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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从古代庄子、司马迁、盘古到当代范文兰、周汝东、高雅明，孔子整理了六经。
一、编纂六经的原因
孔子编纂六经的原因之一是他视文献存亡继绝为己任，原因之二是他要以六经做教材。
孔子认识到文献对于了解过去、鉴往知来以及垂训鉴戒的作用，因而重视文献。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注：《论语·八佾》）又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注：《论语·卫灵公》）还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注：《论语·述而》）孔子所说的“文”、“文献”，就是文书档案、历史资料。他认为文献的足或不足，是能否正确了解过去的关键。“信而好古”的孔子在研究夏商周时，深感文献不足，所见现存文献缺遗或“不知而作”之处又不少。这表明孔子对文献不足及文献缺佚与穿凿妄作现象的深切忧虑。他还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注：《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礼”包含了文献，说明文献能起鉴往知来的作用。他曾评论晋太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且“示于朝”一事，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充分肯定董狐的记载所起的垂训鉴戒作用。据《论语·乡党》记载，孔子“式负版者”。说的是孔子乘车在外，遇到手持邦国图籍(地图户籍)的人，必俯身表示深深敬意。这些足以说明孔子对文献的高度重视。但是，孔子适逢诸侯争霸、东周之“季世”（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天子式微，公室卑弱，大夫兼并，礼乐废，《诗》、《书》缺；再者，史官职位并不稳定，有的失守，有的“不知而作”，甚至抱典载籍，流亡他国。因此，博学多闻的孔子不无自豪而又自信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注：《论语·子罕》）面对各国文献有散佚、妄作之虞，他不得不把文献存亡继绝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因而编《诗》、《书》，定《礼》、正《乐》，赞《周易》，作《春秋》。
原来，在夏商周三代，典册(文件史书)皆由天子、诸侯和卿大夫手下的官吏(主要是各种史官)所写作，所掌握，非官吏不能掌管，不能学习。学在官府，学必有师，老师皆是贵族官吏，他们不肯把知识传授给非贵族出身的人们。而到了春秋晚年，社会剧变，贵族陵夷，政权逐渐下移，阶级结构发生变化，士阶层迅速崛起，文献学术也在较广的范围内开放。昔则贵族垄断文化教育，今则国人中的优秀分子也能获得知识而跻身于士阶层。
孔子适应时代的需要，首创私人讲学，并将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与精力贡献给了教育事业和文献整理事业。他创办的私学有：广泛的培养对象，低廉的收费标准，颇大的办学规模，明确的教学目的(详后)，经他整理的定型教材和以德育为首、以知识技能为次的教学内容，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取得了卓越的办学成效。其培养对象是“有教无类”（注：《论语·卫灵公》）。其收费标准是“自行束脩以上，吾末尝无诲焉。”（注：《论语·述而》）其办学规模与办学成效，司马迁有过总结：“弟子(按，先后)盖三千焉，身通六艺(按，从学术角度讲即六经；从技能角度讲指礼、乐、射、御、书、数)者七十有二人。”（注：《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打破了千多年来世卿世禄和学术教育垄断的局面，培养了大批各类英才，使许多并无传统身份的人接触了过去不可能接触到的文献，获得当时最先进最前沿的知识与技能而加入士阶层，以满足各国诸侯、卿大夫对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
至于孔子所采用的教材和教学内容，据《论语》和《史记》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注：《论语·述而》）孔子将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注：《论语·先进》）四科讲授，讲授时使用“雅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按，应含《乐》、《易》、《春秋》)，皆雅言也。”（注：《论语·述而》）“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注：《史记·孔子世家》）这里所谓“文”与“文学”即学术，实际上是经学(六经)。这说明，孔子教授诸生的内容是以德育为首，以传授知识技能为次，所使用的教材便是经他精心整理和编纂的六经，授课时讲“雅言”，即京音，用当时的普通话，以便与来自各地的学生进行交流。
二、传授六经的目的
统而言之，孔子向弟子传授六经的目的，据《礼记·经解》援引“孔子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此事，《春秋》教也。”司马迁也引用“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注：《史记·滑稽列传》，另《太史公自序》与此大同小异）这两则资料都阐明了孔子传授六经旨在使学生德育智育的养成和治理国政能力的掌握。
分而言之，孔子传授六经，每门课程又有各自不同的目的。
《诗》(《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系西周初至春秋末的文学作品，但有些篇章确属史诗。孔子从功利的角度论学《诗》的目的。首先，从道德修养方面说明学《诗》的重要性。他说：“兴于《诗》”（注：《论语·泰伯》），“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注：《论语·阳货》）孔子指出人们修身当先学《诗》，他告诫儿子孔鲤(字伯鱼)，不学《诗》，就要孤立，与对墙站立无异。再据《论语·先进》记载，“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弟子南容多次诵读《大雅·抑》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孔子赞赏南容慎言，就将侄女嫁给他为妻。其次，从言辞应对方面说明学《诗》的效用。他说：“不学《诗》，无以言。”（注：《论语·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注：《论语·子路》）孔子指出，学《诗》可以从政，可以办理外交。工于言语表达的子贡擅长外交活动，孔子称赞他“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注：《论语·学而》）再次，强调学《诗》的广泛社会作用。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注：《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学《诗》可以使人们振奋精神，可从中考见前人得失与观察风俗民情，建立相互砥砺谅解(温柔敦厚)，用以讽喻时政得失，在家事父，出外事君，还可以增广动植物知识。
《书》(《尚书》、《书经》)基本上是政治文件选篇，其中许多篇系商周统治者的讲话记录和文告，另有一些记事文。正如司马迁所说《书》“记先王之政事，故长于政”。（注：《史记·太史公自序》）因此孔子把《书》做政治历史教材，这从《论语》的《为政》、《宪问》与《尧曰》记载孔子引用《尚书》的《君陈》、《无逸》、《大禹谟》、《汤诰》和《泰誓》片断可知，他是在以古喻今，讲解如何从政行道。再综观孔子言必称尧舜禹，《诗》《书》中屡屡讴歌商汤王、周文王、周公，其目的在于使学生通晓远古以来二帝三王的嘉言懿行，为其树立政治典范。
《礼》为适应周朝宗法等级社会而制定的各种典章制度的总称。孔子首先是将《礼》作为属于政治、法律方面的文献对学生进行讲解，其次才是作为礼的仪式技能传授给学生。孔子说：“齐之以礼”（注：《论语·为政》）；“为国以礼”（注：《论语·先进》）；告诫儿子：“不学《礼》，无以立。”（注：《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学习《礼》就是了解立国的章程、治国的法度；懂得人们言行应遵循的规范、立身处世的准则。
《乐》(《乐经》)的内容包括仪式音乐、宫廷舞乐、声乐、器乐等。须知“乐”与“礼”的关系密不可分，“礼”属外在的法规约束系统，“乐”属内在的情感艺术系统。《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即“乐”用来求同，使上下敦睦和顺，缓和矛盾；“礼”用来辨异，分别尊卑贵贱等级。这就是说，以乐配礼，“乐”是来制衡调和“礼”的。因而孔子把《礼》、《乐》融为一体传授给学生。他说：“立于《礼》，成于《乐》”（注：《论语·泰伯》），认为礼有助立身处世，乐有助完美情操，对音乐在个人品德养成的作用予以高度评价。另据《论语·述而》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这就是说，孔子将《乐》作为教材，教弟子们唱歌，自己也应和着唱。
《易》(《易经》、《周易》)既是一部关于阴阳八卦的占卜之书，又是一部讲变化讲哲理的书。孔子主要是从探究事物变化莫测及其缘由的角度钻研《易》与传授《易》的，他自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注：《论语·述而》）他因为通晓《易》的精微，所以才对历史对人生对自然有许多通达的见解，才能做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注：《论语·为政》），言行没有大的过错。孔子曾引用《易·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注：《论语·子路》），教育学生立德，而那些德行无恒反复无常的小人，必将蒙受羞辱。
《春秋》(《春秋经》)是孔子临终前两年编修完成的一部近现代编年史，记载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迄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政治事件、人物活动和自然现象的简单事目。我认为孔子编修传授《春秋》的目的有二：小而言之，是给人做如何“属辞比事”的示范(详后)；大而言之，是通过《春秋》的修订传授，达到文字宣传的目的，企图如司马迁揭示的：“《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注：《史记·孔子世家》）希望弟子和后来人，人人讨伐乱臣贼子而成为忠臣孝子，恢复梦寐以求的“郁郁乎文哉”（注：《论语·八佾》） 的西周局面。
三、编纂六经的条件
孔子之所以能编纂六经，是因为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已具备。
孔子成功地修纂六经，与宋鲁两国主要是鲁国有密切关系。宋是商朝的后代，鲁是周公的封地，春秋末期列国都到宋鲁“观礼”，因为它们较完整地保存了商周文化。
传说周公在周成王六年(前1058年)“制礼作乐”（注：《尚书大传》），而周公长子伯禽赴鲁时，得到天子赏赐的“祝、宗、卜、史，备物、典册。”（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直到鲁闵公元年(前661年)，鲁“犹秉周礼”（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孔子也说“周公之典在(鲁)”。（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传说：“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注：《礼记·中庸》）所谓祝、宗、卜，掌祭祀、占卜，充当神人媒介；史(大史、太史)世代承袭，协助君王处理政务，箴谏君王，备顾问，依据一定的书法，忠实地执行本职工作，记录先公先王世系、君王卿大夫行事、言论和国家大事以及天象历法。这就是说，伯禽就国时随带了典册文物和礼、乐、史官。至春秋末，吴公子季札访问鲁国，“请观于周乐”（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鲁因受周室虞夏商周四代乐舞，故季札请求观看。于是乐工便伴奏演唱了风、雅、颂各部分诗歌及舜禹汤武的乐舞。后来晋国韩宣子也到鲁访问，“观书(按，文献档案策书)于大史氏，见《易》、《象》(按，《象魏》即鲁国历代政令)与《鲁春秋》(按，未修《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这些足以说明，周公制定的礼乐典章和历任史官记载的国史《鲁春秋》及其保管的文献《诗》、《易》、《象》等等木牍简册都较完备地保存在鲁国。鲁国是西周政治文化中心之一，直到春秋末年，仍是当时文物典籍保存最完整的国度之一。曾任中都宰、司空、大司寇攝相事的孔子，以其传统身份必能见到古代礼乐制度和读到罕见的典籍。这为他修纂六经提供了独特的必备条件。
众所周知，孔子是宋国贵族的后代。其七世祖正考父连续辅佐宋戴公、武公和宣公，为人谦恭俭朴，熟悉古文献，《诗经》中的《商颂》便是他作。《国语·鲁语下》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按，今存五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再者，孔子自幼受到严格母教，“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注：《史记·孔子世家》），即演习祭礼。孔子受宋鲁文化(实质上是商周文化)熏陶，有家庭文化传承，于是，“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即30岁左右开始收徒讲学。他为了给学生提供课本，便把修纂六经提上自己议事日程。
此外，春秋末年，各国在一定范围内流行的官方文献为孔子修纂六经提供了利用它们的便利。
比如《书》。晋卻缺援引《夏书》（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左传》“君子曰”援引《商书》（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晋荀林父(中行桓子)与楚左史倚相各自分别援引《周书》（注：《左传·宣公六年》、《国语·楚语上》），楚大夫申叔时提到《令》(政令)、《语》(治国之善语)、《故志》(记前世成败)与《训典》(五帝之书)（注：《国语·楚语上》）。上述文献都很可能供孔子选编《书》时采辑。
再比如《易》。管仲提到《易》（注：《管子·山权数》），韩宣子在鲁见到《易》。其实，《易》在孔子时代已很流行。我遍查《左传》，从鲁庄公二十二年(前627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按，陈厉公)者”，至哀公九年(前486年)“阳虎以《周易》筮之”，关于《周易》的记载一二十处。这说明孔子出生前至少七八十年《周易》已行于世，并逐渐在周、陈、晋、鲁、秦、郑、齐、卫等国广为流传。那么孔子能赞《易》授《易》则不足为怪了。
又比如《春秋》。《春秋》本是列国史书的通名。齐管仲曰：“《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注：《管子·山权数》），晋羊舌肸(叔向)“习于《春秋》”（注：《国语·晋语七》），韩宣子见到《鲁春秋》，楚申叔时建议“教之(按，太子)《春秋》”（注：《国语·楚语上》），墨子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注：《墨子·明鬼下》），还有百国《春秋》（注：《墨子·非命中》）。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注：《孟子·离娄下》）孔子主要是依据鲁史《春秋》及其他各国同类史籍才修成《春秋》的。后来，各国《春秋》逐渐亡佚，而孔子纂修的《春秋》却流传下来，成了鲁国史书的专名。
孔子修纂六经除了充分利用时代赋予他的客观条件外，还与他的博学善思分不开。
孔子从不自视甚高，从不以生而知之或无所不知的圣人自诩。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注：《论语·述而》）又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注：《论语·述而》）孔子认为自己的优点与特点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注：《论语·述而》）在治学方面勤奋而永不满足，在教学方面忘我而永不疲倦。孔子不仅勤学，而且善学，十分讲究学习方法。他说：“学而时习之”（注：《论语·学而》），“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注：《论语·为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注：《论语·述而》）；“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注：《论语·里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注：《论语·公冶长》）子贡评论“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注：《论语·子张》）更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做到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注：《论语·为政》）总之，孔子的为学之道是反复自修，独立思考，推陈出新，经常与同调商讨，善于广泛向一切有长处的人学习其经验教训，老实认真，谦虚谨慎，永无止境。
下面仅以礼、乐为例，看孔子是如何学习的。
孔子自幼学礼，成人后，参观、访问、搜集、研讨、演习礼。据文献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注：《论语·八佾》），孔子进入周公庙逢人便问，学习祭礼；“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向郯子国国君学习少昊氏以来职官制度；“问礼于老聃”（注：《孔子家语·观周》），“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注：《史记·孔子世家》），向东周王室柱下史老子学礼，学习颇见成效，曾子向孔子问礼，孔子四次都说是“吾闻诸老聃”（注：《礼记·曾子问》）；“与弟子习礼大树下”（注：《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周游列国往宋的道路上，曾在大树下与弟子们演习礼仪。此外一部《论语》，收载孔子与弟子研讨礼演习礼的言行，比比皆是。
至于孔子学乐：他在鲁国亲闻乐官师挚奏乐（注：《论语·泰伯》），与乐官师冕经常往来切磋（注：《论语·卫灵公》），向乐官大师谈论自己学乐的心得（注：《论语·八佾》），向乐官师襄学弹琴击磬，学演奏周文王所作《文王操》曲（注：《史记·孔子世家》）；到齐国，与齐太师谈论音乐，听舜乐《韶》的演奏，简直到了如醉如狂的程度，据《论语·述而》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注：《论语·卫灵公》），处境十分窘迫，弟子饥馁皆病，然而孔子依然“讲诵弦歌不衰”（注：《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其痴迷音乐到何种程度。
因为孔子勤学善学，所以他博学多艺。因为孔子酷爱古代，精通古代文献典籍，即所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注：《礼记·中庸》），“述三(皇)五(帝)之法，明周(公)召(公)之业”（注：《史记·孔子世家》），从15岁开始就勤奋机敏地对之搜寻与探究，所以整理编纂六经的任务非他莫属。
佚名 孔子像
四、编纂六经的历程
孔子历经周折，备尝艰辛，绞尽脑汁，惨淡经营，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编纂成六经
(一)选编《诗》。
在孔子选编《诗》之前，已有多种抄本流行，共约三千余篇。由于篇什过多，不宜用作课本教授诸生。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注：《史记·孔子世家》）这说明孔子经过反复校勘核对，认真整理编辑，将其不同版本中重复的或不合礼义的诗篇去掉，并一一播于管弦，配合《韶》《武》古乐载歌载舞，再按风、雅、颂乐曲的正确音调，进行篇章顺序的调整，终于选定其中三百余篇作为给学生讲授的课本。因此，《论语》中师生之间赏析《诗》的例子不胜枚举。
(二)选编《书》。
关于孔子选编《书》的情况，汉唐权威学者均有论述。司马迁说，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自孔氏。”（注：《史记·孔子世家》）班固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注：《汉书·艺文志》）魏征等人说：“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为百篇，编而序之。”（注：《隋书·经籍志》）孔颖达引《尚书纬》说：“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注：孔颖达《尚书正义·尚书序》疏）这说明孔子观《书》于周室，还从杞宋鲁等国囊括史官所藏的虞夏商周四代典诰三千多篇，经过筛选，将其中“恢弘至道”、“足以垂世立教”（注：孔颖达《尚书正义·尚书序》疏）的百篇，上起《尧典》，下迄《秦誓》，编纂为《书》，并为之作序。总之，孔子编选过、阐述过《书》，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今本《尚书》中的经古文系晋人伪造，经今文也有战国秦汉间儒生羼入或窜改之处，远非原貌，则不属本文所论范围，恕不赘述。
(三)定《礼》。
礼文化统治西周，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注：《礼记·中庸》），真是繁文缛节。春秋末期，礼坏乐崩，孔子痛心疾首，特选定士必须学习的礼仪十七篇，称为《礼》(《仪礼》、《士礼》、《礼经》)。据文献记载：“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注：《礼记·杂记》）这条资料透露了孔子编纂《仪礼》部分的信息。而司马迁、班固则认为孔子采辑当时各诸侯国的礼仪制度整理汇编成《礼经》十七篇。（注：参见《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仪礼》包括冠、婚、丧、祭以及朝聘宴飨的礼仪程序，是贵族们行动的规范。孔子非常注重礼，这从《论语》中“礼”字出现74次可知，他把研究传授礼作为首要任务。孔子死后，其弟子秉承师诲，转相传授。荀子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注：《荀子·劝学》）。因而战国至西汉儒家编定《周官》(《周礼》)与《礼记》，前者讲述周之官制，后者讨论礼制、礼器、习俗。总之，三礼即《礼仪》、《周礼》与《礼记》都同孔子有关。
(四)正《乐》。
孔子雅好古乐，善于欣赏和评论古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注：《论语·八佾》）他认为舜乐舞《韶》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尽善尽美，而周武王乐舞《武》只是形式很美但内容并不十分善。然而，孔子如何正《乐》？他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注：《论语·子罕》）孔子自卫返鲁，已有68岁高龄。当时，道衰乐废，他却阅历丰富，乐理专深，演技精湛，因而担当起正《乐》工作。他选编《诗》时，从乐曲的性质入手，将其一一配了乐谱，再按风、雅、颂排序，使其各得其所，可以演奏歌唱。但可惜的是，经孔子整理加工的《乐》早已亡佚。沈约说：“秦焚典籍，《乐经》用亡。”（注：《宋书·乐志》）然而，《周礼·大司乐》和《礼记·乐记》还保留其部分内容。其实，当时古乐、新乐并存。古乐节奏缓慢，肃穆庄重，气氛沉闷；新乐吹打弹唱，俳优杂戏，热闹诙谐。因而古乐使人“唯恐卧”，新乐使人“不知倦”。（注：《礼记·乐记》）新乐势必取代旧乐，旧乐难逃淘汰命运。看来，孔子注重《韶》《武》而排斥“郑声”(新乐)，其音乐观是偏于保守的。
(五)赞《易》。
赞者明也。孔子对《易》有深入研究，还阐明传授过《易》。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按，韦同纬)编三绝。”（注：《史记·孔子世家》）又说：“孔子传《易》于瞿”，经辗转传授，八传至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班固也有类似记载（注：《汉书·儒林传序》），从略。这说明孔子不但喜欢《易》，而且下大气力钻研过《易》的卦辞、爻辞。因反复读《易》，以致使编连简册的纬绳(纬绳系丝麻拧成，绝非熟牛皮)断过多次。孔子阐释《易》的授课记录(内有几代传《易》大师的补充)，总称为《易传》(《十翼》)，有《彖辞》(统论一卦大意)、《系辞》(通论全部《易》理，说明“变化之道”)、《象辞》(解释卦辞、爻辞)、《说卦》(解释八卦性质及象征)和《文言》(专论乾、坤二卦)等等。孔子将《易》授给商瞿，其后师承关系历历可数，传至汉武帝元朔年间(前128年至前123年)的中大夫杨何，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便“受《易》于杨何”（注：《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十分重视家学渊源的古代，上引司马迁的叙述应是可信的。
(六)作《春秋》。
孟子、司马迁都认为传世《春秋》乃孔子所作。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注：《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注：《史记·孔子世家》）孟子从时代背景，司马迁从创作动机，说明孔子作《春秋》。下面，试分五点评析作《春秋》的过程。
第一，广泛搜集资料。司马迁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后者难免夸张。这足以表明孔子作《春秋》，主要依据鲁史旧文并参考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的编年史。
第二，考订、取舍、整理资料，整齐书法，或袭用旧史，或修改旧史，或删繁就简，或削而不用。正如司马迁所说，孔子作《春秋》是“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杜预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注：杜预《春秋左氏传序》）。
第三，确定宗旨。庄子说：“《春秋》以道名分。”（注：《庄子·天下》）孔子作《春秋》是按照周礼的严格标准，企图达到正名分、别贵贱、寓褒贬、别善恶、“惩恶而劝善”（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的目的。
第四，确定体例(“比事”)。司马迁说：“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注：《史记·三代世表序》）杜预说，《春秋》“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按，季)，以时系年。”（注：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这说明《春秋》是按明确而连续的时间顺序把史事排列起来的编年体。
第五，态度与用词。孔子具体作《春秋》时，“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按，佐助)一辞”（注：《史记·孔子世家》），态度极其认真；用词造句(“属词”)也极其精心，正如《左传》引君子曰：“《春秋》之称(按，用词造句)，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像《春秋》记齐襄公与姊(鲁桓公夫人)通奸，鲁庄公忘杀父之仇、纵母淫奔、帅师追随齐征伐以求媚之事，揭发隐微，言简意显；像记文公八年，“天王崩”，鲁国吊唁使臣或去会晋人、戎人，或中途折回，鲁君不加诛戮，侮慢周天子，记事义深；像隐公十一年书：“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不言薨于何处，不书葬，显示其非善终，读者可以意会隐公为桓公所杀，表达委婉而顺理成章；像记齐桓、晋文之事达数十条，尽记其事却不污曲。这说明孔子用字郑重谨慎，以一字之微，表示史事的曲折。
五、编纂六经的准则
大体说来，孔子编纂六经遵循的准则有下列四条：
(一)从世界观层面看，孔子编纂六经遵循的准则是“不语怪、力、乱、神”。
孔子对鬼神持怀疑疏远态度，对人事颇为重视。他“不语怪、力、乱、神”（注：《论语·述而》），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注：《论语·子路》）因此他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注：《论语·雍也》）他还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注：《孝经·圣治》），“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注：《论语·子罕》）。孔子对旧的神鬼观念基本持否定态度，既不谈论鬼神，也不希望学生与他议论鬼神，但肯定老百姓有自己的人格。并且，孔子心目中的“天”只是自然的，与商周时有意识的“天”是不同的。因而他“不怨天”（注：《论语·宪问》），并赞扬既反对禳祭为已消灾、又不主张祭祀黄河的楚昭王：“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孔子虽然在《仪礼》中肯定祭祀，但他认为“祭神如神在”（注：《论语·八佾》）。既然是“如神在”，就不是真正的“在”。可见他肯定祭祀，并不认为鬼神真正存在，只是求得祭祀者心理慰藉与满足而已，这与他怀疑疏远鬼神的态度是一致的。尽管孔子相信“命”和“天命”，但他说的“命”是无可奈何，与传统观念奉为至高无上人格神的“天命”是有区别的。
孔子在这种倾向唯物的世界观的指导下，所作《春秋》就主要记朝聘、会盟、征伐、丧葬等人事，不与鬼神联系，虽记载自然变异，如日食、彗星、地震、水旱、蝗灾，但只是从“异”的角度记载，并未做过多的附会。古代文献中大量有关鬼神的记载，被孔子本着“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去掉了，因而六经很少有鬼神主宰之类荒诞芜杂的篇章。从此，六经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人文倾向的基础。
(二)从政治观层面看，孔子把周礼亲亲尊尊的基本精神作为编纂六经的准则。
奉周礼为圭臬的孔子往往从周礼亲亲尊尊的基本精神出发，主张为亲者、贤者、尊者讳。比如，孔子认为如果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儿子知道了，不但不能检举，还要隐瞒其真相。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注：《论语·子路》）这叫为亲者讳。又如鲁昭公明知同姓结婚为“非礼”，仍娶了同姓的吴姬为妻，孔子却硬说他“知礼”。（注：《论语·述而》）这是为尊者讳。孔子将这一理论付诸史学实践，便有“天王狩于河阳”之类的曲笔。顺便指出，前文提到孔子赞扬董狐敢于直笔，而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直笔的史家却屈指可数。执意曲笔或违心曲笔的史家则数不胜数，其始作俑者，不能不说是孔子作的《春秋》。
原来，践土之盟，实际上是“晋侯召王，以诸侯见”，周王不敢不应召。无论“以臣召君”，还是君应臣召，都“不可以训”（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不合周礼。孔子既要为尊者讳，不责周襄王，又要为贤者讳，不责晋文公，并隐晋文召君之失，明其勤王之德，因而只好书“天王狩于何阳。”（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
再如《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称：“定、哀多微辞”。司马迁也说：“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彰，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注：《史记·匈奴传太史公曰》）孔子主要政治学术活动在定、哀之世，他本着“讳国恶、礼也”（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的原则，再由于深知齐太史直笔被杀的教训，行文有所忌讳，对当代的事不便真切记载与褒贬，因而《春秋》记定、哀之际多隐晦之词。
还有，《春秋》反对一切违背周礼的僭越行为，因而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这是为了“正名分”。
总之，孔子视周礼为评论历史、褒贬人物的准则，往往从“礼”与“非礼”出发，决定“书”、“不书”及“如何书”，犹如杜预将此归纳为《春秋》书法“五十凡”那样。司马迁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真是一语破的。
(三)从学术角度看，孔子编纂六经遵循的准则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矣”。
孔子说：“攻(按，治)乎异端，斯害也已矣。”（注：《论语·为政》）他主张研究六经正道，反对学习异端邪道，旗帜是鲜明的，态度是坚决的。像宰予反对“三年之丧”，遭到孔子指责：“予之不仁也！”（注：《论语·阳货》）又像樊须向孔子请教种菜种庄稼的事，孔子认为学礼、义、信就足够了，“焉用稼？”并斥之为“小人哉，樊须也！”（注：《论语·子路》）可见孔子对与自己观点对立或不同的言行是排斥的。他正是以克服“异端”为已任，以“正”与“礼”为准绳，整理与编纂六经的。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注：《论语·为政》）这说明，孔子编《诗》时，入选的是有益的“正”诗，去掉的是有害的“邪”诗。
孔子编选《书》时，也是留“正”去“邪”。后来居然有人将孔子删而不用的篇章搜集拢来编成一部《周书》(《逸周书》)。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今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
再者，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冬，晋赵鞅、荀寅“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按，铭刻)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孔子认为“铸刑鼎”，属于异端邪道，违背了晋国从周王那里接受的“法度”(礼制)，将使晋“贵贱无序”，“晋其亡乎！”（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因此坚决反对范宣子制订的法律文书的公布，以致《春秋》“不书”之。幸赖《左传》较详记下此事，否则，中国法学史上的这件大事就湮没无闻了。
(四)从具体实施角度看，孔子编纂六经遵循的准则是“述而不作”。
孔子的认识论不乏唯物观点。他说：“多闻阙疑”，“多见阙殆”（注：《论语·为政》），“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注：《论语·子路》）还说：“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注：《论语·阳货》）孔子主张多听多见，对可疑的靠不住的及自己不懂的事情，一般应采取保留态度，不随便发表意见；反对道听途说，因为道听途说，必多谬妄。因此，“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注：《论语·子罕》）孔子主张看问题办事不要主观猜测，不要武断，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反对随意性、绝对化、思想僵化与唯我是从。
孔子从自己的这种认识论出发，主张在整理编纂故有文献过程中应遵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论语·述而》）的准则，即必须保留故有文献的原貌(原有文字、原有内容、原有风格)，对故有文献稍作篡改都是要不得的。孔子整理编纂的《诗》、《书》、《礼》、《乐》、《易》是选编、厘订、阐释，保持了故有文献的文辞。而他作的《春秋》，尽管有不少曲笔隐晦，但基本上做到了对于明确的事情写出，对于可疑的事情采取保留态度。正如《春秋谷梁传》桓公五年所云：“《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我们认为孔子所说“述而不作”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孟子说：“其(按，《春秋》)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注：《孟子·离娄下》）《春秋》是这样，其他五经也有“义”在。总之，六经的编纂有史义有剪裁，说都是孔子之编著也未尝不可。
六、结束语
孔子是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文献学家，他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桎梏，破天荒地开创了私人讲学和私人编纂的局面。特别是他整理、选定、编著和亲自传授的六经(今存五经)，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保存了“元典”，成为指导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的经典，成为封建社会思想理论基础，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深远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同时，六经保存了夏商周三代文献，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段历史的宝贵资料。如果孔子不及时整理编纂，后世就无从得知夏商周(含春秋)时代事迹，其保存上古文献与传播文化之功永远不可磨灭。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孔子一生恰逢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大转型的年代，由于时代的个人的局限，他的思想事业都反映了新旧交替的矛盾。正像40多年前史学家郭沫若等人所说：“他有时一方面维新，一方面也在复古、开倒车。处在变化的时代，他一只脚跨在时代的前头，一只脚又拖在时代的后面。”（注：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194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也像哲学史家张岱年等人近来所说，孔子站在“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注：张岱年等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6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因此，六经当中既有民主性精华，也有宗法式糟粕，还有技术性缺(如《春秋》记事过简，《尚书》各篇不具年月)。今天，我们在研读时，是应该理性对待、实事求是批判继承的。
参考文献：
[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三章第九节十节，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4]周予同《“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1期
[5]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1985年版
[6]曹喜琛、韩宝华《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史略》第一章，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