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前言：这篇文章是根据主人公讲述的真实故事改编的，请用这篇文献为传染病挣扎的各路创业者熬过2022年！
李有民(化名)，84年出生于贵州比才山区农村，从小家庭非常贫困，3间土和屋外下雨，为了在农田尽头摘下“铁饭碗”而努力学习。19岁进入重庆一所专科学校。是村子里第一个用读书来摆脱脓血的孩子。父母以此为荣。
努力考上公务员，山区基层工作压力大
2006年毕业后，他回到当地县城择业顺利当上了老师，在教师岗位干了3年，2009年再考上了公务员。从办事员到科员，再到副科级，2016年当了副镇长，一路奋斗了7年，官虽不大但也受到村干部和基层群众的尊敬，每个月工资、车补加年终福利、奖金一年累计下来也有10万元左右的收入。他在脱贫攻坚中，负责挂帅的村条件太差，工作压力很大；经常把自己的工资拿去给贫困户买东西，帮助他们发展产业，每个月下来兜里所剩无几。
老婆无工作，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生意也不太好，孩子疏于辅导，成绩一直不好；两边的老人，身体不好时常生病，家庭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单位每月都有各种任务目标考核，每次他都会挨批评，于是开始厌倦这种“白+黑”的乡村工作。他每每想到自己这么努力，如今30好几才当了个副镇长，未来迁升之路渺茫，心中很是憋屈。
同学会受刺激，到一线城市开眼界
2017年春节，当年的同学因为多年没见面了，大家提议到重庆观音桥某同学开的四星级酒店里召开一次同学会，要求“一个也不能缺席”。李友徳如期参加，但这次同学会却让他受到了深深的刺激。全班仅18位男同学，几乎都事业有成在大城市安家立业，唯独他到了偏远农村在一个抬头见山不见天的小镇上工作，他这种在当地农村群众眼中的“大领导”到了重庆直辖市大都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同学中不乏年轻有为的公务员，有的已经有人是副处级了，也有的已经身价千万企业老板……最起眼的还是从深圳回来的梁晓勇，已经是某企业董事长，旗下已经拥有3家公司和1家机电工厂。
平常在村镇开会，讲话一套一套的李友徳，在同学会大家举杯换盏时却没了发言的机会。梁晓勇发现了他的“少言寡语”，主动与他敬酒夸他当过领导有管理经验，几杯酒下肚便劝他辞职到深圳进他的企业搞管理，给他副总经理职务，并许以年薪80万+10%人才期权。梁晓勇给他倾诉自己企业的未来战略，准备3年内把自己企业组建成一个跨国的实业集团，一部分市场在国内，一部分要延伸到欧美的外贸中去；5年后计划上市！但要进公司高层管理的前提是必须要成为股东，哪怕眼下投资50万元只占2%的股份。
一顿聚会下来，李友徳内心开始漂浮。同学会第二天，大年初五。梁晓勇给李友徳买了到深圳公司考察的机票，一路上两人坐在商务舱内规划未来，展翅翱翔。
辞去副镇长，背着老婆把房子抵押贷款，到深圳入股同学公司创业
梁晓勇是个实干家，干的是机电行业，自己手下有个工程师很厉害，拥有8项关于微型电机的发明专利和12项知识产权。梁晓勇领着李友徳在深圳南山公司总部和位于坂田的生产车间看一圈规模后，再加上这一堆专利证书摆在李友徳眼前时。回到贵州的李友徳，深思熟虑后决定辞掉公务员职务，去深圳跟着老同学一起创业闯天下了。
尽管同事、领导、亲戚、亲人都极力劝说他不要草率丢掉“铁饭碗”，但李友徳根本听不进去，满脑子只有那个副总经理的位置，每天做梦都梦见自己在庞大的办公室里开公司上市前的会议。
但要进公司核心层，必须先成为股东，投资钱从何处来？老同学梁晓勇想起了李友徳在当地城里买的房子，可以做资抵押贷款50万元。但贵州的房子在深圳抵押是不现实的，最终两人商定将房子抵押给梁晓勇，梁晓勇再给李友徳以企业担保贷款50万元，然后入资公司。
李友徳背着老婆，与梁晓勇一起操作完成了公司入股操作。
遭遇疫情，3年下来负债300万元，欠账越来越高
李友徳放下老婆孩子在贵州，跟着老同学梁晓勇来到深圳开始创业。梁晓勇负责销售，总工程师负责生产，李友徳这个副总负责内务管理和人事办公。
2018年到2019年，经过两年的努力，几经测试他们的新专利产品开始正式投产，但销路一直面临问题，他们的产品只能跟一些机电设备制造厂家合作配套，而国内这种企业多数已经有成熟的合作伙伴，不会轻易换新的供货商。直到2019年，梁晓勇通过软磨硬泡，在国内一些厂家拿下了1200来万元的入围投标资格；通过一些外贸伙伴接触了在印度、越南、澳大利亚等地的华人工厂，又谈下来2000多万元的业务计划。
正当工厂购进新的生产流水线，大进材料，招兵买马准备开始进入规模化生产时，武汉疫情发生了。原来计划合作的伙伴为了确保疫情期间稳定生产，没有给他们入围投标的机会。一直到2020年，国外到处疫情爆发，出口订单也大量减少。仓库压满材料、配件……压力随之而来，现金开始断流，200多名工人没有事干还得继续发工资，一个月光工资支出就在100万元以上。
李友徳心里发急，老同学不断安慰他，疫情很快就过去了，再挺一挺就好了。公司缺资金了咋办？召开股东会，拿公司资产抵押再贷款维持；资金用完，股东再开会，各自按股权比例想办法借贷再继续投入。李友徳家中唯一一套房子也抵押了，不得不厚着脸皮求助其他混得好的同学，根据股权协议他再四处东拼西筹150万元投入到公司。
挺到2021年，公司不得不裁员了，原来的200来号员工，几轮裁员下来剩下30人骨干。大家一起计划再挺一挺，公司开始统一只发3200元基本工资，各自岗位工资算着期权，等到翻身时大家补发或者直接算着股权进公司。
根据股东协议，股东们还得继续分担投入，到2022年，李友徳把能借的亲戚朋友全借了个遍，负债已经高达250万元，银行的另外50万元贷款也到期限了。实在没办法了，他开始借助一些小额贷款平台滚动贷款来维持自己一家老小的生计，利息越滚越多，自己每天却连生活都困难。
2022关掉工厂，他决定回农村从头再来，含泪告诫儿子3大教训
盼望疫情早日结束，老李盼了3年，原本以为2022年可以熬出头。结果，今年一开年疫情再度四处爆发，香港的疫情每天上万人，给深圳的创业者带来不少麻烦。老李的压力实在太大了，跟老同学梁晓勇关系也开始僵化，决定不要股份了，也没能力再继续填坑。他卷起铺盖准备先回农村躲躲债务，想等过段时间疫情稳定再到深圳打工挣钱还债。
如今说起创业，李友徳三行鼻涕两行泪。今年3月，李友徳回到贵州老家，面对正在读高一的儿子，他含泪告诫儿子：
1，一定要努力读书，长大后考公务员端铁饭碗；在疫情面前，才知道铁饭碗的珍贵。
2，人要学会满足，不要好高骛远，珍惜眼前的才能拥有更长远的。
3，创业不是凭能力和胆识就可以成功的，长大后不要轻易选择创业。
笔者林海后语：
老李原本是有一份“铁饭碗”工作，但不满足于现状而选择创业，如今却负债累累，我为他感到惋惜。他虽对我不止一次地说是被同学拉下了水，但我并不这么认为。任何创业总有风险，在疫情面前大家都很艰难，这也不能全怪他同学。
老李和他的同学接下来该如何办呢？林海个人看法，他们抗疫情的实力太弱，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市场渠道不够稳定，前期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出现疫情期间客户订单不稳定而陷入困境，不能再继续硬撑。他们目前不适合自己开展终端渠道，可以选择市场渠道成熟的同类竞争对手企业合作，将自己的产品、技术专利与对方嫁接起来，拿去入股或者合资，市场渠道暂时由对方去把握，自己为他们代工。这样也许还有一线生机翻身，如果能熬到疫情结束，我相信他们也许还能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