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黄耀辉
新秋年11月15日，杨历2021年12月18日，平凡的何老师悄悄地离开了，悄无声息地走了。
何老师走的这一天，我正在千里之外的柬埔寨首都金边进行回国前的疫情“隔离”，并等待隔离结束后回国。何老师在我心中的位置从来没有撼动，2022年1月2日晚9时许，我在隔离酒店里打电话给何老师，但对方显示“关机”。于是，我又找出小何老师的电话，很快，传来对方低沉的语声：“黄大哥，我爸爸走了。”
何老师出生于1948年，2016年我奉命出任中新社柬埔寨分社社长前夕，春节期间还与同学苏中波去韶关专程到府上拜访了他，那时他还和我们谈笑风生……我愣住了，把斜躺的身体调正。“什么时候？”我问。
“去年12月18日。”小何老师回答得很平静：“医院诊断是心脏病发作导致……”
一
1971年10月，当全家从韶关“红工矿务局二矿（后更名：曲仁矿务局）”随父亲调动迁至“红工六矿（后更名：红尾坑煤矿）”时，我正上小学四年级。
1973年下半年，矿办子弟学校开学后，他成了我的老师，他叫何益忠。当时学校学生不多，一至五年级各有一个班。我们是五年级，是学校的“老大班”。学校老师不多，何老师语文、算术、唱歌、美术、体育都教，在学生眼里就是“不得了”的人物。当然，学生最喜欢何老师的“体育课”，因为可以放羊式地“玩”。小孩喜欢“翻跟头”，何老师上课时把“垫子”一铺，就让我们挨个跳木马、“翻跟斗”……
何老师年长我11岁，我们之间更像大哥带小弟的关系，吃完晚饭还一起回学校玩闹。当时，有同学背地里叫何老师“方木头”，意思是他“翻跟斗”动作别扭，不够标准。但在我们一群孩子眼里，何老师的一招一式最标准，根本不是什么“方木头”。
矿里学校办起“初一”后，矿新子弟少，我们初一班仅有二十六名男女同学，“调皮”的男生不多，活跃的不到6人，这6名男同学后来成了本校各种竞技比赛的主力，征战全局各矿的中学生竞技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记得什么原因，我们称呼何老师为“何老总”，起先他不接受，但全矿上下都这样称呼他，连何师母也接受了这个外号：“何老总，去学校了！”
多年后，我写了一篇短文见报，题目就叫《何老总》，他看到后很开心：“师生一场呀！”
二
何益忠，这个名字平凡得让人过目就忘。但在同学中间，当年的每一场竞技比赛，何老师都是现场的“定海神针”。他一个眼神就能让场上的学生领悟到什么叫做团队精神、拼搏毅力，并将此发挥得淋漓尽致。
每当自己的职业生涯一次次“涅槃重生”，最终效力国家通讯社“开疆拓土”后，我越发感到何老师当年教育我们的真谛：竞技场上没人可怜“过程”，拼的是真功夫，讲的是毅力，要的是结果。
何老师认真地教同学们在篮球场上的基本功和战术，教大家如何穿插和突破。他带领同学们打得全局各校中学生篮球队晕头转向，雄踞亚军；教得师弟们后来居上登上冠军宝座，教得全局其他学校的体育“精英”对我们刮目相看，教得许多“老矿”的同学见面也惊讶：“想不到小弟弟的矿惹不起了！”……
1977年底全国恢复了高考，我本来就没有扎实的文化基础，读书时代又混在了竞技场上，唯一的希望是看到了文学艺术复兴的曙光。有一次，我拿着自己写的“小说”向何老师请教。他说，“编”得可以，但关键地方编得不真实……他还和我讨论起为何配音电影还需要导演的问题。后来他告诉我，他看到了我在市里报纸上发表赞美老师的诗歌，那是我与文字打交道后唯一发表的诗歌，从此再无“诗眼”。
当时，我也正在寻找自己的“出路”，但条条大道荆棘满眼，唯一对自己充满信心的就是我有“不服输”、不拿“过程”当回事的精神和心态。1985年，我成了上海戏剧学院话剧导演系在广州招生点仅有的几个专业合格生之一；我所写的纺织女工系列小说《女性世界》，获广东省1992年年度期刊优秀作品二等奖……什么样的人生格局，决定了什么样的人生。不知道的人以为我是凭运气，其实，正是当年何老师在竞技场上的引导培养了我的拼搏精神：教练说得再好，都不能替代场上的选手，依靠基本功的同时，更有赖于选手的悟性！竞技场上，讲的是实力！
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我是一个从挖煤家庭出来的“矿二代”，正是因为当年学生时代竞技场上的勤奋和悟性，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一生的坚定毅力和追求。我常想起，何老师在竞技场上那“定海神针”般的眼神！
三
2014年何老师大病一场后，按时休息成了何老师家的定律。以往春节期间我打电话给他，他都不忘叮嘱我，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
我在韶关工作时，每逢过年回矿山看父母，也不忘到何老师家拜年。随着工作单位越来越“南移”，我离家越来越远。但即使常驻国外工作后，每年回国述职，我都习惯给何老师打个电话，听他说：“你小子还好吧……”
2016年春节期间，我和苏中波专程到韶关登门拜访何老师。我告诉他，我将奉命驻柬埔寨工作，有几年的春节回不来了。临出门时，两个学生还把何老师“夹在”中间照了一张，转身那一刻，我看见他眼眶里闪烁着泪花。
1月2日晚，何老师手机“关机”了，我随即找到小何老师的电话，得知了噩耗，而这一消息身边同学几乎无人知悉。当晚我又发了一条信息给小何老师：“能发几张何老师的照片来吗？”3日早上，小何老师手机上发给我三张图片，并留下一段话：“大哥，父亲很少照相，只有三张。”仅有三张？何老总生前的照片就三张？他桃李满天下，不乏摄影人，可他从不找学生……他宁愿这样静静地走，低调地走在了新年前，仿佛在说，忘了你们的何老师吧，你们的“何老总”想休息了。
原本想告诉何老师，那年春节师生三人的合照，已收入学生《中国老记的高棉拾笔》中文版集子，获批柬埔寨国家统一书号公开发行了……
可惜，天堂没有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