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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显示了日本一个小城市和嘉山县桥市的列车站台。
城市化和少子化双重压力下，日本人口流向大都市圈的趋势持续多年。从2010年开始，日本人口持续负增长；且人口继续向大城市流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聚集了日本过半数人口。2020年，“一都三县”的东京都市圈更是集中了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
总人口数量下降，人口流向中心城市，造成了地方凋敝的问题日益突出。留不住人的地方也失去了经济活力和财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下降，更失去人口吸引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日本政府为了振兴地方，向地方注入了大量资金。但是，效果有限，单纯的资金注入带不来人流，因此地方产业复兴往往流于空谈。
为此，日本政府创造了一种新的税收制度：“故乡税”，用以刺激地方经济。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变化，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效果。
“故乡税”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类似捐款的“寄附金税制”，是“住民税”的衍生。日本人除了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外，还要向居住地政府缴纳一笔“住民税”。自愿参与“故乡税”者，向居住地的地方税务机构捐赠一笔钱给居住地以外的其他地方政府，并支付2000日元的手续费。捐款金额须在上一年度的“住民税”的10%-40%之间，具体金额由纳税人自主选择。这一捐款可以在下一年度的“住民税”中1:1抵免。也就是说，参与故乡税者实际承担的支出仅为2000元手续费。
就性质而言，“故乡税”是典型的地方税收的转移支付。人口集中流入地区将一部分“住民税”转移给人口流出地区，以增加后者的财政能力。
不过，“故乡税”和我们熟悉的强制性征收不同，强调纳税人自愿参与，自主选择。纳税人的选择权，激活了地方政府争取这一财源的竞争意识，各地政府竞相送出“回礼”回馈捐赠者，以吸引稳定的捐赠。
“回礼”是一种日本由来已久的礼仪习俗。日本自古以来是“礼物强迫症”国家，形成一套赠礼与回馈的“潜规则”。一般的标准为，回礼的价值相当于礼物的二成到三成，这是“回礼”的上限。考虑到故乡税的实际缴纳成本是2000日元的手续费，回礼的价值只要超过2000日元就有吸引力。2000日元可以视为“回礼”的下限。
有竞争动力，又有比较清晰的价格区间，地方政府的回礼竞争就有了市场属性。
地方政府的回礼主要是土特产、旅游代金劵。土特产是否吸引人，旅游代金券能否吸引捐赠者的到访，都要花上一番心思。
当然，回礼吸引力不仅在于回礼本身的价值，更涉及地方政府的形象以及地方的亲和力与吸引力。或者说，吸引人乐意缴纳故乡税的，不仅仅在于经济收益，还在于唤起了情感上的共鸣。毕竟，人是感情的动物，如果故乡或其他自己生活过的地方给自己留下过美好的回忆或还在给自己创造美好的情感，他就有更大的可能慷慨解囊。为此，这势必引发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从而促进改善公共服务、提升地方产业。
和所有竞争性市场一样，企业不会缺席。营销、设计、渠道平台等相关企业纷纷加入，帮助地方政府进行“故乡税”市场化运作。回礼的设计生产到宣传推广，甚至还有相关权益的证券化，形成了一条围绕“故乡税”的产业链，无形中提高了地方政府对“故乡税”资金的使用效率。
这一新颖的税收方式，吸引了不少日本人的参与。截至2019年，参与计划的人数已经达到319万人。人口流入最多的东京，“故乡税”达到了一年300亿美元的规模。按照“故乡税”快速增长的趋势，日本未来的故乡税总规模上限可达5000亿美元之巨。这对解决人口流出地区的政府财政困难、振兴地方经济，无疑是有益的。
日本“故乡税”是很有启示意义的。从征收环节的财政起点赋予了纳税人更多的自主选择，让他们更深入地参与到政府财政事务中，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财政的运作方式，提高了政府的服务意识，改善了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地方政府的服务对象更具体，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直接，促进了地方政府的服务意识提高，激活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服务竞争。这比单纯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更有意义。
（作者为经济学者）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江东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