎”，而是勇敢地抓烂了主人为之痴迷的拓片。这一“虎头狗尾”的结局不免有些焚琴煮鹤，叶灵凤不但当时“甚不快”，就是在三年后再回忆起此事来，《日记》中所记的“我本有武梁祠画象拓本一套，不慎堕地为狗所撕烂，可惜之至”（1973年9月1日）这一节，依然还是那样耿耿于怀。
叶灵凤除了自已购藏武梁祠拓片，也非常关注公私收藏的这一拓本，只要是友朋所有或展览展出的武梁祠拓片，无不尽力借观或往观。如1949年11月29日他听说廖冰兄有武梁祠拓片一套，就在日记写下了“拟借来一看”的愿望，在一月后的12月30日的《日记》中则出现他这次“借来一看”的经历：
向廖冰兄借来原属苗子之武梁画像拓片，系原张未裱者。亦不完全，墨色较我藏者稍淡，略欠精神，但因系未裱者，故容易得见原来金石气势。有暇拟与我所藏者逐幅作一比较。将武梁祠堂拓片，按其四室之石刻位置，使其逐一恢复原位，此工作颇值得一做。一部分武梁祠拓片已见《隶释》，据传有唐拓本，后为黄小松所得，现已不知在何处。
这是一次富有启发意义的借观，相较于叶灵凤所藏武梁画像拓片，廖冰兄这套武梁画像拓片因“墨色稍淡”而“略欠精神”，但叶灵凤在品鉴中还是感受到这一套武梁祠画像拓片“因系未裱者，故容易得见原来金石气势”的特质，也正是这一特质，促发叶灵凤产生“将武梁祠堂拓片，按其四室之石刻位置，使其逐一恢复原位”的想法。应当说，叶灵凤以画像拓片来还原武梁祠现场的想法堪称奇妙新颖，这其实已超出传统金石学范围，而具备某种现代考古学甚至当代艺术的趣味。这条《日记》中他还提到，在宋人著作《隶释》中已有部分武梁祠拓片的著录，并言及这一拓本有可能是唐拓本，且在清中期曾为黄小松所得等信息，这又说明他对相关金石著录及掌故亦了然胸中。所以，在叶灵凤对武梁画像石的鉴赏中既有“古拙朴素”的审美眼光，也不乏金石文献的爬梳之功。
《日记》中关于武梁祠画像鉴赏也有过一次往观不遇的经历，其中得失更可见叶灵凤痴迷画像石的程度。1951年2月16日，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了收藏家罗原觉所藏古书画石刻拓片展览，尽管展览当天因下雨叶灵凤未能参加，他还是记得之前曾见过罗原觉收藏的“初拓武梁祠画象”，以为“甚精好”，所以在16日的《日记》中写下“今日陈列，因天雨未去。明日当去一看”，而“明日”的2月17日的《日记》中则记下他去参观展览的内容：
饭后往冯平山图书馆参观罗氏敦复书室所藏石刻碑帖字画展览会，有唐张萱《仕女按乐图》，甚精好，但不会是唐画，又有李龙眠《罗汉轴》，似是日本人临本。拓片中，大幅武梁画像未见陈列。有汉砖美人像拓片四小幅甚精致，系以前未见过者。今日因赶着赴胡好追悼会，未及细看，明天当再去。
尽管罗氏展览中包括石刻碑帖字画等几个门类，事实上，叶灵凤最感兴趣当是那批“甚精好”的“初拓武梁祠画象”， 不过稍有遗憾的是“初拓武梁祠画象”未见陈列。所以，叶灵凤在展厅中流览一番，信笔记下的观感似乎有些不着边际：“唐张萱《仕女图》，甚精好，但不会是唐画。又有李龙眠《罗汉轴》，似是日本人临本。”可仔细一想，仕女图也好，罗汉像也好，其实也还是离不开他感兴趣的画像这一核心内容。当然，尽管心仪的武梁祠画像寻访不见，叶灵凤倒也并非全无所得。《日记》所记“有汉砖美人像拓片四小幅甚精致，系以前未见过者”，叶灵凤因“赶赴胡好追悼会，未及细看”，并希望“明天当再去”参观。欲往观“初拓武梁祠画象”而不得，却意外见到“甚精致”的“汉砖美人像拓片”，这一画像拓片让他如对武梁祠画像一样倾倒。这一“买王得羊”的往观经历似乎告诉我们，只要画像石拓本足够精彩，叶灵凤都会有反复欣赏的兴趣，并非独独钟情于武梁祠一家一姓而已。
叶灵凤1940年代在香港家中书桌前所摄照片，及照片背面文字
作为画家的叶灵凤为“古拙朴素”的武梁祠画像石所倾倒，作为学者的叶灵凤则对武梁祠画像的研究成果多有关注，这一点在《日记》中不乏载记:
1945年2月，“读了一些关于武梁祠、孝山堂等石刻的资料”。
1947年2月28日，“读关于武梁祠论文数篇，冯平山图书馆有法国沙畹氏专集数种，皆系关于汉画者，前曾由君葆抄一目录见示，決最近每天上午抽暇去借读一遍”。
1947年3月1日，“读《石庐金石书志》……择有关武梁祠等汉画象，元祐党籍碑，及附有碑额缩形之目名数种录出”。
1970年2月19日，“读《隶释》所录之《水经注》有关古碑注文，又读所载武荣、武班、武梁碑文，此皆与武梁祠画像石有关者。梁碑有关石室记载，并载刻石为‘良匠卫改’，此款资料，今始细读之，以前都忽略了”。
从上可见，叶灵凤对武梁祠画像的关注有“古”“今”两个维度。就“古”这一维度而言，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所用的材料，尚在传统金石学的范围之内。如叶灵凤借观廖冰兄所藏武梁祠画像石时，就曾在《日记》中引《隶释》的著录为佐证，并提及黄小松与武梁祠画像的掌故，可见他对此书的熟稔程度。《日记》所记这次借观的时间是1949年11月29日。而上列第四条《日记》记载的时间为1970年2月19日，时隔二十年，叶灵凤对武梁祠画像研究依然还是乐此不疲，除了兴趣使然，别无他解。同时，二十年后的关注，已从当初《隶释》中武梁祠画像直接著录的关注，转变成从《隶释》所著录《水经注》有关古碑注文中寻找与武梁祠画像石有关的内容，其前后浅深之别自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今”这一维度则告诉我们，叶灵凤时代的汉画像石鉴赏与研究已跨出金石学的范围，而进入了考古学的新世界。《日记》中有几处最具代表性的记载，如1949年12月16日所记：
听郑德坤讲发掘成都永陵经过，附有影片。永陵为五代前蜀王建之御陵，一九四二年发现，为中国正式以科学方法发掘古代皇陵之第一次。据郑氏所报告，棺木已朽，但哀册、御宝等皆完整，后宫并有王建之石雕坐像。棺木置于石座之上，两旁有十二武士石像捧之。石座四周皆有乐队之浮雕。遗物现由成都博物馆保管，准备将陵墓开放供人参观。正式报告书尚未出版。影片曾映出各石像之拓本，颇能代表晚唐风格。
《日记》所记其实是有关郑德坤“发掘成都前蜀王建永陵”的讲座一事，尽管叶灵凤最感兴趣的是郑氏讲座中“颇能代表晚唐风格”的“各石像之拓本”。不过，《日记》中更多记载的则是这一陵墓的考古发掘过程及结果，从中也可看出，叶灵凤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石像拓本本身，他对陵墓发掘过程、石像与陵墓的关系及石像周围的环境亦给予相当关注，据笔者理解，这一复合的视角，已非金石学所能譬之了，显然，这已是一种文化考古学的视角。
再者，叶灵凤对海外学者关于汉画像石的研究也特别留意，如他曾细读过法国学者沙畹的相关研究。据上录1947年2月28日条所载，叶灵凤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阅读沙畹关于汉画像的研究专著，尽管日记中没有列出他读过沙畹的哪些著作，我们还是可以推测出，可能包括《中国两汉石刻》（La sculpture sur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 Paris: Ernest Leroux, 1893）、《华北考古记》（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中的《汉代雕刻》（La sculpture à l’époque des Han）卷等，其中所体现的治学方法，荣新江教授在《华北考古记序》中曾有所言及：“一直把实地的田野考察和书房里的潜心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做一件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到实地进行调查。与同时代的中国金石学家的‘访碑录’专注于文本收集不同，沙畹的实地调查，依托于现代学术的考古学方法，不仅对碑刻本身做详细的测量和记录，还对碑刻或古物所在的祠堂、墓地、周边环境等，做仔细的考察和分析。”荣教授对沙畹依托于现代考古学的治学方法分析，特别是他不仅对碑刻本身做详细的测量和记录，还对碑刻或所在环境做考察，不由让人联想起叶灵凤在听完郑德坤“发掘成都前蜀王建永陵”后在《日记》中对考古现场细节的记载。当然，也正是在听完郑德坤讲座半月后，叶灵凤在品赏廖冰兄所藏武梁祠画像拓片时产生了“以画像拓片来还原武梁祠现场”的想法，笔者前已指出，这一想法已越出金石学的范围而进入现代考古学的领地，而叶灵凤之所以能有这一想法，极有可能是在沙畹的著作以及郑德坤讲座等现代考古学著作及思想的复合启示下悄然产生的。
“一向喜欢木刻”的趣味的伸延
叶灵凤曾说他对画像石拓本的爱好，是他“一向喜欢木刻”的趣味的伸延（见《石刻画像趣味》一文）。也就是说，以画像石拓本为主的石刻只是叶灵凤鉴赏世界中的“新欢”，木刻才是他的“旧爱”。换言之，在叶灵凤的鉴赏世界里，也正是有木刻这一“旧爱”的存在，才推动叶灵凤的审美趣味向石刻伸延，并让他在品鉴石刻时不自觉地联想到木刻审美体验，进而打通石刻与木刻的疆界，最终使得他的鉴赏世界中包容更多的审美元素。再者，在叶灵凤的交游中有一批与他志趣相投的木刻艺术家，他们都对石刻持欣赏态度，石刻特别是画像石给予他们创作上的灵感，从而推动他们的木刻版画创作。
叶灵凤早年曾创作大量的木刻版画作品，只是中年后淡出艺坛，并转身成为木刻版画艺术的研究者，在他的《日记》中随处可见的是对木刻版画资料的蒐集、鉴赏、研究及与版画家交往的内容，此处稍作分类，将部分材料罗列如下：
1946年1月1日元旦, “逛嚤囉街。有相识之旧书贾招呼，谓有书若干，颇合我所好，邀往一看。检视之下，乃郑振铎所印之《中国版画史》等，皆购求多时而未得之书，不禁大喜，价钱亦不贵，遂尽量购下。计有《版画史》第一辑，第二辑，《版画史》外辑，《顾氏画谱》、北平荣宝斋所刊《笺谱》。光绪三十一年印校《钦定书经图说》，有图五百馀幅，系写本石印，颇精致”。
1947年6月21日，“购英国人比韦克木刻小册子一本，又在新开幕之生活书店购《苏联木刻》一册”。
1949年11月16日，“购《新年画选集》一部，共十八幅，价十元，很贵，这都是套色的木版，系近年来北方解放区的改良民间年画成绩”。
1950年2月4日，“购新出之《英国木刻集》，一比韦克，一现代木刻家吉宾斯，每册仅六元，有一百馀幅，甚廉也”。
1951年7月24日，“见前订之《英国木刻集》已到，但他们竟忘记留起来给我，若不是今天恰巧去，也许要错过机会了，此书内容甚好，有一幅彩色派克女士木刻极佳”。
1951年8月10日，“在别发书店见又有《英国木刻选集》一册，遂购归赠予黄永玉”。
从叶灵凤所购木刻版画文献来看，他对这一领域具有广泛兴趣。从中国古代版画文献《顾氏画谱》及石印《钦定书经图说》，到现代郑振铎的版画名著《中国版画史》，再到解放区的版画作品集《新年画选集》，他都会尽量购下。同时，他对世界各国的版画文献，不论苏联、英国还是德国的木刻出版物，都有着密切关注，并加以选购。叶灵凤山吞海吐般收集古今中外的木刻文献，颇有几分痴狂气概。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木刻文献，并经常以此为素材撰文及翻译发表相关文章，则完全是一个研究者的姿态。当然，在他木刻文献的集藏过程中也交织着当时寓居港岛的木刻版画家的身影，此处摘取他与黄永玉的交往以为例举：
1949年12月9日，“黄永玉来，赠彩色木刻复制品一幅，谓在写一部给中学生看的木刻教程。翻阅英国派克女士的《木刻集》，爱不释手”。
1950年2月23日，“黄永玉以新作年画见赠，系由郑可以丝网油漆彩印，颇洵烂可观”。
1951年8月31日，“晚间黄永玉送来木记《血钱》一帧，系以老妓卖肉所挣来的血汗钱为题材者”。
1951年11月1日，“晚间黄永玉见访，他们将在月中赴北京，说将任于中央美术学院。以木刻一幅见赠。又还来所借去的《罗丹雕刻集》等”。
1952年6月10日,“黄永玉以汉砖‘千秋万岁’及六朝造像的拓片四幅，来交换我剪存的毕加索素描”。
此处只是选录《日记》中1949年至1952年叶灵凤与黄永玉的交往记载，从《日记》所载内容来看，黄永玉一方面源源不断地赠送木刻版画作品给叶灵凤，另一方面又在叶灵凤处借阅相关的木刻版画文献，如英国版画家派克女士的《木刻集》、法国雕塑家罗丹的《雕刻集》等等。更有甚者，叶灵凤在选购木刻版画文献时，碰到难得的好材料，也会多购一份赠送黄永玉（见上文叶灵凤购卖木刻文献部分最后一条）。可以说，作为“版画家之友”的叶灵凤除了接受黄永玉作品，并发表品鉴意见之外，还会提供最新的木刻文献供黄永玉参考研习，他们之间的互动是不仅是丰富的，也是有深度的，更是互惠的。两人交往中最有意味的记载莫过于黄永玉以汉砖及造像拓片交换叶灵凤的毕加索绘画文献这件事。欣赏毕加索绘画并注意收集毕加索绘画文献是叶灵凤艺术品鉴世界里的一个重要话题，但因与本文关联不大，可暂置不论。而黄永玉以汉砖及造像拓本与叶灵凤交换文献一事则引出另一话题，就是当时的木刻版画家对金石拓本特别是画像石的兴趣。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