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5月以后，随着亚洲、欧洲跨国传染病控制取得初步成功，社会的“重启”开始了。
上周，欧盟执行委员会(WHO)建议成员国从15日开始取消相互边界控制，即欧盟内部边界控制，并在7月1日之前放宽外部边界控制。德国根据这项建议，从15日开始解除了所有陆路边境管制，从16日开始允许欧盟国家和英国、瑞士、冰岛、挪威、列支敦士登公民入境，但入境者所属国家一周内每10万人必须满足新诊断的感染者不到50人的条件。
德国重新开放边境后，关于防控难点，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卢蒙基6月15日在接受《彭派新闻》(www)采访时对德国放松防疫政策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提供了“应对死守”之外的另一个防疫库。
“病毒的来源性的价值在于找到根源，调整对疾病的防疫措施。但是其起源不是目的，其目的是将病毒传播控制在一定水平。(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消灭新型新冠病毒是很难实现的。除非为中断社会付出巨大代价。”陆梦琪说。
大约一个月前，包括德国在内的欧亚国家已经开始了国内的复工、复产和复学课程。但是，随着“重启”，各国新冠确诊人数再次增加。德国基本感染数R0值早起，从低0.83反弹到“破1”，导致教会集体感染。在韩国，梨泰院事件引起的首都圈传染病的小反弹一度减缓了该国的封锁速度。日本在本周李海峰之后创下了单一确诊最高纪录，东京连续两天发生40人以上感染。
作为最先发生疫情、控制疫情的中国，最近出现了与北京新发地市场相关的小波动。6月11日，北京市连续57天没有增加当地确诊病例，再次发生了当地病例。截至6月16日晚上，北京已累计报告当地确诊病例133起，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对此，卢蒙智表示，传染病的点状爆发对中国防疫大国没有影响。民众要开发“传染病观”。也就是说，意识到我们不能回到传染病发生前的生活，必须适应防疫正常化的“后疫情时代”。
“零传播”成本太高，大量检查日常化有助于防疫
彭派新闻：包括德国在内的全球跨国“重启”后，疫情出现轻微反弹。德国民众如何看待本国向欧盟内部边界开放？德国政府今后如何预防输入性患者？
陆梦琪：德国社会总是有“如何开放”、“何时开放”的讨论。这不再是“是否开放”的问题了。目前旅游业和商业等不到全面开放(欧盟内部边境开放)，所以这一措施基本上没有民意的抵抗。不仅开放国境，还不能阻止进一步放宽国内防疫措施。
不可否认，有人对开放持怀疑态度，担心传染病的反复。这些人可能年龄大或经济上没有压力，还有人认为传染病的爆发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这部分人在社会上属于少数，但他们只是对封锁和开放抱有怀疑，没有恐慌感。
德国的数据也否定了类似的担忧。德国总理默克尔4月15日宣布防治新冠疫情的“脆弱的阶段性成功”后，逐步解除了部分商铺复业、从5月4日开始允许中小学逐步复业等措施，不妨碍德国疫情防控“大国”。各联邦州，特别是北部和东德的几个州，感染人数很少，所以海峰进行得很快。
德国3月22日进入封锁状态，餐厅和大部分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公共场所禁止两人以上集会，并要求民众保持1.5米左右的社交距离。这些措施实施后，德国的R0价值(基本感染数)迅速降低到1左右，意味着平均每名确诊新冠患者就有1人感染。
R0下降到1后，德国政府继续要求国民在家呆6周。这个过程从单纯的数据来看，显然是降低了德国现有的新型新冠病毒阳性数，但对R0值没有后续下降的效果。(阿尔伯特爱因斯坦，Northern Exposure，女性)这表明，控制R0值在没有居家隔离的情况下，以前的几项主要限制措施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逐步开放后，德国的R0价格也没有太大变化，仍然在1左右。
第二种传染病与我们的预防措施关系最大，坚持预防和控制就不会有第二波，完全放松就可能有第二波。德国目前拥有的预防措施包括保持社交距离、经常洗手消毒、在公共场所封闭空间(如商场戴口罩、禁止大规模聚会等)。
要付出疫情防控，特别是经济代价，这几项措施代价比较小，但效果很好。所有社会都必须找到最可行、最可持续的防疫措施。德国开放边境后，人员往来可能再次引起感染，有输入病例是必然的，可以通过日常化的大量检查来追踪和控制传染病。我们还必须允许它在一定水平上传播。感染人数少的话，就不需要再封锁了。
彭派新闻：如何定义“特定水平”？如何通过大量检查追踪传染病？传染病在某个时间点爆发之前，除非普及，否则无法预测？
陆梦琪：新型新冠病毒传播力很强，但大多数感染者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即使监测再好，也很难找到所有新型新冠病毒感染者。德国的预防和控制想法是将病毒传播控制在一定水平，不追求消灭所有病毒。(约翰肯尼迪，病毒、病毒、病毒、病毒、病毒、病毒、病毒、病毒)德国疾病控制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5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18日至24日一周内，德国172个实验室共进行了34.5万次新冠检查，其中5116次为阳性，阳性检出率为1.5%在4月的第一周德国新冠高峰期，阳性检出率为9%。
德国每周有100万次检查的能力，目前每周实际进行30 ~ 40万次检查，总阳性检出率保持在1%左右。也就是说，每100人中就有1人阳性，最近一周有2053人新感染。这个数字可以接受。
很多学者建议政府考虑增加检查量作为防疫措施的一部分。不只是说有多少检查能力，而是建议将大量检查日常化，将养老院、医院、宗教场所等人员聚集在一起，作为防疫措施的一部分。不要等到传染病爆发，再大规模探测源头就行了。
考虑规定检测规模必须做到某个量级，以保证监控力度。在大规模检测的情况下，只要阳性人数在可控范围内，都没有关系。在放松防控措施前，部分德国病毒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呼吁继续保持严格的社会隔离，希望达到 “零传播”。但由于这个政策的代价过高，会破坏社会的正常运作，对经济造成过度的伤害，最终没有被政府采纳。
当然作为民众，需要被宣传的是，若有不舒服要去医院主动检测，政府也应该开放检测，并辅助以相应的措施，比如查出病毒阳性之后这个人的店铺怎么办？工作怎么办？把这些后顾之忧考虑到了，民众可以更好地配合防疫，有问题第一时间检查。
目前支撑“进口三文鱼传染”一说的证据和迹象都太少
澎湃新闻：在严密防控下，北京疫情近期令人意外地出现反复。中国疾控中心6月15日宣布已完成北京疫情病例样本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和分析，新发地检出病毒更接近欧洲流行的毒株，这意味着什么？
陆蒙吉：现在我们可以做序列分析，把RNA序列分析出来。病毒在传播的时候会有突变，那么它在传播链中间就会有所不同，比如刚开始从武汉传到全国各地的时候，会出现一部分的序列变化，可以由此做出区分。在欧洲传播了一段时间以后再去对比，同样可以找到一些迹象。
如果要比较病毒从一个群体传播到另一个群体后的不同序列，是相对容易的，因为这不光是有一个（孤立的）序列，而是有多个序列的信息，进行对比就可以明显看到其中一些特征性的突变，从中我们可以大概找出来它的传播途径。
但全球有几百万感染者，而我们掌握的序列信息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一个一个通过传播链把他们联系起来。只是把部分序列归到同一类。目前的已知序列包括全球各国和地区的，有亚洲的、欧洲的、南美的、美国的等，要有一定量的信息以后，才能确定北京出现的病毒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溯源的重要性在于，假设它是从欧洲国家入境的人员带来的，或是之前从俄罗斯回国的一部分人造成的局部传播，那我们接下来会考虑是否该控制国际人员的流通，或是其他应对措施。从这个角度来讲，溯源有它的重要性。
但它究竟有没有那么重要呢？以德国的情况来看，溯源是很次要的事情，因为全球所有不同的毒株在欧洲都有一定比例出现，所以对欧洲来讲，溯源已经对其防控策略影响不大。
澎湃新闻：有说法称可能是欧洲被污染的三文鱼将病毒通过冷链运输进口到了国内，对此您怎么看？
陆蒙吉：在欧美有一些屠宰场、肉类加工厂发生了聚集感染的事件，主要是因为工人工作条件和居住条件恶劣，不利于防疫。但目前没有造成大家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德国5月份发生了屠宰场两百多个东欧工人集体感染的情况，没有发现有人由于接触被污染的猪肉感染的病例。
但有些人也提出来，冰鲜食品是否存在问题，包括三文鱼是否会把病毒传过来？我认为这种可能不是很切合实际。病毒传播的途径确实多种多样，我们目前对新冠病毒的了解也没有达到百分之百，但目前支撑“进口三文鱼传染”一说的证据和迹象都太少了。当时报道说在很多器具上也发现了新冠病毒，不仅仅是三文鱼的案板，而且至今三文鱼相关的检测做出来都是阴性的。
如果要从外来物品中寻找源头，就要先排除这些检测阳性的物件不是被市场内感染者污染的可能性。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蓝柯教授之前的研究成果表明，人员聚集时病毒携带者与周围人群存在潜在的气溶胶传播风险。目前我们已知北京106例确诊病例均与新发地市场有关联，那么多人在同一个空间呼吸，病毒可能会沉积到物体表面，并不一定代表这些物件就是污染源。
当前首先要考虑的是，病毒来源是从这百余个人中来的。我看报道说，很多人从4日、5日就已经出现症状，这说明病毒在这个区域的存在已经持续了起码有一周时间，传播的广度肯定还是超过我们现在已知的。从发现这些病例以后，等到后续已经感染者发病，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所以目前很多人还没发现问题，包括市场外的一些人员，可能感染了但还没意识到。
因此现在说病毒通过三文鱼传入是不科学的。我们要讲合理性和逻辑性，不能见风就是雨。如果说这样就把海鲜生意和餐厅停掉，对经济打击很厉害。所以疫情防控，很多不专业的说法要及时制止，否则会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恐慌。
新发地疫情不妨碍防疫大局，坚持防疫措施比寄望疫苗更实际
澎湃新闻：这一波北京出现的感染病例中，目前来看危重症和重症病例很少，病毒出现变异后，毒性是否有减弱的迹象？
陆蒙吉：相较于武汉疫情初期，北京新发地市场的感染群体年纪都比较轻，符合我们已知的规律：年轻人、没有基础疾病的人一般感染了也不会很严重，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有症状。现在各国的数据都显示这类无症状感染者数量非常大。真正发病很严重的可能是老人、有基础疾病的人。
但我们不能说这个病毒的毒性减弱了，它在南美、印度这些国家仍然造成了大量的死亡。中国的疫情防控做得很好，尽管还会一些检测阳性的病人冒出来，新冠病毒传播链已经很少了。我们周围没有人生病，易感人群被保护得很好，它只是似乎没有这么凶险了。现在这个情况是防疫措施效果的体现，不能说明病毒毒性减弱。
SARS时期也有观点说病毒突变之后毒性就减弱了，一开始它对人的杀伤力很大，但到后期感染的病人症状都不是很严重或者恢复得还可以。但这在当时也就是一个观点。病毒变异肯定存在，有一定的频率和速度，但它是否会变成能更好的、与人共存的情况，目前还很难说，我们也不应该寄希望于此。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病毒的传播力似乎有点削弱。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很好的证明，只是大家的感觉是这样的。人们在室内的时间减少了，交往都在室外进行，这样对病毒传播肯定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德国现阶段的病毒传播不是在整个社会里传播，而是点状暴发，比如朋友饭店聚餐、屠宰场工人、宗教场所人员聚集，与新发地有类似之处，不妨碍防疫“大局”。
大量无症状感染者感染他人的可能性比较低，可以说100个人中99个感染性都不强，但我们从病毒学的角度来说，你无法判定剩下的那一个就不传染。所以现在我们只要仍持续的存在无症状感染者，就说明传播链没有断，也很难彻底切断。我们可以考虑将人流量较大的市场这类场所的检测日常化，把感染率控制在可控水平。
要长期防控疫情，国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每天进行检测，对特定场所和人群定期抽检。目标群体的定义可能要结合国家情况考虑，比如在疫情可能多发的市场开放检测，并且日常检测一定要达到某种规模，防止出现大规模暴发。
澎湃新闻：新冠病毒传播力在进入秋冬季节后是否会再次增加？未来的新冠疫苗能帮助我们消灭病毒吗？
陆蒙吉：如我上面所说，我们在过去的这一轮冬春季节已经控制住了疫情，相信只要保持被证实有效的防疫举措，今年在这个条件下同样是可以把病毒传播控制在很低水平的。
目前的防疫纠结在于，消灭病毒传播链社会代价太高。疫情时间越长，国家财政压力越大。所以，比如德国必须把社会松绑到一定程度，让经济能够基本恢复正常运行。德国政府没有无穷的财力投入补贴，从疫情、经济、社会民生几个方面综合考量，大家对全面开放的渴望非常强。疫情可能会永久改变我们的生活，餐厅的布局、聚会方式、娱乐方式等等，很多东西都改变了。我们不能期望很快回到疫情发生之前的生活模式，对下一波疫情以及长期防疫要有所准备，切实可行的防疫措施要稳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让社会有信心， 才能让大家努力往前走，适应新常态。
疫苗研究目前全球都在加速，各家相差的时间也不过几个月。比如英国阿斯特拉-捷利康公司和牛津大学共同研发的疫苗将于8月开始三期临床试验，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四国政府已经预定了3亿支。牛津大学的动物实验数据很清晰。虽然这支疫苗不能完全控制病毒感染，但实验结果显示它明显把病毒的载量给压下来了。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不是最理想的，没达到检测不出病毒的效果，但新冠病毒是一个呼吸道病毒，检测出病毒是很正常的事情。病毒是附着在呼吸道表皮上的，目前我们所有的疫苗刺激免疫主要还是常规的体液和T细胞免疫，我们这种免疫方式主要作用于体内，血液、表皮内，疫苗刺激的免疫效应要长期对处于”体外”的呼吸道表皮起完全的保护作用是很困难的。当病毒侵入的时候，疫苗能把感染的扩散及时控制住，不让病毒进入肺部，就能够避免感染者产生严重的临床症状。假如我们的疫苗能够把病毒载量降下来，这已经是很好的结果。
当然这只是它目前的临床前的实验结果，还没有到真正可以大范围应用的情况。三期临床实验的难度比较大，要不同的病人组，在病毒大规模传播的环境中验证效果。在现在的条件下，新冠疫苗是否能够很快地完成三期试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的周期很长。从另一个方面看。目前已经有很多被证明效果不错、更易实现的防疫举措，比寄希望于疫苗更为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