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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无阻造句】中国最牛的校长,仅用13年将一所二流大学带成世界一流,惊艳世人

1936年1月28日,在私人宴会上,池可贞会见了地质学家翁文浩。

聊天中,翁文灏透露,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已经辞职,有人主张派竺可桢前往。对此,竺可桢未置可否。就在此前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郭任远招来军警镇压学生,逮捕学生代表12人,激发起浙大师生的“驱郭”运动。

为了平息家乡的学潮,1936年1月12日,蒋介石亲自到校训话,但形势并没有得到缓和。不得已,蒋介石只得同意更换校长。在陈布雷、翁文灏等人的推荐下,蒋介石最终将新校长的人选圈定为竺可桢,个中原因除了竺可桢学术成就卓著、富有人望以外,同为浙籍的身份也是其一。

然而,不谙官场、不善应酬的竺可桢,不愿放下手中刚有起色的气象研究工作,同时担心“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10倍于研究所所长”,接任校长一职意味着要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自己献身科学的理想。2月11日,翁文灏又登门造访,竺可桢仍未同意。2月16日,陈布雷托人给竺可桢捎来口信,

说蒋介石约他见面。竺可桢随即去蔡元培处请教,对方建议蒋不可不见,可见面时予以婉拒。

于是,当2月21日蒋介石召见他时,竺可桢没有马上允诺,只说要与蔡元培商议后再定。就在竺可桢踌躇之际,夫人张侠魂却鼓励他出任校长,认为大学教育问题很多,风气不正,若竺可桢任校长,正好可以为整顿教育,转变学风,干一番事业。这时,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慈也来函劝他:“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这句话让竺可桢心头懔然为之一动。

经过再三考虑,竺可桢最终决定接任浙大校长职务,但提出了3项条件:第一,财政须源源接济;第二,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政党干涉;第三,时间以半年为限。4月25日,竺可桢正式走马上任,“一出手,就如此漂亮”。从此,浙江大学迎来了划时代的转变,而这位当初只答应做半年的校长,一干竟是13年。


1890年,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东关镇,小名叫阿熊。

他幼时聪明好学,从2岁时便开始认字,到3岁时,已经认识不少的字,而且会背诵好多唐诗。他5岁时进了学堂,私塾先生为他起了个大名叫“可桢”,意思是应该做一个坚实的柱子、国家的栋梁。哥哥是乡里的秀才,平时经常指导竺可桢写字、作文章。有一次,哥哥教他学造句,一直到天亮,鸡叫了他才肯回房睡觉。

小竺可桢身体瘦弱矮小,有的同学嘲讽他:“好一个寒酸小矮子,准活不过20岁…”这几句话刺痛了他,他发誓要锻炼身体。于是,他连夜订了个锻炼计划,每天早晨鸡一叫就起床跑步、做操,风雨无阻。坚持一段时间后,竺可桢的体质明显增强,同学们再也不喊他“小矮子”了。

小学毕业后,竺可桢进入上海澄衷学堂(现澄衷高级中学)。1909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学堂的老师都是英国人,从教材到上课全是英文,不准学生说中国话。英国老师叫学生,不喊名字,只喊编号,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竺可桢气愤万分。他深深感到,中国不富强,就会被人欺侮,于是发奋读书,发誓要为中国人争气,5次考试都名列全班第一。

191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成为第2批利用“庚款”赴美留学的70名公费生中的一员。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他进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学。后来,他发现农业跟气象关系密切。1913年秋,在农学院毕业后,他考上哈佛大学研究院的地学系,攻读气象学。1918年,竺可桢以台风研究的优秀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时年28岁。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赴杭州担任浙江大学校长。

此时的浙大,堪称全国高校中最破败的大学。图书馆和很多教室都是危房,教师队伍更是堪忧,国文、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没有教授担课,还不断有教授辞职离去。于是,竺可桢开始着手做两件事情:一是改革学校管理,二是吸纳贤才。

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的第一次讲话,竺可桢鲜明地指出:“大学教育的目的,绝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他为“领导人才”提出了4项条件:一、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二、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三、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四、健全的体格。

在和新生谈话时,竺可桢经常提醒大家:“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1938年11月,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他特别强调:“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1937年,浙江大学为躲避战事、继续学业,举校西迁。

竺可桢带领633人4度迁徙,途经浙、赣、湘、粤、桂、黔6省,行程两万六千多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这场长途跋涉与当年的红军长征多有交集,史称“文军长征”。颠沛流离中的浙大科研成果丰硕,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竺可桢也因此成为浙大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浙大西迁线路图

浙江大学迁址途中,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开出来,按时开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贫苦,但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竺可桢的一名学生年迈时接受记者采访,有些陶醉地回忆这位老校长的话:“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

1938年暑假,由于日寇轰炸,浙江大学再次西迁,竺可桢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迁校工作上。7月23日,在桂林考察的他接到夫人张侠魂患了痢疾的电报,急忙返回泰和。在浙大长堤上,他见到等候在那里的大女儿竺梅,竺梅说妈妈的病好些了,但是“衡(幼子)没了”。竺可桢听闻,眼泪簌簌流下。

浙大西征英雄榜

回家后,病卧在床的张侠魂已经病危了。竺可桢强忍悲痛,抚慰夫人,然而由于战争环境医疗条件太差,8月3日上午,张侠魂也不幸逝世。半月之内,竺可桢接连丧妻失子,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痛苦异常,在日记中写下《挽侠魂》等诗多首:“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竺可桢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温厚光辉”的。有一天,在联欢会的节目单上有《校长训话》,竺可桢看,感到实在不妙。于是,他在讲话时说:“同学们,‘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微笑不语。后来,他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

这名校长,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到竺可桢60岁时,浙江大学的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书评家马勇曾感叹:“在当时流乱的时局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毫无疑问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的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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