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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下阿蒙造句】阅读昭通·群山丨失忆记(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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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读书,世界上没有治百病的药。

前段时间到昆明住了两天院,随身带了本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证言》,医生护士见我看得入迷,说:“你是读书治病两不误啊!”我说:“对我而言,读书就是治病。”后来,媳妇每晚打电话给我,对话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这么晚了,还在治病吗?”“快了,这页看完就睡了。”几十年了,我一直保持着每晚入睡前都要读一小时书的习惯。读书就是我风雨中的阳光、治伤时的灵丹、静心的栖息所、养性的圣洁地、抗压的硬根基、“我心”的防护服、操守的稳定器、工作的推动力和情谊的润滑剂。

我认为,读书有九个境界:被动式读书,装样子读书,功利式读书,兴趣式读书,自觉式读书,养心式读书,快乐式读书,无字式读书,灵魂式读书。我觉得自己还在养心式读书,即第六个境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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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总是杂乱无章的,这么多年的修炼,再烦乱也能自制有序地面对,即使预想不到的突如其来,也能作为加固心之堤坝的材料,让自己的见识和容量不断增长扩大。我对抗俗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认认真真践行“打脱牙齿和血吞”这句话。

据说,这句话的出处是《曾国藩家书》。于是,买来一套《曾国藩全集》。周末,开始沉浸其中。

曾国藩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我开始站在曾国藩的角度来理解他的坚忍和实干了。曾国藩在得意时埋头苦干,在失意时绝不灰心。他在安慰其弟曾国荃连吃两次败仗的信中说:“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费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徒然自馁也。”曾国藩又说:“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忘阙。”“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耆,曾使留其阙陷。”

白岩松评论说:“曾国藩50岁的时候突然活明白了,人生最好的境界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我今年已经52岁,对人生况味深有体悟。坚韧之余,经常问自己:“对每一次的舛讹都消纳了吗?对每一次的挫辱都主动消化了吗?负重前行的步子依旧坚稳吗?”

《道德经》上说:“反者道之动。”我安慰自己: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循环往复,没有不可逾越的冬天,没有不会来临的春天。人生的旅途,真正的强者应该是这样的:命由我作,福自己求!

曾国藩是一个忠实的封建道统的文人,在他的晚年,拖着病体去处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这是一个非常烫手的山芋,他预料自己可能会死在处理这个案件的任上,遂给子女后人写下了遗书:“余平生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则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之心,则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尚恨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不得不承认,这个终身抽刀斫水而丝毫不能改变水的流向的人,他的意志是坚强的、心胸是博大的。这个7次参加科考,29岁开始写日记的封建文人,这个差点被兵痞杀掉而又自杀两次不成的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他的最后一篇(公元1872年3月12日,逝世前一天)日记是这样的:“早起,蒋、萧两大令来诊脉,良久去。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围棋两局。至上房一坐。又阅理学宗传。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李绂生来一坐。屡次小睡。核科房批稿薄。傍夕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起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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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夏,我第二次阅读《容斋随笔》。洪迈是南宋大学问家,其读书的用功程度,反映到了随笔之中,我不讲对史迹的纠偏和对名家名著的匡正,只撷取《书中用茱萸字》一则,就可见一斑:刘梦得云:“诗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仔细看’,王维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学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为优。予观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余家,漫录于后。王昌龄‘茱萸插鬓花宜寿’,戴叔伦‘插鬓茱萸来未尽’,占纶‘茱萸一朵映华簪’,权德舆‘酒泛茱萸晚易曛’,白居易‘舞鬟摆落茱萸房’‘茱萸色浅未经霜’,杨衡‘强插茱萸随众人’,张谔‘茱萸凡作几年新’,耿玮‘发稀哪敢插茱萸’,刘商‘邮筒不解献茱萸’,崔撸‘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贺‘茱萸城里一尊前’,比之杜句,真不侔矣。”

一口气列出11位诗人含有“茱萸”的12句诗句,在没有搜索引擎的古代,没有博闻强记的本事,没有用心读书的功夫和定力,断然不可能达此境地。反观我辈,读书用功不足,自觉不够,心志不净,扪心自问,惭愧之至。

《容斋随笔》是一部奇书,全书“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从而评之。参订品藻,论议雌黄,或加以辩证,或系以赞繇,天下事为,寓以正理,殆将毕载(明人李翰序)”。各自成篇,极便省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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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为什么叫苏轼?查阅了许多资料,都有不同的说法,皆有牵强解读。近日读王水照、崔铭所著的《苏轼传》,说是苏轼从小聪明颖悟,其父苏洵深感自豪和欣慰,但也看出了儿子性格中可能成为致命的特点:豪放不羁、锋芒毕露,故特写《名二子说》以示告诫:“车轮、车辐、车盖、车轸,在一辆车上都各司其职,唯有车轼显得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虽然是这样,但如果去掉车轼,车也就不能成其为一辆完整的车了。儿子啊,我之所以给你取名为轼,就是担心你不知道人生在世,不可以太直露,而应该有所外饰呀!”苏洵的说法,可作一观。

然而,是真人就不会轻易移情改性。纵观苏轼一生,他真挚坦率,光明磊落,不屑掩饰和卖弄,对人对事,无论亲疏,都以诚相待,吐肺腑之言,行正善之事,他的“一肚子的不适宜”和超脱旷达的个性,使他一生命运舛逆,屡遭诬陷贬斥。“这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其心诚其本正其品洁,除了诗、词、文、书法、绘画皆达一流造诣之外,强大的人格魅力也成为影响后人的重要因素。这种崇高的人格涵养与苏轼的卓越不凡的文艺素养,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集诗文书画乐之大成的不世出的大文艺家。

“人间有味是清欢。”一个文人,阅历、学识、修为到了一定程度,要想继续往前走或往上攀登,实现自我突破,就需要胸怀、人格和意志来支撑和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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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仁者不忧。真是这样的吗?现实中,孔子曾遭受困厄于陈蔡,几被饿死;在匡城和宋国差点被杀,这个“仁者爱人”的大儒,惶惶如丧家之犬。他认为这是礼崩乐坏的结果。2500年之后,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仁者义士始终被尊敬被推崇,但在欲望横流、自我为大的暗流面前,仁者的忧虑往往比不仁之人更甚。不仁之人,把做不仁之事作为乐事,丧失天理地德,习以为常,心安理得,在德治与法治不协和的地方,不仁之人反倒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没有忧虑的,他们往往大法不犯、小法不断,违规违纪、发泄私愤、射暗箭,甚是令人厌恶。仁厚义正的人,势必与邪恶不两立,有斗争才显正其正、邪其邪,怎能没有忧虑忧愁呢?如果仁者强大到无敌这个局面,恐怕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自称为仁者之人,如果明哲保身,对不仁不义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就不配称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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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会变的,古今如此。在民间有一出影响深远的戏文《破窑记》,它的主人公原型是宋朝名相吕蒙。这个吕蒙小时就被其父将其与母撵出家门,受尽贫寒窘迫和屈辱,后来高中状元,步步高升,登上宰相之位后,形成了爱喝鸡舌汤的嗜好,他每天为喝一碗鲜美的鸡舌汤,就要杀上百只鸡。《三国志·吴志·吕蒙传》讲了一个从愚顽变为睿智的故事: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世说新语》载: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白额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与处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入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好人。北宋的王安石写了一篇文章,叫《伤仲永》。王安石在文中说:方仲永最初通达聪慧,是先天得到的。他的天赋,比一般有才能的人要优秀得多;但最终方仲永变成一位平凡的人,是因为他后天没有接受应有的教育。他得到的天资是那样好,由于没有受到必要的后天教育,变为普通平凡的人;那么,现在那些本来就不是天生聪明的人,本来就很平凡的人,又不接受后天的教育,自己不努力,怕是连普通人也赶不上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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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是最难耕种的,人世间的风霜雨雪与旱涝暑冻比自然界对耕田种地的影响更甚。人要一辈子耕耘好心地,让每一茬都有收获,有时候就得用真情、用生命去守护。放远望去,有那么多心地被撂荒被污染,真令我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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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阴雨连绵,加之烦心事困扰,我的心情也有点阴郁。晚上翻看微信,一个朋友的一段话慰藉了我。他说:世上那么多错人错事,如果我们都去计较就浪费人生了。人生要值得,就要学会忘记和原谅。忘记是为了提纯心境,原谅是慈悲的救赎。放下他人的错,解脱自己的心。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到哪里都是囚徒,人生本过客,何必千千结。

要真正达此境界却并不容易。这段时间,我连续读了《王阳明传》《曾国藩传》《苏轼传》,这几个人是我心里的朋友,过去就经常与他们对话,看过他们的传记,像与熟人挚友唠嗑,心里渐渐亮堂起来。这几个人,论才能水平,都是不世出之人,他们面对坎坷而本色不改,面对诬陷无赖却持我本心,放大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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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沈括,大家都知道是北宋的科学家,也是诗人。他不仅有著名的科学专著《梦溪笔谈》,还有“楼台两岸水相连,江北江南镜里天。芦管玉箫齐送夜,一声飞断月如烟”(《夜登金山》)一类好诗。但这人的人品却不怎么样,与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大家相比,其心性品行就差得远了。正是他在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就想掀起文字狱来构陷苏轼。

苏轼自嘉祐二年进士考试名震京师后,声名远播,尤得神宗喜爱。传说,只要见到苏轼的诗文,即使正在用餐,宋神宗也会立马放下筷子聚精会神地阅读,还会情不自禁地击节称叹:“奇才!奇才!”这就惹得一帮宵小极为妒忌。沈括生于官宦世家,算得上是个官二代,从小接受过良好教育,不应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熙宁六年,沈括受神宗皇帝委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使杭州。临行前,神宗皇帝特让他去看望一下苏轼。打翻了“醋坛子”的沈括到杭州后,专程到苏轼府上拜访,叙旧论交,热络异常。临行前请求苏轼赠送手录近作一册,权作纪念。苏轼心胸坦荡,只当是朋友(诗友)间的常规交往,不便推辞,便加班亲自手录近作一册,以赠沈括。殊不知,沈括回到京城后,就立即对苏诗逐首加以笺注,断词取义,妄加歪曲,硬说苏轼诗词“讥讪朝政、心多怨怼”,把它作为杭州之行的考察报告进呈御览。虽然神宗置之不问,但为李定等人后来演弄“乌台诗案”开了一个丑恶的头,令苏轼差点丢了性命。

苏轼在不同工作岗位上都心系民众、夙夜在公,政绩名望都不错。那些小人要在工作上找他的麻烦是找不到的,就把他的诗词文章随意肢解,贴上“肆其愤心,公为诋訾”“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的政治标签,将苏轼缉拿下狱,使苏轼的身心遭受重创,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后遗症。

历史往往出人预料,诬告者沈括后来的日子也不好过。元丰五年,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元祐三年,移居润州,建“梦溪园”隐居。宋哲宗绍圣二年,沈括在梦溪园凄凉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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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在生命的最后,写下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首诗,我在一个星期日的午饭后读到,读完以后,不能自已,泪流满面,妻子和女儿惊讶不已,以为出了什么事。我什么也不想说,径直走到三楼露台,看苍云飘逸,冬景凉寂。想到杜甫在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的冬季,拖着病躯伤心,带着一家八口(一儿一女已被饿死),从长沙乘船往岳阳,在洞庭湖风疾遽发,半身偏枯、卧床不起,自知命将不久,妻儿独苦无依,国家千疮百孔,提笔写下了这人生的最后一首诗。其困厄窘迫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

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

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

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

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

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

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岑。

郁郁冬炎瘴,蒙蒙雨滞淫。

鼓迎非祭鬼,弹落似鸮禽。

兴尽才无闷,愁来遽不禁。

生涯相汩没,时物自萧森。

疑惑尊中弩,淹留冠上簪。

牵裾惊魏帝,投阁为刘歆。

狂走终奚适,微才谢所钦。

吾安藜不糁,汝贵玉为琛。

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

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

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

叨陪锦帐座,久放白头吟。

反朴时难遇,忘机陆易沈。

应过数粒食,得近四知金。

春草封归恨,源花费独寻。

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

瘗夭追潘岳,持危觅邓林。

蹉跎翻学步,感激在知音。

却假苏张舌,高夸周宋镡。

纳流迷浩汗,峻址得嶔崟。

城府开清旭,松筠起碧浔。

披颜争倩倩,逸足竞骎骎。

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

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

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畏人千里井,问俗九州箴。

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葛洪尸定解,许靖力还任。

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

这首诗是奉呈亲友的绝笔,在忧困异常的舛逆之中,他如道家常却又满含血泪。黄庭坚说杜甫作诗无一字无来处。此诗引经据典多达二十几处,却丝毫没有堆砌和生硬之感。明事暗使,隐事显使,令人不觉,如撮盐水中,饮水乃知咸味,充分体现出杜甫深厚的学识和艺术修养,忧国忧民忧妻儿奉亲友的高洁胸襟,令我震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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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阅读的《暗径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的,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张建华教授写的《布宁与他多维的文学创作》这篇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如同歌德所说,布宁的诗是‘处于低处现实领域得以提升的诗’。就是说,他通过写诗来实现对现实生活和人生经验的超越与提升,实现‘思’与‘诗’的交相辉映,从而完成对生存困境的诗意突围。”张建华老师是国内研究俄罗斯著名作家伊凡·布宁的知名学者,我认为此处有错谬之笔:德国大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832年3月22日就已去世,而伊凡·布宁是1870年出生的,虽然8岁就开始写诗,但到1887年才开始发表诗作,直到1892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在露天下》。歌德死时布宁还没有出生,他怎么会评论自己死后50多年才问世的布宁的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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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叠在一起掂了掂,分量挺重的。陀氏死于1881年,2021年是他逝世140周年的纪念日。为了表达对陀氏的敬意,我利用周末读了纪德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纪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熟知程度,让我非常感慨。要了解熟悉一位作家,就要深研这位作家的家世、学程、履历、作品、性格、思想等,我认为,纪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认识,已经达到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程度。这是两位大作家一次跨越时空的心灵交流。

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坎坷,在要被枪毙前的几分钟被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几封信。在他写给其兄长的信中,不是要钱就是要书。有了钱,才能抵御随意可能降临的死亡;有了书,才能让谦卑的灵魂更加强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严酷的环境中读的书很杂,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神学和社会学的书籍,他都读得津津有味。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内生活得很落魄,他不仅好赌,而且身患癫痫病。到国外旅游,才发现自己对祖国的感情是那么深厚。陀氏是个具有多面性的人,他的作品沉凝厚实,要边读边思考,才能体会其作品的伟大。在此,引两句陀氏的话共勉:

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对具有高度自觉与深邃透彻的心灵来说,痛苦与烦恼是他必备的气质。

李长平, 1969年2月生,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人,现在双柏县工作。多年在基层用脚步丈量山水,用心行走村寨,白天走、看、干,夜晚读、写、想,繁忙而充实,闲暇之余,一直坚持读书写作。目前,已在《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发表过诗歌,在《中国青年报》《散文选刊》上发表过散文,出版诗集《与一座山喝酒》、散文集《人生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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