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永陵博物馆】英陵“24色音乐”跳的是《霓裳羽衣舞》吗？

“侯陵永庆院在大西门外不到一里，还建王建庙。”南宋诗人陆游留下了诗句，当时成都的西大门外有宁陵，但具体位置不得而知。

20世纪40年代初，天成铁路局在西门外的琴台挖防空洞时，灵陵被意外发现，可以再次看到天空。

王建描写被称为“英陵”，是晚唐大将、前蜀国皇帝王建贵庄，是建立在我国目前已知的唯一指标之上的帝王陵。为什么要把坟墓建在表面？王建陵地宫馆床上的石刻浮雕《二十四色音乐》是为唐玄宗作曲、为杨贵妃跳舞的《霓裳羽衣舞》吗？由于历史原因，在宁陵出土的《国宝》玉大阪、诗宝、爱权一直收藏在四川博物院，以后还有“回家”的机会吗？最近，成都商报记者亲自采访了成都永陵博物馆馆长彭建平，并一一揭开了永陵前世的面纱。

发掘

宁陵在战乱中

被发现的幸运和不幸

记者：英陵被称为“王建庙”，是20世纪40年代发掘中出土的，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王建庙的出土仍然震惊世界。作为英陵博物馆馆长，你如何看待当时的考古发掘？

彭建平：宁陵的发现是偶然的。第一阶段的结构性发掘由冯汉基老师主持，当时召集四川华西大学和四川博物馆的专家参与发掘，甚至引起了一些误解。第二阶段的发掘工作比较高调，随着“福钦台湾整理工作组”的成立，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吴金鼎地图发掘工作、四川博物馆、支援机构中央博物馆筹备办公室和中央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毛宗江等，可以直接创建社会帮助发掘工作。

宁陵作为帝王陵，在战乱中被发现是不幸的，但之后的处境又是幸运的。由于那次发掘聚集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他们利用当时一流的考古发掘技术圆满完成了工作。正是这些前辈们的努力，保存了今天高耸的成都天才帝陵，留下了特别的历史记忆。

记者：王建庙在学界被称为建立在我国唯一地表之上的黄陵，当时为什么要建在地表之上？

彭建平：从现在成都发掘考古的遗址来看，结合史书上记载的全蜀皇宫建筑，永陵和全蜀皇城隐隐有着“正南正北的响应”。据北宋初年成书的《九国志》，宁陵地的选择由全蜀著名文史、成都尹周瑜主持，经君臣商议确定的《风水宝地》显示，该地不会轻易随意更改。但是这里的地下水位比较高，坟墓不远，发现了汉代陶亭遗址。因此，当时的建造者们发现，由于地下暗河的影响，墓穴无法向下建造，所以似乎用灵活的方法“收集泥土，用绫罗”将墓室修复在表面上。

记者：王建庙被发掘时，由于当时永陵博物馆尚未建成，所以将发掘出的玉带大学等国家级文物收藏在四川博物院，至今没有“回家”。是否有人试图将“玉带大学”送回宁陵博物馆藏品？

彭建平：四川博物院作为宁陵的“老大哥”、“劳动者”，一直对我们馆的工作非常支持。2005年双方合作开展了“国宝回家活动”。2015年底，宁陵新建综合馆，国宝再次“返乡成亲”。但是文物的“理想归属问题”范围很广，全国很多文保单位都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不能一次性解决，需要国家顶层设计，需要以适当的方式和适当的时机等待。

物证

二十邪是成都是“古代音乐之都”的实物证据

记者：在发掘王建庙之前，成都人一度认为最早的吐槽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划定的“巨文队”。有趣的是，王建冠床石刻的《二十邪乐》是与音乐相关的器乐(器乐)。而且《24色音乐》连汉唐流行的古琴都没有，你觉得怎么样？

彭建平：不仅是宁陵的“24色音乐”，其他类似文化遗产遗址也没有拘留。这主要是因为古琴的演奏特征更注重“韵美”而不是“音美”。古琴一般用于雅乐中，音域广，音色深，余音远。从传统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古琴与文人、雅士通常有联系，有曲库和寡妇。

我们听琴都是安静而遥远的感觉。“静”可以说是琴的最大特点。这里的“静”还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武琴需要安静的环境。因为琴声小，二是武琴需要更安静的心境。所以一般古琴更适合独奏，不适合在乐队里做主旋律或伴奏。

记者：王建庙馆床三面雕刻了24个器乐，乐坛演奏的乐器被认为是古兹古国音乐，有人说是佛教音乐，与敦煌莫高窟壁画的生乐色相比，你们最终判断这个英陵石刻乐器来自哪里？

从彭建平：作为乐队的乐器组合来看，它不完全是连乐(豪乐)，也不完全是清乐(法曲)，是唐玄宗时期“陶朝、法曲、后朝神圣合作”后发展起来的乐队，是当代音乐中后期的发展变化。

这个乐队的编排包括中国古代的汉族传统乐器(如风筝、牛、英等)、少数民族乐器(如：LALAN、葛哥、琵琶等)、古印度、中亚、西亚等“一带一路(中国正在推进的新丝绸之路战略)”地区的外来乐器。这种兼用和储蓄的多样性，准确地反映了成都在南北丝绸之路文化传播融合过程中所扮演的空间的中枢作用。

记者：杜甫《成都府》《暄兰道、通索之间的弹簧》和《赠花卿》《现在成都正在建设“国际音乐之都”》，你如何看待这种天府文化的传承？

彭建平：如果《赠花卿》是成都音乐兴旺的生动写照，那么“24色音乐”石刻就是“古代音乐之都”是天才的实物证据。随着唐末五大战乱的发生，当时能在蜀宫维持这样的最高乐队，得益于成都独特的地理位置。另外，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中对音乐的狂热倾向也不可或缺。这个文物是党。

疑问

“二十四伎乐”跳的是《霓裳羽衣舞》?

记者:在永陵石刻“二十四伎乐”中，最耀眼的伎乐是两个舞伎，有专家说，从她们的舞姿、服饰、发饰看，极有可能来自唐玄宗作曲、杨贵妃起舞的《霓裳羽衣舞》。如今印证此说了吗?如果不是，两个舞伎所跳之舞又是什么风格唐代乐舞?

彭建平:说到永陵二十四伎乐与《霓裳羽衣舞》的联系，实际上源于上世纪80年代由四川音乐学院著名作曲家朱舟、俞抒和高为杰三位先生创作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蜀宫夜宴》。《蜀宫夜宴》的灵感来源于“永陵二十四伎乐”，乐曲的创作则是借鉴参考《霓裳羽衣舞》的古曲谱予以想象创意和艺术构思。

唐代的乐队不论是清乐、燕乐或者胡乐，均有舞者，仅凭两名舞伎石刻现有的形象去断定其表演的是《霓裳羽衣舞》，肯定是不严谨的，目前在学术研究层面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定论。

唐代的舞蹈大体可分为“软舞”和“健舞”两大类，永陵的舞伎作为宫廷舞者，想必应该精通各种舞蹈，从目前石刻的姿态及服饰看，她们在此表演的应是某种“软舞”。

文创

复原“二十四伎乐”乐器

难在有些几乎失传

记者:你们在复制这批伎乐时，是全面按照石刻伎乐造型来制作，还是结合了现代乐器形制?

彭建平:古乐器的仿制、“复原”呈现是我馆近年工作的一大亮点也是一大难点。有的乐器历经嬗变古今差异较大，比如琵琶在宋代以后随着品相的增加改为竖抱，用手指弹拨，像永陵乐伎这般横抱于胸前，右手持“牙拨”弹奏的曲项琵琶已不常见;还有的乐器则完全失传，比如羯鼓。此外，还有部分乐器无法根据外形和演奏方式给予确切的定名，学术上还存在一些争议。

鉴于这种复杂性，在乐器仿制“复原”的具体设计制作中主要遵循以下几点:首先，在古代乐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标志，具有重要的仪仗作用，很注重装饰和工艺的豪华色彩，大多金漆彩绘。我们希望再现这种观念，在乐器可装点的部位设计装饰具有时代性的绘画或图案。其次，制作的乐器外观仿效石刻的原貌而内部结构可以参考现代乐器进行设计，除了确定是沿用传统律制的乐器外，可采用十二平均律以适应今日之演奏。最后，在经费允许的前提下，应尽量选用传统材料及传统工艺。

最终，结合演出的实际需要，我们分别制作了一套“拟古乐器”和一套“仿古乐器”。前者主要按照石刻的形态特征制作，以供展演;另一种则以石刻乐器为依据，查证文献参照实物，制作的乐器形态、结构、材料有一定依据，并按照一定音律有实际音响。

记者:永陵博物馆中的石刻显示出了高超的艺术水准，比如王建石像、王建棺床。传说很多石材来自成都金堂，是否属实?此外，王建石像亦是极其罕见的皇帝真人石像，这是否意味着当时成都的石刻艺术已经走在全国甚至世界前列?

彭建平:王建墓地宫的石板不少刻有“金水”字样，表示材料的产地正是如今的金堂。

前蜀永陵石刻在10世纪初期的成都地区以一种对8世纪前后形成的雕塑艺术三大类型(皇家陵墓石刻、佛教寺庙雕塑与民间陶塑)综合融汇的姿态出现，并且准确显示出其中世俗类型的渐占优势，给中国古代雕塑由唐到宋的转化提供了一个转变期的标本，在古代艺术史的研究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果不考虑永陵石刻中所表现出来的唐代雕塑三大类型的综合倾向以及其中世俗类型的扩展，则宋代雕塑的世俗化风格大行其道就是无法理解的。

名片

《伎乐·24》已成“国际音乐之都”名片

记者:一些游客认为，逛永陵博物馆就是看看王建的地宫，以及地宫棺床上的“二十四伎乐”，除此之外，永陵还有哪些宝贝可以给广大游客推荐?

彭建平:推荐铜铺首。

铺首是中国古代建筑物门上的构件，用来启闭门扉或叩门。永陵地宫木门鎏金铜铺首，其尺寸较大，在同类文物中亦不多见。王建是前蜀皇帝，他墓门上的铜铺首装饰富丽而繁复，通体鎏金，兽面衔环，环为圆形，作“两鱼吞珠”的形象。底盘为龙首，上有角，怒目圆睁，露齿衔环，神态威猛，显示了很高的工艺水平。永陵地宫共有三道木门，因此也共有三对铺首留存，目前国家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永陵博物馆各收藏一对。

记者:成都正在打造“国际音乐之都”，你们大力开发永陵石刻“二十四伎乐”衍生文化产品，与成都建设“国际音乐之都”有何关联或助推作用?

彭建平:成都永陵博物馆将以国乐观念剧《伎乐·24》的形式作为支点，继续打造一个完整的IP产业链，让剧作、乐器、音乐、舞姿、服装、宫词、绘画等与文创、科技、旅游等深度融合，成为成都“国际音乐之都”建设的重要名片和品牌。(记者 彭志强 曾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