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摄天下】东西文明近城特别企划五：思茅松：民本与天下，为什么成为中华文明的底色？

文明近城特别企划五：思茅松：民本与天下，为什么成为中华文明的基础？

中新社北京1月8日电：民本与天下，为什么成为中华文明的底色？

——接受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莫松的采访。

作者徐雪英

《德保民》中的“民贵军警”、“民为主”思想贯穿中国政治历史，影响着我们的文明气质和政治主张。中国传统“天下之情”和民本思想有什么关系？如何形成现代中国的“世界观”？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认为，思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培育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影响了国家政治秩序的结构。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不断、不间断的原始道路文明，其“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道路”也诞生于民本思想和天下意识。

最近，谢茂松教授接受了中新社的《东西问》独家采访，论中西古今，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精神是如何与政治文明互动的。

采访记录总结如下：

中新社记者：“民委中心”思想贯穿中国政治历史，形成了“景德镇人民”、“民贵军警”等诸多主张，这一思想文明渊源如何体现在古今政治实践中？

思茅松：政治制度安排的背后是整个底层文明结构。

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孔子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平民时代。汉唐也有部分世家大族，但宋以下总体上贵族已经消亡。“以人为本”思想与平民时代有着深刻的关系。这时，思农工商的“思敏社会”的社会结构已经成熟。史大夫通过科举考试，产生于广大的农工商企业，特别是农民，过去中国有“轻驾车家”、“浅路”、“毛等天子党”的说法。

作为国家统治精英的士大夫集团主要是从农民转变过来的，所以它往往代表着最多人的利益。与这种社会结构相对应的是“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

2020年12月，“山高手场——唐宋八人主题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举行。中新社记者在海上拍摄。

在过去的政治实践中，“以民为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道路上，士大夫治理国家优先于社会。第二，普通大众具有道德意识。明清时期，道德觉悟从士大夫集团扩展到普通民众。像阳明心学的“良心”一样，主张任何平凡的人都可以有良心，成为圣贤。

世界上的其他社会不是这样的。近代以前的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国王、领主和骑士都是世袭产生的，文化被基督教教士掌握，农民和农奴生活在下层。欧洲和美国的普通人永远不能成为神或圣贤。

中国的道路是从五千多年的文明传统中走来的，当前的政治实践是对历史文明的自然和持续的继承和创新。只有了解中国文明的特点和底层结构，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了历史上的民本主义，我们不仅深刻理解“人”，相信人，而且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

中新社记者：看看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有没有从“英雄史观”向“大众史观”的转变？《英雄史观》在多大程度上掩盖了古代群众的历史作用？

思茅松：“群众史观”和“英雄史观”具有一体的共性，必须结合在一起。真正的英雄豪杰，特别是大政治家，非常了解人，可以雇人，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民众的力量。(英雄名言)。

中国文明从瑶、舜、吴、唐、文王，特别是西周“祭礼乐”的周公开始，历代盛世将与汉文帝、汉经济、文庆的统治、唐太宗、贞观的统治等政治家联系在一起。这不是所谓的个人人治，关键是唐太宗等最高领导人作为大政治家认识人，雇人。中央、法院由为国家竭尽全力的大臣团队辅佐。地方官厅有霜，即具有政治意识和高度执行力的地方官队，使中央决策落地。基层还有新新乡县。上下齐心，最大的大地组织动员全国上下、四周民众才能创造盛世。

2009年8月，以“回归贞观的梦想”为主题的陕西文化户外大礼堂在陕西咸阳礼泉县党昭陵北司马门祭祀广场举行。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中新社发的杨萌照片。

“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新视角，人民群众

英雄史观跟群众史观并非位于两极。中国虽然强调圣贤，但圣贤之为圣贤，在于“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唯有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无限潜能，才能激活英雄的力量。

中新社记者：古代中国先民素有敬天情怀，“心怀天下”更成为中华文明政治传统中的至高追求。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否与“天下情怀”存在关联？“天”“天下”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是否仍有所体现？

谢茂松：中国政治传统是士大夫的传统，所谓“士”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士大夫政治崇尚天下意识，例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范仲淹讲的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而“天下情怀”构成了中华文明政治传统的一角。

湖南岳阳楼上的《岳阳楼记》吸引参观者。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天、君、臣、民这一循环秩序，则是士大夫官僚制度之上更为超越的政治秩序。君以民为本，但民也受天的制约，否则民就可能停留于纯粹功利主义。所以在民之上，一定还有更具超越性的“天”即天命、天理的存在。

今天，包括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各种命运共同体成为新的“天”。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意识同中国传统天下观正相契合。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优先，以全体人民利益为优先，同样跟中华文明的儒家等传统契合。

中国共产党则继承了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与政治德性，强调党纪严于国法、共产党员的修身及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被广大民众接受，且得发扬光大，进而发展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跟我们的文明传统有深切关联。

中新社记者：“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等思想和传统精神如何影响当代中国的“世界观”？

谢茂松：中国关于“天下”的秩序有一个推广过程，由近及远、由内到外，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内亲其亲”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再扩展到爱人民、爱天下万物……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就在于始终秉持了这样一种家国天下一体以及政治与社会一体的有机的牢固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贯通古今，成为中国文明的底层结构。

当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即为“天下大同”传统精神的当代写照，其彰显了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意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具体体现。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体现了我们文明的抱负、胸襟，与中国“治国平天下”的精神遥相呼应。

2021年10月1日，民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也是传统精神的延续。我们将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理念扩展于全球化下的共赢共享，最终将超越西方那种“赢者通吃”的思维。

2021年3月19日，中欧班列(渝新欧)开行十周年纪念专列从重庆发车。中新社记者 何蓬磊 摄

中新社记者：纵观东西方探索现代化途径的漫长历程，如何从“文明根性”的角度理解新中国的探索？

谢茂松：考古学家张光直将世界文明分为原生道路文明与次生道路文明，中国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西方文明则是一次次断裂的次生道路文明。中国作为唯一的原生道路文明，恰恰更具有普遍性，并能涵摄西方文明的普遍性，向世界提供了最为完整的文明发展样态。

中华文明向来有“君子成人之美”之大心量。我们提倡“君子以厚德载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其他文明平等、谦虚视之；同时，我们主张“君子以自强不息”“己欲达而达人”，独立自主发展自身，并带动其他国家发展。

新中国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明传统，把“厚德载物”与“自强不息”两种文明品性结合起来，走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道路。一方面，继承发展“以民为本”等思想主张，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另一方面，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对外学习，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以我为主学习苏联，改革开放后以我为主学习欧美，都为现代化探索带来了有益经验。

认识今天中国面向未来、面向下一个五百年的新文明的想象力，要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意义，突破简单地以政党——尤其是西方政党——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限制，要以文明来想象中国共产党。作为文明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将形塑新文明，进而成为新文明。(完)

受访者简介：

谢茂松，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央党校文史部兼任教授，科技部新型举国体制战略研究专家，国务院国资委商业发展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香港《南华早报》中国专家组专家。

研究专长：经学，中国文明与哲学 ，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治术思维及实践；中国文明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体制研究，中国文明与国家战略研究。著有《大臣之道：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中华书局，2013)等。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