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这篇文章刊登在《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第14期，原文题目《顺水来的随水去》严禁秘密转载，侵权必须调查
我知道他不仅代表汉语的一个方面，而且很多人认为是次要的方面。
我也向来不觉得他该“担负起更多的使命”，为什么要提这种怪要求？文/贾行家
高邮湖落日（张雷 摄）
1.逝者之谜。满了一百年的人，摆脱了现世，像船离了岸，逐渐走远，我们只能想象他们的样子。据说，老年的沈从文听人唱到“不信芳春厌老人”，失声痛哭了起来。让他自己选，当然要回到沅水的船上，接着去写那些长长的信。没有道理不依他。
好像没人会觉得汪曾祺是个谜。读者对他的想象大多近似：起初是冰雪聪明的才子，后来是个和蔼的、偶尔狡黠的老头儿。绕着他的文字走一圈，自然是温润饱满的，可要硬往里闯，会从另一头迷茫地穿出来。这才会发现，我们接近的只是他许人接近的。他微笑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这里的和谐，有一点儿天地不仁的意思。
2.托命于水。写作的过程相当于重塑记忆，构成作者记忆的又是些什么？
沈从文想起的是“水上人的言语。我对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我们北方人是活在沙尘之间的，从落下的土里长养万物，流转的沙会覆盖一切。全世界的沙，会被风带到地球的几个固定角落，沙漠就是这样来的。孔子的想法、秦国的王法，都是土的样子。《庄子》是飞翔的文字，屈原是水里的文字，起初都少见。大概到了魏晋，或冲决或荡漾的文字才多了起来，由暗流而成为传统，与孔子、秦国的厚重相对立——我这些没有依据的话，不值得反驳。
我们北方人都闹不明白：人这一辈子，是如何生于水上，又随水而去的？原来水的景观随着岸上的事在变的。沈从文的水边，草丛忽然变作杀人场，夹岸的山里藏着极深的坑洞，冒出来既美丽又恐怖的事情，把读者吓了一跳。汪曾祺和他的老师一样寄托文命于水上，但气质不同，他更近似废名，但又少狷介孤高之气。废名的小说也不难懂，只要知道不是用来懂的，而是用来像橄榄似的含在嘴里的。
汪曾祺从小看惯的水：高邮湖好大一个悬湖，河水，溪水，纵横交错，在各自的河槽故道里时，或奔流或舒缓，安然自在。他还见过大水漫过一切，苍苍茫茫，壮观齐整，只是人人都困在了树上。水既是天地不仁，又含有一切细微的情绪。水不能分析，掬起一捧来，很快就漏光了。感受到多少就是多少。
他少年时负着手在水边看过许多人。他写的故事，无论最出名的，还是他自己偏爱的，不好说哪篇算“代表作”，他简直是没有“作”的心，要把许多故事连成一片才行。且说一篇不大起眼的《露水》：一个女人的丈夫酒醉栽在大河里淹死了，就和一个男人搭伙，日日清早踏露水到小轮船上，一个拉胡琴一个唱。过了一个月，这个男人也死了。她拍打着新坟大哭：“我和你是露水夫妻，原也不想一篙子扎到底。可你就这么走了！”此处的水，不只是场景和抒情，还有流动的文字气韵，人的悲凉和柔韧，世事飘忽，命运消散的形态。只是我读起来有距离，别说芦笆茅草搭的棚子、叉鱼照蟹了，连篙子我都没有看见过。
水边的那些绝妙好辞里，他是最后的一个；或者乐观点儿说，离我们最近的一个。
3.尺度。我想起汪曾祺，难免带着一种情感。我这辈子最先读到的故事，就是他的《桥边小说三篇》。我把那本老厚的杂志翻来翻去，找到最短的看。一看，就看进去了。一个摇坏了好多铃铛的大胖子，惹得我咯咯直笑；我不大清楚那个张什么之的晚上到王文什么的屋里去，为什么就是件不大好的事；倒是把《茶干》读了又读，从来没人这样耐心地对我讲过，香油是怎样压的，豆腐干是怎样包、怎样煮出来的，我才知道原来认识字有好处。
那几页故事还给我种下了一颗种子：最后那几句话——“这城里很多人都死了”“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像是那个礼拜天的晚上想起明天要上学，使我淡淡地发愁。用汤显祖的批讲法（也是后来从他那里看到的），这叫“画舫笙歌，从远处来，过近处，又向远处去”的“度尾”，只是手法惯熟，不大着痕迹。
小孩子的人生态度是郑重的，看故事就是看故事，没留心作者名姓。再重逢这几篇，知道他的名字，是十几年之后了。
我看完他所有的文字才知道，他是怎样写到让孩子也能明白也能感受的。他从雾气和露水中出来，遇上过几万首民歌，改过许多戏文，又在农场的乡民那里学到新的话，把年轻时读的古书洋书重新想过一遍，方才松弛浑然下来，于诸多文字尺度中，只留下了“准确”这一条。大才已不易得，浑然更难。浑然之后，万物静观。再读晚年的汪曾祺，很少被语句所惊动，而又无往不在一重造境里。偶尔，会有道慑人的精光，不知从哪里照出来。
虽然他好心地搭了梯子，但后辈还是走不过去。那种看着直白老实的文字，实则漂亮已极，化进了千年文章的质感，今天如果有人说自己的文字比他更好，我本能上是不信的。
他对我的意义在于尺度。初学写字的人会找把尺子，好知道自己糟糕到什么地步，这种失落能安定孤悬的心。汪曾祺至今也是我的尺子，恐怕也不只我在用吧。我不信自己，不信口语，不信翻译腔，不信各种“体”，语言对我而言，是反复而焦虑的梦，它本该是起点，却至今没有找到出口。
今天有许多人讲语言的碰撞、摩擦，要把种种念头再折叠一次，使有锋芒的词语更加锋芒，我但愿他们也具有相应的逻辑推求。如果思想是中国式的含混，感知是东方式的直感，那就还是要走另一条路，这个方向上，还是会遇上周作人的冲淡、废名的诗性、汪曾祺的浑然。
汪曾祺自称“文体家”，这称谓现在显要了，他说的时候，意思是“见木不见林”，只是自嘲中的骄傲。他还好心地提醒：不要学我。年轻时可以写得新奇一些，怪一些，不到中年就写得淡了，老年时可怎么好呢？这实在是高估，哪里轮得到后面几代，哪里轮得到从冻土里长出来的人呢？
他把流动安然的意象安放在中文里，又任它顺水漂走了。
4.小年。人不停地评判时代。从像好话的盛世，到不算什么好话的叔季之世，出于同样的心态：我们活在一个要紧的年头，我们是要紧的一代。许多意义来自这个臆想。那可未必。更大的可能是：我们所在的是个略显荒谬的“小年”，没什么特别的。
我们这不要紧的一代人，可能只是在寻找一种活法，度过这个小年。把其中的所见所感如实写下来，即使不能被其他见到，是起码的自尊。如果这点自尊后来变成某种壮烈，也没有办法，“吾文已成”，写作是种不好抵赖的罪过。
在对汪曾祺的诸多文学批评里，有褒有贬，各有道理。很少有完全没道理的文学批评。其实，我不同意的只有一个大概是好意的称呼，“最后一个士大夫”。士大夫居乡称为士绅，是要代替皇权管理民众的，他几时有过这种混账愿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先生写文章，常常也有装糊涂似的激动，即便安静如汪曾祺，也问过：西汉的杨恽只不过在信里写了一句：“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武帝凭什么就腰斩了他呢？难道连说这个都不行吗？他还让小说里县保卫团的鲍团长，在既醉既饱之后，把那几句话狠狠地抄了一遍，钉在了墙上。我猜，他自己也抄过，也悄悄钉过，也是笔意溶《石门铭》入行草。此时的汪老，刚刚经历过“就是不行”的年头，深入学习过“凭什么不行”的道理。还想着破例写长篇，就以武帝为主角，似乎还打算自学一下变态心理学。没有成行，当然也是精力所限。他所能写的，不过如他在一首打油诗里所说：“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
我知道，他仅仅代表中文的一个侧面，而且是很多人觉得很次要的侧面。我也向来不觉得他该“担负起更多的使命”，为什么要提这种怪要求？
安静地读吧，不要总想着评判。
5.水落石出。“天下的水总归一源”。汪曾祺故意把故事的情节隐去，未必只是刻意于士大夫的“笔记传统”，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那些“起伏不大，不太形于色的小小悲欢”才能显露出来。他要纪念的，只是家乡人的生活。
生活是前后延续、彼此关切的，人们曾失去过这层联系，导致失去了生活本身。它的方向只能向前，然而理解要在回溯中产生。当我们想靠转达某一个故事来讲中国人的活法时，可选的已经不多了。我试过，要给孩子讲从前人的活法，除了古人的故事，便是汪曾祺的故事。
各类观念夹缠在一起时，文化比社会长久，活法比说法要紧，美比道德实在。
我们感知到的文化，用于感知的感知，来自残存的活法。遗憾的是，我们又对它知之甚少，连清点损失的能力也没有。汪曾祺寻回或填补的，除了旧时记忆，还有美的形式，有的从诗中来，有的从肉身上来，道理不可名状，是一种个人不能判断的秩序，也如同水的“天地不仁”。这些人事，才不过一百年，向前接三代就够到了。然而，这一百年啊……他曾经感受到一分，就写下一分，我便为这一点点事而十分感激。如果我不知道我站在哪里，不知道怎么辨识来路，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我们坐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浪头上，朝着不知什么地方而去。不愿被带走，要费好大力气，才能找出一点儿模糊记忆，瞅准岸上的一个影子，努力游回昔日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