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如果查看《帕男诗选集》的目录，就会得到——“诗不足”的印象。但是读完他的全部诗集后，我才意识到，他故意为了——，以一首诗的奉献精神，一路探索，走上了——半诗命题。(莎士比亚)。
从一般意义即传统意义上讲，所谓“诗意”，便是“给人以美感的意境”。乍一看，帕男大多数诗的命题，无论从词的感觉或语体的色彩上，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从字面上看，多无“一般意义上”的“美感的意境”；因为诗的命题，通常会传达出诗人对所要表达的客观诗体所采取的一种态度、一种情调，而帕男却逆向而行，以看似随意摘取的、直叙式的、有时甚至是错乱的、佶屈聱牙的语词组合，来命名一首诗的题目。老实说，对我这样的读者，其第一感觉是不佳的。这使我想起了法国诗人夏尔．波特莱尔以及他的象征主义诗集《恶之花》。
象征主义强调以“科学的精神”追求更精确的描写与纯客观的分析，而作为现代派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波特莱尔，正是这一艺术主张的忠实执行者。波特莱尔一反法国浪漫主义诗歌所陷入的“多愁善感”，强调要发挥想象力在诗歌中的巨大作用，使“吟风弄月”的浪漫主义诗歌演变为象征派抒情体。他以自己十几年的身体力行，推出了代表作《恶之花》，其诗集中怪诞的思维与超前的理念，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波特莱尔“由恶求善、从病态中发现美”的反潮流诗写作，也影响了一代一代诗写作的接力者。我个人认为，帕男便是其中之一。
这不是危言耸听，只要沉下心来，仔细地读读帕男的诗，就能找到波特莱尔的影子。波特莱尔不仅能写深奥怪诞、骇世惊俗的诗，也善写清新流畅、警句迭出的散文。诗与散文的风格迥异，反证了波特莱尔诗的刻意探索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在这一点上，帕男与波氏也有共同之点，他也写散文与报告文学，文风“清新流畅、警句迭出”，与其“深奥怪诞、骇世惊俗”的诗大相径廷。
法国象征派的影响所及，早在我国上世纪20年代即“五四”时期，便有李金发、冯至、戴望舒等一批受象征主义影响的现代派诗人的出现。除戴望舒的《雨巷》之外，冯至的《蚕马》是我格外推崇、赞叹不已的一首精典的象征主义的好诗：那极富象征意味的故事架构与沉浸其中的淡淡忧郁；那充溢象征意味的传统爱情又超越了伦常人性的奇谲抒情，一下子就攫住了我，令我血流喷张、心潮久久难平……这说明，一首象征派好诗，同样能产生强烈的穿透力与感召力。
《蚕马》诗中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极为独特也极为鲜明，是以纯粹的充满诗意的假设和充满想像力的逻辑叙事，来实现“诗意命题”的，它无疑是我国象征派诗歌创作的不可多得的巅峰之作。
相比较而言，帕男的“反诗意命题”（也许是我强加给他的）诗歌创作，还未能提供这类等价齐观的代表作。当然，他的探索也是有收获的，如《鱼的舞台不在岸上》《一棵倒下的榕树》《在一种声音的召唤下起舞》《不管你怎样爱上的乌鸦》《铜器》等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或正在接近这个目标……
象征派诗人曾断言灵魂与充血有某种联系，认为“任何崇高的思想都伴随有一种或强或弱的震动，这种震动会波及到小脑……”；同时还断言“诗人是时刻都拥有童真的天才，天才人物的神经是坚强的，靠感觉控制全身……”；但也不否认“理性在诗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像农民依附土地一样依附诗的激情与理性，如天空之于鸟，水之于鱼，现实的人世才是自己掌控的领域。帕男的许多诗，似印证了这种认识。他在自己的诗中也承认“激情还可以燃烧很长时间”，可以“为一两个漏掉的词句追思”；同时也感觉到“一片清新的磨难之后”，“好多结果都不是我的本意”……
帕男以象征性的《比目鱼》《一把沉默寡言的锄头》等颇具象征意味的诗，坦言自己“这些年我过的日子比鹿还要紧张”；在进城时看见“到处都是盛装的陶瓷和成群结队的金鲤”从而“见证了光的阵亡”。其实，早年的象征派诗人们也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对世事的反复无常与变动不居，深有痛感，然而生活的永恒之美与惊人之和谐，仍是他们取材的“忘川之水”：在他们眼里也有“被太阳打着耳光的石块构成的风光”：“林荫道上空响起希望般诱人的军乐声，果断的目光，沉实坚定的步伍……”，由此而产生的诗就可能成形了，诗人的灵魂与军队的灵魂融入一体，回响着诗意、跃动着生命，在震颤着音乐的地方，诗人停下了他的目光；记忆中拥塞着的一切素材，通过分类与排列组合，再经过强制的具有童真的理想化——一种敏锐而质朴的奇妙感觉便产生了，这就是诗的感觉即所谓灵感。帕男也是在苦苦寻觅诗的灵感的，灵感一动，有些词汇与语感会下意识跳出来，这是指内在的韵律而言；而意境的闪现也如雷雨云的积撞一样，进入古城，突然发现“每一个角落都堆放着诗句”……而当他发现“弦声在时间之外”的现代“洋人街”，“鸟是这个古城惟一不需要签证的”，他感叹：“风来雨去的古城一如既住地保持诗人的姿态”；这里，“鸟”是他选用的象征物。写过《悲惨世界》的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晚年却以象征主义手法写自己临死的心境：“我在奔跑不要关闭丧葬的大门……我的生命之线太长了……”在诗中，他写“死的步步进逼”更是运用了典型的象征主义手法：“铁石心肠的收割人拿着宽大的镰刀沉吟着一步一步走向剩下的麦田”……
帕男也写“死”，用的是另一种象征笔法，即以“落花”的过程，象征旧时代的“死”——“一个旧时代的禅让”；以“无字碑”的“冰冷”，来反衬“丰满的大唐的三月”“一个女人的三月”之“死”因为“一千年就是一个箭步”。
我得承认，读帕男的诗，是一个艰涩的过程。也许因了他无休止的探索——努力将语言与诗所能赋予的一切都发掘出来；可能他并不想把自己同样也把读者带到艰苦的作品分析中去，而是从一个写诗探索者的角度去感悟自己可感悟之妙处……
意象派从音乐中去领悟对诗有用的东西，将旋律的美移植到诗中。主张“自然又超越自然，美又不止于美”；而象征派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以象征的语汇，呈现诗的朦胧之态与超然之美，波特莱尔说“美是惊奇”，此之谓也；而两者也有共同点，都死死地抓住意识不放——诗者的意识、诵者的意识、读者的意识，使之最终汇入审美的意识中；此可谓殊途同归吧！
我感觉帕男的诗写得很苦很艰难，写了几十年，写成这样，也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写诗不艰难的人是写不出好诗的，但写得太艰难又住住会失却诗的某些天然珍贵的成分……法国的画家诗人德加向前辈马拉美求教，说自己为一首十四行诗“苦了一整天，怎么也写不出自己想写的，写得头痛欲裂，其实，满脑子装满了思想……”马拉美听了却轻描淡写地回答说：“写诗靠得是词而不是思想！”这，或许对帕男有所启迪。
帕男的诗有深度，有一种历史的冷峻感；正如他诗所言：“历史的冷峻如同旧时衙门的石狮子”；比如他的《老了的老》，写故乡——老家的陈旧与沧桑，他选择了“桃树”为象征：在诗中追问“即使被虫蛀了”“为什么还有童心”？他将“老”归结为“很纯粹就是时间”；他写“老”的另一个象征便是“老鹰”；这一强豪的象征物，很合我意，因为这种强势的“老”，与衰败无缘，“鹰”的梦，“可以
盘旋可以调头还可以装进硬盘”“可以去毛可以下酒还可以作枕”，然而“不经意一个转身就老了”……写得多么潇洒、多么冷静，诗到此处，即已完成使命，结尾那句“这与真理无关”似有点画蛇添足……也许，这是印象派诗人自以为是的“妙笔生花”吧，且留作存疑……
帕男的诗有硬度，有一种金属的锋利感；他一贯的硬朗深沉，在这部诗集里得到又一次确认。每首诗虽说不上精心结撰、刻意求工却都刚健沉实，有一种力透纸背的锐利。看得出来，他在诗创作的艰难探索中，仍保留了内心的省察与自我反思；他将自己内心深处纠结不开的冲突与骚动，一一诉诸诗中；可以说他是以一种自我陶醉式的雄辩力，在中国新诗的高地上冲锋陷阵，其诗艺是否受弗洛伊德的变异学说的影响？我不便在本文中作这种探讨，也留作存疑。
帕男也不缺诗的敏感度，选集中的许多诗，能直探尘世生活的真髓，尽管是以象征主义的方式来曲以表达，这也是值得尊重的。因为表达方式的选择是诗人的个性权利：有人喜欢自然主义口语化的表述方式，追寻诗的本真与纯粹；有人愿落笔轻灵，用词极富暗示性，让诗中洋溢一种吃了苦瓜似的涩涩的沁人心脾的甜意，也是值得尊重的。莫奈有权让白睡莲成为象征派之花，帕男也有权让“桃花”成为象征派之“人面”——他沿用了崔护“人面桃花”诗所衍生的一个典故，以一种传统的象征主义手法，令古典翻出了新意，且很是得体，这种探索，可视为成功的案例。
帕男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拿来主义者，对东西方的现代诗多有研究，甚至也从日本的俳句中汲取营养，在他的一些精短小诗中，一个意象表示一个思想、一种感情；如《鱼的舞台不在岸上》《一棵倒下的榕树》《在一种声音的召唤下起舞》《不管你怎样爱上的乌鸦》等诗，便是如此。其造句也是讲究而奇特的：如“比黑还要更加凝重的日子”、“隐于夜离欲望的城市远点”，似有一种顾城式的灵动、“希腊式的硬朗”；他坚信“历史会把我们拱出水面”即使“大部分诗人都要连死几遍”，他也要“感谢咆哮喂养大了我漂泊的雄心”；诗中的绘画与雕塑式意象，仿佛已化入他的诗语之中。除此之外，他的《铜器》写得凝炼而沉雄：“七千年的铜器还在盛行复杂的铜和并不复杂的酒器灭了商也灭了秦这不是铜器的本身而是铅和锡的加入改变了铜的质地或钩或戟都在血光中成长只有铜镜温柔地复制着美丽……”；另一首《可以像铁轨一样冷静》也写得颇为精致，而那首《面对那些藤的老之将至》也在我内心产生了共振。帕男在这类诗中，将象征主义诗的触角，探向道德层面的“婚外情”、宗教层面的“救赎”以及生理层面的“窥癖”……这都是当代诗人很少涉足的领域，应该点赞帕男这种可贵的探险精神，因为无论成败与否，在我国百年新诗改革史上，都是有意义的。
英国意象派诗人天t,e,休姆要求“诗要绝对精确地呈现，不要冗词赘语……”而法国象征派诗人庞德却认为“诗艺的最终成就是‘美’”但也“不带说教……”帕男对二者的意旨，是身领神会的，其“反诗意命题”的探索，也是有底气的。他一反意象流派诗歌的“软”与“柔”，试图以自己的诗歌实践，树起“刚劲”“深刻”之旗，这种“攻艰不畏难”的大无畏精神是值得鼓励的，尽管有些操之过“激”。回想当年的意象派诗歌，其本身并未出现过深刻的鸿篇巨制，但在诗的语言的复壮上、形象与隐喻的更新上、韵律走向的自由流动上，曾为英美现代诗开辟了一条新路。而帕男的诗探索，在包含了自嘲意味的同时，也使我们充满了希望，甚至当他诗的本身还不十分完美的时候，便预示了一种前景——即十分完美的诗能够在这个形式下写出。事实上，象征主义的诗写作仍处在我们诗歌实践的重要位置上；帕男们的探索，与其说是一种“叛离”还不如说是一种“革新”；从纯学术的角度看，也不能视之为“离经叛道”或“笔墨游戏”，为慎重起见，我只能从正面寻找他诗的意义，挑一些诗歌扑克中不会出毛病的牌来出……
帕男善于用象征主义者的联想——几近寓言式的联想；比如用“十字架”来意味“苦难”、用“落花”来意味“死亡”，这使我想起意象派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休姆的一首诗《守望台上的人》：“听上去真是奇怪,风在桅顶旁乱出的声响,在寂寞的长夜中也许是大海在吹口哨----佯装欢乐来掩饰它的恐慌就像一个孩子哆哆嗦嗦地走过墓地。”诗人不写守望台上的人的紧张心情，而是着意写风，用半夜吹着口哨走过墓地的孩子的意象，来烘托守望者恐惧的心理。由此可见，帕男的诗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意象主义诗的反正；帕男诗选集开关第一首诗《落花是一个旧时代的禅让》，用语奇巧且不乏理性；他也用典，以期在自己的诗中融入一些中国气派和传统精神；总体上来说，在诗歌艺术的所有努力中，帕男称得上是一位勇敢的探索者，也是诗美力量的辛苦耕耘者，按现代象征派代表人物的话来说，“诗美的力量是最终要主宰世界的。”当然，帕男的诗也明显存在着“浅薄之处”；—一如他诗所形容的“打开一个缺口”的“碗”一样，他仍须“冷静地看待自己的高度”……（曾凡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