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今天普通话再自然不过了。去政府部门办事，用普通话交流。打开电视收音机听普通话广播。不懂方言，说普通话的话，总有人能听懂.60年前，“掉一堆草，不懂马”是常有的事。
1956年，我国吹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的号角。60年来，普通话普及率从“零起点”达到70%以上，国民语言交际障碍基本消除，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站在新时期的历史节点上，语言文字事业面临着新挑战、新机遇。日前，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计划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提升语言文字信息化水平，全面提升语言文字事业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
推广普通话60年
普及率达70%以上
2010年4月，青海玉树地震。玉树州体育场安置点上，一个跑前跑后的藏族小男孩引起了人们注意。“才仁，快来，这个老奶奶说什么呢？”“才仁，给医生说一下，我的点滴输完了”……原来，普通话十分流利的才仁旦周，成了汉族医生和藏族伤者间的“小翻译”。“我能派上大用场！”10岁的才仁旦周兴奋得小脸放光。
这就是普通话的魅力。新中国成立之初，严重的方言分歧妨碍了人们的沟通交流。就拿福建省大田县来说，一个县里，就有闽南话、客家话、前路话、后路话、桃园话等5种方言，出门买件东西，比划半天才能明白。
基于此，党和国家确立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1956年2月，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指出，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那时，老百姓语言观念保守，不少人“宁卖厅，不卖声”。改革以学校为主阵地、以党政机关为龙头、以新闻出版行业为榜样、以公共服务行业为窗口，奋力破冰。根据文件，从1956年起，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中小学语文课一律开始教学普通话，全国各报社、通讯社、出版社和铁路、交通等人员，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学会普通话，消减用字造句的不规范。一时，学习普通话成了时代潮流。
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入宪法，成为基本国策；2001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2012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出台，让语言文字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截至2015年底，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70%以上，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文盲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80%降至4.08%。”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姚喜双告诉记者，目前，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有3.17万所，36个一类城市和347个二类城市、985个三类城市基本实现“普通话初步普及、汉字的社会应用基本规范”的目标。
更可喜的是，中华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2014年的世界语言大会上，以中国政府为主导提出的《苏州共识》，提升了我国在世界语言文字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此外，我国已在134个国家设立了约500所孔子学院、1000个中小学孔子课堂，为世界各国民众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迎接时代挑战
信息化水平待提高
“喜大普奔”“不明觉厉”“人艰不拆”……看似成语，却不知所云。信息化时代，这样的“网言网语”层出不穷。就拿“喜大普奔”来说，上网一查才明白，原来是“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的意思。
“网络语言具有积极的一面，有的经过大浪淘沙沉淀下来，比如‘点赞’‘有权不可任性’；有的则难以理解甚至流于低俗。我们的态度是积极引导，加以规范，构建健康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姚喜双表示。
如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进入转型期，科技进步酝酿新突破，在这种发展格局下，语言文字事业面临新挑战，更迎来新机遇。
9月13日，浙江省某法院迎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庭审。书记员未碰键盘，法官与诉讼参与人的每句话却都同步显示在屏幕上，迟延不超过500毫秒，时不时还自动纠错。原来，这就是智能语音识别系统，堪称“智能书记员”。
语音识别背后的奥妙，正是语言文字信息化技术。针对当前“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创新与社会应用能力还比较薄弱”的问题，《规划》指出了发展方向：支持推动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与合成、文字识别等智能化理论研究和技术研发；支持不同语种间的机器翻译研究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智能辅助学习和评测的技术产品研发；推进互联网环境下的语言计算技术创新，在信息技术新一轮发展中掌握主动权。
此外，根据《规划》，我国还将实施“‘互联网+’语言文字服务工程”和“语言文字信息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工程”，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推动语言学习、语言服务、语言管理，探索解决不同语种间自动翻译关键技术问题，并打造全球中文学习网络平台。
普通话的价值，随着时代进步而愈加彰显。在小农经济时代，跨地域沟通少之又少，一口方言足够使用。工业化、信息化社会则不同，特别是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社会人口的流动更加频繁，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迫切需要提高国民普通话水平。
“当前，我国西部和东部的普通话普及率相差了20个百分点；大城市普及率超过90%，许多农村和民族地区只有40%左右。”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针对这个问题，《规划》要求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大力提升农村地区普通话水平，加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大力提升青壮年劳动力普通话水平，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2020年，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目标。
“这一目标具有里程碑意义，意味着将初步实现几千年来‘书同文、语同音’的梦想。” 姚喜双分析，推普的薄弱地区主要在民族聚居区、偏远地区，随着工作力度加大、城镇化步伐加快、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等，推普速度会进一步加快，“从全国平均看，基本普及普通话是可以实现的”。
服务国家战略
语言文字架起桥梁
近日，土库曼斯坦，有场热闹的联谊。我国某石油企业的中方员工和当地员工载歌载舞。为了尽快融入当地环境，中方员工积极学习土语，了解当地风土人情，赢得了当地的信任和支持。
“这是一个以语言文化融通促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世举指出，这实现了民心相通基础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表明了语言文化通融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不管是开展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还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管是抢险救灾、反恐维稳、海外维和、远洋护航、联合军演、护侨撤侨，还是各种国际合作，国家语言能力都起着关键作用。“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规划》指出，今后5年，要提高国家语言文字服务能力，重点提高保障国家战略和安全的语言文字服务能力、创新语言文字服务方式。
“就拿‘一带一路’建设来说，就面临着语言服务能力不足问题。”长江学者、江苏师范大学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杨亦鸣分析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达到60多个，所使用的国语及官方语约60多种，这还不算这些国家繁多的民族语言。与之相比，很多语种尚未在我国高校教学中开设，一些语种虽已开设，人才储备也明显不足，提高国家语言能力迫在眉睫。
针对这个问题，《规划》要求实施“语言文字筑桥工程”，协同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学研究力量，建设适应国家对外开放重大战略需要的语言服务国家资源库，实施国家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计划；建立“语言通”服务网络平台，建立语言大数据增值服务机制，开发面向智能手机的“语言通”客户端，形成适应我国在对外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中所需要的语言在线服务能力；继续建设好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强国必须强语，强语助力强国。”据悉，下一步，教育部、国家语委将充分调动地方和行业系统的积极性、创造性，及时研究解决语言文字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推进《规划》的贯彻实施，推动语言文字事业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