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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的】瑞典助理护士自述:ICU拥挤不堪,我也确诊感染

“呼吸道软管和监测设备到处都是。真令人震惊!”查赫雷斯坦是助理护士和医学生,他回忆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丹德吕德医院重症治疗室(ICU)工作时的疲劳。

2021年2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人们等待乘地铁。新华社发(魏学超摄)

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当时22岁的她没有完全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直至她第一次踏入重症监护室。“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新冠患者的病情竟会变得如此严重。”查赫蕾斯坦对新华社记者说,她第一次目睹新冠患者死亡是2020年3月。

她说,新冠病毒检测设备以及一次性防护服等基本防护装备供不应求,以至于医院被迫自己制造防护装备。2020年年底,瑞典确诊病例数激增,查赫蕾斯坦目睹了新冠患者不断涌入急诊科,“重症监护室拥挤不堪,医护人员工作压力非常大”。

2021年5月6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名戴口罩的男子从公交车前走过。新华社发(魏学超摄)

许多医护人员也感染了新冠病毒。查赫蕾斯坦就是其中之一。“我在丹德吕德医院工作后不久就确诊感染了新冠。当时头很痛,还发烧和流鼻涕,失去了嗅觉。”她说。

大约一周后,查赫蕾斯坦最严重的症状消失,但嗅觉恢复花费了更长时间。很快,她又回到重症监护室继续工作。在那里,她需要每天高强度工作8小时,“我们工作量很大,很多医生不停地加班”。

2020年4月,在丹德吕德医院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的约500名工作人员中,约有五分之一出现抗体。参与救治和护理新冠患者的工作人员中的抗体阳性率更高,这意味着医护人员存在更高的感染几率。

自疫情暴发以来,瑞典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抗疫政策,主要是向公众提出各种防疫建议。查赫蕾斯坦坦言,戴口罩弊大于利的说法在很多瑞典人的认知中根深蒂固,因此大多数人不愿戴口罩。

2021年2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购物中心的长凳上划出禁坐区域。新华社发(魏学超摄)

瑞典国家新冠调查委员会去年11月发布的第二份中期报告说,该国对疫情的处理“明显不及时”,初步保护措施“不足以阻止甚至大幅限制病毒传播”。此外,瑞典应对疫情的准备“不合格”,“在2020年春季第一波疫情期间,防护装备的缺乏极为严重,导致医护人员有时不得不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工作”。

瑞典公共卫生局一直积极建议民众接种疫苗。截至2月4日,在全国约1040万人口中,12岁及以上人群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比例为83.7%,18岁及以上人群接种第三剂疫苗的比例为51.3%。

2021年5月6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名戴口罩的男子前往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新华社发(魏学超摄)

然而,瑞典目前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不断攀升。瑞典公共卫生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4日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8129例,累计确诊2287785例;累计死亡16180例。

作为医务工作者,查赫蕾斯坦说,她担心全球疫苗分配不平等,会导致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率低。“这不仅对个人,甚至对全世界都构成风险。帮助其他国家,其实也等于帮助自己。”

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李林蔚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邵竞

来源:作者: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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