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成语】太平洋战争 一，山雨欲来（一）

第一章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

同路特殊回归：明治维新对西化运动

公元1840年，英国人用江船利浦打开了古代中国的大门。

好景不长。就在十几年后的1853年，马休·佩里准将率领的一支只有4艘军舰组成的美国舰队，也一样打开了日本的国门。由于这4艘军舰通身漆黑，航行中冒出滚滚黑烟，所以历史上把这次事件叫作“黑船来航”。

这并不是一支多么强大的舰队。佩里准将的旗舰“萨斯奎汉那”号排水量只有2450吨，驱逐舰“密西西比”号也仅仅1692吨，其余两艘武装帆船“普利茅斯”号和“萨拉托加”号也就1000吨左右，舰队的大炮加起来也只有65门。但就是这样一支不很起眼的舰队，最终改变了日本的命运。

1854年3月12日，当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通称《神奈川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开放通商口岸、美国在日本设立领事馆、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一句话，闭关锁国长达600年的日本和平开国。和中国被枪炮武力开国相比，日本的遭遇不算悲惨，但结局类似。

西方列强恰似一群苍蝇，闻到美国在日本摊上了这般好事后，立即蜂拥而至。在之后短短几个月里，日本先后与英国、法国、俄国、荷兰等签订了类似的“和亲”条约。1858年，美国又与日本幕府政府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立即与日本签署了类似条约。1866年，日本又与上述国家签署了《改税议定书》。可以说，在没有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西方列强在日本取得了之前在中国通过武力所获得的几乎所有权利。

就这样，当时亚洲远东地区仅有的两个独立国家中国和日本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

与西方列强的妥协，使得当时的日本幕府政府成为日本广大民众的众矢之的。在民间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尊王攘夷”运动，继而发展成武装暴动。

。在巨大的压力下，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1863年6月25日、7月8日和7月11日，日本著名强藩“长州藩”的武士就先后炮击了美国、法国、荷兰的商船和舰队，这些举动无疑立即遭到这些国家的武力镇压，是为“下关战争”。

随后，1863年8月，西方世界的龙头老大英国与日本另一强藩“萨摩藩”之间爆发了“萨英战争”。以往一贯所向披靡的英国舰队在小河沟翻了船，在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英国军舰被重伤一艘、轻伤两艘，舰长、副舰长以下阵亡63人，而日军连伤者加起来才17人。当时的世界巨无霸大英帝国大失面子。率先开炮击中英舰的那名炮手后来大大有名，他就是日本陆军第一位元帅大山岩。给他搬炮弹的两个人名气也不小。一个叫山本权权兵卫，公认的“日本海军之父”。另一个叫东乡平八郎，后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令部部长等职，在随后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都属于不折不扣的风云人物。虽然最后还是以日本认输赔款了事，但是这些强藩已经意识到，在日本当时的条件下，“攘夷”之路似乎并不可行。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尊王”吧。打铁还须自身硬，先把内部的事情做好再说。

在外有列强和内有“尊王”的双重压力之下，腐败恰如清政府的幕府政府被迫声明尊崇天皇敕令“攘夷”，日本天皇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其实在幕府统治的晚期，西方列强有什么事都直接找幕府，根本不知道在幕府背后还有一个叫天皇的日本人。

在日本长达数百年的幕府时期，天皇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万世一系，是大和民族的象征乃至现身人间的神；另一方面他并不掌握权力，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据说明治天皇他爹孝明天皇有一次心血来潮，想作一幅画，竟然买不起画画用的宣纸，其窘迫状由此可见一斑。

内忧外患之下，日本一些强藩，如前面提到的萨摩藩和长州藩，开始联合谋划倒幕。1867年1月，孝明天皇暴毙身亡，年仅14岁的睦仁即位，此即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明治天皇。“明治”一词取自《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含义是天皇很早就起床上朝听政了，取“奋发有为”之意。

1867年11月，明治天皇向萨摩、长州和安艺三藩下达讨幕密敕，倒幕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到1868年4月，倒幕军队和平接收江户，延续265年的德川幕府就此覆灭，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宣布引退，不再过问政治。不问也好，庆喜一直活到1931年才离世，足足活了77岁，是所有幕府将军中最高寿的一位。

此时的日本，呈现出一派百废待兴的景象，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施展才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维新三杰”。当时西乡隆盛40岁，大久保利通37岁，木户孝允34岁，都年富力强，正值当打之年。

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在京都举行了祭天仪式，宣布了《五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在随后的谕示中，睦仁更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历时30余年的明治维新就此拉开序幕。明治维新提出的三大口号是：“殖产兴业，文化开明，富国强兵。”

与此同时，在海的那一面，历经了太平天国、捻军之乱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之痛的清政府也似乎意识到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如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也开始尝试革新祖宗之法，史称“洋务运动”。

这两场长达数十年的革新运动，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此处就简单的数据和事例做一些浅显的解释。

明治维新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殖产兴业”。

其实早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幕府政府就曾经进行过一些工业化改革的尝试，如开办兵工厂等。幕府主持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与清朝洋务运动创办的实体非常类似，两者的企业都是官办，且均以军事工业为主。从这个角度而言，中日两国近代工业的基础相差不大，双方的起点差不多。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于1870年12月成立了工部省，总管全国的工业化建设。除了投资铁路和矿山之外，工部省兴办的大部分是具有军事意义的重工业，这一时期也成为日本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建和起步期。通过对横须贺制铁所、横滨制铁所、石川岛造船厂、鹿儿岛造船所、敷根火药制造所等军工企业的合并、改造、重组，到1880年前后，日本已经建成了两大陆军工厂——东京、大阪炮兵工厂，两大海军工厂——筑地海军工厂和横须贺海军造船厂。

东京炮兵工厂主要生产步枪，该厂1880年制造的村田步枪后来成为日本陆军规定样式的步枪。主要生产火炮的大阪炮兵工厂1872年就造出了法式山炮，次年造出野炮，1882年又制造出钢炮。筑地海军工厂主要修理军舰和生产武器，1882年还开始了西式炼钢。横须贺海军工厂的任务则是建造海军舰船，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闻名遐迩的名舰就诞生于此，1880年，日本自己设计建造的军舰“磐城”号就在这里下水。比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军舰“恬吉”号晚了整整12年。

这些军工企业兼有部分民用功能。如横须贺海军造船厂除制造军舰外，还制造官用、民用船只。1869年，横须贺海军造船厂为生野矿山研制出几十种采矿机和800多种生产工具。1880年，又为爱知纱厂等纺织企业研制了水车动力涡轮。大阪炮兵工厂为1883年创建的大阪纱厂生产了大量机床、齿轮和其他工具。军事工厂为民用企业提供生产设备，对日本近代民用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治政府在大力兴办官营企业的同时，还积极对民办企业进行扶植。为了改变过去工部省偏重于发展重工业的实际状况，1873年11月，日本又设立了内务省，以发展农业、产品加工和海运业等为主。特别是1880年以后，明治政府决定除军事、铁道、电信工业继续由国家掌管之外，其他官办企业都低价出售给私人经营。处理价格极其低廉，有些基本属于免费赠送。1882年至1893年，政府出售官营企业25处，其中金、银、铜、铁、煤矿11处，其余还有造船、纺纱、玻璃、水泥、酿造等企业，出售价格连原价格的1/4都不到，还可以不计息缓付。比如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厂，连同4.4万日元库存，以9.1万日元卖给了三菱；投资59万日元的兵库造船厂打1折，以5.9万日元卖给了川崎；投资18.9万日元的品川玻璃厂，以8万日元25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了西村。像三菱、三井、川崎、住友等这些未来日本的巨无霸财团，起步发展的第一桶金大多来源于此。据统计，1873年至1881年，明治政府发放的贷款总额达5300万日元，贷款对象多为特权商人和新兴的财阀。

海运业的主力三菱就是靠政府扶植和保护发展起来的民办企业。明治政府于1896年10月开始实施《航海奖励法》。在这一法令的刺激下，日本航海业得到迅猛发展。明治政府把侵略台湾时委托给三菱管理的13艘轮船无偿转让给三菱，此外还购买了邮政轮船公司的18艘轮船同样无偿交给三菱。当时从横滨到长崎的上等船票是30日元，三菱背后有了政府的支持和补贴，就直接开价8日元。在此期间，政府还给了三菱81万美元的贷款支持，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就这样，上边有人的三菱迅速击败了美国太平洋邮政轮船公司和英国半岛与东方航海公司，开始独家经营日本沿岸以及到中国上海等地的航运业务。1893年至1896年，三菱还先后开辟了日本到印度、欧洲、北美、澳洲四大远洋航线和多条近海航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已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海运大国。

1872年，日本就开通了火车，比中国早了整整25年。在政府扶植下，日本的铁路建设也逐渐由原来的官办向民办转变，出现了私人营建铁道的高潮。由政府鼓励扶植民间资本发展起来的棉纺织业，也是明治时期发展最快、成效最大的行业之一。1879年，明治政府花费22万日元从英国购进10台2000锭纺纱机，以无息10年偿还的优惠条件出售给民间，又用政府垫付纺纱机价款的方式创建了10多座纺织厂。

虽然日本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迟实施产业革命的，但明治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大力扶植私人资本，加速了日本产业革命的进程，使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强国。

相对于明治维新的大刀阔斧，大清的洋务运动可谓“老奶奶小脚走路”，举步维艰。身居京城的皇亲国戚与官员士子不肯相信世界已经大变，依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大学士徐桐有过一段“精彩”的言论：“所谓西洋各国，除意大利真有其国外，其余都是汉奸捏造出来吓唬人的。”徐大学士简直是睁着眼说瞎话，他真就愚蠢到连《南京条约》是清廷跟谁签的都不知道吗？

早在同治年间，就有两个英国人。一个是海关税务司赫德，另一个是驻华公使威妥玛。两人就联名上书要求清廷进行改革，其宗旨是“内改政治，外笃友谊”。看看清廷诸大员对提议的反应。湖广总督说：“指手画脚，包藏祸心。”江西巡抚言：“自强之道不待外求，祖宗之法不可变，洋人教导听不得。”类似言论不一而足。连洋务派主将左宗棠都迫于保守派的压力，顾左右而言他：“洋人的电报属于奇巧之器华而不实，美观而不实用。”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洋务运动几乎每一项改革举措都会招致非议：修铁路会让庄稼不长，鸡不下蛋，办电报则电气会冲撞地脉，惊扰祖宗。被骂作卖国贼的李鸿章虽然较早认识到大清所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也只能在饱受非议中，缓慢推进军工、铁路、电报、造船、纺织、采矿等近代工业。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用来生产洋枪洋炮，拉开了晚清洋务运动的序幕。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苏州先后建立了洋炮局，其中苏州洋炮局于1864年自英国购进第一批机器，成为第一个使用外国近代机器的军火工厂。1865年，李鸿章创办了金陵制造局，使用进口自英国、德国、瑞士的机器生产火炮、子弹等。同年，洋务运动的“招牌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设立。总局通过大量购置机器，到1867年已经发展成拥有机器、铸铜铁、轮船、锅炉、枪炮等各分厂的综合性工业企业，工人也达到了1300多人。

但是受工业基础薄弱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的军工企业效率之低，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江南制造总局从1867年至1873年，只造枪6477支，仅占同期大清陆军购入枪支的1/20，根本不够实际使用。效率低下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居高不下。从美国购入一支步枪需要纹银12两，而江南制造总局的造枪成本是24两，天津机器局更是需要40两。就这还没有考虑质量因素。

中国也曾经尝试自己造舰。1868年7月，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第一艘军舰成功下水。曾国藩亲自为该舰命名为“恬吉”号，寓意为“四海恬波，厂务安吉”。这艘船长56米，排水量600吨，火炮9门，耗银8万两。之后江南制造总局每一年几乎都有一艘新舰下水，其中就包括即将在甲午战争中出场的悲剧战舰“操江”号。舰只中最大的是1872年下水的“海晏”号，船长91米，排水量2800吨，航速达到12节，火炮26门，耗银35万两。但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大多是已经落伍的无防护舰只，其造船业务远远赶不上福州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创建了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从1875年开始先后有19艘战舰下水。其中1883年下水的“开济”号、1887年下水的“平远”号，都是或者部分是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铁甲舰。“平远”号还是北洋舰队主力“八大远”之一，在之后的甲午海战中曾有惊艳的演出。左宗棠原计划用300万两白银打造舰船16艘，可5年之后才造出来6艘，就超预算花掉了340万两。由此，保守派开始吆喝“中国造船之银倍于购船之价”。急功近利却很会算账的清政府认为，造舰慢，花钱也多，不如买来得快，还省钱。目光短浅的大清从此走上了购舰之路，造成中国的造船事业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很快掉队、落伍。

造舰成本过高，除了工业基础薄弱之外，也存在诸多人为因素。如规模并不大的福州船政局，仅冗员就达6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在短短46年的历史上，总共换了19名总办。张之洞曾说：“江南局积弊，在于每换一次总办，必填心腹三四十人，陈陈相因，有增无减。”

大清对于军事工业的发展也缺乏统一的布局规划。各个企业分属于不同的洋务集团，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官员的私有财产。大家基本上是一盘散沙，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领了大清旅顺和威海卫军港，俘虏了北洋水师的4艘主力舰和许多辅助舰只。日军统计后惊讶地发现，大清陆上炮台各种火炮型号达到84种，军舰上舰炮的型号也有70种之多。这么多的型号，别说战斗力，连炮弹都不好配。

早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曾预言，如果中日开战，则中国必败，日本必胜。俾斯麦曾经分别接待过日本和中国去欧洲学习的代表团。他说，日本人到欧洲来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求回国后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是问哪个船厂的船造得好，价钱如何，回去拿钱来买就是了。“铁血宰相”名不虚传，说话可谓一针见血。

在造船业务上，基础并不比中国强多少的日本却一直坚持走引进和自主研发并举之路。虽然最初走了一些弯路，但在与大清的竞争中，很快赶上并超出。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最大的铁甲舰，排水量4278吨的“三景舰”之一“桥立”号，就是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的杰出作品。

中国对于枪炮的仿造也始终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甚至到了清末，江南制造总局仍未能自主研发出一款适合自己使用的步枪。与之相反的是，日本在1880年就研制出了适合本国人体结构的村田步枪，1888年开始在全军统一装备，给枪支的维修和子弹补给带来了极大便利。1891年，日本人发明了下濑火药，1892年又开发制造了47毫米的速射炮和新式鱼雷，这些都成为随后甲午战争中“克清”制胜的利器。我们都听说过，中国制造的“汉阳造”，在出厂的时候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三八大盖”。

与日本相反的是，对于民间资本的利用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清政府一直采取压制和控制的办法，采取的方式基本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就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企业都由国家控制，企业的开办到经营过程，均须奏请政府批准，由政府委派官吏操办并掌握企业的管理大权，连管理方式都是专制衙门式的。生产出的制品也要首先满足政府需要，剩余部分才可以投入市场出售。这就导致企业动力不足和效率低下。以棉纺织业为例，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对于发展纺织工业积极性很高，但由于有官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清政府明令“不准另行设局”，中国在那10年间没有出现过一家私立的棉纺织厂。

在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日本和中国都想到了“借力”，用今天的时髦语言就是“引进来，走出去”，但由于双方思路、方法不同，结果迥异。

日本无论发展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都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在引进来的过程中，不引进外国资本，主要原因是忌惮外国资本控制本国工业。但日本意识到，通过引进外籍人员，也就是“借鸡下蛋”来引进技术，是没有风险的，于是开始高薪聘请外籍人员。

1857年，荷兰海军士官哈尔德斯带领10名荷兰技工进入长崎造船所，揭开了近代日本使用外国技师历史的第一页。1868年至1875年，日本聘请的外国专家就达到2497人，其中仅1875年这一年，就聘请了530人。日本明治政府给予这些外来专家丰厚的待遇。当时日本最大的官叫“太政官”，后来改名叫内阁总理大臣或者首相，月薪才800日元，一般政府部长的月薪也就500日元左右。可外聘专家的薪水基本都在1000日元以上，个别关键人物甚至超过2000日元。

明治政府聘请的这些外籍人员广泛分布在工部省、文部省、内务省等各个部门，从事传授先进技术、语言、管理技能等工作，有的甚至参与国事管理，成为政府的“智囊”。政府在利用外籍技术人员问题上的一贯做法是“只借助而不依赖”，“只备咨询而无权决策”。“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一再强调，雇用外籍人员时必须重视管理，切不可大权旁落。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通过努力培养本国技术人员来逐渐取代外籍技术人员。明治时期日本派出的留学生总计超过2000人。仅文部省派出的留学生总数就有683名，其中学人文科学者269名，学自然科学者414名。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技术人员的逐渐成才和留学生的陆续归国，越来越多的科技骨干开始发挥主要作用。举一个例子，日本1870年修建第一条铁路时，所有测量、设计、监理、技师甚至火车司机都是洋人，仅仅8年之后的1878年，在修筑京都到大津的铁路时，日本人已经开始自行设计。又过了几年，铁路上就只有两三个洋面孔了。

中国在此期间也派出了一些军事留学生，如后来出任北洋舰队管带（舰长）的大部分将领，甚至包括段祺瑞这样的武备学堂学生。和中国1993年派遣健力宝少年队赴巴西学足球类似，1872年开始，中国也先后派出4批120名幼童到美国求学，学习时间是15年，听起来决心蛮大，也怪吓人。但后来出于种种原因，这些学童并未完成学业，1881年全部撤回，只有两个人拿到了耶鲁大学的毕业证，其中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詹天佑。

看完派出去的，再看聘进来的。中国请的洋人也不少，在洋务派所办的企业里几乎都少不了洋大人的身影。与日本不同的是，在这些中国企业里，设计施工、购买机器、安装调试、生产控制、技术传授等环节完全依赖于洋匠，一切唯洋人是听。这就导致企业大权长期落入洋人之手。如江南制造总局，从总局到所属的一些重要工厂，如造炮、造枪、造弹厂等，厂长甚至几任厂长都是洋人。与对方交易、论价、订货，都是洋大人说了算，中国人最多就在旁边听听而已，估计也不一定能听懂。轮船招商局在1872年至1930年，近60年的时间里，从总船主到下边的主要关键岗位，统统雇配洋人充任，甚至连行政权都归于洋人。张之洞的汉阳炼铁厂外籍人员多达40余名，全厂从总工程师以下10个部门的24名主要技术负责人中，只化铁炉有一个中国工程师。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从兴办到1907年，先后招聘了三批外籍人员，有名字可查的就有92人，还未包括23名家属，就这也没把造舰成本降下来。

数据说明一切。1866年至1873年，日本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为32.2%，同期英国是3.3%、美国5%、德国3.8%。1874年至1890年，日本平均增速为12.1%、英国1.7%、美国5.2%、法国2.1%、德国3.5%。老酒（笔者自称，下同）没有查到中国这方面的数据。咱中国人历来重“实干”，不重统计。

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30年间，中国洋务运动创办的企业不到60家，总投资5300万两白银。而同期国力远远不如中国的日本，每年平均设立225家新企业，创办企业总数达到了5600多家，总投资折算达到20800万两白银。产业工人人数达到38万，铁路也建成了3200公里，使用蒸汽动力的轮船11万吨，银行在1879年就达到了153家。可以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完成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改造，到日俄战争之前，再次完成了以机械、钢铁行业为中心的重工业产业化，实现了从农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的产业革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强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列强80年才走完的路，速度之快、成效之高，只能让我们望洋兴叹。

面对汹涌而来的近代化工业大潮，中日两国选择了类似的道路，却取得了不同的结果。试图引进一些西方先进技术以维持旧帝国统治秩序的大清，在工业化竞赛中，完败给一心脱胎换骨，一心“脱亚入欧”，全面拥抱近代化的日本。甲午战争大清的战败，不过是这个竞赛结果的具体体现而已。

说完经济说教育，那就是明治维新提出的“文化开明”。日本经济能取得让世人瞠目的发展速度，教育是最坚强的后盾。可以说，对于教育，中日双方做法不同，结果自然就不言而喻。

关于教育，当时在中国的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曾与李鸿章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这个李提摩太后来创办过山西大学堂，就是今天山西大学的前身，和当时的李鸿章、张之洞都是很铁的哥们儿。

“洋”李：“中国每年应该拿出100万两白银进行教育制度改革。”

“国”李：“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洋”李：“这是种子钱，将来会有百倍的收益。”

“国”李：“何时方能见效？”

“洋”李：“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

“国”李：“很抱歉，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依然是传统的私塾、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很难接受西方教育。洋务运动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国文化为主，西方文化仅供参考。洋务运动开始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纷纷在全国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其中较出名的有1866年创办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80年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的广州水师学堂、1892年的京师同文馆等。各式新学堂按学习内容主要分为语言学堂、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学习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的学堂甚少。全国洋务学堂算起来不超过30所，其中不少还属于短期办学的速成班。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观念仍然是参加科举考试，入仕做官，数量本来就不多的读书人，宁愿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愿去报考这些新式学堂。为了能招到素质高的学生，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提出，让年龄30岁以下的举人、优贡（清制，每三年各省学政于府、州、县在学生员中选拔文行俱优者，与督抚会考核定数名，贡入京师国子监，称为优贡生）及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报考，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在这些封建士大夫看来，让举人、优贡这些“正途人员”去学习那些所谓的天文、算数、机械等雕虫小技，纯属不务正业，甚至可以说是奇耻大辱。改革派的奕就此与保守派代表人物、文渊阁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倭仁的观点是：“西人学天文算学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大学士王闿运也说：“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甚至还有人提出：“学了洋文就是降了洋鬼子。”

这样的学术辩论最后一般都会不了了之，却导致想学西学的人越来越少。优秀人才都去参加科举，因为只有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做官”。只有那些科举考取功名无望的人才会退而求其次去尝试学学这些大家都看不起的西学。

以京师同文馆为例，第一期报考的98人本来素质就不高，最后仅录取了30人，其中的20人很快又被淘汰，剩下的10人中也只有5人毕业。很多学生中途转行或者毕业后再去考科举。比如大翻译家严复，就是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又去考了几次科举。还好都没考上，要真考上了，我们就看不到严大师精彩的翻译作品了。

就是这些数量极少的西学学生也依旧要纳入传统的科举体系中去。1888年，这些西学学生参加了顺天乡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中学”和“西学”同考的考试。学非所用的现象颇多。如严复在英国学的是海军驾驶术，归国后却被派去总办学堂。詹天佑在美国耶鲁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归国后却让他去福州学习海船驾驶。

在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接纳上，中日双方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海国图志》是著名学者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著的一部有关世界地理、历史、文化、科技等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这本书提出来的。该书1842年成书之后，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到1862年甚至已经绝版。与之相反的是，《海国图志》传到日本之后，却被奉为“葵花宝典”和“九阴真经”广为流传，几乎成了日本一切知识分子都能读到的著作。该书在日本连续出版22次还脱销，一时间“东京纸贵”。

与中国人的潜意识排外相反，日本人想尽一切办法吸纳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近现代诸多的军事著作中有两部被大家公认为跨时代的纲领性文献。一部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另一部就是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二战盟军领袖美国总统小罗斯福15岁生日那天收到的生日礼物，就是他叔叔老罗斯福总统寄的《海权论》。1896年，《海权论》在日本翻译出版，出版商激动地给马汉打电话说：“发财了，一天之内就卖出去了几千本。”马汉自己也说：“我的著作被翻译成日语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语言。”

再看咱大清朝。清末思想家、教育家黄遵宪利用自己曾经在驻日使馆工作的有利条件，花费整整8年时间，苦心孤诣，于1887年完成了《日本国志》。

这套共分12志、40卷、50万言的巨著，详细介绍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方面面。他先后将书送给了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两个改革派大腕都对此书大加赞赏，并推荐给了总理衙门。不过，此后就如肉包子打狗，再也没了回音。8年之后，该书终于辗转出版，可惜已经是1896年了，甲午战争头一年就打完了，该书终于成为大清总结败因的“马后炮”。梁启超为该书写了序言，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

与大清零星举办洋务学堂相比，日本的“文化开明”就截然不同。睦仁天皇最初提出的就是“求知识于世界”，境界上就比大清的“西为中用”高了不少。明治五年（1872），日本政府明示如下教育理念：学问乃立身建业之本，务使乡中无不学之户，家中无不学之人。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全国大力推行义务教育，许多人出国留学归国后在学校里任教，日本教育在明治维新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871年，日本成立文部省负责主持文教改革事宜。1872年8月，文部省颁布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重要改革法令——《学制》。《学制》的要求分三个层次：第一，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师范教育，课程仿效西方国家开设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课程；第二，改革中等教育和发展实业教育，为社会培养大批初级和高级技术人才；第三，注重重点大学的建设，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学制》发布的第二年，1873年，日本小学在校生132万，入学率仅28%。10年之后，1883年，小学在校生就达到了323万，入学率超过50%。1895年小学入学率达到61%。1900年，日本的教育经费超过了国民收入的2%。1901年，根据新颁布的《小学校令》，小学变成了义务教育免收学费。1907年，开始实行六年义务教育制，小学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8%。早稻田大学创始人大隈重信曾经说：“教育于维新之前，仅仅局限于武士阶层的40万人，维新之后普及于全民。”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有各类大中小学校近3万所。有人说：“日本学校的密集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的鸦片烟馆。”日俄战争之后，明治天皇曾经说，打败俄国最应该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几乎都受过小学教育，而俄国士兵基本上都是文盲。

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在100多年后的今天，老酒的家乡估计也达不到日本1907年98%的小学入学率。老酒的父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老家山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个高中生。老酒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父亲回老家过年，最忙的就是给村里乡亲写对联。写不过来，每家只能写大门上那一副。到除夕晚上，还没排上队的乡亲，就只好在门上贴上红纸，用黑木炭在上边画上一些类似文字的怪符号。今天，在我国乡村到处都有那幅气势恢宏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学生。”不久前看过一则报道，离贵州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小七孔桥景区五公里之外的荔波县瑶山乡菇类村，全村1200人中，有1100多人是文盲或半文盲。从1907年到2016年，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

从1877年到1895年，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相继创办。到1918年，日本已拥有大学和各类专科学校118所，这里面包括下面重点介绍的日本陆军大学、日本海军大学等几所军事院校。18年间，日本培养出各类大学生23100人。反观中国，1895年，中国最早的工科院校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才创办。北京大学当时叫京师大学堂，1898年才创办。至于莘莘学子心仪的清华大学，还要等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来创办，那时候已经是1911年了。教育体制改革，更是要等到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才谈起。相比较而言，双方的差距不是大，而是“非常之大”。

日本明治维新三大举措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富国强兵”，这才是讨论的重点。与“殖产兴业”和“文化开明”相比，“富国强兵”有着更加丰富的内容。

日本在炮舰逼迫下和平开国，原因就是在武力上无法与西方列强抗衡。因此，明治维新运动的那一代领导人一致认为，“强兵”是“富国之本”。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巩固中央集权，明治政府一开始就致力于打造一支强大的常备军。

当时世界上海军是大英帝国最强，陆军是法国最牛。善于向最强者学习的日本起初提出的口号就是“海军学英吉利，陆军学法兰西”。后来，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败给德国，下半句马上就变成了“陆军学普鲁士”。日本建军始终以世界第一为目标。

1873年1月，明治政府颁布了《征兵令》，取消原来武士阶层的军事特权，宣告了封建兵制的结束。《征兵令》规定，凡年龄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服兵役及预备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兵源。

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日本在与大清的角力中失利。之后，日本陆军计划在3年内将兵力扩充至28个步兵联队、7个野战炮兵联队、7个骑兵大队、7个工兵大队、7个辎重兵大队，都是7的倍数。这就是最早的7个常备师团。这7个精锐师团就是后来日本庞大陆军的“种子”。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中，日军的图谋再次被大清挫败。此后，日军再度改革军制并建立起具备紧急应战和快速反应的征兵体制。1890年，日本军队改革基本完成，陆军拥有现役常备兵力5.3万人。日本还通过仿效欧洲的预备役、后备役制度设立第一后备军、第二后备军，后备军人数达到25.6万人，使得战时可用的兵力迅速膨胀数倍。军队的装备也基本实现了近代化。

1886年11月，日本还制定了《警备队条例》，在对马海峡设置了警备队。

这些人员也可以在战时迅速转变成正规野战部队。

关于日本海军的建设，后文再做详细叙述。

在此期间，日本国家财政始终给予军备与军队建设最大的保证，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军费开支通常占到财政总支出的1/4，军费开支始终放在政府支出的首要位置。甲午战争之前，为了赶超北洋舰队，日本海军加紧造舰、购舰步伐，军费开支甚至超过了财政总支出的30%。

为了改革军队的管理体制，日本在1869年2月就设立了兵部省，统辖陆海军事务。短短三年之后，兵部省又分设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其长官就是后文将经常提到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简称“陆相”和“海相”。在倒幕战争中，出了大力的两大强藩——长州藩和萨摩藩成了日本陆海军的核心中坚力量。大体而言，萨摩藩掌控海军，长州藩主宰陆军，带有明显的地域和宗派色彩。虽然名义上陆海军是并列关系，实际上陆军在决策中经常会起到主导作用。

1872年12月，原陆军省下属的参谋局被改组为“陆军参谋本部”，统管陆军军令、侦察、参谋等事务。1893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的头一年，在海军的强烈要求下，“海军军令部”成立。日本陆海军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宿仇，历来尿不到一个壶里，抢夺有限的战争资源是他们永恒的主题。后文可以无数次看到这样的情形，陆军提出的方案海军一般看不上眼，海军提出的计划，陆军即使心里认可，行动上也照样站出来反对。在联合舰队中曾经有这样一句话，“拿出三分之一的精力与英美作战，剩下的三分之二用来对付陆军”。太平洋战争时期，联合舰队第三任司令长官丰田副武海军大将经常称陆军为“马粪”，并多次刻薄地说，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不能嫁给陆军那些家伙。航空母舰是海军的作战主力，陆军在战争期间也曾谋划建造属于陆军的航空母舰。你建航母在陆上运炮弹哪？就连后来对原子弹的研究，也是陆海军各自一套班子分别进行，互不通气，老死不相往来。

陆军叫“陆军参谋本部”，为什么海军不叫“海军参谋本部”呢？这正是陆海军矛盾的一个具体表现。海军认为那样叫就有拾人牙慧之嫌，所以才别出心裁起名为“海军军令部”，连一个字都要理论清楚。其实两者职能都一样，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儿。

在陆军眼里，海军算个鸟，你有了军令部，那我陆军一定要比你多点啥才行。这样，在1893年，陆军就增设了教育总监，负责陆军的教育和训练事宜。除此之外，海军还有一种战时编制，后来逐渐成为常设机构，那就是赫赫有名的联合舰队。但实际上联合舰队长年停泊海上，平时基本不参与大本营的决策。这样陆海军就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三驾马车”——

陆军：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

海军：海军省，军令部，联合舰队。

战争时期，这些机构往往会联合办公，这就是后文经常要说到的“军部”或“大本营”。“军部”和“大本营”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比如后来的关东军等驻外机构也都隶属于军部。

相对而言，大清在军事上根本谈不上改革，所采取的举动基本属于换汤不换药。连最有见识的李鸿章都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也。”如此这般，你还能指望大清会有脱胎换骨的变革吗？海军仅仅用白银搭建了一支貌似唬人的“北洋水师”（下一章详叙）。陆军更惨，只是通过购进一些洋枪洋炮告别冷兵器时代，在制度改革上毫无所为。

大清陆军号称“百万之众”，如果放在冷兵器时代，还可以说对日本占据绝对优势。但当时的战争已经不能仅依靠人数来预测胜负，鸦片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甲午战争前，清军正规军已经从入关时的30万人发展到了70万人。其中八旗兵25万人，绿营44万人，这些大部分是旗人，属于吃国家财政的正规军。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中看到清兵衣服上打着“兵”或“勇”字，这个“兵”就是所谓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那些“勇”就是临时招募来的地方部队，大致包括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安徽毅军、河南嵩武军、东北练军、湖南楚军、山东绥军和巩军等。“兵”和“勇”加起来总数98万人，说百万人也不算夸张，但不是“百万雄狮”，而是“百万绵羊”。如果遇见群狼的话，一万只绵羊和百万只绵羊都没有取胜的可能。

作为正规军的八旗和绿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已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的时期更是逢战必败。甲午战争之前，这支正规军仍然保留着入关之时的古老战术：骑马、射箭、长矛、大刀。腐朽的八旗、绿营已经不能担当战争的重任。实际上，在大清陆军中，能够担纲的正是曾国藩、李鸿章手下那些吃地方财政的“勇”。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真正能打仗的不是野战军、正规军，而是武警、派出所民警和协管、城管。

英国海军情报处曾给予日本陆军很高的评价，称其“装备精良，组织完善，行动迅速，服从命令，斗志高昂，随时能战”。对于军种的评价是：“步兵最佳，炮兵次之，骑兵一般。”如果与中国军队比较，英国称差距“就像19世纪的文明军队和中世纪的军队一样”。《德国新报》也有过这样的报道：日军操练方法均模仿德国，其实力与德国劲旅已没有明显差别。如果中日交战，日本必操胜算，“若中国之兵非数倍于彼，恐难期制服也”。后来，事实也验证了以上说法。

通过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日本和大清可以说都穿上了西装。远看光鲜照人，似乎“帅”且“酷”。但近前一看，日本西装里边是衬衣、领带、蝴蝶结，下边是袜子雪白、皮鞋锃亮。咱大清西装里边还是原来的肚兜、长袍、马褂，下边赤脚穿着尖口布鞋，不伦不类，咋看咋别扭。

如果把危难中的国家比喻成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那么洋务运动最多属于保健型，就是往太阳穴擦点风油精，在脚底板抹点清凉油之类，最多也只算吃点治标不治本的草药而已，药劲过去之后，痼疾依旧。而明治维新无疑是剖肚挖肠之类的外科手术，看起来鲜血淋漓，痛苦无比，结果却是脱胎换骨，效果明显。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话，前者为“鱼”，后者则为“渔”。表面上，就少了三点水，实际上差之千里。

日本军国主义初具雏形

对于“军国主义”一词，《辞海》给出的定义是：“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相比于《辞海》的惜字如金，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先生曾有过更为明晰的解释：“军国主义就是以军事组织力量作为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势力都附从于军事势力之下，一切政治组织都附从于军国组织之下。”两者虽用词不同，但基本含义一致。相对于他们的“文绉绉”，老酒用“打油诗”表示：国事军人说了算，一切围绕军事转；经济建设让一让，主要任务是打仗。

如果想更便于理解，在中国历史上寻找类似“军国主义”盛行的年代，老酒以为最著名的就是秦和蜀汉。尽管秦始皇的雄才伟略以及诸葛孔明的运筹帷幄，老酒都极端崇拜，可不幸的是，这两个政权都很快败亡，之后日本的盛极而衰也印证了这一点。

用历史的观点去看，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诸多主客观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第一个因素，独具特色的天皇制。

经过20多年的明治维新，日本于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大家后来称为“明治宪法”，宪法首先明确了天皇在国家权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外交等方面的最高权力之外，更为上述权力罩上了一种神权的色彩，成为维系日本军国主义制度的基石。《明治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一条“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二条“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第十三条“天皇决定宣战和议和”，第十四条“天皇宣布戒严”等，给予天皇在军事上绝对的统治权，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而属于天皇。我们习惯称日本兵为“鬼子”，但他们自己和汉奸都自称或尊称为“皇军”，就是这个道理。《明治宪法》第五十五条说，各国务大臣“辅弼天皇承担其责”，也就是说各大臣不对首相和议会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第十条还说，行政上的官制由天皇任命文武官员，因此首相不能罢免大臣。一定要罢免时，必须以内阁意见不一致为由实行总辞职，然后由天皇任命新首相重新组阁。战前首相近卫文麿排除外相松冈洋右，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日本还通过宣传忠君思想来神化天皇。日本极力鼓吹民族主义，自诩他们的历史比任何民族都要久远，把日本说成是“神的国家”和“万国之本”，自恃“大和民族最优秀”。他们把自己居住的岛国当成是日出之岛，宣称这里是大地的中心。而他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子孙”。长期以来，日本国民对天皇始终是惶恐有加，顶礼膜拜。这样的“神”还被奉为陆海军大元帅，是军队的“最高首长”。这样军队自然就成为“神”的皇军，军队的军国主义行为也就成了按神的旨意行事的“合法”“神圣”行动。

天皇在日本军队和国民心目中到底有多“神”，理论上很难说得清楚。可以通过以下几个例子来窥视一二。

1876年至1880年，为了树立天皇在国民中无与伦比的“神”之地位，日本政府安排明治天皇到全国各地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巡幸。日本学者木下尚江在自传中有过这样的描写：“在雨中，从十里、二十里的山中，成群结队的人抱着婴儿，搀扶着老人一起来参拜天皇。一旦允许自由通行，道路两旁的男男女女就会争先恐后地跑出来，互相冲撞、互相推挤，他们拼命争抢的是马蹄踢起或者马车溅起的沾满泥土的小石块。在老百姓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话，如果拿到天皇走过的砂石，就会全家安宁，五谷丰登。”

在东京，有轨电车在驶经皇宫时，所有的乘客都要脱帽致敬。这还不够，后来干脆规定司机必须停车，让每个人对着皇宫庄严地鞠躬致敬。

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夕的1941年9月，一篇文章获得了日本全国作文大赛的第一名。作文内容大意是，一个在中国前线阵亡的日本士兵手中紧紧攥着一块鹅卵石。那块鹅卵石来自皇宫，很可能被天皇看到，甚至踩到过，用一句类似的话，就是“那是开过光的”。

在日俄战争中，两个儿子都相继战死的乃木希典在日本被誉为“军神”。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因尿毒症病死，乃木希典一直为其守灵。就这还不过瘾，同年9月13日，明治天皇殡葬之日，悲伤至极的乃木为报恩和教育世人，偕夫人双双自杀追随明治天皇而去。这件事在日本被广为传诵，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经典素材。日本媒体称乃木为“人间模范”“国之忠臣”，并为其搞国葬、造神社、塑铜像，使他成为近乎“神化”的九千岁。

日本陆军平时最高的常规编制是师团，其规模和中国以及西方部队中的师基本对应，可能稍大一些。师团之下分别是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别对应旅、团、营、连、排。至于后文要经常提到的军、方面军、总军，基本上属于战时临时编制。实际运作中，天皇除了不参与直接军事战术指挥之外，其余如师团长的任命、联队军旗的授予都属于其分内之责。

日本陆军大将山下奉文，因横扫马来亚和新加坡被盟军惊呼为“马来之虎”，为人飞扬跋扈，“你只能说‘yes or no’”的经典话语就出自他口。山下奉文有一个习惯，每换一个服役地点，他的办公桌都会随即转动，转动的目的是要始终朝向那一个方向：日本天皇所在的皇宫。

日本陆军在濒临绝境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焚烧军旗，因为那是天皇亲自授予的。军旗若在，即使人死光了，部队的编制也可以保留，军旗不在，部队番号随之取消。军旗为敌人缴获，被视为日本军人最大的耻辱。

陆军有尊重天皇的习惯，海军自然也有自己有别于陆军的规矩。日本每一艘战舰都“供奉”有天皇的“玉照”，作为激励将士奋勇作战的精神武器。在作战中如果一艘军舰被击沉或濒临沉没，舰长的首要任务不是救助士兵，而是先派出最强壮、水性最好的士兵负责向其他军舰转移天皇的“玉照”。至于此举有多少实际意义，为此要死去多少人，都是不用考虑的事。天皇是“神”，即使是“玉照”也不能下海游泳。虽然天皇作为杰出的海洋生物学家，游泳水平可能并不低。

“二战三大元凶”之一，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有着这样的座右铭：“以吾皇为吾行动之借鉴。”他曾经在否认自己的政权是独裁政权的一次演讲中说：“叫作东条英机的这个人只是一介卑微臣民。我与你们唯一的不同点是，我被天皇授予首相的责任。我只是沐浴于陛下的光辉下才显得出众。要不是这种光辉，我不过是路边的一块小卵石而已。正是得到陛下的信任并担负我目前的职务，才使我显得出众。这使我与欧洲那些众所周知的独裁统治者完全不同。”事实的确如此，1944年，塞班岛失守后，天皇的一句“不信任”就让东条英机主动乖乖地卷铺盖回家。

日本有个首相叫田中义一，“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就出自他的《田中奏折》。就是这样一个胆大包天的人，天皇的一句训斥，就让他吓得赶紧辞职，回家之后，很快郁郁而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有许多日本军人孤零零地守卫在太平洋一些荒凉的海岛上，他们要为天皇而战，死而后已。在塞班岛，一个名叫横井庄一的日军小队长，坚持战斗到1972年。他说：“日本军人接受的训示是宁可战死疆场，也绝对不能投降，我是为日本天皇和日本精神而战的。”两年之后，1974年，在丛林里顽抗了29年的最后一个日本兵小野田宽郎，在接到他当年的上级——已经做了书商的原陆军少佐谷口义美的投降命令之后，在菲律宾的卢邦岛向当地警察局投降。在小野田打游击藏身的山洞里，石壁上挂着“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标语，还有刻在香蕉叶上的天皇肖像。小野田坚持要将保存良好的军刀亲自交给天皇。与横井和小野田一样，日本士兵认为，在天皇面前任何生命都微不足道，对天皇的效忠重于泰山，而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一个日本战士的最高荣誉就是为天皇战死。

对天皇宣誓效忠的，不仅是陆海军军人，还包括几乎全体普通国民。就在盟军最后逼近日本本土的时候，所有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幼，都参加了抗击盟军登陆的军事编队训练。由于缺乏武器，他们使用的甚至是原始时代削尖的竹竿。因为天皇告诉他们，“誓死不降”。他们的标语是，“万众一心，视死如归”，人人都唱的一首歌是《亿万灵魂为天皇》。

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专家，叫埃德温·莱顿博士，他曾经在终战之前告诉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在当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如果他让所有的妇女剪掉头发，或者叫国民倒立起来用手走路，所有人都将照办不误。甚至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掉睾丸，99%的人都会从命。”美国人因为恐惧日本最后的殊死抗击，才同意日本保留国体，也就是保留天皇。

天皇居住的皇宫，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圣地”。1941年12月8日，南云忠一机动部队袭击珍珠港之后，日本举国上下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在皇宫二重桥外参拜的人群络绎不绝，男人高呼“天皇万岁”，女人也身着节日的盛装前来祝贺，向皇宫深深鞠躬、跪拜。相反，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布投降之后，东京有数万人再次来到二重桥，无数家庭的全家老小叩头遥拜，面对皇宫痛哭不已。其中竟然有全家老少三代集体自杀。横滨的一所小学听到天皇投降诏书的录音之后，校长带着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自尽。

看看战后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甲级战犯的表现。1946年4月29日是裕仁天皇45岁生日，在监狱的楼道里出现了一幕诡异的场景，东条英机等一群死不悔改的战犯朝着皇宫方向遥拜，合唱《君之代》，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万万岁”。纳粹德国上绞架的甲级战犯在临刑前，没有一个人高呼希特勒万岁，而日本7个判绞刑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他们在上绞架前高呼的都是“天皇万岁”，而且是连续大呼三声。

第二个因素，军政分离，军“主”，政“从”。

对于一个健康稳定的国家来说，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军事战略服从于政治战略。军队的任务在于保卫国家的安全，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在今天，一旦听说某个国家发生了军事政变，成立了军人政府，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国家不稳定，至少是处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要去旅游的人一般就会退票改变计划。相对于政治家而言，军人往往崇尚通过武力解决问题，自然就会缺乏相对理性的判断力。对于日本而言，军人主宰国家达几十年之久，连年征战也终于把国家带到了灭亡边缘。

前文简单介绍过日本的军制，它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所有的军事机构、军事力量都直接隶属于天皇，政府对军队的行动无权干预，到最后，干脆军人反过来主宰了政府。

这一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纽伦堡审判和远东东京审判的结果就可以见端倪。德国判处绞刑的12人中，文官居多，真正的武官只有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说明德国的侵略主要是政治家发动的。而日本被绞死的7人中，6人是陆海军大将，唯一的文人广田弘毅还有凑数之嫌，说明战争的发起者主要是军人。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民主派代表尾崎行雄、岛田三郎等也曾指出：“直属于天皇的机构中，属于文官者只有4个，而属于武官者竟达41个之多。”

总体来看，日本天皇总揽统治权，内阁作为行政机构对天皇负责。与内阁一样，军部同样是独立的，也一样直接对天皇负责。政府和军队分离，造成了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同等重要和不分主次。这样就形成了日本的第一个矛盾——“军部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除了客观上实力差距较大之外，老酒觉得有一个主观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在内部存在几大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一是政府和军部的矛盾；其二是陆军和海军的矛盾；其三是陆军内部“统制派”和“皇道派”的矛盾；其四是海军内部“舰队派”和“条约派”的矛盾。这些矛盾互相交织，互相制约，成为日本最终战败的部分原因。

真正使内阁政府最终成为军部附庸的，是日本特有的“两权一制”。

根据日本宪法，天皇作为大元帅统帅陆海军。这种统帅大权即军令权的行使，由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辅佐，这就是所谓的“独立统帅权”。陆军省和海军省作为军政机构，其大臣既是内阁成员，又与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一起拥有不经内阁直接向天皇上奏的“帷幄上奏权”。根据大本营条例，大本营的幕僚全部由陆海军将佐组成。内阁首相不得参与大本营一切作战计划的制订和具体作战指挥事宜。这样就从法律层面上确认了军部的“独断”权力。

由此可见，日本实际上已经成为“二重政府”。内阁是一套，军部是另一套。之间虽有交叉，陆海军大臣既属于内阁成员，也属于军部，但陆海军大臣不需要对内阁大臣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这样一来，陆海军大臣就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境地。他们作为国务大臣有资格参与内阁事务，同时作为军事行政的主管大臣，还就统帅权的行政事项，承担辅佐天皇之责，具有双重身份。

在统帅权方面，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的职权不可小觑，可直接向天皇上奏，即上边提到的“帷幄上奏权”。为了缓冲“中间地带”的矛盾，也规定陆海军大臣在行使“帷幄上奏权”时应当将其上奏事项通报给首相。用一个现代词语表示，就是“主送天皇”“抄送内阁”。等于说有关军事方面的决策，首相知道了就行，不需要表态或批示。一个明显的例子，中途岛之战日本海军遭受重创的消息并没有人告诉首相东条英机，他是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战斗中损失了帝国海军最精锐的4艘重型航母。东条的后任小矶国昭更惨，陆海军的所作所为他这个当首相的基本上啥都不知道，纯粹靠边站，看不见。

由于能得到“抄送”的文件，似乎内阁通过陆海军大臣也能知晓一些军部的事情，还算说得过去。但正是这个陆海军大臣后来成了内阁的死穴，这就是更为著名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又称“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其核心内容是，内阁成员中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的陆海军大将或中将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名义上为内阁成员，却只须对天皇负责，可以直接向天皇请辞。

换句话说，不是现役的陆海军将领就不能出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而陆海军将领却可以担任陆海军大臣以及之外其他各省大臣甚至内阁首相。

“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在1900年确立。1913年，“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出任首相之后，为了对付陆军随时可能实施的倒阁行为，曾经短期内废除过这一制度，将“现役武官”改为“退役的也可以”。这一改变仅仅是字面上的，因为在此之后并没有出现过由退役武官出任陆海军大臣的情形。1936年“二二六事件”之后，广田弘毅内阁在军部的逼迫下再次恢复“现役武官制”，标志着日本军部完全掌握了国家大权。此举也是广田弘毅战后成为唯一被绞死文官的主要罪证。

这样的变态体制必然导致内阁残缺不全，相对于军部来说十分脆弱，因为只要陆海军大臣辞职，内阁即告垮台，军方不推荐陆海军大臣，新内阁就无法成立。军部唯一有求于政府的，就是要求拨给扩军与作战的经费，就算政府反对军部，也可以以搞垮内阁相威胁。如果这样还无法达到目的，军部往往通过挑起战争，以“帷幄上奏权”获得天皇批准，从而迫使内阁承认既定事实，九一八事变就是最好的例证。

说了半天绕口令，老酒再举几个例子，读者可能就会豁然开朗。

比如，“军阀毒杀内阁”。1913年，西园寺公望内阁决定整顿财政，削减开支，同时陆军以“维护满蒙权益和殖民地治安”为由要求增设两个师团，遭到内阁拒绝。结果“陆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导致西园寺内阁集体歇菜，由陆军出身的元老桂太郎继任首相。这次事件被称为“军阀毒杀内阁”。

又如，宇垣一成组阁失败。1937年，广田弘毅下台后，宇垣一成曾受命组阁。宇垣虽然是陆军大将出身，但因为之前主持过著名的“宇垣裁军”，裁减过陆军的4个师团，在陆军中被看成叛徒，备受敌视。因此有“昭和第一兵家”之称的石原莞尔串通陆军闹“罢工”，拒绝向内阁推荐陆军大臣人选。最后弄得宇垣组阁失败，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再如，米内光政黯然下台。1940年，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受命组阁。当时希特勒在欧洲所向披靡，日本陆军提出“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口号，积极推动德、意、日三国同盟。海军内部以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组成的“三驾马车”害怕因此诱发日本与英美的战争坚决反对同盟，导致陆军大为不满。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指使参谋次长泽田茂拿着他的印章逼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此举直接导致米内光政内阁垮台。不过，米内光政在1946年东京审判时，做伪证救了畑俊六一命。

这样的结果导致政府逐渐被军部左右，发展到后来，军部直接就成了政府。这一现象在1931年之后更加明显。看一个简单的统计，从1931年4月14日到1945年8月17日，从若礼次郎内阁开始，之后的犬养毅、高桥是清、斋藤实、冈田启介、广田弘毅、林铣十郎、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东条英机、小矶国昭、铃木贯太郎、东久迩宫，短短14年时间里，日本换了17届内阁。这么多首相中，只有犬养毅、高桥是清、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和近卫文麿5人为政客、官僚或贵族出身，其余9人清一色的陆海军大将。

第三个因素，别具一格的军国主义教育体系。

毋庸置疑，军国主义教育是日本推行军国主义路线、对外实施侵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80年发布的《教育令》中，就已经出现“尊皇爱国”的字句。1890年10月30日，明治天皇亲自颁布了《教育敕语》，使得日本国民从小学时代就开始接受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教育敕语》虽然只有200余字，但从颁布之日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半个世纪内，对其进行阐述的文本就有六七百种。从1891年到1907年的16年里，解释《教育敕语》的《敕语衍义》就重印了31次。

思想的教育还不够，形式上也必须身体力行。在日本，每逢重大节假日庆典活动，所有学校的师生都必须集体对天皇的御像鞠躬行礼，山呼万岁。由校长奉读《教育敕语》，全体师生必须低头毕恭毕敬地聆听，其间还要演奏歌颂天皇统治千秋万代的歌曲《君之代》，制造浓厚的宗教氛围。

对军人的洗脑和军国主义灌输更加严格。日本于1878年颁布了《军人训诫》，以“忠实”“勇敢”“服务”作为军人的根本精神，禁止士兵谈论天皇，议论朝政。1882年1月，明治天皇亲自颁授了《军人敕谕》，敕谕中阐述“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帅”，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帅权。在宣布“朕是尔等军人之大元帅”的同时，也提出天皇与军人一心相连，荣辱与共，“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对军人精神提出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军人不仅在学生时期接受了《教育敕语》的严格教育，在部队仍要全部背诵《军人敕谕》。

1941年1月，时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颁布了《战阵训》，其执笔者就是陆军大学第二十八期“首席”，当时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的今村均中将。《战阵训》通篇是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其中说：“知耻者勇，应常思乡党家门之脸面，益愈奋励，以不负其期待。生不受虏囚之辱，死勿留罪过之污名。”正因为此，投降被日本士兵视为终身耻辱。战死的军人是神，而一个被俘或投降的士兵在他家乡和家人的心目里已经死亡，名字也会从户口册上划掉。日本《军人手册》上写道：“要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

第四个因素，“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全民“尚武”的基础。

几十年如一日对外穷兵黩武的日本，可谓全民“尚武”。“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漂满海面。我们愿为天皇而死，誓不回还。”如果听到一个人在唱这样血腥的歌词，你的第一判断是这人肯定不正常。但这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军歌《到大海去》。

相对而言，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老酒小时候读书读到“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我们的历史源远流长”时，都会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长大后慢慢才知道，“地大”，可西半边没多少人住；“物博”，但石油不够用。小时候老师说中国有了大庆油田，从此告别了“贫油国”的帽子，今天才知道，我们不但“贫”，还不是一般的“贫”。我们勤劳，善良，不尚武，我们视“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我们引以为豪的万里长城，正是对外防御敌国入侵的最好见证。“止戈为武”，文字上的表现也如此。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支部队，如岳家军、杨家将、戚家军等，任务基本都是防守。郑和倒是坐着船出去遛了几圈，但只扬威不打仗，我们推崇的是“以德服人”。

前段时间看到评选中国古代十大酒局的文章。项羽、刘邦的“鸿门宴”，曹操、刘备的“青梅煮酒”，周瑜、蒋干的“群英会”都曾上榜。但老酒认为，这些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程度都远远比不上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那一杯酒之后，中国逐渐走上了“文尊武卑”“文主武从”之路，扼杀了中华民族本来就不多的血性。“中国原来也是有武士的，但是在宋朝之后消失了。”说这句话的不是老酒，而是前文提过的“昭和第一兵家”石原莞尔。提出类似观点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被称为民国第一战略家的蒋百里。

20世纪，在中国土地上发生过两起惊天动地的暗杀。第一次是1909年10月26日，地点是哈尔滨火车站，日本前首相、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被安重根枪杀。第二次是1932年4月29日，地点是上海虹口公园，日本阅兵庆祝天皇生日，一个叫尹奉吉的人向主宾席投掷炸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被炸死，驻华公使重光葵和第六师团植田谦吉中将各被炸断一腿，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目。安重根和尹奉吉后来都被处决。大家可能已经从名字上看出，他们都是朝鲜人。要是中国人，该多解气。

在中国，一般说“工农商学兵”。而在日本，这一次序是“士农工商”，这个“士”，不是士大夫，而是“武士”。幕府时期也只有武士才能接受教育，可见军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尊崇地位。

从明治、大正直至昭和时期，日本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习俗，男人长大从军或入军官学校，女人则做医护或报务员，一言以蔽之，“参军光荣”。在幕府时代的日本，只有武士阶层才有资格接受教育和成为军人。在明治维新实行征兵制之后，大多数下层的老百姓将能够参军视为地位得到提高的标志，对于成为军人充满了自豪感和使命感。

皇室也为平民做出了表率。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皇室男性自动成为陆海军军人。裕仁天皇8岁之前被寄养在海军中将川村纯一中将家，长达4年多，之后先后由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直接担负其启蒙教育，可以说早与军人融为一体。裕仁12岁成为太子时军衔是少尉，14岁是中尉，之后每隔两三年晋升一次，最终成为陆海军大元帅。除了裕仁，战前日本皇室所有男子必须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都进入军队任职。

传统的日本武士产生于8—9世纪。自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开始，武士阶级就成为日本的统治阶级，该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形成后来让人闻之色变的“武士道”，核心内容就是“效忠君主，以武为本，崇尚武勇，重名轻死，杀身成仁”。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阶层虽然消失，但随着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之路，武士道精神也被赋予新的内容，成为日本军人拼死搏杀的精神支柱。

一般人对生命执着、眷恋，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才是真诚的。武士标榜精神上的优越，提出要在心理上先战胜自己，才能去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然后才能“要别人的命”。日本以“樱花”比喻武士，他们认为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盛开，而在凋零之时。花期不长的樱花会在一夜之间全部凋零，没有一朵残留枝头，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最高精神境界，在片刻耀眼的美丽中达到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毫不留恋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日本人眼里，“武士道是对死的一种觉悟”，武士道的理想境界不是生存而是死亡，战死沙场或者自杀才是武士最理想的归宿。

对于一个用武士道精神武装的日本军人来说，他的终极目标就是为天皇战死。战死会为他的家人带来无上的荣誉，本人的灵魂也会得到拯救。在西方人眼中，日本兵个个都是“超人”。有位美国观察家指出，日本的伤兵尽管身上受伤，仍有活力，被子弹打穿了头部、颈部、身躯、手臂或腿部，照样能走，对自己的伤势毫不在乎。他们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生命力。

正是有了“武士道”作为精神武器，才有了后来的“万岁冲锋”“玉碎”“神风特攻队”“剖腹”等一系列违反人伦和道德的组织或行为。至于选择剖腹作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的灵魂宿于肚腹之中，在有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时就选择剖腹。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时，东京的大街小巷四处充斥着嘲笑德国人的声音，人们纷纷大骂德国人无耻，没有一点武士道精神。在马来亚战场，一个英国将军曾经感慨地说，我们天天要求士兵战斗到最后一人，可真正能做到的却是对面那些我们的敌人。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经验》中也提到，日本兵至死不肯缴枪，是因日本之武士道和军国主义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

由于轻视生命的价值，所以日本军人也绝不会去看重战俘的生命。他们曾自豪地宣称，欧洲战场结束之后，在欧洲的美军士兵对于和日本人作战存在着很大的厌战情绪。相比德国人来说，日本人更加残暴无情，他们蔑视生命，视生命如草芥。盟军士兵如果当了德军的俘虏，活下来的希望很大，因为德国战俘营俘虏死亡率只有2%~3%。一旦当了日军的俘虏，那等于一只脚已踏进了鬼门关，死亡率一下子就上升到30%以上。

日本女性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也有不俗的表现。梁启超曾说，日本人将送家人上战场视为莫大的荣誉，就像中国人中举人一样。入伍军人会被赠以“祈战死，勿生还”几个字，出征的士兵还会带着“千人针”。这种千人针是由出征士兵的女性家属，比如母亲或姐姐，拿上一件饰物，到街头或者公众场所祈求路过的女性在饰物上缝上一针，等凑够千针之后让出征者带上用于辟邪。几乎所有接到这种请求的女性都会毫不犹豫地应邀上前缝上一针，给即将奔赴前线的战士“祈福”。战争期间，日本艺伎也会捐钱捐物资助战争。1938年1月，日本出台《母子保护法》，公开打出“努力繁殖，努力生育”的口号。开战之前的1941年7月，日本又开始实施《国民优生法》，对15岁至21岁的女学生进行千米赛跑等体力测试考试，提出在整个日本培养“军国女性”，培育一代又一代的“军国母子”。

在世界第一战列舰“大和”号的濒死出击中，舰队司令伊藤整一海军中将的太太伊藤千岁把丈夫送出家门时，最后一句话是：“打了败仗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日本战败后，陆军元帅杉山元每天都会多次听到夫人冷冰冰的声音：“日本已经战败了，你怎么还有脸活着？怎么还不剖腹？”

第五个因素，大力兴办高等军事院校，培养对外侵略扩张的“精英人才”。

日本人做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始终把对人的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发展经济如此，扩充军事力量也不例外。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先后建立了几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可以断定在半个多世纪的对外侵略扩张中，参战的陆海军将佐几乎都出自这几所军事院校。

首先出场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简称“陆士”。其前身为创建于1868年的京都兵学校，后根据1874年《陆军士官学校条例》正式创立。该校在思想上极端重视对学生实施军国主义教育，在军事技术上注重学员的综合发展，为日本陆军培养了大批高级将领，1945年日本战败后撤销。其间共开办61期，培养中高级军官36900名。后文在介绍出场人物时经常会说“陆士某期”，意思就是“陆军士官学校某期毕业”，“陆大”“海兵”“海大”也类似。

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受到“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的影响，很多中国有志青年东渡日本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其中也包括蒋介石，不过蒋委员长当时上的是东京振武学堂。当时“陆士”是中国军人的首选，在“陆士”学习过的中国著名军人包括蒋百里、蔡锷、孙传芳、阎锡山、何应钦、汤恩伯、朱绍良、程潜等。后来中国有了黄埔军校，青年学生才开始转向国内，“陆士”渐渐淡出了国人的视线。

比“陆士”高一级的就是日本陆军大学，简称“陆大”。1872年12月，陆军参谋本部成立后缺乏合格的参谋人才，所以“陆大”可以说是为了培养参谋军官专门成立的教育机构。位于东京的“陆大”1882年建校，1883年开始招生，1885年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刚开始十几届每届只有学生10人左右，到了1899年的第十三期（其间因为甲午战争停办两期）才达到40人，后来招生人数逐渐增加。在日本，只有“陆大”的毕业生才有资格当参谋。“陆大”开办的64年间，共有3485名毕业生。

“陆大”的报考资格为“陆士”毕业，在部队服役两年以上，未满30岁的中下级军官，可以说是对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年轻军官进行理论充实。“陆大”教育时间为步兵、骑兵三年，炮兵、工兵二年。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陆大”是唯一由陆军参谋本部直接管理的学校，“陆大”学生毕业后由参谋本部直接安排工作。

与“陆士”不同的是，中国学生到“陆大”学习的人屈指可数，名气大的也不多。

在这里介绍“军刀组”。“军刀组”是对每届“陆大”毕业生中前六名的称谓，因为这六人能够获得天皇御赐的军刀而得名，又称“恩赐组”。其中前六名中的第一名被称为“首席”，前文提到的《战阵训》，其起草者今村均就是“陆大”第二十八期的“首席”。“首席”往往能获得觐见天皇的特别奖励，这在日本军人中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军刀组”成员往往在军队中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很多人马上就能进入陆军参谋总部最重要的作战部。除此之外，他们往往还享有一项特权，可以优先公派出国留学。这些精英大部分选择的出国方向是陆军最强的德国。

“陆大”第一期首席叫东条英教，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父亲。我们可以随便列出一些军刀组成员的名字：武藤信义、宇垣一成、谷寿夫、荒木贞夫、阿部信行、真崎甚三郎、松井石根、西尾寿造、畑俊六、永田铁山、梅津美治郎、安藤利吉、山下奉文、今村均、本间雅晴、田中静一、下村定、石原莞尔、小畑英良、铃木宗作、武藤章、栗林忠道、辻政信、濑岛龙三等。这些人都将在之后的正戏中出场。可以看到，号称“昭和三大参谋”的石原莞尔、辻政信和濑岛龙三，无一例外都是“军刀组”成员。

陆军有陆军的学校，海军也必须有自己的培训机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成立于1869年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简称“海兵”。“海兵”的含义是培养海军的用兵之道，而不是培养士兵的学校，就像《孙子兵法》是讲述用兵之道，而不是当好士兵的方法一样。“海兵”最初的名字叫海军兵学寮，在1870年1月11日举行了首届学员的开学典礼。同年11月4日，“海兵”首批选拔了15名少年生和29名成年学生。在这15名少年生中，就有前边提及的“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1888年，“海兵”从东京迁往江田岛，使得之前默默无闻的弹丸之地江田岛从此名扬天下。江田岛位于濑户内海南端，与日本著名的吴军港隔海相望，地形临海抱湾，环境优越，利于高级军官的专业培养。为了保持良好的教育环境，在迁校以前海军就同当地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在江田岛附近指定范围内不能开设娱乐场所，以防止海校学员萎靡堕落。

建校之初，“海兵”向世界头号海军强国英国学习的精神十分强烈，连建造学员宿舍用的红砖都是千里迢迢从英伦三岛高价运来的。学校主要培养海军战斗指挥官，同时设有其他专业培养课程，其教育、训练模式几乎全部仿效英国。

一位英国教官在谈到“海兵”时写道：“在日本青年中选择那些出类拔萃者，在这里接受世界上严酷无比的艰苦训练，他们的身心在经过只有十分顽强的人才能经受住的锻炼后，被培养成具备古代武士道德的现代海军军官。从海军兵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既有一副能经受一切艰难困苦的身体，也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了天皇和祖国，他们都不惜一死。”

“海兵”面向全日本招生，学生录取年龄为16岁至19岁，无特殊应考资格限制。在日本帝国海军发展的鼎盛时期，考入“海兵”是成为海军高级将领的必要条件。军人能进入该校往往被视为一种骄傲。同日本陆军的土黄色军装相比，“海兵”学员纯白的海军服格外耀眼。据说“海兵”学员在回家省亲时，其乡里往往引以为荣并举行欢迎会来招待。因此，虽然管理极端苛刻，“海兵”依然是当时日本青年竞相报考的学校，号称比东京帝国大学还难考。

经过持续的努力和提高，“海兵”最终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英国达特茅斯海军学院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海军高校。太平洋战争自始至终都有“海兵”学生的身影。战后有史学家戏称，太平洋战争其实就是日本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和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之间的战争。

从1873年11月毕业的第一期的2人，到1945年10月毕业的第七十八期4028人，“海兵”共毕业学员12433人。这其中有1313人成为大日本帝国海军的将官，包括64位海军大将、387位海军中将、862位海军少将，将军比例超过了总人数的1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四任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古贺峰一、丰田副武、小泽治三郎，是清一色的“海兵”毕业生。后文将提到的永野修身和井上成美被称为“海兵”最杰出的两任校长。战争期间，“海兵”也成为一些海军高级将领的避难地，莱特湾大海战的责任者栗田健男就是“海兵”的最后一任校长。

如果按照晋升将军的比例计算，“海兵”第十二期居首，19名学员中有15人成为将军，占到学员总数的79%。论诞生将官人数的话，当属第四十期最多，一共有65人成为将军，其中就包括后文经常要提到的一些人，如宇垣缠、山口多闻、大西泷治郎、福留繁等。但是，第七期、第十五期、第二十一期、第三十九期这4期，都诞生了4位海军大将。其中第七期的4位大将中，更是有两位晋升为海军元帅，实在是牛。

陆军有“陆士”有“陆大”，那么在海军除了“海兵”之外，也必须再有点什么，这样就有了海军大学，简称“海大”。这可不是老酒工作上经常有联系的海南大学。

“海大”于1888年7月建校，用的就是“海兵”从东京搬到江田岛之后空出来的老地儿。“海大”只招收“海兵”毕业生，规定只有“海兵”成绩排名在前20%的人才有资格报考，军衔至少也要是大尉或少佐，这一点比“陆大”高了一级。“海大”一开始的培养目标就是海军高级将领。如果说“海兵”算本科生的话，那“海大”就是研究生院，培养的是硕士、博士。

“海大”很难考，但日本海军高级军官很多人都读过“海大”。山本五十六、黑岛龟人、小泽治三郎这些日本海军的精英都有“海大”的经历。高须四郎、南云忠一、小泽治三郎、及川古志郎、伊藤整一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名将，都担任过“海大”的校长。日俄战争之后的几年被誉为“海大”的黄金时代，日本海军的三大理论家同时在这里任教：秋山真之讲授海军战略学，佐藤铁太郎讲授海军史，铃木贯太郎传授鱼雷战术。这都是日本海军史上里程碑式的杰出人物。

以上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加上日本对外不间断的侵略战争，使得日本军国主义不断深化。我们来看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日本经历了多少次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主力侵犯中国，1904年日俄战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全面侵华，1939年诺门坎日苏之战，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纵观世界近现代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频繁地发动过如此多侵略战争。可以说，从1894年开始，日本的战争车轮基本就没有停止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以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之后以国运为赌注对外豪赌，前期每赌必赢。国虽富，军虽强，但长赌必输，多战必亡。日本军国主义也在不断淬火、磨砺之后，最终走向了万劫不复！

第二章 甲午战争

“牡丹社事件”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与西方列强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类似，日本急需对外进行商品和资本输出。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和云南差不多大小，只有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日本国内本身就市场狭小，资源匮乏，为了对外抢占早已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的市场，也为了转嫁国内因为维新带来的诸多矛盾，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逐渐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急于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寻求出路。

日本在亚洲的位置与英国在欧洲的位置极其类似，不同的是前者四个岛，后者只有三个岛。但与英国一直致力于建设海权国家不同，日本从根本上选择的还是一个大陆国家的思路。站在日本四岛往外看，东边是太平洋，还挺辽阔，以日本当时刚刚起步的孱弱海军劳师远征，极不现实。往北看是传统强国俄罗斯，虽然此时北极熊已略显疲态，但瘦死的狗熊比狼大，沙俄在日本人眼中，还是不能轻易去惹的巨无霸。往西看，海那边就是朝鲜，这是个可以捏的软柿子，可惜身后有亚洲第一强国大清做后盾。往南看，台湾也属于大清的地盘。盘算一番的结果是，不管往西还是往南，都必须与大清为敌。

老酒以前一直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始自甲午战争。其实早在甲午战争前20年，明治维新之初，羽翼未丰的日本就已经开始尝试对中国进行侵略，第一次的目标是宝岛台湾。

凡事皆需理由，即使没有，也要想办法编造一个出来，方显师出有名。对于强盗而言，这样的理由俯拾皆是。这次日本找到的理由出自琉球，现在名字叫冲绳，日本的对外侵略也就从这里开始。80多年后的1945年，在这里爆发了美日太平洋战场上最惨烈的一场血战——冲绳岛之战。冲绳岛也成为美国在太平洋上攻占的最后一个岛屿。起于冲绳，终于冲绳，也许这就是冥冥中的轮回。老酒能坚持写完这套书的话，读者诸君再次看到冲绳岛出现时，基本上已经是快结束了。

早在中国隋朝时期，羽骑尉朱宽奉隋炀帝之令出海，见到这一岛屿“地界于万涛之间，蟠旋蜿蜒，若虬龙浮于水中”，随即将之命名为“流虬”，唐朝时更名为“流求”。明太祖朱元璋再次改名为“琉球”——石之有光为“琉”，磨圆的玉石叫“球”，意思是海中发光的美玉。1372年，朱元璋对琉球中山王察度发布诏谕，喻示着从那时候开始，琉球已成为明王朝的藩属，从此琉球就开始向中国进贡，琉球历代国王也都接受中国册封。1646年，琉球使节再次来华觐见大清顺治皇帝，从此琉球与清廷往来不断。1662年，清廷派遣兵科副礼官张学礼出使琉球。此后，每逢琉球新王继位，都有清朝使节前往册封、庆贺。1663年和1756年，康熙和乾隆分别赐印给琉球国王，乾隆所赐之印写有“琉球国王之印”字样。以上历史事实童叟无欺，如假包换。

日本将这一区域叫作“冲绳”。日语中“冲”是海上的意思，“冲绳”的含义就是排列的岛屿像漂浮在海上的一根绳子。在日本闭关自守的年代里，这个群岛也是中、日、朝几国之间贸易交往的重要桥梁。因此，日本一直对琉球抱有觊觎之心，但还允许其居于相对独立地位。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武力迫使琉球王国向日本屈服，等于琉球王国同时向中国和日本称臣进贡，一个姑娘有了两个婆家。日本一直想让琉球王国跟中国离婚，单独跟他们过，以最终完全吞并琉球。可惜一是实力还不够，二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琉球往南就是台湾。清政府当时没有给予台湾充分的重视。1683年，清政府将台湾纳入版图之中，但对台湾的治理局限于已经开发的区域。对尚未开发区域以划分界线的方式限制人们越界开垦。这一短视行为竟然成为后来日本出兵台湾的借口。

1871年12月，两艘琉球贡船在归国途中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南端。其中一艘名为“八重山”号，船上45人全部获救。另一艘“太平山”号触礁沉没，船上69人，溺死3人，有66人幸运登陆。后来，他们闯入台湾少数民族住地牡丹社、高士佛社，双方发生冲突。冲突中，船上人员54人被杀死，幸存的12人则在当地汉人帮助下前往台南府城，然后转往福州，辗转归国。在信息闭塞的当时，这一纠纷并未立即引发国际争端。

1873年，大清同治皇帝大婚亲政，邻国日本也派来了祝贺使团。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在总理衙门官员例行会见时，出人意料地提起两年前发生在台湾的那次事件，要求清政府就此给出一个说法。当值官员毛昶熙说：“琉球是中国的，台湾也是中国的，这是中国内部纠纷，跟你没啥关系，一边歇着去。”但日本人岂肯就此罢休，双方开始争执不下。被日本人纠缠得不耐烦的毛昶熙最后以“台湾生番为化外之民”为由进行搪塞。化外之民，意思是虽然在我地盘上，但不是我的人——至少日本人是这样理解的。这成为日本人出兵台湾的最好借口，既然不是你的人，那就好办了，你不管我来管。其实当时大清从骨子里看不起蕞尔小国日本，也根本想不到日本据此就敢闹事。

日本人说到做到，不放空炮，马上就开始着手向英、美等国租用轮船，雇用美国军事顾问准备对台湾出兵，征讨那些被清廷认为不是自己人的“化外之民”。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设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远征军。最初，西洋诸国驻日使节对日本出兵台湾的做法没有提出异议。但到出发前夕，英、美等列强顾及自己在台湾的利益，忽然转变态度表示反对。英国驻大清公使威妥玛甚至将日本准备出兵台湾的消息告诉了李鸿章。李大人对此的态度是，根本不可能，再给它个胆它也不敢。

日本内部的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顾忌大清的实力以及西方列强的态度，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也就是后文要多次提到的裕仁天皇内大臣、甲级战犯木户幸一的爷爷，就坚决反对对中国台湾用兵。之后，日本政府向台湾远征军下达了“出兵延期，等待后令”的命令。

这里就发生了日本军方的第一次“下克上”事件，尽管这之后还要发生无数起。第一个吃螃蟹的就是远征军司令西乡从道海军中将。西乡根本不顾政府的命令，他购买英国商船“高砂丸”为旗舰，率领“日进”号、“孟春”号、“明光”号、“有功”号、“三邦”号5艘军舰，于1874年5月7日拔锚出征。

战争过程非常简单，1874年5月10日，日军入侵中国台湾。牡丹社酋长阿禄古父子奋力抵抗，不敌身亡。日军分三路扫荡抗日的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等地的少数民族，诸社纷纷投降，战争很快宣告结束。日本在中国台湾建立了都督府，开始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向民众分发日本国旗，试图久踞。

清政府得知日军果真侵犯台湾的消息后，怒不可遏，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并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直赴台湾。这个沈葆桢是清末名臣，也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后来官拜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他还身兼林则徐外甥和女婿之职，沈的母亲为林则徐七妹。就是说沈葆桢的婚姻属于标准的近亲结婚。

接到命令的沈葆桢，立即于1874年6月14日带领“安澜”号、“伏波”号、“飞云”号3艘军舰赴台。随后，“扬威”号、“振威”号等军舰也开往澎湖列岛进行威慑，刹那间，战云密布。

沈葆桢到达台湾后，立即采取了两手策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向朝廷提出纵横外交和实力备战相结合的对日方针，即一边与日军交涉，一边积极备战。沈葆桢首先把历年来洋船漂台事件及日本入侵中国台湾的前后经过，分别摘要照会各国公使，最大限度地在国际上孤立日本，利用国际舆论逼迫日本退兵。其次是分批次向台湾增兵。从大陆抽调当时最精锐的洋枪队十三营到台湾布防，第一批2000人、第二批2500人在沈葆桢抵台后很快到达，还招募广东兵勇2000多人随时待命。此外，从天津调运的新式洋炮和从福建调拨的数万公斤火药也先后抵台。沈葆桢的调兵遣将使得双方实力发生了根本变化。面对实力不足可能带来的战争失利，加之日军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日军士气极其低落，日本政府认为军事占领台湾的办法暂时无法实施，于是被迫采用外交手段来解决。

在英国的斡旋下，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保久利通开赴天津与李鸿章开始谈判，多轮谈判无果。大保久利通背后向英国公使威妥玛道出了实情：“本次事件我方死伤较多，花费很大，在本国国内无法交代。再说我们在台湾盖了房子，也修了路，如果大清能给点经济补偿的话，撤兵亦无不可。”威妥玛试探要多少钱时，大保久利通狮子大张嘴，开价白银500万两，随后就感觉这根本不可能，主动降价到200万两，至此不能再减。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1874年10月31日，军事上占尽优势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条》，清政府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银10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费用”40万两。12月20日，日军从中国台湾全部撤走。50万两白银对于当时还是穷酸的日本来说，不啻一笔巨款——这也是日本对外侵略挖到的第一桶金。

区区50万两白银对于动辄赔几千万两的大清天朝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但是这一事件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那就是《北京专条》承认日本这次的侵略是“保民义举”，变相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专属统治地位。

随后，1876年4月4日，日本废琉球藩，琉球王国被日本吞并，琉球国王尚泰及皇太子中城相继作为人质被掳到东京。琉球北部数岛并入鹿儿岛县，南部诸岛设为冲绳县。

1879年10月，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门口来了三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个个跪地磕头，痛哭不止，他们就是已经亡国的琉球国使者林世功、向德宏和情报官毛精长。三人历尽艰辛，辗转来到这里，就是请求大清派兵救援，赶走强敌，重返家园。泱泱大清大方异常，给了三人足足300两白银的盘缠让他们自行回去。11月20日，林世功将最后一封“以死乞师”的书信呈送总理衙门之后自杀身亡，时年38岁。死前所写的一首诗云：“古来忠孝几人全，忧国思家已五年。一死犹期存社稷，高堂专赖弟兄贤。”

朝堂之上也有一些大清官员感慨于林世功的忠义，自发募集纹银200两，将林世功葬在京郊通州的张家湾。

世界第九之北洋水师

大清被西方列强欺负是早已习惯的事。赵太爷打头咱忍了，可现今连你王胡和小D也来撒泼，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大清一贯看不起的日本竟敢贸然侵台，还借机敲竹杠的事实，在清廷立即激起了轩然大波。于是群臣纷纷上奏，提议发展海军加强海防，这引起了老想有所作为但又说了不算的光绪帝之高度重视。

虽然没什么实权，但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由此在光绪帝的主持下，大清开展了一场关于海防战略的大讨论。在此过程中，文华殿大学士、首辅、直隶总督李鸿章高屋建“瓦”地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近在肘腋，伺我虚实，将永为中土之患。”

综合各方面意见，1875年5月30日，清廷决定分别成立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任命李鸿章为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管北洋水师，沈葆桢为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管南洋水师。

朝廷议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中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建设的军费，由南、北二洋分配使用。当时大清海军共分四支：北洋水师负责山东及以北之黄海，南洋水师负责山东以南及长江以外之东海，福建水师负责福建、南海，另外还有广东水师。作为南洋大臣的沈葆桢认为，400万两白银打造一支舰队都不宽裕，“与其同创同弱”，倒不如优先发展北洋水师，因为相比较而言，北洋水师的作战区域京畿重地更为重要。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清廷采纳了沈葆祯的建议。初步设想是等北洋水师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

1875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受命创设北洋水师，北洋水师的成军之路由此开始。前面提到的原因，建军之初的北洋水师就走上了对外购舰之路。

1879年11月，北洋水师向英国米切尔船厂订造的第一批军舰——“镇东”号、“镇西”号、“镇南”号、“镇北”号4艘蚊炮船——回国，两年后回国的还有“镇中”号和“镇边”号。名字听起来那是相当吓人，等于把四面八方全给镇住了。一看数据就知道完全是两码事，这6艘船的排水量都只有440吨，航速10节。一分价钱一分货，每艘也只花了15万两白银。据说这种蚊炮船块头虽小，但战斗力不弱，能让人像被蚊子咬那样难受。可惜几只蚊子一般咬不死人，这些小船当然不能作为舰队的主力舰只来使用。

1881年，从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的撞击型巡洋舰“扬威”号和“超勇”号加入北洋舰队。这两艘舰排水量1350吨，航速15节，每艘造价65万两。北洋舰队终于有了像样的主力舰。也就在这一年，李鸿章的亲信，以勇猛著称的淮军提督丁汝昌入主北洋舰队。

在此期间，李鸿章发现从英国订造的军舰价钱偏高，还存在不少缺陷，因而转向造舰质量更高、价格更加低廉的德国订造军舰。1880年12月，大清与德国伏尔锵船厂签订了一个大合同：斥巨资340万两打造两艘巨型铁甲舰，这就是后来威震远东的“定远”号和“镇远”号。同时花费68万两白银订造了一艘巡洋舰“济远”号。难得的是，这次大清还派出了由后来北洋舰队副司令刘步蟾带队的监理队伍，全程监督造舰，防止偷工减料，附带还派出一个学习队伍随舰实习，看起来真像是那么一回事。

1881年11月，第一艘铁甲舰“定远”号顺利下水。第二年11月，“镇远”号下水。再一年的12月，“济远”号下水。本来这些舰只1884年就应该交付大清使用，但当时由于中法战争爆发，而德国是中立国，不能交付战舰，所以一直到中法战争结束之后的1885年11月，三艘主力舰才一起回到天津大沽港。

1885年，李鸿章再次以170万两白银向英国订购“致远”号和“靖远”号，以174万两向德国订购“经远”号和“来远”号。1887年，北洋水师将领邓世昌、林永升、叶祖珪、邱宝仁出洋接舰，秋天回国。至此外购军舰全部到位。

战舰有了，人才也不能缺。早在1887年，大清就先后派出38人去英、法等海军强国学习。可以说，除了丁汝昌之外，北洋水师的主要军官、主力舰舰长是清一色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其中大部分还是从英、法回来的海归派，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纯粹的国际化人才。更有不少人还在当时最牛的英国舰队实习过，也算是有知识见过大世面的人了。来看一下这些后来下场凄惨的悲剧性人物。

丁汝昌，52岁出任北洋水师提督，相当于舰队司令，对应西方的军衔相当于海军中将。

刘步蟾，右翼总兵，也就是舰队副司令，相当于海军少将军衔，“定远”号舰长（当时大清叫管带），海归。

林泰曾，左翼总兵，相当于海军少将军衔，“镇远”号舰长，海归。

邓世昌，“致远”号舰长。

叶祖珪，“靖远”号舰长，海归。

方伯谦，“济远”号舰长，海归。

林永升，“经远”号舰长，海归。

邱宝仁，“来远”号舰长。

黄建勋，“超勇”号舰长，海归。

林履中，“扬威”号舰长。

杨用霖，“镇远”号继任舰长。

林颖启，“威远”号舰长，海归。

李和，“平远”号舰长。

萨镇冰，“康济”号舰长，海归。

主力舰“八大远”中除了“平远”号由福建船厂建造之外，其余全是英、德建造的新型舰只。

在大力购舰的同时，大清还斥巨资在黄海附近修建了三大海军基地：威海卫、旅顺和大沽口，这三个基地也在1890年前后陆续完工，可谓万事俱备东风也来了。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

1885年10月，清廷下令设立海军衙门，醇亲王奕总理海军衙门事务。这个奕来头可不小，他是当今皇上光绪帝他亲爹，当权派慈禧太后的小叔子。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颁布《北洋水师章程》正式宣告，舰队司令部设在威海卫军港之内只有3.15平方公里的刘公岛。

粗看起来大清的这种定位非常高明。威海卫与旅顺“势成掎角，互为声援”，扼守渤海通道，拱卫京畿重地，其目标是“收海口、保津沽、卫京师”。但是仔细一思量，就知道这是一群没出息的货色。从战略定位上看，这样强大的舰队一开始就定位在了看家护院之上，任务就是防守型的看大门，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李鸿章曾自豪地形容他的北洋舰队：“以之攻人尚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相反，基本同期建军的日本海军崇尚进攻，追求的是制海权。仗还没打，北洋水师在气势上已经输了不止一筹。

远东的大清和日本都在花大力气建设海军，这不能不引起西方各国的关注。1888年，《美国海军年鉴》破天荒地将北洋舰队排在了世界第九位，前八名分别为“英、法、俄、普、西、奥、意、美”。1891年，英国《武备报》评选大清海军装备实力为世界第八、亚洲第一，而日本海军排名世界第十六。美国同时认定大清陆军稳居世界前三，不清楚是不是在故意忽悠人。面对这些言不由衷的赞誉，清廷大员也是得意扬扬，有关奏报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豪言壮语：“吾大清快枪快炮之多，甲乎天下！”

这样的虚名同样使李鸿章意气风发。可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李鸿章权倾朝野，还受到当权派慈禧老太的信任，因此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弹劾之声不绝于耳。他的北洋舰队同样很快就成为众矢之的。当时普遍的说法是，打击北洋舰队，就是打击李鸿章。

和明治天皇麾下群臣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相反，大清国朝廷内部可谓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光绪皇帝虽没有实权，但屁股还占着皇帝的位置。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帝师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关系，那就叫“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当年大清镇压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曾经参过时任安徽巡抚翁同书一本，一看名字就知道这个翁同书和翁同龢有关系。不错，就是他亲哥。这一本，导致翁同书被免职流放，一下子气死了翁同龢他老爷子翁心存。执笔写出奏章的就是当时还在曾国藩手下当差的李鸿章。对于翁同龢来说，和李鸿章那是有杀父欺兄之仇，不共戴天之恨。加上光绪和慈禧之间的矛盾，后党首领李鸿章和帝党掌门翁同龢简直到了家仇国恨一起算，见面就想掐脖子的地步。1888年，时任户部尚书，也就是财政部长的翁同龢，借机以筹备慈禧大寿庆典为名，大幅度削减北洋水师经费，严禁北洋水师再添加新的“舰、炮、军火”。

相对于陆军的发条枪就能打仗，打造海军基本跟烧钱差不多。经费的大幅度削减，令北洋水师处境尴尬，举步维艰。首先是燃煤问题。北洋水师的用煤来自开平煤矿，开平煤矿最好的是第五工作面所生产的五槽煤，“质量最好，西人有用其煤者，谓此乃上品，烟少火白，为他国所罕有”。但开平煤矿总办张翼只给北洋水师提供最糟糕的八槽煤，五槽煤被张翼理直气壮地留着卖到国外赚钱。丁汝昌曾向张翼写信求助，张翼根本不予理会。张翼的理由很充分，北洋水师由于经费短缺，经常无法按期付款。你赊账还想要好东西？门儿都没。加上北洋水师报价太低，也根本买不起优质煤。最重要的原因是，张翼和朝廷大员多有瓜葛，朝中重臣很多都是开平煤矿的股东，光绪帝他爹醇亲王奕就是张翼的直接后台。除此之外，据说张翼多次“捐”钱给老太后修颐和园，慈禧因此很高兴地批示“此人很会办事”。所以别说丁汝昌这种舰队司令之类的“小喽啰”，连李鸿章拿张翼也无可奈何。

随之而来的就是锅炉问题。北洋水师的军舰舰龄较久，在甲午战争前夕，大部分军舰的锅炉已经到了报废年限。1893年，丁汝昌多次申请更换、维修锅炉，但局限于户部削减经费的政令，此事基本不具有可操作性。由于缺钱，无法对外购买，无奈的李鸿章只能通过天津机械局的兵工厂给北洋水师生产、供应炮弹。这些炮弹大多是实心弹，“穿而不炸”已经见怪不怪，且多有尺寸不合格、无法使用者。

1890年，海战的又一进攻利器速射炮问世。日本为了缩小与北洋舰队的差距，开始在军舰上大量加装速射炮。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和清廷速射炮的比例是192∶27。1894年初，丁汝昌多次打报告要求在舰上加装速射炮，其中“定远”号和“镇远”号各添置120毫米速射炮6门，“济远”号、“经远”号、“来远”号各添置2门，总计18门，预算费用是白银613040两。户部的答复是：“恕难以筹措。”最后日本战胜北洋舰队的第一利器恰恰是速射炮。战后的统计数据是，大东沟海战，中日双方10分钟发炮的数目是33∶185。真没有钱吗？大清国以孝治天下，为了让慈禧老太太高兴，仅在颐和园到紫禁城沿途建造的戏台、牌楼、龙棚等所谓“点景”就耗去白银240万两，换成炮就是72门。

除了速射炮，北洋海军另一个重大弱点是缺乏与日本联合舰队相抗衡的快速巡洋舰。当时北洋水师平均航速是14节，而日本联合舰队是16节，有2节以上的差距。“攻击力、防护力和机动性”是检验海军舰只性能的三大要素，这个机动性主要就指航速。当时军舰的航速较慢，所以这2节的差距就显得更加明显，在战场上无疑是致命的。可是没办法，日本都是新造的少年舰和青年舰，当然跑得快。而大清基本属于大叔舰或者老爷舰。人家年轻还烧好煤，真的没法比。

这其中就存在一个时间差问题。相对于陆军武器的发展而言，海军的装备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这也正是打造海军如烧钱的主要原因。北洋舰队的购舰时间基本集中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而日本则在19世纪90年代中前期。也就在这几年间，高温高压锅炉问世，使得舰船的速度提高了3节到4节。前文提到的速射炮也正是在北洋舰队结束购舰后出现的。

甲午战争开战之前，日本曾向中国订购了一部分大米和煤炭。开战之后曾有人建议李鸿章停止继续供货，李鸿章却说“订货在失和之先”，坚持履行合同，于是30000吨优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样发往日本。换句话说，日本联合舰队就是吃着李鸿章的大米，烧着这些优质煤炭，把李大人的北洋舰队送入海底的。放在今天，如果评选“重合同，守信用”模范，李鸿章列第二，没人敢当第一。

对于早已腐败透顶的清廷来说，花这么多钱打造海军，中间没点贪污那才叫不正常。1881年到1890年的10年间，清政府为了购舰，共拨款4600万两。除去购舰的直接费用，就有1580万两白银不知去向。连李鸿章都说，大清之银能真正用到关键地方的不足1/10。如果拿这些失踪的银子去买“定远”的话，一艘170万两，能买8艘。其实别说8艘，就是再有两艘，日本就根本不敢开战。

李鸿章的势力被称为淮系。帝党打击李鸿章的主要手段，除了处处制约北洋舰队之外，还包括点对点重点打击淮系的文武大员。淮系将领除聂士成等极个别人之外，几乎皆遭弹劾，如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卫汝成、龚照屿、丁汝昌、方伯谦、刘步蟾、林泰曾、李经方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是在马上开始的甲午战争中领衔主演的重要人物。御史李念兹大人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后方有人戳屁股，前方打胜仗几无可能。

除了“外患”，还有“内忧”。北洋海军内部也一样矛盾重重。北洋水师创建初期后备人才不足，所以李鸿章借材于闽，大部分高级将领均来自福建船政学堂，自然以福建人为主。官职仅次于丁汝昌的刘步蟾对于陆军出身的外行领导指挥自己甚为不满，利用乡情联合闽籍军官与丁汝昌明争暗斗，在水师中形成了势力庞大的闽党。刘步蟾在香港还利用“撤旗事件”逼走了水师教习，被水兵称为“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英国总教习琅威里。丁汝昌曾试图改变被架空的现状，摆脱闽党控制，但势单力孤，始终无果。对于北洋舰队来说，闽党之首刘步蟾是实际的舰队司令，连邓世昌都因为不是福建人而备受排挤，“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甚忌之”。

不仅如此，北洋舰队还通过弄虚作假去博得上司的欢心。李鸿章检阅北洋舰队时，刘步蟾等人在靶船上事先埋好火药，等舰炮一响，便点燃火药以示命中，真是百发百中。见此情形的李鸿章大悦，立即赞叹：“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中十五也。”“中十五”的原因，估计可能有一堆火药没点着。如果真有这样的成绩，那么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华盛顿”号战列舰在实战中创下的世界纪录差距就太大了，今后也真没必要费老鼻子劲儿去发明导弹了。事实上，大东沟海战之后的统计是：日本每艘舰中炮11.2发，中国107.8发。

在北洋舰队常年停泊的基地刘公岛，规定是除了提督丁汝昌外各级军官必须常年住在舰上，不得在岸上购买房产。但这条纪律基本上形同虚设。比如“济远”号舰长方伯谦就在威海、烟台、大沽、上海等拥有多处房产。丁汝昌不仅在刘公岛上盖了自己住的房子，还修建了大批商铺用于出租。方伯谦发现了这个发财机会，也搞了不少自建房出租。于是，两位房东因为争抢租客问题发生过多次争吵。

在刘公岛北洋舰队司令部的周边，有一排排设施豪华的娱乐场所，包括赌馆、鸦片烟馆、茶楼、妓院等，当时没有KTV，要不然肯定也会有。70多家娱乐场所，家家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回头看看日本海军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建校之初就与地方政府划定方圆多大范围不能出现娱乐场所的做法，我们就已经看到北洋舰队的最后命运。

陆军的情况在前文已经做过介绍，那就是百万陆军中的正规军不能打仗，打仗基本靠地方武装。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淮军是前期投入战争的唯一清军陆上力量，其主力不过5万人。除去镇守炮台和要塞的，机动部队仅仅2万多人。而当时日军投入的是全部陆军的7个野战师团，兵力超过12万人。在威海卫保卫战中，登陆的日军超过3万人，而当时迎战的地方部队绥军、巩军却只有7000人，最后大都战死殉国。

这边清廷厉兵秣马，那边日本人自然也不会无动于衷。与大清相比，日本海军的建军气魄就高多了，其目标就定位在明治天皇维新之初就提出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当时还仅仅是海军省主事的山本权兵卫大佐就极具战略眼光地指出：“无论陆军如何精锐，如用兵海外，海军不能取得海上的绝对安全，则必归于败降。海军之主要任务就在掌握制海权。”其定位就比北洋水师的看家护院高了不止一两个档次。这种外向型、进攻型的海防战略不仅决定了甲午战争的结局，也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国运。

早在1875年，日本从英国订购的三艘主力舰3717吨的铁甲舰“扶桑”号、2250吨的“金刚”号、“比叡”号就已经下水服役。之后的1885年，3709吨的“浪速”号、“高千穗”号高速巡洋舰相继回国，日本海军初具雏形。之后发生的一次意外事件，大大加快了日本海军的建设步伐。

1886年7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总教习英国人琅威里，率领北洋舰队主力“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之后“超勇”“扬威”两舰在海参崴待命，其余“镇远”“定远”“威远”“济远”4艘军舰前往位于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所进行维护、检修，开展对日本的“亲善访问”。这也是大清铁甲舰队首次访问日本。其实大家都清楚，说好听了是“亲善访问”，说不好听了就是威胁和震慑，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就是“烧包”“显摆”。

8月1日，北洋舰队抵达日本长崎港，码头上挤满了前来观看大清铁甲巨舰的长崎市民。望着大清黄龙旗高高飘扬在威风凛凛的铁甲巨舰上，日本人脸上浮现的就只有“羡慕嫉妒恨”。8月13日，日方邀请抵达长崎的北洋官兵登岸购物。几个水兵就跑到当地的娱乐场所去找乐子。由于去的地方生意太好，嫖娼小分队只好在外排队等候。其间竟然看到有VIP用户不排队，径直进入，于是就上前质问老板，随后发生争执，继而发展成打斗。接到报警的日本警察到达后，将大清闹事水兵带回警察局审查。消息传回北洋舰队，舰上几百水兵蜂拥而出，直扑警察局。“定远”“镇远”舰上305毫米巨炮则调转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嫖个娼就动用这样的巨炮也真够威风的。面对坚船利炮的威胁，日本人只好乖乖放人。

事情看似已经平息。8月15日，北洋舰队放假一天，丁汝昌大度地批准450名水兵登岸自由购物观光。傍晚时分，数百名日本警察、浪人对大清水兵发动突然袭击。由于事先没有防备，加上丁汝昌明令禁止水兵执械上岸，这次北洋水兵可是吃了大亏。早有预谋的日本警察、浪人将大清水兵分割包围，街边市民也配合开展了石块攻击。事后统计显示，大清水兵5人死亡、44人受伤、5人失踪。日本警察也被打死5人、30人受伤，长崎市民亦有很多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北洋水师群情激奋。“定远”等4艘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褪去炮衣，将炮口再次对准了长崎市区，总教习英国人琅威里甚至主张立即对日开战。李鸿章得知“长崎事件”后的反应颇耐咀嚼：“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对内没有丝毫的责怪之意，似乎嫖娼也是为国争光一般。可对外李鸿章还是毫不含糊，当即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严厉威胁：“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11月24日，大清驻日公使徐承祖致电李鸿章，要求断交撤使。

当时日本海军的实力尚非大清北洋海军的对手，气势自然就弱了不少。大清方面由于中法战争刚刚结束，也不愿很快再度卷入战争旋涡，双方战意都显不足。1887年2月，中日双方就“长崎事件”达成协议，对各自的死伤者互给抚恤。日本赔付大清52500日元，大清赔付日本15500日元，长崎医院的医疗费2700日元由日方支付。日方所支付的抚恤金数大大超出了清廷，也就等于变相向大清进行了赔款。真不容易，嫖个娼净赚回来3万多日元，挺划算的。不过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说嫖个娼，嫖丢了北洋舰队也丝毫不为过。

“长崎事件”大大刺激了日本人。在他们看来，外国水兵在本国肆意妄为，寻衅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简直是岂有此理。究其原因，是人家有“定远”和“镇远”，而咱们没有。由于日本新闻媒体添油加醋地大肆宣传，日本国内群情激奋，民间的反华、仇华、排华情绪都被煽动起来。“中国威胁论”立即成了当时的主流民意，“大力发展海军”也成了举国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镇远’”更成为日本海军的口号和奋斗目标。当时在日本小孩儿中开始流行一种游戏，那就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游戏主旨就是围攻“定远”“镇远”。日本的反华情绪很快变成大建海军赶超北洋舰队的精神动力。

“长崎事件”之后不到一个月，日本明治天皇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随后睦仁立即从自身做起，拨出皇宫经费30万日元作为海军的补助金，连天皇的老娘阿巴桑都捐出了自己的私人首饰资助海军建设。很快，新的敕令发布，在此之后，6年之内皇宫每年均拿出30万元作为海军的购舰经费，全国文武官员拿出1/10的薪水全部作为购舰、造舰费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四处发表演说，号召全体国民节衣缩食，为海军建设捐款捐物，日本为此还发行了1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随后著名的“三景舰”——“严岛”“松岛”“桥立”（分别取名于日本的三个著名风景点，类似于中国的桂林、黄山、丽江）马上纳入购舰和建造日程。这三艘舰的主炮口径320毫米，其比较参照物就是“定远”“镇远”的305毫米主炮。

三景舰的前两艘“严岛”“松岛”由法国建造，1892年加入日本海军，而“桥立”号更是由日本横须贺造船厂自主建造。前文提到，对于海军的建设，中国和日本一开始都准备走“买造并举”的道路。可惜急功近利的大清很快就抛开了“造”，单选了“买”，日本从“买造并举”，逐渐发展到“自主建造”。1891年，排水量4238吨的“桥立”号下水。这预示着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日本的造舰技术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世界水平。

看看海对面的大清，全国人民都在提前为慈禧老太太即将到来的六十大寿忙活。可笑的是，日本天皇节衣缩食支持造舰的消息传到国内，就变成了“日本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省钱给海军”。同样可悲的是，这一传言换来的不是警觉，而是一通狂笑：“毕竟是东洋小国，这样干也不怕别人笑话。”看看咱们老佛爷，过个生日花几千万白银都不当回事。

也曾有人对日本大建海军的举动忧心忡忡，提出建议停止或缓建颐和园，将经费转用于海军建设。据说听到建议的慈禧老太脸马上黑得像李逵一样：“今天谁让我不高兴，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1891年，日本在英国订造的2439吨巡洋舰“千代田”号回到日本。

1893年，由英国设计，日本自主建造的3150吨巡洋舰“秋津洲”号驶出日本横须贺造船厂。

1893年，时速达到23节的世界第一快舰（当时）“吉野”号加入日本舰队。

北洋水师从1888年成军到甲午战争开战的1894年，没有添置一艘军舰。与此同时，日军却加速造舰、购舰，双方实力迅速拉近。如果把20年的军备竞赛比喻成万米长跑的话，可以说，在前9000米大清都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在最后的1000米，大清停下来，吃蛋糕过生日去了，日本却勒紧裤带，咬紧牙关，冲过了终点。

1888年，中国海军的总吨位为69000吨，日本为39000吨。在之后的6年里，北洋舰队停滞不前，日本新增舰艇12艘，吨位为18000吨。到甲午战争真正打起来时，日军参战的主力舰只为37000吨，北洋水师只有30000吨。日本一线主力舰都是新舰，航速快，火炮数量特别是速射炮的数量、弹药威力都远远超越了北洋水师，仅仅几年时间内强弱易位。

在战争指挥上，日本也明显强于大清。日本于战前一年，也就是1893年，就成立了海军军令部，开战之前就将所有的海军力量集中起来成立了联合舰队，日军还设立了集陆海军参谋和决策为一身的统帅部——大本营，天皇在战前亲赴前线统一对陆海军进行指挥。

反观大清，海军衙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互不统属，从宣战到罢兵清廷始终未设立统帅部。北洋、南洋、广东、福建四支水师各自为政，互不来往。相对于海军主力北洋舰队而言，其余三支水师虽实力较弱，但如果使用得当至少可以起到一些牵制或掩护作用。事实上，在历时大半年的战争过程中，除广东水师“广甲”“广乙”“广丙”3艘军舰随北洋水师一起作战外，大清其余水师均一边冷观，坐视北洋舰队覆没。这3艘军舰参战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时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是李鸿章亲哥，支援出于私人关系。另一种说法是这3艘军舰北上参加演习，正好碰上了打仗这种“倒霉事”。

因此，甲午之海战，实乃“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

祸起弱邻

中国传统纪年称为“甲午”的1894年，在世界历史上都应该是一个值得记忆的重要年份。就在这一年，西方世界的头把交椅悄然换位——美国经济总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在北方，那个国土最辽阔的国家，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即位。在东方，那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国，即将迎来她的实际领导人慈禧老太的六十大寿。大清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安静祥和的喜悦气氛之中。孰料就在此时，一场巨大的灾难正悄然走近。

要说这慈禧老太也真够邪门，每逢她大寿，必有大灾难发生。1874年同治帝驾崩，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1904年在中国的国土上又发生了日俄战争。还好这老太死得早一些，要不真无法预料1914年在中华大地上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

自古半岛多劫难。灾难的发源地还是邻国朝鲜。夹在中、俄、日三个大国之间，弱小的朝鲜势必成为几方角力的目标。

1853年，日本在美国的逼迫下开国。之后不久，1875年，日本通过“江华岛事件”同样逼迫更加弱小的朝鲜敞开了国门。当时作为朝鲜宗主国的大清，李鸿章提出的意见居然是“当由朝鲜自行主持”。换句话说，就是不管，你自己看着办。

在朝鲜1882年“壬午兵变”和1884年“甲申政变”中，作为朝鲜宗主国的大清，已经与日本有了两次面对面的交锋。第一次，由于李鸿章丁忧在家，代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张树生派遣提督吴长庆率3000精兵入朝与日军的2000人对峙，最后日本被迫妥协，第一回合大清完胜。第二次，本来已经占据绝对上风的日本，被横空出世的一位年轻人搅局逆转，再次功亏一篑。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年轻人，因处事果断，后来被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他就是乱世枭雄袁世凯。

“甲申政变”之后，当时已经稳占优势的李鸿章却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专条约定，一旦将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其中一国要派兵的话，应提前告知对方，事情解决之后要立即撤回。这一约定等于变相承认了日本和大清在朝鲜具有同等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也为后来的进一步争斗埋下了伏笔。

就在全国共祝慈禧老太万寿无疆的当儿，不争气的邻居朝鲜又出事了。这次出事的名称叫“东学党之乱”。1894年6月1日，暴动的起义军已经攻占了全州，下一步马上就要直捣王京。无奈之下，朝鲜只好再次死乞白赖地向大清求援。

收到朝鲜的求援信号，大清立即责成李鸿章妥善处理。1894年6月6日，在“超勇”号护航之下，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总兵聂士成率领1500名清兵前往朝鲜。同日，清政府按照《天津会议专条》的要求照会日本政府。叶志超所率部队6月9日在朝鲜牙山登陆，随即加入征讨“东学党”叛军的活动。

得到大清出兵的消息，日本可谓是大喜过望，恰似正瞌睡，有人给递上一个枕头。日本当即宣布出兵。鉴于前两次兵力不足没有占到便宜，这次日本可对于大清的国情，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说：“大清国从中央到地方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不可救药的地步。”此言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大清国的时弊。对于大清天朝来说，敌人可谓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日军第一批参战部队1500人选择的登陆地点是仁川——朝鲜半岛的死穴。半个多世纪之后麦克阿瑟选择的登陆点也在此处。6月12日，登陆的日军进入汉城。6月16日，第二批3000人的部队携带大批军火再次登陆仁川。至此，在朝鲜的日军兵力已经大大超过清军，局势骤然间剑拔弩张。

7月19日，根据海军军令部官房主事山本权兵卫大佐提出的方案，日本第一次组成了“联合舰队”，伊东祐亨海军中将被任命为首任司令长官。7月23日，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军港出发，第二天傍晚到达仁川，列阵以待。

看到大清和日本都来了这么多的人，很会来事的东学党马上偃旗息鼓，与朝鲜政府达成和解，局势很快恢复平静。朝鲜政府当即照会中、日两国：没事了，你们各回各家吧，谢谢，再见。

正在筹备寿宴的大清本无战意，立即答应与日本同时撤兵。但是，日本这次可是做好了扩大事态的准备，根本不可能如此轻易撤兵。非但不撤兵，日军新的增援兵力仍源源不断地登陆朝鲜。

显然这时候再用“协助平叛”的借口已不成立，日本马上找到了新的理由，要帮助落后的朝鲜进行内政改革，还真抛出了一个改革方案。驻朝日军已经接到了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指示，想尽一切办法促成中国和日本的直接冲突。

在如此紧张的形势面前，通常情况下是军人主战，政府特别是外交官会冷静地寻找更稳妥的解决途径。陆奥宗光这种急不可耐要求开战的态度，也只有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的松冈洋右可与之媲美。

还真别说，这个身为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还真有做军人，甚至是特工的素质。早在6月22日，陆奥宗光就向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提交了一份长篇外交公文，特意让自己的翻译译成中文后送达中国使馆，公文中陆奥宗光故意提出很多汪凤藻权限内无法答复的问题。愚蠢的汪凤藻果然上当，第二天就将这篇公文用密电的形式发回国内进行请示。日本军信课长佐藤爱磨第一时间就截获了这封电报。经过一番并不复杂的比对，断定其内容就是陆奥宗光交给汪凤藻的那封函件，从而摸出了大清电报密码的排列规律。

蒙在鼓里的清政府仍然在使用这套密码。8月1日宣战之前，还以密电的形式再次向汪凤藻拍发了宣战文书。日本根据先前找到的规律，结合截获的电文以及随后公开发表的宣战书进行对照，发现结果竟然完全一致。日本情报部门立即开始破译截获到的大清国军政电文，大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密电已经完全被日本破译。

戏要做就做足。后来，在中国第二个议和代表团张荫桓和邵友濂抵达日本请求和谈时，日方还装模作样地强烈要求两人必须交出电报密码才能向国内发报，让中国确信自己的密码安全无虞。就这样，战争中，大清的作战计划、兵力调动以及今后谈判中的底牌，对于日本已毫无秘密可言。就像打麻将，你牌都铺开来打，焉能不输？

战后，日本授予立下大功的佐藤爱磨三等勋章和大笔奖金。佐藤爱磨有个儿子叫佐藤尚武，后来曾官至日本外务大臣。值得提出的是，后来，就是这位时任日本驻苏大使的佐藤尚武，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手中接过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对日宣战书。

书归正传。此时万分着急的除了陆奥宗光，还有在“甲申政变”中表现优异，被日本人恨之入骨的袁世凯。在日军优势兵力的步步紧逼之下，智略过人的袁世凯也没了招数。他只有一次又一次给国内发电请求增援。在一封电报中，袁世凯甚至用上了近乎粗鲁的语言：朝鲜就像我们的老婆，现在正在被人强奸，“急呼本夫，争无力，坐视情何以堪”。可是本来就不想打仗的李鸿章依然按兵不动。焦急的袁世凯只有装病，于7月19日秘密回国，沿途还受到日本人的多次追杀。

李鸿章的心思是，这个节骨眼上要尽量避免与日本的冲突，无论如何让老太太过好生日再说。为了达到避战的目的，李鸿章积极请求英、俄两国进行调停。

此时的英、俄可以说各有各的小算盘。英国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想方设法阻挠俄国势力南下，正试图利用日本以牵制和孤立俄国。开战前夕，1894年7月16日，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与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伯爵在伦敦签订了《日英航海通商条约》，英国不但满足了日本多年以来提出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也表明了不支持大清，不干涉清、日开战的态度，一定程度上等于倒向了日方。

至于俄国就更不用提。对大清和日本都不怀什么好意的俄国正想借机削弱双方，以便“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实现其下一步在远东大肆扩张的计划。表面上俄国似乎在积极调停，但暗中却唆使日本不要撤兵，心里恨不能双方马上就打起来。

得到了英、俄默许的日本，于是态度更加强硬。7月20日，日本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在48小时之内对日本提出的改革方案进行答复，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实行新政，废除与大清签订的一切条约，令清军全部撤走”等。在未得到答复的情况下，7月23日，日军悍然闯入皇宫，劫持朝鲜国王李熙，“请”出李熙的父亲大院君“重出江湖”，组织傀儡政府。7月25日，朝鲜“新政府”发布公告：废除之前与清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不再承认与大清的宗藩关系，要求在牙山驻扎的清军和丰岛海面上的北洋水师舰只立即撤离，授权日本驱逐在朝鲜的所有中国军队。战争至此，已不可避免。

面对如此的公开挑衅，即使是要过大寿的清廷也已忍无可忍，光绪帝严令李鸿章立即备战。主战派的帝党甚至叫嚣：“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之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坚信大清国可以轻松打垮小日本。”迫于压力的李鸿章也开始在7月中旬增兵入朝。

丰岛海战

增援刚开始还算顺利。由马宝贵率领的6000人、马玉昆率领的2000人先后由旅顺登船，在大东沟登陆后直奔平壤。左宝贵和聂桂林的6000人、丰升阿的1500人也跨越鸭绿江，从陆路入朝。四路大军陆续在8月上旬进驻平壤。

李鸿章当然不会忘记驻守在牙山的亲信叶志超。牙山靠南，走陆路太远，交通也不便利，只能通过海上增援。到了真正要使用的时候，李鸿章才忽然发现，大清竟然缺少运兵船。无奈之下，只好让江自康带领2500人租用英国轮船“高升”号、“爱仁”号、“飞鲸”号前往牙山。担任护航的就是北洋舰队“济远”号、“广乙”号和“威远”号3艘战舰。

本来丁汝昌的意见是由北洋舰队集体出动护航，但一心避战的李鸿章害怕出动这么大的兵力会刺激日本人，所以只允许派这几艘舰去。牙山的复杂地形并不适合部队大规模登陆，因此增援部队先后分3批出发。

凡是有中国军队与敌交兵的地方，就不会少了这样两种人：一种叫“汉奸”；另一种叫“跑跑”。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当时是天津军械局的总办，其家中的书吏刘树芬早已被日本间谍石川伍一重金收买。石川从刘树芬处获得了大清舰队增援的详细情报并立即电告日军。随后，石川和刘树芬被抓获并斩首。

得讯后的日本联合舰队马上派出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率领第一游击舰队“吉野”号、“浪速”号、“秋津洲”号3艘快速战舰出海拦截。7月25日清晨，日本舰队来到了牙山湾之外。当时的丰岛水域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海上能见度良好，正是交兵的好时机。间谍和汉奸的情报异常准确，日舰很快就发现远方有两艘军舰冒着黑烟缓缓驶近，这就是北洋舰队的“济远”号和“广乙”号。

本来是3艘护航舰只，护航编队司令方伯谦发现“威远”号速度太慢，就安排其提前返回。方伯谦在“爱仁”号、“飞鲸”号卸载完毕之后，准备回头去迎接第三艘运兵船“高升”号。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出牙山湾就迎头遇上了3艘日本军舰。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是——

清廷：“济远”号，2300吨，速度15节，最大舰炮为210毫米；“广乙”号，1000吨，速度16节，最大舰炮为120毫米。

日本：“吉野”号，4216吨，速度23节，最大舰炮为152毫米；“浪速”号，3709吨，速度18节，最大舰炮为260毫米；“秋津洲”号，3150吨，速度19节，最大舰炮为250毫米。

上午7时45分，“吉野”率先向“济远”打出了甲午战争的第一炮，“济远”马上开炮还击。随后，“浪速”和“秋津洲”号也围了上来，三舰同时炮击“济远”。陆奥宗光期盼已久的战争终于如愿打响。

眼见“济远”陷入重围，“广乙”马上冲上来助战。“浪速”和“秋津洲”马上回过头来联手收拾“广乙”。片刻之间，孱弱的“广乙”就在日本炮火的轰击下伤痕累累，失去战斗力之后撤出战场，冲到朝鲜西海岸十八家岛附近搁浅。舰长林国祥见军舰受伤太重，为了免于被日军俘虏，遂下令纵火烧船。随后，林国祥带领水兵登岸前往牙山，准备加入叶志超的陆军部队。可惜叶志超早已弃城逃跑，无奈，林国祥只好率兵乘英国军舰“亚细亚”号辗转回国。

打跑了“广乙”，“浪速”和“秋津洲”马上回过头来与“吉野”合围“济远”，战场惊险异常。日本三舰恰如“刘关张”，可惜“济远”并不是吕布，最多只能算华雄。瞬间，“济远”上死伤已达57人。眼见不敌的方伯谦立即下令军舰全速向中国方向撤退，日本三舰穷追不舍。就在此时，远方海面又出现了两艘舰只的身影，这就是大清的第三艘运兵船“高升”和运输武器、饷银的运输舰“操江”。

游击舰队司令坪井航三少将马上对三舰进行了分工：速度最快的“吉野”负责追击“济远”，“浪速”拦截“高升”，“秋津洲”对付“操江”。

自身难保的“济远”已经无力保护自己护航的舰只，方伯谦在向“高升”和“操江”打出“自行逃命”的信号后，率先独自逃窜。眼看着速度更快的“吉野”越追越近，无可奈何的方伯谦先在“济远”上挂出白旗，随后又挂出日本旗，同时继续高速逃跑。方伯谦的一系列怪异动作搞得日本人一头雾水。“吉野”舰长河原要一大佐看到“济远”没有停下来而是狂奔，就继续加速追赶，同时频频炮击。12时38分，“吉野”距离“济远”仅仅剩下2500米。逃跑中的“济远”突然用尾炮连续反击，四发炮弹有三发打中“吉野”。猝不及防，“吉野”的桅楼、前主炮被击中。受伤的“吉野”不敢独自继续追击，掉头返航，“济远”继续狂奔，逃过一劫。

后来对于“吉野”停止追击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一说是受伤。二说是担心驶离战场太远，靠近北洋水师驻地太近，怕中援军的埋伏。三说是当时水越来越浅，“吉野”吃水太深，担心搁浅。四说是担心另外两艘日舰对付两艘中国船不宽裕，怕中国运兵船逃脱，所以回去支援了。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济远”是跑掉了。

逃回威海卫基地的方伯谦称打了胜仗，“击伤倭船，击死倭提督并兵员数十人”。李鸿章和丁汝昌虽然有点怀疑，但觉得方伯谦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还能成功把船开回来也不容易。况且方舰长是自己人，开战之初能有胜绩也会鼓舞士气，所以仍积极为方伯谦请功。随后清廷颁谕，以“管带‘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着李鸿章传旨嘉奖”。朝中甚至有人提议“改由方伯谦接管丁汝昌所带之船”。

“浪速”和“秋津洲”的任务是对付“高升”和“操江”。“高升”是英国商船，“操江”是木质炮船，现在的功能是运输舰，两舰都几乎没有战斗力。如果说“济远”勉强还算得上是华雄的话，那么这两艘船最多只能算糜竺和简雍，明摆着就是对方案板上的烧鸡，仅剩点骨头不好切而已。

“操江”在13时50分被“秋津洲”追上。请读者留心一下这个“秋津洲”的舰长上村彦之丞海军少佐，在后文的日俄战争中他还要出场领衔主演。舰龄超过20年的木质炮船“操江”上，当时有包括舰长王永发在内的水兵82人。在船上丹麦专家的劝说下，王永发挂出了降旗，随后被“秋津洲”押解到日本佐世保军港。

被俘官兵上岸后遭到了非人道的凌辱。日本人将这些被俘士兵排成两排游街示众，并敲锣打鼓号召市民前来围观。

这些人之后被关入监牢。除了丹麦人被释放之外，所有人都被关押到了战争结束。“操江”上20万两饷银、20门大炮、3000条步枪及大量弹药落入日军之手。

最后看看故事最多的“高升”。负责对付“高升”的是日舰“浪速”。“浪速”的舰长就是后来被誉为军神的东乡平八郎。10年前，老酒的一个朋友在谈判中和东乡平八郎的曾孙有过面对面的唇枪舌剑的交锋，还大占上风，让老酒敬佩不已，为此特意多敬了他三杯酒。“浪速”追击“高升”，简直就像刘翔追老酒一样容易，“高升”很快被“浪速”控制。日本人派出小艇搭载临检官见善五郎大尉等人登上“高升”。“高升”英国舰长高惠悌强调，此船乃英国商船。日本人不予理睬，宣布“高升”已经被俘，必须马上跟着“浪速”走。

日本人离开“高升”后，随即打出了“随我前进”的信号。船上的清军士兵立即涌入舰长室，对着高惠悌拔刀怒吼：“敢跟日本人走，小心此刀。”“高升”上北洋舰队聘请的军事教习、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也告诉高惠悌：“中国人宁愿死，也不会服从日本人的命令。”

看着“高升”迟迟不动，“浪速”马上派人过来催促。高惠悌告诉日本人：“中国人不愿意当俘虏，他们要求退回大沽口。我们是英国船，你们两个国家还没有宣战。”

双方僵持了三个小时。12时30分，东乡平八郎下令：“欧洲人全部离舰。”但是船上的小艇已全部被清兵控制，欧洲人想走也走不了。

13时，东兴平八郎悍然下令开炮。

炮弹命中“高升”动力汽罐，蒸汽和煤烟滚滚喷出，接着船体多处着弹发生倾斜。船上绝望的清军士兵只能徒劳地用步枪向“吉野”射击。13时46分，“高升”在海面上消失。即使在沉入水中的一瞬间，桅杆上的一个清兵还射出了最后一发子弹。东乡充分显示了日本人的兽性，他下令继续对漂浮在水面上的清军士兵进行扫射，刹那间海面泛起一片片血红。

“高升”上清兵1116人、工作人员74人（其中7个英国人）全部落入水中。事后，在附近观战的法国军舰“利安门”救出42人，德国军舰“伊力达斯”救起112人，英国军舰“伯布斯”救出87人。有两人被日军俘虏，另有两名士兵游泳漂泊到孤岛上，40天后获救。除了被救出的245人，其余871名大清士兵全部殉国。

74名工作人员中，包括船长高惠悌在内的3名英国人被“浪速”派小艇接走（后来高惠悌得到赔偿金2000日元，大副田泼林1500日元，导航员800日元）。法国军舰救起3人，德国军舰救起6人。其中德国专家汉纳根身体素质最好，自己游到了岸边，被德国军舰接走。其余5名英国人和57名船员葬身海底。

丰岛海战结束后，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中将宴请作战归来的坪井少将和几位舰长。仍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东乡平八郎大呼“我成功了”，旁边的“秋津洲”舰长上村彦之丞讥讽道：“你可真是个乱暴的家伙！”看来，即使自己人也不都赞同东乡野兽般的做法。

战后双方都宣称对方先开炮，甚至为这一问题争辩了许久。其实这是一个根本无须争论的问题。明显居于劣势的大清舰只不可能主动去招惹实力强大的日本舰队。就好比老酒在大街上遇上泰森，冲上去先动手和泰森打了一架，这可能吗？第一，咱素质高还热爱和平。第二，本人没有挨揍的爱好，也不想失去耳朵，即使仅仅是一部分。

“高升”是大英帝国的商船。要知道当时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比现在的美国还牛。小小日本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那还了得？世界老大的商船被击沉，导致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英国国内也是群情激奋。曾在北洋海军担任过鱼雷艇部队教官的英国远东舰队舰长罗哲士甚至主动请缨要求出战，为挂着大英帝国国旗的“高升”报仇，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也是怒不可遏。英国政府8月3日召见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并发出照会：“有关‘高升’被击沉一事，日本政府应做好负全部责任的准备。”

得知英国国内的情况之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马上启动危机公关活动，承诺详细调查，一旦查清责任在己，则全额赔偿。日本内阁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向英国有关方面进行贿赂。外务省指示驻英国公使青木周藏向西方主要媒体行贿1600英镑，先堵住媒体的嘴巴再说。在青木周藏向陆奥宗光汇报的行贿名单中，英国《每日电讯》《泰晤士报》，德国《科隆报》《大陆报》都赫然在列。同时重金贿赂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国际法专家韦斯特莱克对日本进行技术点拨：那就是抓住“高升”轮船被击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细节大做文章，诡称“高升”的英籍船长已经失去对船只的控制，所以是中国军队控制“高升”在前，日本袭击在后，事件的性质就变成日本只是击沉一艘被中国军队武装控制的英国船而已。

从7月25日世界舆论大哗、英国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照会开始，到中日正式开战后一周左右，西方舆论已经在日本的外交努力下发生逆转。《泰晤士报》8月6日刊登牛津大学教授、法学博士霍兰德的意见：“许多报纸的愚蠢社论仍然充满‘海盗行为’，‘不宣而战’，‘对英国国旗的侮辱’，‘严惩日本军官’等浮躁文字，实在不可想象。”这些所谓的“专家”论点平息了英国国内的一些反日舆论。

英国当时的策略是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俄国，所以并不想真正与日本闹翻。加之日本人“认罪”态度良好，1894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英国海军海事审判庭上，得到了国内授意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做出了“东乡行为正当”的证言。法院最后判决，对于“高升”被击沉一事，日本没有过错和责任，英国受到的所有损失由大清承担。大清赔了夫人又折兵，可谓窝囊到了极点。

平壤战役

海上炮声隆隆，陆上也很快枪声四起。就在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挑起丰岛海战的同一天，陆军少将大岛义昌指挥日本混成第九旅团开始向驻守牙山的清军发起进攻。之前叶志超、聂士成因牙山无险可守，已经移师牙山东部的成欢和公州。聂士成部2000余人赴成欢后立即分左右两翼构筑防御工事，叶志超则率1000余人退守公州作为后援。本来就不多的人马还分兵两处，导致防守力量更加薄弱。

1894年7月29日，成欢之战打响。激战一日，清军左右翼阵地皆失，被压缩在成欢驿街道附近四面受敌。大清悍将聂士成不得已率众退至公州与叶志超合兵一处，成欢失守。

叶、聂盘算后认为日军势大，双方实力悬殊，于是决定不战而撤。为避免撤退途中与日军遭遇，叶、聂率军进行了长距离迂回。在沿着朝鲜半岛东海岸进行了20天的酷暑行军之后，叶志超率众奔入平壤城，与左宝贵、卫汝贵等驻守平壤的清军主力会合。这次长途奔逃中，叶志超已经显示出一个“跑跑”所应具备的良好潜质。

成欢之战虽然只是一次规模不大的战役，但影响极大。汉城附近已无大清军队的踪影，日军之后便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倾力北上，进攻平壤附近的大清主力。

海上遭受重大损失，陆军初战又告失利。7月30日，清廷驻日本使馆及领事馆官员全部下旗回国。当天，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向各国驻东京公使发出通报：“大日本帝国与清国已处于战争状态。”

8月1日，清廷正式下诏对日宣战。明治天皇随即也发布敕令宣战。西方列强除了俄国之外纷纷表示中立，终于可以坐观两个东方大国的对掐了。

对这场东方战争未来的走向和胜负结局，西方世界在最初普遍看衰日本。有专家分析认为大清在海上战场可能不是日军的对手，在陆地上可能会先小败，但最终将凭借巨大的资源优势压倒日本，反败为胜。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专家全都看走了眼。

叶志超率牙山败军到达平壤与诸将会合后，驻平壤的大清兵力达到了15000人。本来在牙山打了败仗，但叶志超谎报战功，饰败为胜，吹嘘牙山“大捷”，谎称歼灭日军1700余人，随后再夸大至2000余人，骗得朝廷嘉奖赏银2万两。

当此大战即将爆发之际，驻朝鲜平壤的大清陆军竟然长时间没有任命主帅。朝廷初选的名将刘铭传托病不出，次选的“白发将军”宋庆因为不是李鸿章的嫡系而遭李大人弃用。实在没人了，牙山之战的败将叶志超竟然鬼使神差地坐上了平壤陆军总指挥的宝座。

要说这个叶志超年轻时也曾是一员悍将，当年镇压捻军的时候，的确是一把好手，立下不少战功。但此时多年不打仗的老叶早养得脑满肠肥，人送外号“叶大呆子”。关键是经历了牙山之败的叶志超早已成惊弓之鸟，毫无斗志。诸军会合后，清军既不南下进攻，也不择险分屯，而以大部兵力聚守平壤城内外。老叶每天就是和诸将饮酒作乐，坐待日军来攻。

9月1日，日军将第三师团、第五师团合编成第一军，任命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军司令官，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攻势作战。山县有朋眼见清军不断通过水陆两路增援平壤，于是决定不等第三师团来到，以第五师团为主力率先发动平壤战役。

对平壤的进攻，日军采取了“分进合击、四面包围”的战术。进攻兵力共分四路：由大岛义昌少将率混成第九旅团3600人自汉城出发到达大同江南岸，以牵制、吸引清军；第五师团本队5400人由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率领，自汉城发兵进攻平壤西南面；由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领第十旅团2400人亦由汉城出发渡大同江绕攻平壤东北；元山支队4700人渡大同江进至平壤西北切断清军向义州的退路，并与第十旅团一起担当平壤北面的攻击。

从总体战役形势来看，清军可以说并不据劣势，甚至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第一，清军驻守平壤的总兵力计步、马、炮约15000人，拥有野炮4门、山炮28门、速射炮6门。日军参战部队16000余人。按照进攻部队一般要2倍到3倍于防守部队的原则，清军防御部队明显居于优势。

第二，平壤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第三，清军储存有足够全军一个月食用的军粮，弹药、武器都很充足。日军几路部队只有几天的给养，往来的告急电报中甚至出现“除粗米饭外，副食毫无，仅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之食”的字样。

第四，清军以逸待劳，日军劳师远征，长途奔袭1000公里，已成强弩之末。

第五，朝鲜官民也大力支持清军。清军入驻平壤后，朝鲜居民“箪食壶浆，馈遗不绝”，积极协助清军作战，连在汉城被日本扶持的大院君傀儡政府也暗中向清军传递情报。清军可谓占有人和之利。与清军相反的是，日军所到之处，朝鲜居民纷纷躲避，被强征的劳役也寻机逃跑，甚至不断袭击行军中的日军。

面对日军的四面来袭，叶志超严令各军坚匿平壤，龟缩不出。日军则利用清军收缩的有利时机，从容完成了对平壤城的包围。9月14日，平壤战役率先在城北打响。清军初战不利，退入城内。

仗还没真正打起来，叶志超已经是惊慌失措。当天晚上，叶志超也不喝酒了，开始组织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一开始，老叶就提议弃城逃跑。当时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总兵左宝贵坚决反对逃跑，恳请叶志超“同心合力，共济时艰”。为了防止叶志超逃跑，会后左宝贵甚至派出亲兵暗中对之进行监视。

9月15日，为了便于就近指挥，明治天皇宣布将战时大本营从东京前移至广岛。

也就在这一天的清晨，日第一军按计划发动总攻。战役在三个方向同时展开，那就是大同江南岸战场、玄武门战场和城西南战场。

凌晨3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清军分兵抗拒重创日军。日军中、右两队司令官武田秀山中佐和西岛助义中佐拼命督战，攻陷了清军左右两翼的堡垒。但随即遭到清军的步炮协同夹击，毙命官兵140余人，伤290人，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也被击伤。

玄武门为主攻方向，因此日军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和佐藤正大佐的元山支队担任主攻。8时30分，牡丹台陷落。正在玄武门指挥作战的左宝贵见牡丹台失守，“知势已瓦解，志必死”。为表示誓与平壤共存亡的决心，左宝贵换上了御赐黄马褂，亲燃大炮连发36弹。混战中，左宝贵身中两枪仍不退却，最后不幸中炮牺牲。14时，玄武门终被日军攻陷。日军乘势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的奋力抵抗后，只得退守玄武门。

在城西南战场，野津道贯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于早上7时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实施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迅疾进行反击。战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原驻地。

14时，平壤三个战场的基本形势是：大同江南岸战场马玉昆所部毅军击退了日军的进攻，略占上风，西南战场胜负未分，只有城北玄武门失守，但日军尚未入城，战场处于僵持状态。对清军来说，战事犹有可为。当时平壤开始下起大雨，日军冒雨露宿，处境极为困难。

但玄武门失守以及左宝贵阵亡使得清军主帅叶志超魂飞魄散，他立即与众将商议决定弃城逃走。众人之中，除了马玉昆提出异议之外，其余皆赞成叶志超之议。16时，叶志超打出白旗表示停止抵抗。日军料定清军夜晚必北逃，便在清军可能经过的路线上预先设下伏兵。

9月15日，20时，清军开始撤退。俗话说，兵败如山倒，撤退的清军很快变成溃军，随后就一窝蜂地进入日军预先设定的伏击圈，遭日军枪炮袭击死尸遍地，血流成渠。仅仅一夜之间，清军逃跑路上被击毙者达1500多人，另有683人被俘。清军被日军俘获的军火、弹药、粮食及其他各种物资不计其数。平壤日军本来只剩下两天的补给，叶志超的逃跑使得日军获得了足足一个月的粮草弹药。

9月16日晨，日军元山支队和第十旅团跃马而入平壤城，山呼“天皇万岁”。城中不仅已无清兵一兵一卒，当地朝鲜居民也纷纷逃散。

逃离平壤之后，叶志超的“跑跑”能力得到了尽情的发挥，马不停蹄，一路狂奔五百里，过顺安、肃州、安州、义州等地均弃而不守。安州有清兵马步军八营可以接应，聂士成劝阻叶志超“安州地备险奥，可固守”，惊魂未定的叶志超根本听不进去，脚步不停，直奔鸭绿江。21日，叶志超率残部“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到9月24日，驻朝清军全部退入中国境内。日军一路高歌猛进，完全控制了朝鲜半岛。

恬不知耻的叶志超竟然还向朝廷谎报“敌军有三四万之众，苦战五昼夜，弹尽粮绝退出平壤”。清政府一度听信了叶志超的虚假战报，甚至降旨慰勉。之后真实情形被揭露，清廷震怒，11月21日下令将“叶志超先行革职以肃军纪”。1895年2月18日，叶志超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后赦归家乡，于1899年病死——死有余辜！

一跑牙山，二跑平壤，按道理，老酒“十大跑跑排行榜”应该赏给叶志超一个位置，但甲午战争发生的年代早了一点，加之名额有限，宝贵的位置不能给你，请老叶原谅则个。

清军另一年近六十的老将卫汝贵以“临敌退缩，以致全军溃败，克扣军饷，纵兵抢掠”之罪名被处斩于北京菜市口。日军曾经缴获了卫汝贵的一封家信，信里卫汝贵的老婆说，你从小打仗，现在官也不小了，咱家里钱也不少，你年龄大，要注意保护自己，遇到打仗别往前边去。后来这封信的内容被作为反面教材，写入了日本的教科书。

在平壤战役中，壮烈殉国的回族将领左宝贵被光绪帝追赠太子少保衔，赐谥号“忠壮”。

9月16日，日本明治天皇赐谕嘉奖平壤大捷。日第一军继续向前推进，前面就是鸭绿江，江对面就是大清国的国土。

当年踌躇满志的枭雄丰臣秀吉梦断于此，这次的日本人可不想就此打住。

大东沟海战

在牙山、丰岛，大清陆海军接连失利，朝廷震怒。1894年8月10日，日本联合舰队迫近威海卫，已经欺负到家门口来了，光绪皇帝严厉斥责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作战不力。无奈之下的李鸿章不得不命令北洋舰队赴黄海巡航，以平息皇帝之怒，缓解舆论压力。9月12日，北洋水师主力从威海卫军港出发，赴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护送陆军登陆支援平壤作战。

与北洋水师在战略上“保船制敌为要”不同，日本海军在战争前就制订了以舰队决战夺取黄、渤海制海权为目标的作战计划。当联合舰队护送援军登陆仁川的行动完成后，9月13日，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舰队开赴鸭绿江口附近海域，搜寻北洋水师主力决战。

9月15日，北洋水师主力在丁汝昌率领下，护送5艘运兵船到达大连湾。运兵船上有铭军4000人、马400匹、炮80门。晚上，船队在大东沟外20公里处下锚宿营。

9月16日，北洋水师抵达鸭绿江口之大东沟。部分舰艇担任警戒，其余10艘主力舰在20公里之外的大鹿岛东南下锚。9月17日8时，运兵船卸载完毕，完成护航任务的北洋舰队准备返航。

自丰岛海战以来，北洋舰队全体官兵士气高昂。当时任“镇远”副管驾的美国退休海军少校马吉芬在日记中写道，舰队官兵渴望与日本舰队决一死战，“以雪‘高升’和‘广乙’之耻，士气旺盛，莫可言状”。

9月17日上午10时23分，联合舰队第一游击舰队率先发现了因使用劣质燃煤而冒出滚滚浓烟的北洋水师，迅疾发出“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的信号。上午11时30分，北洋水师“镇远”的桅楼上的瞭望哨也发现了逐渐逼近的日本舰队。

12时05分，联合舰队以“吉野”为首，第一游击舰队在先，本队在后，呈单纵阵接近北洋水师。鸭绿江口外海大鹿岛海域集中了远东两支最大舰队的几乎全部主力舰艇，空气骤然紧张，大战一触即发。

12时20分，北洋水师在行进中由双纵阵改为横阵。旗舰“定远”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在其左右依次展开，舰队呈楔形梯队，类似倒“V”字形。主要原因是位于阵型左右翼的战舰“济远”“广甲”“超勇”“扬威”都是航速缓慢的老舰，跟不上大队的节奏。在阵型尚未完全展开的情况下，战斗已经打响。

12时50分，北洋水师旗舰“定远”首先开炮，联合舰队第一游击舰队在距北洋水师5000米处向左转弯，航向北洋水师右翼，冒险将舰队暴露于北洋水师的炮火打击之下。

12时53分，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开始发炮还击。“定远”主桅中弹，信号索具被炮火所毁，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身负重伤。可以说，从大东沟开始，一直到1942年6月4日的中途岛，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幸运之神一直眷顾着日本。随后，日俄战争中的黄海海战、对马海战，日军都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得敌方主帅阵亡或负伤，失去指挥舰队的能力。

遗憾的是，丁汝昌事先竟然没有指定自己的代理人，使得整个战斗过程中，北洋舰队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乱战状态。直到海战即将结束时，“靖远”的舰长叶祖珪才主动升旗代为指挥。不知道在后面几小时的战斗中，连东乡平八郎都敬佩不已，远远见了都要敬礼的舰队二把手刘步蟾、三把手林泰曾都干什么去了。

当双方舰队进至相距约3000米时，日本第一游击舰队4艘快速战舰一面以猛烈炮火射击，一面加快速度左转舵绕攻北洋舰队右翼“超勇”“扬威”两艘弱舰。

此时，日本舰队本队其余六艘舰只恰好驶至北洋舰队倒“V”字形的前方，北洋舰队各舰舰首恰恰指向敌舰船腹。于是北洋舰队各舰以舰首主炮猛烈轰击敌本队六舰。由于“比叡”“扶桑”“西京丸”“赤城”等几艘速度较慢的舰只落后，日舰队被北洋舰队拦腰截断、分割为二。“定远”“镇远”及右翼各舰发右舷炮火猛轰敌主力舰“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左翼“致远”“靖远”等舰则发左舷炮火截击“比叡”“赤城”等后续各舰。此时除了右翼“超勇”“扬威”之外，北洋舰队主力各舰均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并全力开炮。

落在最后的“比叡”“赤城”遭到北洋舰队的痛击。“比叡”被打得走投无路，冒险闯入北洋舰队阵中，企图在“定远”和“靖远”之间500米的间隙中穿过，走小路与大队会合，结果陷入“定远”“镇远”“广甲”“济远”等舰的包围之中。北洋舰队平时表演被李鸿章称为“十六中十五”的神奇射术，这时在战场上却消失得无影无踪。4艘大舰围着一艘近在咫尺的小舰猛轰，仍然让受到重创的“比叡”在熊熊烈火中冲出重围。幸运脱离险境的“比叡”迅即打出了“本舰退出战列”的信号逃离战场。

北洋舰队左翼各舰又以800米近距离猛轰“赤城”。正在舰上观看海图的舰长坂元八郎太海军少佐被击中头部，鲜血及脑浆喷洒在海图台上，当场毙命。随后，代理舰长佐藤铁太郎也被击伤。在弹雨中，舰上军官几乎全被击毙。“赤城”仓皇逃出作战区域，宣布退出战场。注意，这个“赤城”可不是半个世纪之后南云舰队的旗舰航空母舰“赤城”，那个横行霸道的“赤城”绝对不至于如此窝囊。

代理舰长佐藤铁太郎侥幸活命，后来成为日本海军第一战略家，和秋山真之一起被称为“海军两参谋”。他所著的《帝国国防史论》一书，成为日本早期海权战略的代表作，他后来还长期担任海军大学的校长。

除“比叡”“赤城”外，日本其他舰只“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西京丸”也先后中弹，损伤并不严重。在这一阶段，北洋舰队稍占上风。

但是右翼两艘弱舰“超勇”和“扬威”却在日军第一游击舰队的攻击下渐渐不支。14时23分，“超勇”没入海中，舰长黄建勋落水。大清“左一”鱼雷艇冲上去扔出了救援索，黄建勋甩开绳子，拒绝援救，自沉于海。随后，“扬威”也在敌舰的密集炮火下沉没，船上65人被鱼雷艇救起，舰长林履中投海自尽。

此时，原停在大东沟口外的“平远”“广丙”两舰及众鱼雷艇也应召前来助战，驶到北洋舰队右翼后方时恰好与日本本队相遇，各舰立即向日舰发起攻击。14时34分，“平远”的炮弹先后命中日军旗舰“松岛”，随后又发炮击中“严岛”。但“平远”亦被日舰击中起火，被迫暂避，“广丙”也随之退出战场。

这时，日舰本队已驶过北洋舰队右翼，继续向右转舵，绕至北洋舰队背后，与第一游击舰队形成对北洋舰队的夹击之势。度过了艰难开局阶段的日本舰队开始逐渐占据上风，北洋舰队被迫处于内线作战，腹背受敌，转趋不利地位。

虽然形势不利，但北洋舰队广大官兵毫不畏缩，反而愈战愈勇。提督丁汝昌重伤不下火线，裹伤后坐于甲板上鼓舞士气。日本临时改装的武装商船“西京丸”接连中炮，需要人工操舵才能勉强行驶。蔡廷干驾“福龙”鱼雷艇抵近“西京丸”在40米的距离上发射鱼雷，这几乎相当于把枪抵在脑袋上射击，“西京丸”已在劫难逃。在船上督战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中将已经闭上了眼睛：“吾命休矣。”谁知因为距离太近，鱼雷竟然从舰下穿水而过。桦山资纪死里逃生。后来桦山资纪心有余悸地对伊东祐亨说：“鱼雷冒着气泡钻到船底下那情形，真的是比什么都恐怖呀！”

日军第一游击舰队在击沉“超勇”和“扬威”之后，也加入了对北洋舰队主力的围攻。激战中，“定远”的前部被日舰“扶桑”击中，燃起大火。见此情景，日舰立即群起向“定远”扑来。“镇远”“致远”立即上前掩护，为“定远”争取灭火时间。

早已伤痕累累的“致远”以一敌四，炮弹几乎耗尽。这时，“致远”恰与日舰“吉野”相遇。舰长邓世昌当即下令直冲“吉野”，准备与之同归于尽。日本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致远”舰右侧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引起大爆炸，15时30分在东经123度34分、北纬39度32分的黄海海面上沉没。舰上官兵除7名遇救外，其余全部壮烈殉国。

邓世昌坠海后，随从刘忠跳入海中，以救生圈援救，使之浮出水面。邓世昌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其爱犬“太阳”游至身边，“衔其臂不令溺”，世昌挥之不去，并以口衔其发辫，邓世昌用力按犬首于水，自己也沉没于汹涌的波涛之中。这一天，正好是邓世昌45岁的生日。

邓世昌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到国内，光绪帝大受感动。当即亲笔书写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赐予其“壮节”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

甲午战争结束后，山东民众自发集资在荣成成山头始皇庙为邓世昌塑像并修建祠堂，每年都举行祭祀活动。百年后，1996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将一艘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命名为“世昌”号，以示纪念。

“致远”沉没后，附近的“济远”和“广甲”立即成为日舰的重点打击目标。“济远”的舰长方伯谦见势不妙，立即打出“本舰受重伤”的信号旗，迅速逃离战场。“广甲”与“济远”编为一队，舰长吴敬荣见方伯谦撤退，随之跟着逃跑。因为害怕敌舰追赶跑得太快，慌不择路的“广甲”在大连湾三山岛外触礁搁浅。吴敬荣弃舰，率领舰员登岸逃命。

海战结束之后，丁汝昌派“济远”拟将“广甲”拖回港内，但当时几艘日舰也即将赶到，“济远”急忙退回大连湾，“广甲”被日舰发炮击沉。但也有说法，“广甲”是被“济远”主动炸毁的。

值得一提的是，“广甲”登岸逃命的水兵中有一个“二管轮”。甲午战争结束后，北洋舰队随之被解散，失业的“二管轮”无奈弃船登岸，转去投奔老领导张之洞。树挪死，人挪活。“二管轮”之后飞黄腾达，步步高升，最后竟然当上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大总统，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黎元洪。

日本第一游击舰队开始集中火力围攻“经远”。“经远”以一敌四，很快中弹起火。舰长林永升临危不俱，指挥全舰奋勇抗御。炮战中，林永升“突中敌弹，头裂阵亡”。16时40分，“经远”舰首向东，左舷倾覆，最后在庄河黑岛南老人石海礁附近沉没。全舰除16人获救外，200多人壮烈殉国。

在这一阶段，北洋舰队的“超勇”“扬威”“致远”“经远”4艘舰先后沉没，“济远”“广甲”相继遁逃，共失去6艘舰，战斗力大减。日本方面虽然“比叡”“赤城”“西京丸”退出战斗，但这三舰均系弱舰，不仅对舰队战斗力影响不大，反而使日本主力舰队无须再分散力量保护弱舰，实际上等于减轻了负担，得以轻装上阵。这样，日本由第一阶段的劣势转为优势，战局的发展变得对日本极为有利。

在最后阶段的海战战场上，北洋舰队坚持战斗的只有“定远”“镇远”“来远”“靖远”4艘舰。日本则尚有“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等9艘舰。日本以本队围攻“定远”“镇远”，以第一游击舰队围攻“来远”“靖远”。

“来远”“靖远”在围攻下相继起火。为了摆脱包围和灭火，两舰一直冲到大鹿岛附近，依据有利位置背靠浅滩进行防守。日舰尽管占尽上风，一时竟也无可奈何，战局暂时陷入僵持状态。

在原来的主作战海域，日本本队像一群野狼一样围住“定远”“镇远”猛攻。但由于出色的德制装甲保护住要害部位，两艘巨舰虽然身中无数炮弹，上层建筑的非装甲部位被打得如同蜂巢一般，却仍是巍然屹立，奋勇反击。日军官兵无不变色。15时30分，“镇远”的主炮击中日军旗舰“松岛”，造成“松岛”的舰体倾斜，烈焰冲天，甲板上血肉横飞，当场死伤达84人。情急之下，伊东祐亨甚至将军乐团的乐手都拉出来充到战斗岗位。由于“松岛”基本丧失了战斗力，伊东祐亨被迫将旗舰转移到“桥立”上。

17时，“来远”“靖远”扑灭大火之后，恢复了战斗力，并召集“广丙”“平远”以及鱼雷艇队重返主战场，北洋舰队气势益盛。战至17时30分，日落西山，伊东祐亨面对怎么打也打不沉的“定镇二远”，也逐渐丧失了信心。加上看到日舰基本上也是伤痕累累，又害怕鱼雷艇趁着夜色进行偷袭，随即下令全速向南退却。

此举等于放弃了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最佳时机。伊东祐亨这种“没见好就收”的痼疾，整整传染了半个世纪，染病的包括后来的东乡平八郎、南云忠一、三川军一、栗田健男等海军名将，后文详叙。

“靖远”的舰长叶祖珪知道“定远”桅楼被毁，丁汝昌已经无法指挥，遂主动代替旗舰“定远”升旗集队。眼看日本舰队开足马力，“向西南一带飞驶遁去”，刹那间已跑出去很远，支离破碎的北洋舰队也只好收队，驶回旅顺口。至此，大东沟海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甲午海战”，宣告结束。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日军的速射炮以及航速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当时如日中天的战略家马汉后来评论，中日大东沟海战就像是步兵和一支没有步兵保护的炮兵在作战。步兵在摧毁了敌人大量炮兵之后，主动撤出战场，而炮兵却因为缺乏机动性无法追赶。

历时5个多小时的大海战中，北洋水师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5艘军舰，“来远”受重伤，伤亡官兵600多人。日舰队“松岛”“吉野”“比叡”“赤城”“西京丸”5舰受重伤，伤亡239人。尽管损失比日军为大，但“定远”“镇远”尚在，可以说北洋舰队实力尚存。

可惜的是，在李鸿章“力主避战保船”的指导方针之下，北洋水师先是退回旅顺，继而转向威海，从此不再出战。等于拱手向日本海军让出了黄海的制海权。

之前早就开跑的“济远”早于大部队4个小时回到旅顺军港。方伯谦称军舰上的所有火炮均已损坏，不能战斗。丁汝昌派洋顾问戴乐尔登船检查，戴乐尔的回话是，“济远”的火炮不像被火炮击伤，而像是用炮锤自行砸坏的（据说目前保存在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济远”舰主炮上相应部位确实存在砸痕）。此举彻底激怒了李鸿章和丁汝昌，立即下令将方伯谦革职逮捕下狱，收押看管。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求对其严加处置。

“镇远”的舰长林泰曾念在多年的同学面上，还想联合刘步蟾为方伯谦说情，被刘步蟾断然拒绝。起初方伯谦还觉着没事，因为他是总兵职务，在大清国历史上，几乎没有这种高级职务被判死刑的。等到死刑判决书下来之后，方伯谦才慌了。他甚至托人让远在东北的老将宋庆为他求情，谁知道宋庆听到后说：“可惜我没有海军的生杀大权，要是有，7月份早就把你个兔孙宰了，还能让你误国到现在？”1894年9月29日凌晨5时，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被斩首。

一跑“丰岛”，二跑“大东沟”，本来方伯谦也具备竞争一个“跑跑”榜位置的基本条件，但是宝贵的位置依然不能给他，理由同叶志超。

大东沟海战的失利使得李鸿章和丁汝昌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自觉脸上无光的李鸿章只得上奏朝廷，引咎自责。光绪帝和翁同龢虽然恨死了李鸿章，但值此用人之际，除了李鸿章，还真没人能够支撑危局。光绪帝只好下令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

与此相对应，大东沟海战胜利的消息传回日本，举国欢庆。明治天皇除了颁布诏书嘉奖之外，还亲自作歌《黄海大捷》，以示勉励。看来这睦仁会的还真不少啊。

鏖兵辽东

早在8月1日正式向中国宣战前，日本大本营就对战争的进程做出了各种设想，并据此制定了“作战大方针”。方针的要点就是整个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派陆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同时出动联合舰队寻求与中国北洋舰队进行主力决战，夺取黄海及渤海制海权。第二阶段作战视第一阶段之海战结果而定，又分为三种方案。

第一，如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即运输陆军在渤海湾登陆，于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

第二，海战结果虽不能夺取制海权，但也使中国舰队不能驶进日本近海时，派陆军前进驱逐在朝鲜的清军，扶植朝鲜“独立”。

第三，若海战失败，制海权为中国海军所夺取，则加强在朝鲜的防守，击退大清陆军的进攻。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大东沟海战虽然日军占了上风，可北洋水师主力尚在，实质上胜负尚未明朗，日军应该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案。但北洋舰队的龟缩不出，给了日军实施第一种方案的有利条件。

平壤战役之后，山县有朋率领日军第一军经过短暂休整，9月底就开始向着鸭绿江边的义州进发。到10月中旬，日军在义州集结完毕，对面就是中国的九连城。

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约28000人。清朝任命已经74岁的“白发将军”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可惜的是，大清国当时的军队体制仍停留在30年前打太平军和捻军的水平上，参战各军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路清军实则并不服从调度。平壤、大东沟相继战败，导致各军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28000人看着不少，但是鸭绿江也不算短，胡椒面一撒，就觉着哪里都是漏洞，似乎哪里都守不住。

日军进攻部队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计超过30000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日军接连取胜，士气正旺。作为进攻一方，日军可以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在某一点上形成突破之后，迅速展开。站在鸭绿江边的山县有朋踌躇满志，仿佛看到了300年前丰臣秀吉那落寞的背影，他将要完成当年丰臣秀吉都无法完成的“伟业”。想到此，山县有朋在马背上扬鞭赋诗：“对峙两军今若何，战声恰似迅雷过。奉天城外三更雪，百万精兵渡大河。”也真能吹，三万人就敢冒充百万。

10月24日，日军先头部队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渡江成功，首次踏上了中国的国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毫未觉察。10月25日晨6时，越过浮桥的日军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顽强抵抗，终因势单力孤遭受重大伤亡后撤出阵地，日军占领虎山。其他各部清军听到虎山失陷之后，纷纷不战而逃。

10月26日，日第一军攻打九连城，守军主动献出城池。当地一些居民居然还拿着猪、鸡、粮食等物去犒劳慰问日军，有些人主动提出为日军效力，大清之民心涣散，由此可见一斑。随后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安东县。仅仅三天，清朝近三万重兵驻守的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

这边山县有朋志得意满，那边日本国内明治天皇正在亲自为新组建的第二军送行。第二军军长，就是前面“萨英战争”出过风头的猛人大山岩。在日本军界一向有“陆之大山，海之东乡”之称。当时的乃木希典还仅仅是大山手下一个小小的少将旅团长。从天皇手中接过军刀，乃木希典激动得眼泪哗哗直流，拿盆接都接不住。乃木当即赋诗一首：“肥马大刀无所酬，皇恩空沿几春秋。斗瓢倾尽醉余梦，踏破支那四百州。”

如果说山县有朋的第一军是渡江作战的话，那大山岩的第二军就是典型的登陆作战。10月24日，就在第一军向鸭绿江进攻的同时，第二军24000余人在日本联合舰队的掩护下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开始登陆。为确保登陆安全，伊东祐亨还派出航速最快的“秋津洲”和“浪速”分别驶往威海卫和旅顺口，监视北洋舰队的动向。但可悲的是，主力尚存的北洋舰队躲在旅顺军港内纹丝未动。

日军在花园口的登陆行动，前前后后整整持续了14天，清军竟没有一兵一卒前来打扰，登陆日军犹似在自家门口散步一般，这也创造了大规模登陆作战史上的一大奇迹。在日本军舰附近，甚至还有乞丐前来讨饭，弄得日本人哭笑不得，也算上战争中的奇观了。

日军登陆如此轻松的原因有四：一是清兵实行的是重点防御，这里不是重点；二是大部分兵力用于蹲坑据守，根本没有机动部队；三是情报不灵，反应迟钝；四是即使知道了也无兵可调，能战斗的兵都调到鸭绿江边防守去了。真不知道被美国称为世界第三陆军的那百万人马都干什么去了。

11月1日，轻松登陆并从容编队的日军杀向金州。11月6日，日军击溃清军连顺、徐邦道等部进占金州。

11月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大连守将赵怀业是李鸿章的铁杆亲信，人送外号“赵不打”。在日本进攻之前，赵怀业正在忙着把贪污的大量军粮、军服运到烟台去卖，至于那些枪炮、弹药，估计买家不好找，就交给日本人算了。被日本人缴获的武器就有炮129门，步枪620多支，其他物资不计其数。仓皇逃走的赵怀业甚至连海中水雷的分布图都大方地留给了日本人，使得联合舰队轻而易举地清除了附近海域的水雷。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前面就是北洋舰队停泊的军港旅顺口。

也就是11月7日大连失守这一天，北京城内却是另外另一番欢乐景象。慈禧老太六十大寿庆典如期进行。宫内唱戏三天，所有机关单位停止办公。估计赵怀业也是生气了，你们都不办公去看戏，凭什么要老子在前边撅屁股打仗？

大连湾失守，旅顺危急。同样在11月7日这一天，李鸿章电令丁汝昌速速将北洋舰队残余舰只撤至安全地带威海卫。

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南端，背山面水，港阔水深。港内建有船坞、电报局等诸多军事设施，这里是清廷经营十多年的北洋海军三大重要基地之一。黄金山、老虎尾雄峙口门，筑有炮台12座，炮70余门。在旅顺侧后依山凭险筑有炮台17座，炮近80门。“铁打的旅顺、纸糊的刘公”由此得名。但是清廷判断鸭绿江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原旅顺守军大部分被调往鸭绿江防线，接防的多为新募之兵，守军各部互不统属，这就给了日军以可乘之机。

日军在大连湾休整10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日军原本认为进攻旅顺必是一场血战，事先已经组织了1500人的敢死队。18日，日军前锋进军土城子，徐邦道的拱卫军顽强抗击，给日军造成一定伤亡，但终因力单势孤而落败。次日，总帅道员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独自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11月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仅仅一天，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口陷落。

占领旅顺口之后的日军兽性大发。第一师团野兽师团长山地元知中将下令屠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大屠杀持续了整整四天，整个旅顺尸横遍野，全城3万民众只留下负责掩埋尸体的36人。这些人被日军在帽子上贴上“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以幸免。

“旅顺大屠杀”再次让世界舆论大哗。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再次紧急展开“沉静化”外交工作，避免事件在欧美诸国进一步扩大。政府严厉要求国内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回避血淋淋的虐杀情节，还规定了就此事件对外统一的答辩要领。11月26日，第二军下达“尽快打扫战场，迅速处理清国人尸体”的命令。在清廷软弱外交的背景下，日本一系列善后工作取得了成效，西方世界的谴责战没有持续下去，国际社会似乎很快淡忘了这个血淋淋的历史事件。

日军当然不会忘了大肆掠夺，旅顺几乎被夷为平地。旅顺港大清刚刚购自欧洲的4000吨优质铁轨也被日军抢走，原封不动地铺设在东京的铁路上。

北路日军第一军在占领鸭绿江沿岸后，兵分两路直取奉天。东路进攻日军遭到清军聂士成部的顽强阻击，在摩天岭两军陷入僵持，往来拉锯达两个月之久。聂士成不愧为大清为数不多的悍将，率军在局部进行反攻并收复连山关，得到清廷明令嘉奖。东路日军转为守势。

12月初，第三师团在桂太郎中将率领下从安东出发向前挺近。13日，辽东重镇海城陷落。眼看李鸿章的淮军独力难支，湖南巡抚吴大瀓主动请缨提请率湘军北上拒敌。两江总督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吴大瀓和宋庆被任命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

奉天锁钥在辽阳，辽阳锁钥在海城。1895年1月至3月，清军组织实施了五次反攻海城之战。从1月起，清政府调集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吉林将军长顺陆续率兵赶到，会同宋庆军，对海城守敌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1月17日，清军兵分两路反攻海城。

在日军顽强阻击并得到强有力的增援之后，东路长顺部和西路依克唐阿部均无法继续前进，被迫收兵。

1月22日，依、长两军又向海城守敌发动了第二次反攻。因日军炮火猛烈无法前进，战至下午再次被迫收兵。

2月16日，清军又发动了第三次反攻。这次反攻除依、长两军外，又增加了徐邦道的拱卫军和李光久的湘军，进攻兵力达3万多人。战至17时，终因日军“放炮死拒”无功而返。

四攻海城是清军在辽南战场上一次大规模的联合作战，反攻从2月21日到25日，持续五天，依然无果后退。

1895年2月27日，清廷再次敕令三路人马第五次反攻海城。在清军集中力量围攻海城之际，日军开始进犯鞍山、辽阳。清政府电令长顺、依克唐阿率部北援辽阳，魏光焘等西援牛庄，由此海城之围自解。

需要指出的是，清兵第四次、第五次反攻海城都是以60000人之众围攻日军6000人。尽管战场上清兵也表现出罕见的英勇，但10∶1的兵力优势换来的依然是失败，可见双方战斗力差距之大。

2月28日，日军变守为攻从海城分路进攻，清军败退。3月4日，日军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野津道贯下令将田台庄烧成一片焦土。至此，辽南所有重镇均被日军占领。大清陆军精锐湘军、淮军锐气尽失，无力再战。

仅10天时间，清朝6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那一年，威海卫的冬天特别冷

早在日本第一军进攻海城之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就提出，要尽量避免在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决战。伊藤博文的观点是，凭日本的力量单独吃掉中国是不可能的。即使能吃下，西方列强也不会置之不理，反而很可能联合起来对付日本。对中国的目标不是吃掉，而是谋取最大的利益。如果日军攻下了北京，很可能导致中国暴乱四起，万一清政府因此垮台，找谁谈判要地要钱去？伊藤还指出，此时渤海湾已进入冰冻期，交通和补给越来越困难。伊藤博文提出下一步的目标是进攻威海卫，彻底歼灭北洋舰队，并伺机占领台湾。

恰在此时，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也提出了进攻山东半岛，全歼北洋舰队的建议，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战后日本的史学家曾说，甲午战争是由政治家掌舵的战争，作为文官的伊藤博文从政治策略的观点出发，给日本指明了方向，军事被放在有利于政治策略的位置上，这才有了甲午战争的完胜。可惜的是，日本之后逐渐背离并放弃了这条道路，最终走向万劫不复。

11月7日，北洋舰队剩余主力舰只匆忙离开即将陷落的旅顺军港，前往威海卫避难。伊东祐亨没有试图从海上拦截仓皇出逃的北洋舰队而让其顺利地逃进了威海卫军港。拦不拦是态度问题，拦不拦得住是能力问题。伊东此举的危险不言而喻，当时已遭重创的北洋舰队虽无战意，但完全可以远走他乡，去往青岛、上海，甚至福建、广州，休生养息并会合福建、广东水师后，卷土重来。

可惜北洋舰队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了龟缩在威海卫军港内等死。北洋舰队和丁汝昌当时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港外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在日记中纳闷地写道：“已经不可能有援军了，绝望的北洋舰队还在等待什么呢？”

北洋舰队不战、不降、不走，只是在绝望中等待着灭亡的命运。

屋漏偏逢连阴雨。巨舰“镇远”在进入威海卫军港时，不慎触礁重伤，已经无法出海作战。“镇远”的舰长林泰曾因此负疚自杀，时年44岁。这个林泰曾是林则徐的堂孙，前面提到的南洋大臣沈葆桢的外甥，也属于北洋舰队的杰出人物之一。

威海卫地处山东半岛顶端，港湾呈半圆形，有刘公岛、日岛横列湾内，形势险要。早在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抗击倭寇，就在此地设置了卫所。此时，港湾南北两岸及刘公岛、日岛建有10余座炮台，配备新式大炮100余门，火力交错，防御坚固，成为北洋海军的主要基地和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在旅顺稍事休整的北洋海军主力全部泊聚于此。

除了来自海面的威胁，北洋舰队还必须防备来自背后陆路的攻击。丁汝昌多次请求调天津等地的兵力加强威海卫陆路的防守。朝廷认为京畿地区比起山东半岛更加重要，断然驳回了丁汝昌的请求。丁汝昌也请求调南洋舰队、福建水师、广东水师的舰船前来支援，照样未果。

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率领日本第二军3万余人，在联合舰队25艘军舰、16艘鱼雷艇的掩护下，从山东半岛的荣城湾开始登陆。可悲的是，一千年前日本派来的遣唐使，恰恰也就是从这里离开返回日本的。当时带走的是文化与和平，今天送来的是战争和杀戮。

和在辽东花园口类似，日军的登陆活动整整持续了五天，随后从容整军向威海卫进发。由于清廷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错误，重兵集中于奉天、辽阳和京津一带，山东半岛防御相对薄弱。即使那些并不强大的防守力量也分散在半岛各地，因此日军虽遭遇零星阻击，还是很快攻临威海卫城下。

当时负责防守威海卫北面的是戴宗骞的4000人，南面是刘超佩的3000人。在刘公岛上还有李鸿章外甥张文宣的北洋护军2000人。1月30日，日军对威海南帮炮台发起了总攻。联合舰队也从海上封锁港口，正面炮击威海卫。不到一天的时间，南帮的陆路炮台和海岸炮台陆续失守，统领刘超佩逃至北岸。陆路摩天岭炮台被日军占领后，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陆军少将得意地摆出pose等待随军记者拍照留念，被北洋水师军舰精准的炮火击中，这个“旅顺大屠杀”中杀害了无数中国人的刽子手，马上魂归西天。大寺安纯也是整个甲午战争中日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

2月1日，北帮炮台清兵哗变，全部溃散，主帅戴宗骞左右仅剩19人相随，炮台随即落入敌手。第二天，丁汝昌派小艇载戴宗骞至刘公岛，是夜，自知难逃追究的戴宗骞吞鸦片自杀。为了避免日军利用陆上炮台轰击港湾之内的北洋舰队，心急如焚的丁汝昌派出敢死队，将北帮炮台连同弹药库一起炸毁。

2月2日，日军进逼威海卫城，城内清兵早已逃得不知去向，日军再次不战而得空城。

至此，陆上三面都被日军占据，出海口是凶神恶煞的联合舰队，北洋舰队陷于日本陆海军的四面夹击之中。丁汝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四面楚歌”，“等死”，“置之死地也可能不生”这些词句的真正含义。

日军从已经占领的南帮炮台以猛烈的陆上炮火狂轰日岛，同时派出18艘舰艇分四批轮番向日岛进攻。“康济”的舰长萨镇冰指挥岛上士兵利用8门炮坚守了8天之久。最后，岛上的弹药库被日军击中发生剧烈爆炸，丁汝昌无奈只好派出舰艇将岛上人员接回刘公岛，日岛失守。

在此期间恰好萨镇冰夫人前来探望，得到消息的萨镇冰让人转告：让她回去，就说我死了。

自2月3日开始，日舰及占据南帮炮台的日军水陆合击北洋海军。炮战第一天，日舰“筑紫”“葛城”反被击伤。

夜间，日军开始用鱼雷艇进行偷袭。一艘鱼雷艇冒死冲坏了由水雷组成的“栏坝”，第三鱼雷艇队六号艇干脆就乘着一个大浪冲到港里去了，随后多艘鱼雷艇冲入港内大放鱼雷。六号艇发射的鱼雷击中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导致“定远”的舰底进水、舰身倾斜，为了避免沉没，不得已冲上刘公岛东部浅滩搁浅，“远东第一巨舰”变成了固定的死炮台。

这个六号鱼雷艇的艇长，就是后来日本海军三大理论家之一，历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令部部长，被称为“不死之鬼贯”的日本终战时的首相，当时的海军大尉铃木贯太郎。

第二天，从望远镜里看到“定远”搁浅的伊东祐亨大喜过望，那让人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的“定镇二远”终于都歇菜了。伊东随即下令舰队向港内发起进攻。经过激烈的炮战，日本舰队还是无法冲进港口。

强攻不行，就来智取。当晚，日本鱼雷艇再次冲入港内进行袭击，“来远”“威远”以及布雷舰“宝筏”被相继击沉。据说当时“来远”和“威远”舰长邱宝仁、林颖启都在岸上嫖妓未归。老酒稍稍有点怀疑，不在舰上是可能的，但是在炮火连天的特殊时期，岛上的妓院还能开门营业吗？

2月7日，日本陆海军再次发起猛攻，这天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北洋舰队鱼雷艇头领王平、蔡廷干密谋逃跑，自告奋勇要出击袭击日舰。结果12艘鱼雷艇一起冲出，不是去进攻，而是一起趁势往外逃跑。慌乱中，这些鱼雷艇不是触礁，就是被日舰击沉、俘虏，只有王平驾驶“左一”艇侥幸逃到烟台。这一卑劣的逃跑举动，严重打击了北洋舰队的士气。

2月8日，“靖远”被击沉。当天夜里，日军用炸药炸毁了400米长的水雷拦坝。刘公岛已经陷于一片混乱。士兵开始鸣枪过市，大批官兵齐聚海军公所门前，哀求丁汝昌放条生路。绝望的丁汝昌下达了炸沉“定远”和“镇远”的命令，却无人执行。

10日下午，刘步蟾亲自率领水雷营的士兵登上了“定远”。炸药埋好后，刘步蟾迟迟不愿意下达命令。丁汝昌一直在海军公所内等待那一声巨响。响声久久没有传来，丁汝昌无奈策马前来催促，刘步蟾这才忍痛下令将“定远”炸沉。

这天的刘公岛上，飘起了漫天飞雪。刘步蟾，这位22岁就出任舰长、36岁就担任北洋舰队副司令的北洋海军杰出将领，冒着大雪看望了移居到各处的“定远”的官兵，和他们一一告别。当晚，刘步蟾吞鸦片自杀，时年43岁。刘步蟾以死践行了其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诺言。

1896年，日军打捞出“定远”，运回国内。在今天的日本福冈，有一个小小的庭院叫“定远馆”，其建筑设施除了砖瓦之外，所有材料均取自“定远”舰。据说不远处的光明禅寺还有一张刻着“定远”二字的方桌，有人说，那就是刘步蟾当年的办公桌。

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和丁汝昌也是多年的老交情。他请在附近观战的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向丁汝昌转交了劝降书。收到劝降书的丁汝昌不为所动，决心死战到底，同时将劝降书电告李鸿章以明心迹。之后丁汝昌曾告家人：“吾身已许国。”

11日晚，丁汝昌接到了来自烟台“全力突围”的密电，知道援军已经彻底无望。丁汝昌提议大家合力突围，多数将领表示反对，纷纷散去。当天晚上，万念俱灰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吞鸦片自尽，年59岁。

早在日军进攻旅顺时，丁汝昌已经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职暂留本任。在威海布防上，丁汝昌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不料这又成为“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才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处置。

已经是戴罪之身的丁汝昌知道，即使自己能够侥幸活到战后，结局也同样是被处死。心知必死的丁汝昌，事先请六名工匠为自己专门打造了一口棺材，还亲自躺进去试试是否合体，也算是未雨绸缪。丁汝昌死后仍然受到政敌的大肆攻击，光绪帝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也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1910），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才为丁汝昌平反昭雪。1912年，丁汝昌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终于入土为安。

北洋舰队一部分洋员及道台牛昶昞等，推举“镇远”继任舰长杨用霖出面与日军接洽投降，被杨用霖严词拒绝。同晚，刘公岛护军统领、李鸿章的外甥张文宣，连同杨用霖相继自杀身亡。杨用霖并没有采取传统吞鸦片的自杀方法。在吟诵完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命诗之后，他将长枪对准自己的喉咙用脚趾抠动扳机，打出了北洋舰队在威海卫作战中的最后一枪。鲜血从鼻孔喷出，导致衣襟一片赤红，连身后的墙壁上都溅满了血迹，其状惨不忍睹。

道台牛昶昞会同一些洋员很快假借丁汝昌的名义起草了投降书。2月12日，“广丙”挂上白旗，在舰长程璧光的带领下，前往日军联合舰队旗舰“松岛”乞降。

双方谈完投降事宜之后，牛昶昞还向伊东祐亨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请求。说“广丙”并不属于北洋水师，人家是广东水师的，只是临时来参加演习遇上了这倒霉事。你们是跟北洋水师打仗，人家广东水师也没招你惹你。再说了，你看程舰长大老远跑来投降多不容易，如果没有了军舰回去，也没法向领导交代，还望高抬贵手，放回该舰吧。老牛的一番谆谆教导，说得伊东祐亨差点笑得哭出来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牛道台的请求。随后，牛昶昞交出了威海卫清军的投降名册：陆军2040人，海军3084人，合计5124人。

战后，牛道台将投降的罪名全部推到自杀的丁汝昌身上，致使丁汝昌蒙冤达15年之久。而他自己因隐瞒了事实的真相，只受到轻微的革职处分。

1894年2月17日，请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上午10时30分，在西方诸多媒体记者的现场目击下，日本联合舰队鸣炮21响，耀武扬威地开进了威海卫军港。北洋海军残余舰船“镇远”“济远”“平远”“广丙”4艘舰以及“镇东”等6艘炮艇，降下了大清黄龙旗，正式被收归联合舰队。大清花费巨资，苦心经营21年，号称世界第九的北洋舰队，就此灰飞烟灭。

当天下午4时，被拆除了武装的练习舰“康济”点火起航。一片肃穆之中，在舰长萨镇冰的带领下，船尾低垂黄龙旗的“康济”踉踉跄跄驶出威海卫军港前往烟台。“康济”的甲板上停放着6具棺木，他们是：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戴宗骞，沈寿昌（“济远”的副舰长），黄祖莲（“广丙”的副舰长）。

不远处，日本联合舰队所有舰只下半旗鸣炮致哀。伊东祐亨带领日本联合舰队全体官兵集体向“康济”上那些已经失去生命，但他们依然十分敬佩的同行致以军礼。

逝者长已矣，生者更难受。北洋舰队随后即被解散，剩余将领叶祖珪、邱宝仁、林国祥、程璧光、萨镇冰连同牛昶昞全部被革职。

值得一提的是“康济”的舰长萨镇冰。被解职之后的萨镇冰回家不久，老婆就死了。家计维艰，连两个子女也无法抚养，只好到官绅家庭当塾师挣钱糊口。后来，萨镇冰在张之洞的推荐下再次出山，于1903年升任北洋海军统领，1909年出任大清海军大臣和水师提督。辛亥革命之后，萨镇冰先后担任民国海军总长、海军总司令等重要军职，还曾代理过国务总理。萨镇冰经历了清末、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等各个历史时期，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51年，当听到第三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进汉城的消息时，93岁的萨镇冰掩面而泣，老泪纵横。

马关之耻

1895年1月7日，朝鲜国王李熙率领世子及文武百官参拜汉城宗庙，宣布了“洪范十四条”。其中第一条庄严宣告：“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独立自主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千年之久的宗藩关系就此结束。

1895年新年一过，清廷的败局已经注定，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全部闭上了嘴。无奈之下的清政府只有想办法屈膝求和。

其实从1894年10月开始，清廷便不断通过欧美列强斡旋向日本求和。掌握朝廷大权的主和派人物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将战争继续下去。平壤战役和大东沟海战相继失败后，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早已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10月初，原来就主张对外国屈服的奕亲自出面请求英、美、俄、德、法共同调停中日战争。由于美、德、俄三国各有各的打算，加上日本的强力拒绝，英国于10月6日提出的调停建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1894年11月初，日军入侵辽东，战火已烧进中国国土。清廷十分恐慌其“龙兴之地”遭到兵燹之灾，再次请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的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即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试探议和的条件。德璀琳到了日本后，日本人以其并非中国大员拒绝谈判，同时要求清政府派出真正“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

其实，此时日本也已经骑虎难下。虽然在战场上连战连捷，但毕竟国力有限。1894年，日本的军费开支已经达到国家支出总额的69.31%，1895年的军事开支也达到国家预算的65.32%。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进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百姓的负担。1894年年底以来，日本不少地方爆发了农民暴动，社会动荡不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亦很重视西方国家的态度，明确反对军部直捣北京的“直隶平原作战计划”，原因前面已经讲过。

旅顺失守之后，慈禧太后害怕日军进犯京津，求和的欲望更加强烈。老太太不顾光绪皇帝的反对，于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当时日本正在猛攻威海卫，军事上的胜利导致日本气焰极为嚣张，觉得使清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机会还未到来，因此借口这两个人官太小，在广岛将二人羞辱一番之后驱逐回国。同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1895年2月2日通过清廷代表团中的伍廷芳向清政府提出，和谈可以，只有恭亲王奕和李鸿章才有资格充当全权代表。1895年2月17日，就在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的当天，日本又通过美国人向清政府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议和”之必要条件，否则无须派代表前往日本。

之前三次求和，其中两次派使被拒，导致清政府惊恐万分，慈禧老太实在是坐不住了。得知日本的要求后，慈禧立刻电召李鸿章火速入京，准备任命他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之前李鸿章和丁汝昌一样背着处分。2月13日，朝廷下旨撤销对李鸿章的一切处罚，官复原职，并希望李鸿章能看在时局危恶和朝廷久恩的分儿上，以社稷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前往日本和谈。

早已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清楚，在接到慈禧宣召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注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知道自己想要拒绝承担此项和谈的使命，绝无可能——恭亲王作为皇族，绝对是不可能去丢这人的。

李鸿章也明白议和这样的大事当然是慈禧说了算，入京以后就径直先去找慈禧。慈禧太后虽然昏庸，却并不傻，这可不是出风头的时候，她以自己肝气发作导致臂疼、腹泻为由，拒绝接见李鸿章及群臣。这还不止，老太太还故意扔出来一句话，“一切遵上旨可也”。这下子，所有的耻辱和骂名都归傀儡小光绪了，跟她无关。

慈禧太后称病不出，光绪皇帝只好硬着头皮接见了李鸿章。1895年2月22日，紫禁城乾清宫的气氛比办丧事还肃穆。光绪皇帝黯然而坐，面无表情。左边跪着一群军机大臣，右边跪着李鸿章。李鸿章肯定要有光绪的承诺才敢去。有人提出效仿早年俄国皇帝迁都，最后打败拿破仑的做法，当即遭到激烈反对，被斥责为放弃国家宗庙社稷的逃跑主义。

最终只剩下割让领土一案。李鸿章坚持不可割地，若议割地，立即归国。李鸿章提出：“割地之事，不敢承担，假如赔款，户部恐无此银。”之前连买炮弹都不想给钱的户部尚书翁同龢立即插嘴：“只要不割地，即使多赔点钱，也能凑出来。”当时买舰、配速射炮，买炮弹的时候，怎么就没钱呢？花5000块就能堵住的安全漏洞，非要等死人了，被罚款50万？郁闷无比的李鸿章立即反将一军，请求管钱的翁同龢老先生一起去日本议和，现场办公。吓得翁同龢面如土色，双手摆得跟黄飞鸿的无影脚一样，当即表示不懂外交，绝对不能“以生手办重事”。

其后，李鸿章又拜会了各国公使，乞求干涉，均无结果。李鸿章见割地已成定局，便于3月2日就割地一事上奏皇帝，非要从光绪帝口中得到明确的割地授权不可。光绪帝无奈，只好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酌情以商让土地之权”。

李鸿章出发前向朝廷提议，为减轻和回避战败国在媾和中的不利地位，防止日本漫天要价，清廷需要联合美、英、法、德、俄、意等列强干涉和谈，对日本施加压力。此举虽然系引狼入室之举，但针对清廷当前的最大利益，已经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良策。

1895年3月13日，大清国钦差头等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时年73岁高龄的李鸿章，以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率100多名随从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和“礼裕”号从天津大沽港出发，悲壮出航东瀛。

3月19日，经过五昼夜海上奔波的李鸿章一行到达马关，下榻引接寺。会谈的地点选在了春帆楼，这是马关最有名的一家日本料理旅馆，以烹调河豚而名闻天下。

3月20日，宾主双方进行了第一次会见。中方是全权大臣李鸿章，还有李鸿章的养子（也是侄子）参议官李经方，日方参加谈判的是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双方都是明争暗斗多年的老熟人了。握手寒暄，互致亲切问候之后，李鸿章即席发表重要讲话。长篇大论的文言文十分拗口，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诚挚恭贺日本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第二，日本的成功将对中国今后的改革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榜样作用；第三，咱们都是黄种人，东亚兄弟，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西洋鬼子。

李鸿章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这个老酒相信。据说还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总统格兰特一起被称为19世纪世界最杰出的三大政治家，这个老酒有点不信。但是，不止五个以上的版本都这样说，老酒也只好信了。看上边这三条，李鸿章那也真不是浪得虚名。打了败仗，还能把话说得如此气宇轩昂，不愧“老姜”也。对面坐的要是老酒的话，听了如此动听的赞美诗，估计都要感动得站起来，握手表示感谢了。可惜对面坐的不是老酒，而是同样老奸巨猾的伊藤博文。

从1895年3月21日到24日，双方进行了前三轮谈判。当时北洋水师虽全军覆没，但辽东战场激战正酣。日本在谈判前的3月16日成立了所谓“征清大都督府”，以陆军参谋总长小松彰仁亲王为大都督，准备进驻旅顺指挥“直隶平原作战”，直捣北京。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占领天津、大沽、山海关三地为“地质”，驻军军费由大清支付。在24日的第三轮会谈中，李鸿章向日方索要具体议和条款，伊藤只是说下星期给你。就在头一天，3月23日，日本舰队已经占领了澎湖列岛。日本军事上威胁、外交上讹诈的火候，可谓炉火纯青。

3月24日，第三轮谈判结束，李鸿章乘轿子返回住地引接寺的途中，发生了意外。日本老百姓听说大清国的风云人物李鸿章来了，纷纷前来围观。突然人群中窜出一条大汉，直奔轿前，掏出手枪照着李鸿章的左脸就是一枪。中枪后满脸是血的李鸿章还算冷静，在日本警察的协助下，急急回到住地才昏厥在地。

凶手是日本无业“爱国”愤青小山丰太郎。小山认为，李鸿章来此，势必影响日本全部占领中国的宏伟计划，就对李鸿章下了毒手。其实之前小山早就想去天津刺杀李鸿章，由于船票太贵买不起才作罢。最后，小山被判处无期徒刑，到监狱里喝了整整12年的黄面汤，一直到1907年才被假释。

节骨眼上出了这样的事，的确让日本十分难堪。伊藤博文闻讯后勃然大怒，声称宁愿自己挨枪也不要加害李鸿章——那不是老李头，那是摇钱树啊！意外事件的发生，使日本的谈判优势骤然锐减。日本现在最害怕的就是，万一李鸿章借机一拍屁股，走了怎么办？

别说伊藤博文，连一介武夫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也拍着桌子大骂：“该匪罔顾国家大计！”明治天皇也被惊动，亲自派出御医给李鸿章看病，皇后也亲手制作绷带给李鸿章裹伤。陆奥宗光立即把广岛大本营的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忠惪和佐藤进两人火速送到马关，石黑和佐藤二人以其精湛的医术取得了李鸿章的信任。李鸿章回国后，甚至特意奏请清廷，赏赐石黑和佐藤勋章。

国际舆论又是一片哗然。欧美各大国纷纷出面谴责日本，同情中国，积极表示不能坐视不管。俄国表现尤其突出，上蹿下跳，比自己亲爹被打了还伤心，还气愤。迫于压力，日本主动承诺双方休战。3月30日，双方休战条约签订。听到停战的消息后，满脸缠满绷带的李鸿章，眼中也显现出一丝欣慰的神情——老李也真是不容易呀！

李鸿章下榻的地方引接寺，距离春帆楼只有300米，是一座修建于1560年的古刹。为了防止再出现类似的事情，日本专门沿着左边山腰修了一条只供李鸿章行走的小路。据说，现在这条路已经变成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柏油路，一面是山体和春帆楼的水泥围墙，另一面是悬崖边的水泥栏杆。山路边竖着这条路的路牌，白底蓝字写着“李鸿章道”。老酒没有去过日本，以后也不会去，不知道是否真有这条小道。

刺杀风波平息后，日方代表继续以胜利者的姿态进行“军事威胁，外交讹诈”。日本人可谓用心良苦，连大清谈判代表的座位都被安排成面朝大海，为的是让李鸿章等人随时能看到窗外日本舰船那黑洞洞的炮口。在1895年4月1日举行的第四轮谈判中，日方终于抛出了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主要包括：朝鲜独立，赔偿白银三万万两，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开放北京、沙市、重庆、苏州、杭州、湘潭和梧州七处通商口岸等。

早在马关谈判之前，日本国内就开始出现大量谣言，宣称大清国准备赔偿日本白银5亿到7亿两，另外还准备了2000万两准备抚恤战死日军将士的家属。这些满天飞的谣言使得西洋各国的驻日使节也一头雾水。英国驻日公使在给外交大臣金伯利伯爵的报告中称，中国将向日本支付不少于5亿美元（折银6亿多两）的赔款。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也认为，日本将向中国索赔20亿法郎（折银5亿两）。这些说法也并非毫无出处，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就致电外相陆奥宗光，建议索赔1亿英镑（折银6亿两）。这些人比起大藏大臣，即财政部长松方正义，差距可就大了，松方提出的要求竟然是赔款10亿两，真是黑到家了。

所有的人都无比狂躁，唯有首相伊藤博文静如冰封。老谋深算的伊藤清楚，世界上并非只有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如果下手太黑的话，欧美列强肯定会出面干预。伊藤也知道清廷的支付能力，如果逼得太狠了，可能导致清廷危机，甚至发生国内暴动。挤牛奶把奶牛挤死了，奶也没喝上，那才叫不划算。经过周密的计算，伊藤提出的赔款数额是3亿两，底线是2亿两。这就是开口索赔3亿两的来历。

李鸿章对日本的狮子大张嘴极为震惊。他一面奏报朝廷，一面采取拖延战术，对除“确认朝鲜独立”以外的条款进行逐条驳斥。之后在日本的要求下，清廷改命李经方为全权大臣，随李鸿章一起议约。伊藤博文在4月8日约见李经方，警告他一旦谈判破裂，“北京之安危，亦有不忍言者”，逼迫清廷尽快接受日方要求。

4月9日，清廷将条约修正案交予日本，修改内容主要是将赔款减为1亿两和缩小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4月10日举行的第五轮谈判中，伊藤博文提出日本最后修正案，其中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适当收缩，赔款减为2亿两，通商口岸减为4处。这是日本根据西方国家的态度做出的让步。

老酒认为，在19世纪末的远东地区，俄国的维特、大清的李鸿章、日本的伊藤博文是三大杰出的政治家。对于2亿两的赔款数额，李鸿章当然不会立即答应。来欣赏一下伊藤和李鸿章对话的精彩片段——

鸿章：“又要割地，又要赔款，连打带罚，太黑了。”

伊藤：“这不是对等的谈判，是你打败了，实在没办法。”

鸿章：“就像养孩子，又要让他长，又不喂奶，不死才怪呢。”

伊藤：“中国又不是小孩子。”

鸿章：“请给予赔款数额一定的减免。”

伊藤：“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鸿章：“太多了，负担不起。”

伊藤：“中国地大物博，财源甚广，这点钱根本不算啥。”

鸿章：“那请你去中国当首相吧？”

伊藤：“你快跟你们皇上说说，我很愿意去。”

鸿章：“……”

伊藤：“一个月后交割台湾岛。”

鸿章：“台湾不急，已经是你们的口中之物。”

伊藤：“还没吃下去，已经饿得受不了啦（尚未下咽，饥甚）。”

老酒终于明白了，半个世纪后在新加坡，山下奉文面对英国司令帕西瓦尔中将关于投降问题的解释，说出的那句“你只能说yes or no”原来就是跟伊藤大爷学的。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在《马关条约》签订15年后，1909年10月26日，伊藤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此乃后话。

前面已经说过，大清的密电已经被日本破译。其间李鸿章给国内发回大量电文，报告会谈进展情况，国内也会给予批示，这些往来的电报均被日方截获破译。其间慈禧太后曾给李鸿章密电这样的屁话：“辽东和台湾只能给一个。实在不行了，才能两个都给他。”伊藤由此完全掌握了清政府的底线，肯定拒绝做出让步。

伊藤非常清楚，拖延谈判时间对日本十分不利，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清廷则一直对日本提出的要求束手无策。几番折冲后，看见事情已无回旋余地，清廷于4月14日电谕李鸿章，大意是，再争取争取，不行就算了吧。

4月15日，中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也就是第六轮谈判。会谈从14时30分一直持续到19时30分。其间李鸿章苦苦哀求，最初要求从赔款20000万两中，削减5000万两，不行再要求减少2000万两，到了最后，甚至向伊藤哀求能不能稍微减一点，当作老哥回家的盘缠。说实话，李鸿章也真是尽力了，但他的要求，无一例外遭伊藤的断然拒绝。

1895年4月17日上午10时，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马关春帆楼与日本签订了伊藤博文4月18日就在春帆楼举行了大型答谢宴会，热烈庆贺《下关条约》的签署。伊藤博文在演说中志得意满地说：“今天我们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下关条约》。在诸多外国势力的关注下，我陆海军仰赖天皇陛下的威严，取得了古今未曾有过的殊荣。它在世界上壮大了日本的名誉和国威，此乃国家之喜、民众之幸，请诸君永远记住今日在下关诞生的历史荣誉。”

以战争的方式赚取外汇，这让紧追西方大国的日本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从此被视为民族英雄。后来，在春帆楼之前的空地上，塑起了这两人的青铜雕像，两人表情坚毅，目光如炬，仿佛在为天皇和日本开拓着万里波涛。《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公愤。全国18个督抚中，10个反对签约，朝霞林院侍读奎华等155人也联名上书反对朝廷签约。此时恰好北京正在进行会试，各省举人群聚京城。文人打仗不行，道理很懂，大家立即推举康有为上万言书，提出“迁都练兵”三策。倡议迁都洛阳再战日本，这就是史称的“公车上书”。前线的宋庆、李秉衡等将领也纷纷上书要求拒约再战。在局势已经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傀儡光绪皇帝于5月2日批准了和约，并于11日下《罪己诏》。

1895年5月8日，中日两国在芝罘，也就是今天的烟台，交换两国皇帝的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早在开战之前的1894年6月，就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上书李鸿章，指出仅仅器物上的改变不足以战胜西洋，必须改革制度。1895年2月，在广州爆发了一场武装暴动，史称“广州起义”。起义的组织团体叫“兴中会”。他们已经看清了大清王朝的腐败没落和不可救药，准备以武力来推翻大清，建立共和政体。他们的“带头大哥”就是那个上书李鸿章的年轻人，姓孙，名文，字逸仙，他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孙中山。

1895年6月2日，大清全权代表李经方与刚刚晋升为大将的台湾总督，也就是在大东沟海战中死里逃生的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在停泊于基隆外海面的“千代田”号巡洋舰上完成了台湾的交接手续。之后，桦山资纪率领日本近卫师团等陆军30000多人直扑基隆。从这一天起，日本占据美丽的宝岛台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军民与日军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殊死斗争，是为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又称“乙未战争”。战争一直持续到1895年10月。

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第一次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战争的胜利让日本国内一片亢奋。各政党以“举国一致”的名义煽动和支持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表现自己的存在价值。知识界高唱“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义战”，连国民都沉醉于侵略朝鲜和中国，成为优越者和胜利者的欢喜和夸耀之中。战争的胜利还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

相对而言，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信心丧失殆尽，清廷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自此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我们来看看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获得的净收益。随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使得中国拿出3000万两赎回辽东半岛。这样，日本一共勒索中国23000万两白银（折算35000万日元）。当时日本政府年度财政收入才8000万日元，之前，“亿”这个词对于日本来说，仅仅是字面上的含义。无怪乎外相陆奥宗光激动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35000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顿觉无比富裕。”

实际上，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的所得，远远不止此数。后来日本在库平银上大做文章，“库平实足”一项多得1325万两。日方还要求中国在伦敦银行用英镑支付，“镑亏”一项日本又多得1494万两。清廷还需要每年向日本支付在威海的“驻军费”白银50万两，三年总计150万两。日本掠夺的舰船、武器、物资、金银货币等最少8000万两，合计34000万两，折合48000日元，等于日本6年的财政收入。以此为契机，日本顺利过渡到金本位制。可以想象，一个正处于高速上升期的国家凭空得到6年的财政收入，那意味着什么。正因为此，在春帆楼前竖起了一块石碑，上边写道：“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

1896年，日本很快就实施了第二轮扩军计划。陆军由7个师团增加到13个师团，常备军由5万人增加到15万人，战时兵力由20万人增加到60万人。海军更是有大幅度的增长。可以说，没有中国赔偿之银，日本根本不可能在10年之后打败沙俄。

仅仅16年之后，大清亡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人发起的甲午战争，提前为一个没落的东方王朝敲响了丧钟。10年后，还要再次为另外一个没落王朝掘下坟墓。

皇帝急，太监更急

甲午之败，郁闷的不仅仅是中国人。

早在开战之初，北方的沙俄就企图借刀杀人，利用日本人的力量削弱中国，为自己下一步在远东的扩张创造条件。战争后期，沙俄还试图引日本南下，公开提出“俄国对日本占领台湾，当无障碍”。但到了1895年3月，得到日本要求大清割让辽东半岛的消息后，俄国大惊失色。外交大臣罗巴诺夫立即上奏沙皇，声称“日本不仅对中国战争，还要对俄国作战，日本人在占领南满之后绝不会就此止步，势必向北推进”。罗巴诺夫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进行干涉。俄财政大臣维特更是叫嚣：“日本的行动是针对我国的，假如日本占领南满，对于我们将是极大的威胁。”维特提出马上对日本采取军事干预。

当时俄国独自在远东对日本开战还没有必胜的把握。俄国在这一地区尚无合适的海军基地。由于海参崴每年有5个月的封冻期，因此俄国早已对中国的旅顺军港垂涎三尺。从彼得大帝开始几百年来，在远东寻找一个深水不冻港，已经成为俄国多少代人的梦想。就陆军而言，贯通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刚刚开工，俄国的陆军主力远在欧洲，在远东开战运兵和补给都存在不少困难。

俄国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盟友法国。正好法国也准备在远东扩大自己的势力，法国的目标首先是中国台湾。有着共同美好愿望的俄、法可谓一拍即合。

俄国还觉得不过瘾，还想把英国和德国拉进来。英国的主要利益在长江流域，《马关条约》增开口岸对英国有利。加上英国很清楚俄国对远东的扩张野心，正想借日本的力量来牵制俄国，日本在华得到的利益可以有效地阻止俄国向南扩张。鉴于此，英国对俄国表示，你玩你的，我兴趣不大。

出乎俄法意料的是，德国却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原因很简单，在德国统一并很快强大后，世界基本被瓜分完了，有劲也没处使。中日开战初期，德国反应冷淡。但后来德皇威廉二世眼见日本很快要打败清军，就觉得这正是德国染指远东的好机会。德国的算盘是，让俄国和日本闹出矛盾，可以在亚洲牵制俄国，提高德国的安全系数。同时，德国也想浑水摸鱼，在远东建立一个海军基地，最合适的地方肯定是中国。

可以说，各怀鬼胎的俄、德、法三国联合出面干涉，并不是出于公义，而是出于私欲。

就在《马关条约》签字当天，俄国外交大臣罗巴诺夫对德、法两国驻俄公使说：“俄国政府决定，立即以友谊方式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的请求。我们的计划是，如果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的忠告，俄国将考虑三国联合在海上对日本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切断日军在中国大陆与本国间的一切交通。”德、法当即满口答应。德皇威廉二世甚至立即下令，派出装甲舰和巡洋舰各一艘开往远东。

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一起来到日本外务省，递交了备忘录，向日本提出“友善劝告”：“今天日本国割占辽东，既有危害中国首都之虞，也让朝鲜国之独立有名无实，有碍维持远东之永久和平，故今劝谕贵国确认放弃占领辽东半岛。”三国限定日本必须在15日之内做出答复。

此时，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因为肺结核正在休养。值班的是外务次官林董。面对突如其来的“友善劝告”，林董不知所措，无言以对。俄国公使希特罗沃进而解释道，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可能会引起冲突。德国公使哥特斯密德更牛，马上做出了公开威胁，日本必须做出让步，如果与三国开战，日本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

刚刚战火平息的远东刹那间再次风声鹤唳。俄国命令其太平洋舰队立即开始在黄海、日本海一带游弋，并将在远东的5万陆军部队全部集结到海参崴，做出一副马上进攻的架势。德、法两国的军舰也开始频繁活动。俄国甚至唆使大清政府延迟对条约的批复，给日本施加更大的压力。

其实这个结果，有一个日本人早就预料到了。让人惊讶的是，这竟然是一个军人。他就是前文多次提到的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早在大东沟海战刚刚结束之时，山本就向首相伊藤博文报告，俄、德、法三国在频繁接触，恐怕对我军不利。这样的事情，连外务省都没有警觉，作为一个军人的山本却预见到了，不能不让人为之侧目。山本还清醒地告诉首相：“总理，日本现在没有和这三国对抗的实力，无论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我们都只能忍。”事实证明，之后发生的一切，都在山本的预料之内，可见此人能成为“海军之父”也绝不是浪得虚名。

慌了手脚的日本人立即召开御前会议研究对策。其实不用开会就清楚，日本与三国开战毫无胜算。不算欧洲，仅当时俄、德、法在远东的军舰总吨位就达12万吨，内含铁甲舰4艘。而日本联合舰队加上刚刚俘获的大清军舰总数才不过8万吨。况且日本海军已经在海上作战了近一年，大部分舰只伤痕累累，士兵也是疲惫不堪，与三国开战必败无疑。

情急之下，日本幻想拉拢英美对抗俄德法。但英美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对他们也没什么利益可言，为这点事犯不着去得罪那三个瘟神，因此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英国发给日本的照会说：“英国对日本抱有最诚笃之友情，同时也不能不考虑本国的利益，因此不能应日本之请而援助日本。”

陆奥宗光终于明白，在实力面前，外交竟是如此孱弱。他无奈地向内阁提出，只能接受三国提出的条件。陆奥宗光在后来的外交回忆录《蹇蹇录》中说，如果不那样做的话，“有逐两兔而不能得一兔之虞”。

1895年5月4日，日本内阁及大本营、重臣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向三国提交以下复文：“日本帝国政府根据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谊忠告，决定放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以上内容于5月5日告知三国公使。

俄、德、法三国，乐开了花。

日本随后的附加条件使得俄国大为不悦，日本要求大清以1亿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德、法认为，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乃是对俄、德、法三国的让步，并非对中国的让步，因此不能再对中国提要求。俄国还算“善良”，认为日本开价太高，1000万两到1500万两就行了。中国的领土，像大妈买菜一样被双方讨价还价。日本后来降到5000万两，经过清廷的力争和俄国的斡旋，最后以3000万两“成交”。

1895年11月8日16时，李鸿章和日本外务次官林董签订了《辽南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让与日本国管理的奉天省南部地区及辽东湾东岸、黄海北岸、奉天所属诸岛屿，永远交还中国；二、中国支付3000万两酬报费，于1895年11月16日交清；三、酬款交清后，三个月以内日本军队从该交还地一律撤回。

从1895年11月30日开始，大清逐步收回海城、金州、大连湾、旅顺，到1895年年底，辽东半岛全部“光复”。

作为回报，1896年6月，李鸿章专程访问俄国，双方签订了《中俄密约》。密约商定，大清答应俄国修建一条通过中国东北的大铁路（就是后来的中东路），日本要是入侵俄国的远东或者中国、朝鲜，中国所有的口岸都对俄国开放。自此开始，中国东北变成了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

1897年11月，山东爆发了“巨野教案”，德国借机抢占胶州湾。次年3月，德国强迫清廷签下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租借胶州湾99年。山东变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1898年3月，俄国军舰驶入了旅顺口，以“替清政府守地”为借口强迫清廷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借条约》。

1898年4月，法国强租广州湾，期限99年。

1898年5月，日军按照《马关条约》的约定从威海卫撤走。7月，英国与清廷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强行租走威海卫。

回头再说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相当于把吃到嘴里的肥肉再吐出来，对于日本这个刚刚崛起的新帝国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一直怀恨在心的日本于是开始卧薪尝胆，十年磨剑，伺机复仇。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