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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两位班主任
1957年8月我进了一中学校的门，一个出生在农村的孩子突然觉得一中，校园美丽，教室明亮，老师彬彬有礼，亲切，同时觉得自己气质不够，几乎所有科目都要往上走。(莎士比亚)。
王牧天老师在初二就代我班语文，在我们心中他文质彬彬、才华横溢、和蔼可亲。他的语文课我特别爱听，他在讲《木兰词》时，抑扬顿挫、洋洋洒洒、栩栩如生、引人入胜、身临其境，“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至今犹在耳畔，令我难以忘怀。在那大跃进的年代，丰产不丰收，家境贫寒，就连烂瓜干、破地瓜也不能供给我了。我开始厌学，想退学谋生计。王老师很敏锐地觉察到我的情绪低落，于是找我谈心，谈古论今，鼓励我战胜困难，坚定学习的信念。初三时王老师是我们班的班主任，那时每学期都有班级评语，初三上学期在评语中竟给我写了“对合作社不满”？！王老师了解情况后给改为“对你社的浮夸现象不要乱讲。”一句之差，免除了险些给我政治上抹黑，这可是有关学生前途的啊！王老师很重视学生的作文，有三次作文王老师都给我批改得十分细致，切中要害：“要突出主题”，“要前后呼应”，“要多联想发挥”；就连错别字、标点符号都给我做了修改；渐渐地使我觉得不发奋图强对不起老师的苦口婆心，再不奋起直追对不起学校的栽培。王老师的言传身教，谆谆教诲使我重新振作起来，在初三毕业前的会考中跨入了年级前十名。另一位难以忘怀的是董程远老师，高三时代我班语文兼班主任，他学识渊博、平易近人、生活拮据，但严谨治学。他一手漂亮的板书字，一句句清晰易懂的讲解，如“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多收了三五斗……”，那戴着斗笠的农民朋友，因多收了三五斗粮食，而露出纯朴憨厚的笑容，仍然活灵活现。他生动形象的讲解常常让我在脑海里回旋。一入高三董老师便让我当了语文课代表，使我与他增加了交流的机会，他叮嘱我多读范文，多写作文，最好写日记。从此我便天天写日记，一周一篇作文。寒假班里留下十几名尖子生补习功课，我不在之列；董老师在教室外低声地对我说：“你也可以留下来一块儿补习。”一声低语温暖了我的心，感到信心十足，在三周的补习中我进步很大。第二学期一开始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董老师对我的要求更严格了。在一次年级会考后，不巧在操场南边碰到了他，躲闪不及便怯怯地给他打招呼。他平静地对我说：“你的作文跑题了，这是常有的事，千万别灰心……”老师再三叮嘱、鼓励，使我慢慢喜欢上了语文课。临近高考大家都想加夜班，我和一位同学在宿舍楼道灯光下背俄语单词，不巧被教务处主任查到了，要把我们叫到教务处去，又是董老师把这事拦了下来。但董老师却语重心长地对我们俩说：“临近高考再加夜班，会适得其反，该放松了，在考场上要充分发挥，可不要违反校纪校规。”批评变成了告诫和鞭策，使我从容面对高考。1963年7月，我不负两位老师的栽培考入了山东医学院医疗系。入学后据辅导员透露，我的语文成绩在全年级六个班270名同学中排第9名，后又被推选为班通讯组长及团支部宣传委员。
两位老师都是讲解深入浅出，生动感人，突出重点，给学生留下深刻的记忆，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两位班主任都是以兄长的身份与学生相处、交流、人文施教，善于洞察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变化，善于发挥团支部、班委会的作用，大大提高了管理水平。这可能就是一中教学优秀的秘诀，这可能就是一中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的经验，这也可能是一中在社会上享有盛誉的原因吧。
近年来在滕州日报常常欣赏到王老师的散文，每次都阅读再三。2005年秋，王老师来医院看望病人时送给我一本专著《与青少年谈美》，我反复读了几遍，感到王老师写的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表达得淋漓尽致。80年代初董老师调往泰安，我和几位同学给他送行。虽没有美酒佳肴，但我们却相聚到很晚。忆往昔、论今朝，我们这一代师生就像大石下的小草，就像长在夹缝中的灌木，顽强而充满了生机。师生之情难舍难分。
时值母校60周年华诞之际，我要向两位班主任老师衷心地祝福，向在一中工作过的老师及员工们表示深深的谢意。我并以此文献给一中在校学子们，愿你们志在国内外重点大学，以答谢校恩，扬我中华，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