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2010年安全在浙江农村对食品安全监督进行了调查。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南方周末记者 郭丝露编辑丨蒋昕捷助理编辑丨刘文慧几年前,当接到婚恋节目《非诚勿扰》邀约时,安田湖次郎(以下称安田)正站在几头待宰的生猪旁,他听到手机那头久违的繁华都市的声响。
“安田,你被栏目组选中了!你在哪儿呢?”
“呃,我在四川农村做调研呢。”安田踩着橡胶靴,一步步走出猪圈。两周后,这个在香港长大的日裔美国人出现在《非常勿扰》,他坐在地上亮相,拒绝了“心动女生”的垂青,还高呼要“为人民服务”。据安田回忆,当他望着“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时,脑子里还在琢磨中国的“粮食和蔬菜”。主持人孟非调侃道:“他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天才。”
他是《非诚勿扰》史上学历最耀眼的嘉宾——在哈佛大学获得社会理论学位,在牛津大学读硕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员。而他研究的领域是中国的食品安全。节目播出后,他又被贴上一个标签“怪才博士”。
2009年以来,安田数次前往中国农村,调研基层的食品安全监管,由此亲历了中国最密集的食品安全改革历程。
最近,安田的博士毕业论文将在美国集结成册,标题《牛奶为什么是蓝色的?》延续了他的搞怪风格,结论却很学术。他认为,在适应规模化管理和处理多层级体系的复杂关系这两方面,中国自上而下的监管结构存在局限性。
安田发现,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比他想象得还要复杂,甚至比解决单身问题还让他头疼。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据《非诚勿扰》的编导张明铭回 忆,选中安田主要是“被他的学历震惊了”。不过,真正让安田红遍中国的,是他对女嘉宾们的提问:如果你中奖得到1000万美元,会怎么花?
两位女嘉宾,一个说维持现状，一个说带妈妈环游世界,这跟安田的答案“为人民服务,建一个帮助儿童的基金会”相去甚远。后来这一幕还引发了网民和观众对当代价值观的社会讨论。
“我没想到主持人会反问我,将怎么用这1000万美元。不过,为人民服务、回馈社会是第一个进入我脑子里的词。”安田说。
这个极富中国话语特色的“为人民服务”,正契合了安田当时全心投入的工作——研究中国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研究的缘起并不复杂: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铺满了美国的报纸和电视。
彼时,安田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博士毕业论文开题迫在眉睫。截止日期临近,安田两手一摊:“好吧,那我就研究中国的食品安全管理。”
“他非常关心中国的食品安全,也相信自己做的是一件大事。”安田在北京的好友戈丹·斯卡福说。
安田是第四代日本移民,他的祖辈是农民,经营着一片甘蔗田。二战后,安田的父亲考上大学、成为律师,举家搬到香港。
少年时期,安田几乎每年都会和父母走访内地。他去过北上广,见证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对社会发展的自信和骄傲。“那时整个中国社会都更友好,且朝气蓬勃。”
但中国农村又是另一个世界。2010年,在美国做了6年中国政策研究后,安田第一次西装革履地走在田间地头,用蹩脚的中文和“农民朋友”搭讪:“地里的白菜长得真好啊!”对方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光瞅他“:这是牛皮菜,不是大白菜。”
来到中国之前,安田的课题设想是通过非政府机构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因此当他第一次走进县政府,申请会面的对象是“当地消费者协会负责人”。基层官员又一次用看外星人的眼光瞅他:“我们这儿没有消协!就算有,也基本没影响力。”
安田的研究方向只能转向政府监管。
“这个外来者,凭什么对我们的监管指手画脚?”安田调研的第一站是浙江的某个县城,对方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不停地告诉地方官员:看,我只是一个学者,我对这里的食品安全如何监管很有兴趣。”安田显然低估了基层官员们回答这些问题的困难程度。
上不上中国的电视节目,曾一度困扰过安田。“做研究的时候,你希望有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我害怕曝光之后会被人们打扰。”但节目播出后,研究的大门反倒敞开了——每个县的食品安全管理部门,都开始邀请他去当地调研。“安田,你是不是上过《非常勿扰》的那个?你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们欢迎你来调研。”
安田意识到,基层监管者很讲原则,也很讲人情。
结构性矛盾
安田在中国待了18个月,其中一大半时间在农村。
很快,他就能够区分不同的农药和饲料,和经验丰富的农民讨论哪种饲料更适合生猪养殖。四川的县城官员们,也争相邀请这个“上过《非诚勿扰》的高材生”来“指导工作”。
每到一个县城,他都得先去和政府“座谈”。
安田在座谈结束后,坐在当地老乡的摩托车后座上,回到村里了解基础现状。
此时他要解答的命题仍然没有着落:中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食品安全管理的症结究竟在哪儿?
在某县的生猪屠宰场,安田用不纯正的中文问当地人:“你们这里瘦肉精的问题严重吗?”对方觉得他莫名其妙:“瘦肉精问题算什么,我们这里病死猪回流的问题更严重。”
安田这才明白,上级政府和舆论关注瘦肉精和非法添加,但是基层的问题是,怎么解决死猪回流餐桌的问题。
他觉得自己隐约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在食品安全监管上,各级政府有截然不同的视角和理解。
在国家层面,食品安全被赋予了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2009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出台,中国第一次有了食品安全的基本法律。
在基层,遇到农民或者食品生产者时,安田总爱问:你们的操作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吗?村民的反应让安田大失所望:“食品安全法是什么?”
中央政府的种种政策法规和媒体描述的严打态势似乎并没有辐射到这个西南小县城。安田继续追问:“食品安全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方说:“就是村干部来告诉我们,什么安全、什么不安全。”
在每个调研县,安田都会“蹲守”三个星期以上。干过无数杯二锅头后,基层食药管理者们开始向他倾诉“真问题”。
某县级畜牧局负责人告诉安田,自己手下有三十多个人。安田恍然大悟:你们这食品安全监管有三十个人负责!对方嗤之以鼻:哪有三十多个人管食品安全,这些人管的是县里所有和畜牧生产有关的事情。只有当上头命令“严打”或“整治”瘦肉精或其他非法添加时,三十多个人才会投入其中,其它工作只能被迫中断。
“举国严打某项非法添加,那是全局层面很重要的事情。但在基层,严打也让其他日常工作中断,可能引发病死猪回流等新的食品安全危机。”安田说。
基层的监管人员将这种情况总结为:“上面看不到下面,下面看不到上面。”
在安田看来,“上”与“下”之间不只是“看不到”那么简单。一直以来,人们倾向于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归结为地方官员的不重视,即政策是完美的,问题出在执行者身上。
但安田看到的是,基层监管人员骑着摩托车,在村落之间不停游走,指导村民使用新型农药。
“他们非常辛苦,但工作却没有得到足够支持。”安田说,“现在中国基层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跃升为全国性危机。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结构性矛盾。”
借鉴欧盟经验?
完成了田野调查之后,安田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和在《非诚勿扰》上高喊“为人民服务”时相比,他觉得自己“抛弃了一些理想主义,变得更加现实”:
“我意识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你必须解决生产问题、农民福利、市场红利,所有东西结合在一起,并且在有很好的协调合作机制的情况下,才能解决问题。”
2013年,中国推动食品安全管理体制改革,成立国家食药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参考的是C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式的管理。但作为美国学者,安田觉得,欧盟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更值得中国借鉴。
“美国不同州之间的食品安全问题都趋向同质化,但在中国,每个省都有不同的情况。CFDA的职责,是协调地方各食品安全部门的工作。但‘协调’起来相当困难。”安田指出,欧盟下属的欧洲食品安全局给予各成员国一定的自主权,“只制定原则性标准、提供智力支持”,这种方式值得在中国推广。
安田举例,针对某种非法添加,某县提供的抽检合格率是99.3%。从学术上看,0.7%的不合格率让这个产品近乎完美。但私下里,基层管理者的解释是:本县人从不用这种添加物,我们用的是另一种,所以合格率才这么高。
“不能说我们作假,只是选错了抽检对象。”基层食品安全监管人员说,而抽检哪种添加物,通常都是上级政府决定的。
最终安田的论文着眼于如何解决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管结构存在的弊端。在北京,安田常逛着逛着超市,就莫名成为中国大妈们的“顾问”,她们纠结哪一个食物更安全。安田心里在呐喊:“天啊,我只是研究政府管理的,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
如今,安田已经回到美国,在高校谋到一份教职。他还没有女朋友,最喜欢吃的仍然是四川泡菜配白米饭。一年多的基层调研,也给他留下“后遗症”,比如某种蔬菜、某些鱼或肉,他都尽量少吃。
“研究食品安全太让人沮丧,我再也不想研究这个领域了。”安田说,他已经将研究重点转向中国的民航管理。上世纪90年代中国也曾空难频发,经过治理之后,现在中国已是全世界航空安全管得最好的几个国家之一。
在安田看来,这些来自本土的成功经验,更值得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乃至其它发展中国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