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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卓元，1933年7月出生，广东省梅县人。
1954年7月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毕业。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所长。著有《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价格、成本与利润》《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等著作。封面新闻：起草中央文件一般经过哪些程序？
张卓元：以十四届三中全会报告起草组为例，当时起草组有20多人，起草组组长由中央领导同志担任，下面分设几个小组，我在市场组。此后，起草组规模越来越大。十五大报告起草组约40人，我在经济组；十六大报告起草组有四五十人；十七大报告起草组有50多人。起草组成员一般来自中央政研室、中宣部、中组部、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等机构，以及地方的负责人。
起草组一般在年初开始工作，工作时间大概半年多。
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等文件的起草组成立时，先由时任总书记讲话，提出总的指导思想和要求。而后，起草组进行调研，开始拟出提纲。起草组内部讨论时，大家解放思想，不设框框，畅所欲言，一旦落实到文件，就变成全党的集体智慧。在起草过程中，起草组一般要向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汇报多次。形成征求意见稿后，将发给全国上百个省部级单位，征求领导干部的意见。然后对征集到的意见，一条一条讨论，以决定是否吸收并修订。一般而言，都是要经过多次修订。党代会报告，还要经过中央全会和全体代表讨论并提出意见。按照这些意见，经过多次斟酌修改后，再由代表大会通过。这些文件的讨论、起草和修改的过程所反映的正是党中央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的整个逻辑过程。
封面新闻：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您最后一次参加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的时候，“基础性”变成了“决定性”，这一词之变有什么样的意义？
张卓元：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以后，从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到十八大，对市场的作用都是不断在强调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里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到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针对政府对资源配置、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领导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应该有更加积极的提法。
我记得当时提出来以后，大家都很赞成。当时有几个单位也提了方案，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方案最好。当然，最终是总书记确定下来的，当时起草组组长是习近平总书记。
十九大又进了一步。有的专家提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九大把其中的“和”字变成一个逗号，强调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市场；政府的作用，后面讲得很清楚，在于搞好宏观调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维护市场秩序，搞好社会的管理治理，还有保护生态环境。这样就把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分得更加清楚，是很有意义而且有针对性的。
所以，不光是一词之变，就是一个标点符号的改变，为什么要做这种改变，都有它的涵义。
封面新闻：您认为当下改革的阻力主要有哪些方面？
张卓元：我认为，现在最主要的阻力是中国渐进式改革带来的。当然，渐进式改革它本身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如果像前苏联那样搞“休克疗法”是不行的，底子太差。我们改革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均GDP才190美元，贫困人口占的比重那么高，如果引进休克疗法，容易造成社会震荡。所以，中国改革只能是渐进式的，走一步看一步，一步一步来。
事实也证明，渐进式改革是正确的。比如农村改革，搞包产到户，加上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放开价格，引入市场机制，物资渐渐变多。这样一步步推进改革的路子是对的，正是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渐进式改革带来一个问题，在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既得利益的群体，本来他是个改革者，但要改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就麻烦了。
2003年，起草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时候，当时提出建议开征房地产税，那时叫做物业税。那个时候开征的阻力并不大，现在的难度可想而知，会直接损害一些人的利益。
再比如上市公司股票发行的注册制改革，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写得清清楚楚的。真要实行起来，一亿多股民都反对，原因是什么？因为IPO多了，股价就会压下来。所以，这个决议一拖再拖，现在延长到2020年才实行。
所以说，那些要跟既得利益者产生碰撞的部分，就是改革的阻力所在。
这还不是最难的部分。我认为，现在最大难点可能是国企改革，尤其是国资委职能的转换。国资委从来都是管企业，现在要从管企业变成管资本了，对那些管企业的人的利益冲击是很大的。
封面新闻：该如何突破？
张卓元：尽管难，也在往前走。现在有了深改小组（后改为深改委），深改小组是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例如国企公司制改制，1993年已经明确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谓现代企业制就是现代公司制。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到2017年上半年为止，69家占了企业总数的2/3以上的央企尚未改为公司制，说明改革到了一定程度，会受到既得利益的阻挠。如果没有深改小组的推动，没有国务院的文件下来，我估计到今天可能还是没动。
我总认为，没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光靠地方或者企业自发进行改革是很难的，跟搞包产到户的那个时候不一样。当然，很多改革也要靠地方，靠群众的主动，靠他们的一些创造精神。但当改革触犯他们既得利益时，没有自上而下的推动是不行的。所以十八届三中决定成立深改小组，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封面新闻：回顾十八大以来，有哪些特别重要和关键性的举措可以带动全局？
张卓元：“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是带动全局的。在这之后，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带动全局的，我们过去都是从需求方面考虑，怎么扩大需求、增加投资，只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真正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十九大提出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第一就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我们要进入高质量发展，老是粗放型是走投无路的，我们的资源和环境承受不了。
其实2005年“十一五”规划中已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也是知易行难。现在中央强调抓落实，这几年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经济等方面，应该说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可以说，只有创新这条路，否则就没有核心竞争力。这几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这个一定要坚持。
另一个方面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即共享发展。因为发展是为了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包括主要矛盾的转化也是从这个观念出来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老百姓的需求就不单是以前的要解决温饱问题，还有多方面的需求要满足。
中国要进步要强大，只有走改革开放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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