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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无阻造句】浙江大学“保姆”竺可桢

股鼻尖

担任浙大校长的周可正60多岁生日时,浙大的学生们向他发了写着“浙大保姆”的禁忌。

书评家马勇感叹:“在当时流乱的时局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的种子,毫无疑问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的大学校长。”

1890年,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东关镇,小名阿熊。幼时聪明好学,从2岁便开始认字。他5岁时进了学堂,私塾先生给他起了大名“可桢”,意思是未来可做一坚实的国家栋梁。哥哥是乡里的秀才,平时经常指导他写字、作文章。有一次,哥哥教他学造句,一直到天亮,鸡叫才肯回房睡觉。

竺可桢故居:绍兴市上虞区东关

竺可桢小时候身体瘦弱矮小,有同学甚至嘲讽他:“好一个寒酸的小矮子,准定不过20岁……”这一句话刺痛他后,他发誓要锻炼身体。于是,他坚持早晨鸡一叫就起床跑步做操,风雨无阻,终于体质明显增强,同学们再也没有喊他“小矮子”了。

小学毕业后,竺可桢进入了上海澄衷学堂。1909年,考入了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学堂的老师全是英国人,从教材到上课全是英文,不准学生说中国话。英国老师叫学生,也不喊名字,只叫编号,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作人看待。竺可桢非常气愤,深深地感到,中国不富强,就会被人欺侮。于是,竺可桢发奋读书,发誓要为中国人争气,其中五次考试都名列全班第一。

1910年,竺可桢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成为第二批利用“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共70名中的一员。竺可桢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进入了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学。后来,他发现农学跟气象学的密切关系。1913年秋,农学院毕业后,竺可桢考上了哈佛大学研究院的地学系,专攻读气象学。1918年,竺可桢以台风研究的优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于当个秋季回到祖国,时年28岁。

竺可桢回国后,不受官职厚禄,先受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地理和天文气象课。他自编讲义,内容新颖、丰富,体现了当时最先进的地理和气象学说,还在课外带领学生参观实习,深得同学爱戴。

1920年冬天,在南京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开始筹建东南大学,1921年竺可桢任地学系主任。在此期间,当选为中国科学社讲演委员会主任(1923年)、中国气象学会首届理事(1924年)、副会长(1925年)等职。1925-1926年曾转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南开大学教授各一年,至1927年重返东南大学任地学系主任。1928年应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聘,在南京北极阁筹建气象研究所,辞去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职务,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出版了所著的中国第一本近代《气象学》。自1929年起屡次被选任为中国气象学会会长。1933年参加第五届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中国代表团做首席代表,1934年与翁文灏等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

竺可桢在野外考察

1935年,“一二·九”动力爆发,淅江大学原校长郭任远招来军警镇压学生,激起了浙大师大的“驱郭”运动。为了平息家乡学潮,1936年1月12日,蒋介石甚至亲自到校训话,但形势并没有得到缓和。不得已,在陈布雷、翁文灏等人的推荐下,蒋介石最后圈定竺可桢为最新校长人选,个中原因除了竺可桢学术卓著、众望所归之外,还因为他是浙江籍的身份。然而,学谙官场的竺可桢不愿入下手中刚起色的气象研究工作。

直到2月21日蒋介石要召见他时,竺可桢夫人张侠魂鼓励他出任,认为大学教育问题很多,风气不正,如果担任校长,正好可以为整顿教育、转变学风做一番事业。经过再三考虑,竺可桢最终决定接任浙大校长职务,但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财政源源接济;第二、校长拥有用人权,不受政党干涉;第三、时间以半年为限。从此,浙江大学迎来了划时代的转变,而这位当初只答应只做半年的校,一干竟是十三年。

张侠魂

此时的浙江大学,堪称全国高校中最破败的大学。图书馆和很多教室都是危房,教师队伍中,国文、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没有教授任课,且还有教授不继辞职的。于是,竺可桢开始着手在浙大做两件事:改革学校管理和吸纳贤才。

浙江大学竺可桢塑像

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的第一次讲话,竺可桢鲜明地指出:“大学教育的目的,绝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于养成公忠坚毅、能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同时,他为“领导人才”提出了四项条件:一、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二、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三、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慨;四、健全的体格。在和新生谈话时,竺可桢经常提醒:”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在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1938年11月,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校训,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

竺可桢题字

1937年,浙江大学为躲避战乱,举校西迁。竺可桢带领浙江大学633人4度迁校,途经浙、赣、湘、粤、桂、黔6省,行程两万六千多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浙江大学在迁徙的过程中,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打开,按时上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尽管当时的物质条件极其艰苦,但在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浙江大学这场长途跋涉与当年的红军长征多有交集,史称“文军长征”。颠沛流离、科研成果丰硕的浙江大学,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竺可桢也因此成为浙大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被尊称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1938年暑假,由于日寇轰炸,浙大正在西迁转移的过程中,在桂林考察的他接到仍滞留在江西泰和的妻子患痢疾的电报,当他在浙大的长堤上,他只见到等候在那的大女儿竺梅,竺梅告诉他妈妈好些了,但“衡(幼子)没了”。回家强忍悲痛,抚慰已病危的夫人,然而由于战争,医疗条件太差,张侠魂也不幸逝世。半月之内,竺可桢接连丧子丧妻,痛苦异常,在日记中写下了《挽侠魂》等诗多首。

竺可桢一家四口

竺可桢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温厚光辉”的。有一天,在联欢会的节目单上有《校长训话》,竺可桢感到不妥当,于是说:“同学们,‘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大家一听,哄堂大笑。

竺可桢曾还在一年新年之夜,全家吃发了霉的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总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

竺可桢被公认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早年主持建造的南京北极阁气象台,成为中国近代气象科学事业的发扬地。

南京气象台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万字,令人叹为观止。“文革”期间,由于周恩来的保护,竺可桢没有直接受到暴力冲击。

1974年春节,竺可桢因肺气肿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2月6日,他用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日记。第二天凌晨,竺可桢去世,享年84岁。

“我们应以达观为怀,我们生活在这一伟大的时代里,我们生逢其时,一生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竺可桢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竺可桢拥有的正是这种有这种贯穿于一生的幸福感,不管是在早年流亡路上,还是晚年身处动乱,他始终以一名科学院的本色,奋力奔走在永不止息的“求是”路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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