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在来沈阳参加中国科学协会学术年会的130多名院士中，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何兆裕老师是知名度高、受到媒体关注的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
9月15日下午，在辽宁大厦进行的专家报告会上，记者终于一睹这位反伪科学斗士的风采。何祚庥的个头不高，灰白头发，一副近视镜，一件深色夹克衫，典型的学者形象。作为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对一般人而言，他的专业领域可能太深奥了。但他以科学家的胆识和勇气带头向伪科学宣战的响亮声音，却为普通百姓所熟知。对“奇人”张宝胜特异功能骗局的揭露，对“水变油”神话的公开驳斥……一个个不可一世的“特异功能”、“中国第五大发明”在他的猛烈“炮轰”下无以招架。
多年来，何祚庥院士对中国教育一直十分关注。本届年会，他带来的发言是《对教育如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反思》。发言结束后，他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对教育如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反思》的链接：
“反伪科学是我分内的事”
何祚庥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但他却以反伪科学被广大群众所熟知。
在何祚庥教授面前最先“露馅”的是名震京城的“奇人”张宝胜。1998年5月，何祚庥等对“特异功能”持高度质疑态度的科学家，被邀请去科委的一个招待所大厅，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汇报会兼表演会，中心内容是“鉴定张宝胜究竟有没有从某个封闭的瓶子里取出某些药片或有机玻璃或任何固态实物的能力”。结果张宝胜当场露出马脚。之后，何祚庥又戳穿了“水变油”的闹剧。“我的个性就是不怕得罪人。我反对伪科学，有人不高兴，而且是非常之不高兴。许多人不喜欢我是个事实，但更多的人喜欢我更是事实。喜欢我的人大大超过记恨我的人。”反伪科学，何祚庥觉得是他分内事，像工人做工、农民种地那样理所当然。“反对伪科学是我们科学家应该做的事情———每个人要管好自己身边的事情嘛！”
司马南
司马南是与何祚庥并肩战斗多年的“忘年交”。他认为，何祚庥是一个世上罕见的嫉恶如仇的人物，批判一切丑恶都毫无留情。一次在何先生的生日宴上，司马南说，何先生近年来与伪科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尤其是他对批判所谓特异功能更是不留情面，遭到许多“气功大师”的仇视，他们对何先生发了不少坏气，可是何先生不但毫发无损，相反非常健康，这不能不说是科学的胜利！
看戏雅趣“捧红”《十五贯》
何祚庥的专业虽然是物理学，但他却是个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人。他自幼特别喜欢昆曲，他的这种雅趣竟使濒临衰落的昆曲得以复兴，一时传为佳话。
1956年，时年29岁的何祚庥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一天晚饭后，他外出散步，路过北京的长安大戏院，忽然看见告示牌上说今晚上演昆曲《十五贯》。生于上海长于江南水乡的何祚庥，急忙买票进场。剧院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十位观众。昆曲《十五贯》的精妙绝伦给了他极大的精神满足，但冷冷清清的剧场，使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天，何祚庥向胡绳及林默涵等文艺理论家反映情况，并建议像《十五贯》这样历史悠久、表演体系娴熟的地方戏曲，应当进行深入的挖掘，使之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经何祚庥的鼓动，胡绳及林默涵也去看了《十五贯》，都赞不绝口。紧接着，他们组织中宣部的机关人员集体欣赏，并请中央领导同志前去欣赏。
一时间，京城掀起了《十五贯》的热潮。毛泽东主席曾两次亲临现场观摩《十五贯》，也是赞不绝口。昆剧《十五贯》经过何祚庥的推荐，扬名北京，走向全国。
“院士不懂也不要乱说”
无论是作报告还是回答提问，何祚庥追求真理，敢讲实话的作风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记者还是没有想到，他竟对个别院士的浮夸风“开火”。他说，大多数院士是遵守职业道德的，他们慎言慎行，懂就是懂，不懂也不装懂，该说话时不客气，不该说话时也不乱张口。
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一次科研成果论证会上，主持人请与会的唯一一名院士讲话。这位院士只讲了一句话：“这个项目我也是刚刚关注，基本上是外行，因此，只有学习的份，没有指示可做。”大家报以热烈掌声，这掌声是给予院士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但极个别院士却不是这样”，何祚庥话锋一转。他说，有的院士有时“侃侃而谈”的内容，并非其专业所长。过去常说，不懂行的决策者的乱拍板会造成经济巨大损失，那么，院士在非自己所长的专业领域随意发言、参谋，不是也可能会带来巨大损失吗？
何祚庥意味深长地说，院士是我国科学界的最高权威，威信高，影响大，一言九鼎。但他毕竟只是某一方面的权威泰斗，所谓“术业有专攻”。搞地质学的，对航空理论就没有发言权；研究病毒学的，就可能对汽车制造一窍不通。如果一定要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指手画脚，只能贻笑大方，自取其辱。即便是在自己熟悉的行业中，如果不及时充电，不研究新知识，不了解前沿动态，光靠吃老本，乱发言论指示，也很容易“露怯”。这就用得着一句老话：沉默是金。
“他就像自家的老爷爷”
沈阳师范大学大二学生小赵是为何祚庥院士服务的两名志愿者之一。在两天的接触中，何院士亲和的作风和人格魅力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接到为何院士服务的消息，兴奋得几乎一夜没合眼。何祚庥是她无比尊敬和崇拜的科学家，能有机会与这样的科学家近距离接触，是她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但她同时又感到紧张，心里没底。
一见到何祚庥，她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他实在太随和，太亲切了，就像自家的老爷爷，我和他完全没有距离感。”小赵说，何院士研究的理论自己虽然不懂，但她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追求真理、敢讲实话的高贵品格，这些将影响她的一生。
北方热线网——沈阳晚报消息（记者 李明欣）
附录：
何祚庥，一位有巨大争议的院士
节选：
到宣传部工作，物理专业当然搁在一边。但何祚庥不是一个纯粹念书的人。在科技界他不是简单地做了一点科学工作，而是在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起了很多作用，争取了大批科学家站在共产党这一边。
何祚庥的表姐王承书，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统计物理学家，我国核同位素分离科学的学术奠基人，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总设计师，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女功臣”。她同先生张文裕的回国便是何祚庥一手促成的。
在做学术演讲的何祚庥院士
后来周光召加入原子弹工作也与何祚庥直接相关。
当时周光召虽然也加入了共产党，但其社会关系仍被认为“极其复杂”，这样的出身能够调来搞原子弹吗？
就连知人善任的钱三强教授一听到周光召的出身，也犹豫起来。当晚他和核工业部部长刘杰通了长途电话，一旁的何祚庥极力担保周光召政治表现极好，业务能力极强。刘杰部长终于表态，我们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
何祚庥曾对记者说：“如果说我有点什么长处，就是我从不妒忌人。原子弹、氢弹有好几位关键人物都是我推荐的。”
“在原子弹、氢弹的理论物理学家中，有些是贡献较大的人士，如周光召院士、于敏院士等。至于何祚庥却只做了小小的工作。但是，由于我是追随着骏马向前飞跑的一只马尾巴上的‘苍蝇’，也就跟上了时代。”1980年，何祚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如此自嘲。
何祚庥：为什么于光远是“四大恶人”之首
节选：
光远同志是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毕生从事革命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运动是包罗万象的，群众性十分广泛的革命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有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革命活动家等等各种有杰出贡献的人物。那么，光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属哪一类人物呢？我以为，光远同志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一位“大学问家”和“大思想家”。
我的印象是：“大学问家”的称号是来自光远同志的“战友”而兼“论敌”，邓力群同志。
当年，光远同志和钱学森同志在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就在20 年前，在祝贺光远同志70寿辰的“于光远学术思想研讨会”上，钱学森教授和于光远教授就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自然会汇报到上面去。由于这两位都是前辈科学工作者，而且也是有影响的，在社会上受崇敬的科学工作者，这一争论不仅惊动了社会公众，也惊动了领导同志。为息事宁人起见，上面决定采取调解的方针。当时负责“调解”的邓力群说，他们两位，一位是“大科学家”，另一位是“大学问家”。我有什么资格来“调解”，我只好请你们两位都中止论战，都不得在报刊上发表你们的高见。“大学问家”的称号，虽然出自光远同志长期论战的“论敌”，也许当时还有“调侃”的含义。但是，我却认为“大学问家”的称号，对光远同志十分贴切。光远同志不仅好“学”，而且好“问”，涉及领域十分广泛，而且将“学”和“问”有机地组织在一起。请看光远同志所撰写《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一书，那里有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基础的种种质疑，有对弄虚作假行为的种种揭露，既有“学”，也有“问”，正是“大学问家”的特色！
本文作者
历史证明，光远同志对“人体特异功能”的揭露是完全正确的。也因此，光远同志在那些“伪气功大师”的眼中，就成为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的“恶人”！大家知道，在“互联网”上，尤其是宣扬“伪气功”、宣扬“伪科学”的“互联网”上，将于光远、司马南、郭正谊、何祚庥封为“四大恶人”。号召所有的气功师，气功练习者，联合向“四大恶人”发放“外气”，致“四大恶人”于死地。于光远同志也就成为“四大恶人”之首。
中科院何祚庥：王贻芳等人对撞机方案是个钓鱼工程
节选：
何祚庥：我对赵午教授谈大型对撞机的xyz问题的一点补充
赵午教授所谈xyz，其实是一位有识见的美国大型对撞机的设计者和亲身见证者，谈中国正在激烈争辩中的中国的CEPC和SPPC这两种性能不同超大型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质子质子对撞机的建设，所需要的真正的费用。 由于赵午教授只主持过美国的超大型对撞机的建设，而中国和美国却具有不相同的国情，其具体的支出的费用大小多少，没有经过仔细核算，是很难准确给出具体费用的大小的。 所以赵午教授，就以xyz来代替。 这里的x是指CEPC所需费用，y是指建造SPPC所需费用。 但是赵午教授还新指出一点，为建造SPPC这一种超大型的新型对撞机，还要添加一大笔设计建造施工人员的培养和训练的费用，并不是一笔很小的开支。 但在王贻芳的方案中，却缺少了这一大支出。
更重要的是赵午教授对CEPC型的对撞机的构想和设计，提出一个重大的质疑。 这就是一个目标能量为CEPC式的对撞机比SPPC式的对撞机小很多很多倍的设计方案里，却使用了同样周长的大圆圈。 这在CEPC的设计中，完全是大浪费！
一是修建如此巨大的大圆圈的坑道要多花一大笔钱。 二是还要额外添加许多超导磁场的建设，这也要额外多花一大笔钱。 三是正负电子束在超导磁场的偏折下，还会引起多余的散焦效应，为补偿这类散焦效应，还要在电子的冷却上，再多花一笔钱。 这就是说，这一CEPC的设计，决不是优化的，而是添加了若干倍，N倍的额外费用的一个设计。 说穿了，他们的真正的目的，是要花费更大笔的钱，即y+z，去建造一个已被美国国会投票否决过的SPPC的方案！ 赵午教授是一位在科学和建造上有素养的科学人员，于是就用xyz的符号，婉转地指出了这两个设计中不易为人察觉的隐情和其中的成败得失。
作为一项对比的方案，是在日本，我们的东邻，也设计了一个和CEPC性能相同的直线型的超大型的正负电子对撞机。 由于这一设计去掉了大圆圈，去掉了超导磁场，无疑在造价费用上要比王贻芳少很多，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的H粒子以及Z粒子的数量上，也还可能还要多出一些。 但是，王贻芳的方案却宁可要一个花钱更多，性能也不是优化的圆形对撞机的方案。 其真实目的，当然是司马昭之心，只不过尚未为路人皆知！
我一直认为王贻芳等人的设计方案，是一个钓鱼工程。 其实施的后果，就会如杨振宁教授所指出的，这可能是花费极大，而又得不到重大科学成果的，一个无底洞。
于光远，反对“特异功能”的头号战神，他是什么样的人？
节选：
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
于光远写字台上的玻璃板下压了一张纸条，写着他做人的格言。其中有这样一句：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
前些年，特异功能喧嚣一时，甚至国内许多知名人物都对特异功能持肯定态度。作为反对派，于光远是挂头牌的。为了取得科学论据，他把特异功能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短短几年，在国内外报刊撰文上百篇，发出了“与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争一百年”的讨伐口号。
当年的“气功热”
对于“坚持真理”，于光远的眼中揉不进沙粒。这一次，他没有选择一团和气的通达，而是择善固执。
于光远经常对人讲起自己的“丢脸”事儿：1958年“大跃进”，他曾写过文章帮着鼓吹小麦高产。他还到毛主席那里汇报过一个省委报告下面把苹果嫁接到南瓜上，南瓜和苹果都长得多么多么大的事情，其实事先没有核实。
于光远说：“这些丢脸的事，我记了一辈子，时常讲起，讲给别人听，更是讲给自己听，时常警示自己。发生这件事情后，使我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我们不仅要重视发展科学事业，而且要重视捍卫科学精神。我认为，把丢脸的事讲出来就如同洗脸。讲一次就洗一次，越洗越干净。”为学是开门见山，水清见底；处世是境由心造，事在人为。这就是于光远，历史会记住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