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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恢复高考42周年。
我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三次高考。第一次参加1977年12月的高考，报考了“中专”。当年报考可以既报考大学，又可以报考中专，大学分数不够，可以录入中专。我报的是中专，考的也是中专的考题。是“文革”后第一次高考，14万人口的小县有近2000人报名参加考试，全县最大的剑川中学已经不够容纳考生考试，分若干个考点进行。
1966年后我就没有好好的考过试，初中毕业后，再没有摸过书本。由于不会考试，第一天考语文，几个名词解释就用了一半的时间，记得造句“络绎不绝”就写了半页纸。数学考试很差。记得我们村参加考试的有七八人，这一年全村只有马家成考到大理师范。
恢复高考，得到考试的机会，自己发誓，决心很大，每天安排好业余时间复习，大家都没有资料。姐姐曾寄了一套云南省自编的半工（农)半读的教材，以那套教材为主线开始了自学之旅。数学从分数开始，学到有理数就学不下去了，计算题做了很多，不知对否。正巧遇云南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段炳璋老师探亲回家，去请教他，他教了我定理定义，他说你的精神可嘉，但方法不对，不熟练掌握并使用这些定理定义就像没有钥匙去开锁。这些定理对学习数学很有用，也提了一些兴趣。开初决定参考，表弟杨志明到家里，也请教他，他教了几何的几个重要概念，如射线，三角形，360度，直角，锐角等，树立了空间形象的概念。参考之前正是农忙，在村拖拉机房工作，白天与五斤师傅去耕地，休息时在田间地头复习，晚上挑灯夜战。虽然没有到学校补习，但对学习和考试有些感觉和兴趣，逐渐找到支点。
由于强力劳动加熬夜，休息不好，腰疼病加重，1978年高考过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差，思想负担也重了起来。
11月，姐姐来信说姐夫下乡，侄儿没人带，要让爸爸或妈妈去帮忙，父母商量后决定让我去带侄儿。当时我已经20来岁，一个大小伙去带小孩，我没有同意去。父亲分析说：在家医病缺钱、缺油荤，也缺时间，看你这身体状况，靠体力吃饭是有问题了，现在恢复考试，你下去边带小孩边治病，姐姐是医生，又是在县医院 工作，有条件治好你的病，同时集中复习，考个学校，换一种活法。对于最后一点，我有了兴趣并很快的反应过来。于是，就同意了。
1978年11月，我来到了天寒地冻的富源，事先也没有告诉姐姐，推门见面，姐姐惊讶地门问：为什么爸妈不来？我回答：不知道！于是把爸妈写的信递给了姐姐。正是去上班的时间，姐姐把信一揣把侄儿一递就去上班。小侄儿出生4个月，一会儿就哭闹起来，怎么哄都不奏效，摇啊，抱啊，又拍又哄又晃动，侄儿越哭越烈，惊动了邻家阿嫂，她接过去看了看说：他渴了，快喂他水，水一入口，哭声戛然而止，慢慢睡去。姐姐晚班回家已经10点。
姐姐说带小孩简单，主要是上班时间，中班和晚班时要做饭送饭，送小孩吃奶，其他时间就可以集中复习。怎么带小孩，注意些什么，一一交代。
接下来就是如何把侄儿带好，如何生火煮饭，摸索几天后就进入了常态。
侄儿很配合，很乖，在姐姐的书架上找到一本《婴幼儿护理》的小册子，上面写到，“规律”是带好小孩的关键：起居规律，定时吃喝，定时排泄，定时睡。我和侄儿有缘，小家伙又白又胖，给我许多时间复习，没有这个机缘，不知道我的人生后来的走向。这是后话。
姐姐大力支持我复习考试，她看我也有决心，就给段炳璋老师去信，很快段老师寄了一套复习材料，还注明用完还他。久旱逢甘露，这套复习资料就是当年打好考试仗的重要武器，重器在握，使我如虎添翼。第二步是请人辅导，请董桂英姐姐的丈夫矿厂子弟中学语文老师宁吉树辅导。宁老师在辅导之前要摸底。他将1978年中专考题一套，按时间要求考试，让我做了一遍。我按时做完后送去，过了一周，董姐姐和宁老师来姐姐家，专门讨论我的考试问题。宁老师说语文卷的情况，可以考70分以上，他说去年的考题是昭通地区出的，考题比较难，能考到70分已经很不错了。问我年龄后，他建议直接报考大学。姐姐问我怎么样？我没有考上大学的准备，只好说由姐姐决定，姐姐相信宁老师的估判，最后决定说：“考大学，今年考不上，再供你补考一年，再考不中就回家”。就这样我开始了高考准备。第三步，姐姐决定让我到富源一中插班补习，正好姐夫春节后就没有再去下乡，我可以全力以赴投入复习。一中高中毕业班的一个班的班主任是鹤庆老乡李鸿禧老师。李老师听说我初中毕业，最初对我没有信心，就说让他跟班几天吧！开学（1979年3月）后一周，李老布置了“学习”为题的作文，全班都交了，我还没有完成，李老师就提前下课回家了。作好作文后送到他家。第二天上课，李老师走到我的桌前很高兴地说：行！你的基础比较很好，好好复习。得到李老师的鼓励，我和姐姐信心百倍，开始冲刺性的复习。把时间安排得很紧，夜里2点钟睡，早上6时起，每天就睡4小时，临近考试，5时40分就天亮，我也提前起床，有时只睡2个小时。就这样，我在班上慢慢露出了头，地理老师不会推算时区，还让我上讲台给同学们推算，数学老师忙不过来，就让我上台辅导同学几何证明题。关于政治，我当时连：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概念都不清楚，老师说不需要你清楚，只要背记就行，于是我每天清晨就到田野里背，一段一段，一篇一篇地背；地理：我连中国是太平洋西岸也不知道，姐姐说：看地图，姐夫帮我找到大比例的军用地图，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让我看图读记，有时我吃饭都要端着碗站在挂在房子中的地图面前，记一个地点，一个首都，一个等高线。
从3月到7月，4个月的强化学习和复习参加了1979年的高考。当时规定考报大学可以跨地区参考试，我就在富源一中报名高考。全班60人，最后考起大学2人，大专1人，我就是大学2人之一。我和潘春考入云南民院历史系，田波考入曲靖师专，张晓彦考入省财校，当年全富源县参考2000余人，考取21余人，百分之一的比例。在富高考史上我创造了没有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的奇迹传遍全县。
考试后估分，奇迹般地梦到考了265分，第二天早上我告诉姐姐，最后通知下来就是265分，姐弟俩都觉得奇怪。当年大学最低录取线230分（民族学院）、云南大学（300分）、云师大（280分）。这个分数进入民院已经没有悬念。七九级考五科，总分500分，每科70分以上就可以进北大。
录取登榜在富源县教育局大门左侧，县医院的同事看到我的名字，飞快回医院给姐姐报喜，一时间传遍县城，一个只读过初中的大龄青年轻考上大学。一传十，十传百，还说一个帮人领小孩的小子也能考上大学，成为富源一中一个刻苦勤奋的范例，被学校老师在课堂上宣扬。有的学生家长托人到姐姐家“取经”，姐姐把满屋地图，半身高的练习纸给他们看。这种信息被扩大夸张传到富源的边远山村。姐夫到离县城一百多公里的雨旺下乡，当时有人就传给他这个故事。
我的高考得益于“十年内乱”后恢复高考制度，打破了出生阶级界线，使普通人也有参与的条件；也因为“十年”的文化知识沙漠化，我这个乡下人有了机会赶上了趟。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除老三届的老同学外，应届毕业生中的少数人，我属于两者之间的竞争者。父母在读书无用的时代，不断地端促读书，读书，支持看书学习，我的文化知识水平都是在放牛时坐在水牛背上读了几本小说来的。考取以后，被放大为“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的典型例子。
因为生活的磨练，知道了生存的甘苦，使我在机会面前产生一种斗志，全力以赴地抓住机会。
高考是一个机会，一个享受公平公正平等竞争的机会；高考是一种动力，能调动身体机能的潜力；高考是一次体验，把自己放入一个实验室中进行试验，考验自己；高考是一次经历，经历了就不会遗憾！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文恢复高考。当年全国570多万人应考，27.297万人录取。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1733人应考，其中报考大专院校的600人，报考中专的有1133人，分别录取了9人和7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