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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19日下午，葡萄牙澳门殖民旗帜从澳门总督府缓缓落下，拉开了澳门主权移交的序幕。
之后，澳门第128任葡萄牙总督韦奇里小心翼翼地收起总督府最后一面炮澳旗帜，驱车前往新港会场。在那里，葡萄牙共和国正式结束了对澳门近500年的殖民统治，将主权移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第一位行政长官许雨华就职，澳门总督成为历史，韦奇立成为“最后一位澳大利亚导演”。
日，葡萄牙入侵，旅人离开了家。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553年，葡萄牙人以“租地晾干浸水”为借口，贿赂明朝官员，获准在广东香山县湖景澳(澳门旧称)短期逗留。
1554年，明朝批准了葡萄牙商船队的请求，允许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进行贸易，条件是每年要向法院进贡。
1557年，葡萄牙人每年以500两银子购买澳门半岛的所有使用权，随着葡萄裙带CAO时代正式开始，由葡萄牙、印度总督亲自管理，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最大的港口，垄断了东亚海上贸易。
1583年，经葡萄牙印度总督允许，澳门议事会成立，获得澳门部分自治权，1586年授予澳门“市”资格，澳门正式开始自治。
1580-1640年间，葡萄牙并入西班牙主导的伊比利亚共同主演联盟，根据协议允许澳门医生继续升起葡萄牙国旗，葡萄牙在光复后被授予“上帝声明之城”的称号。
1783年4月4日，葡萄牙政府通过赋予澳门总督政治主导权、赋予澳门议事会决定否决权，澳门议事会的权力逐渐减弱，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的控制。
1845年11月20日，为了与1842年成为自由港的英属香港竞争，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Maria II de Portugal)宣布澳门为自由港。
允许外国商船停泊进行贸易活动，拒绝向清朝政府缴纳地方租赁银，派遣澳大利亚驻浦郡管辖，将当时对葡萄牙居民的统治权扩大到所有居民，葡萄牙从澳门租赁转变为对澳门的正式殖民统治。
1887年12月1日，葡萄牙与清朝签订了中葡和解通商条约，葡萄牙同意接待澳门，但清朝保留澳门与其他国家必须得到清朝同意的权利。这是16世纪以来中葡之间关于澳门的第一个正式条约，澳门从主权意义上被转让。
1955年，葡萄牙政府宣布澳门为葡萄牙海外省。1966年12月3日，澳门历史上最大的反澳大利亚葡萄牙政府暴动，亲华势力逐渐控制了澳门社会。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后，民主政府放弃了所有海外殖民地，承认澳门为“葡萄牙统治下的中国领土”。
1987年4月13日，中葡政府正式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两国同意归还澳门主权。
1999年12月19日，澳大利亚、葡萄牙政府正式将主权移交给中国，澳门回归，结束了葡萄牙在澳门442年的统治。
在 400多年的殖民统治中，澳门总督自1783年澳门议事会权力削弱以来，一直是澳门的权威统治者，对澳门产生了巨大影响，共有128任。澳督直接受命于葡萄牙国王或葡萄牙总统，在澳门执行葡萄牙的政策。
澳大利亚毒职一般由军人担任，其职位相当于葡萄牙的政府部长。1616年，卡洛霍被任命为第一任澳大利亚总督，但没有上任。
1623年，第二任澳大利亚州长马斯正式就任澳门，但直到第79任澳大利亚总督亚马逊，澳门总督这个职位实际上是非法的。因为澳门的主权仍然属于中国。
1887年清政府与葡萄牙签署
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失去澳门主权后，澳督这一职位才算名正言顺。直至1999年12月20日，澳葡政府最后一任澳督韦奇立移交管理权，澳门主权移交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一部分。
二、韦督治澳，有喜有忧
自初代澳督卡洛豪以来，一百二十八代澳督绝大多数都出身军旅，末代澳督韦奇立也不例外，他是葡萄牙陆军的一名上将。
韦奇立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刚出生就被父母带到非洲的莫桑比克修铁路，在非洲，一家人颠沛流离。
直到韦奇立十岁时，父母才把他送回送回葡萄牙读书，他刚刚回国的时候备受歧视，但是他化悲痛为动力，努力学习，成绩优异，顺利升入进入军事学院就读，从此步入军旅。
1971年，韦奇立被任命为海外领地陆军总参谋长，前往澳门办公，从此和澳门结缘。二十年后的1991年，韦奇立被任命为澳门总督，正式执掌澳门，后连任一届，直至1999年澳门主权移交中国。
韦奇立担任澳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
韦奇立抵澳履任之后，鉴于前几任澳督“好头不好尾”的教训，鉴于苏亚雷斯总统和施华高总理的重托，表示争取在“九九”之前，营造好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生富足的澳门，及创造好妥善的条件，将澳门顺利地移交给中国。
在葡国人“五百年航海史”的最后一页，写上最光辉最体面的一笔。
为此，他在到任之后，假惺惺作出了否决新口岸七幅土地开投、暂时搁置“道路法典”的执行、委任反贪污专员等几个“大动作”，令澳门居民高兴了一阵，中方亦暗自欢喜。
但在此后，却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各项工作都几乎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甚至因为财政出现赤字而延期实行免费教育，收紧各政府部门的权力等，而引起了人们的失望之情。
正在这时，韦奇立于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旬访问北京，他在与中国领导人接触之后，发现东方人和西方人，包括北京领导人和澳门政府，澳门民间和政府官方，在文化背景和思维习惯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如果缺乏对话沟通，就往往会发生严重的隔膜甚至是误会，有时出于好心作出一项决定，也有可能会被对方误解，弄至关系紧张，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中葡关系的发展。
在前任澳督文礼治和护督范礼保的在任期间，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因此，应当做好对中方的研究和沟通工作，并组成有关的智囊班子。
随后，澳督在返葡述职并与施华高总理会谈时，说出了自己的这一构思，而获得了总理的赞同和支持。
施华高向韦奇立推荐了几位正在协助自己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社会学家，到澳门担任韦奇立的“智囊”。
此后，韦奇立的内外政策，都有了显著的转变。在内政方面，葡萄牙殖民者开始假惺惺关注改善民生质素的问题，并在保障殖民者利益的基础上就澳门居民意见较多的经济、房屋、交通管理等方面进行整改。
在对外政策方面，则是见风使舵，时刻保持对国际局势的关注，注意搞好与中国内地的友好关系，声称要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做好合作互补的工作，试图在澳门回归后保留殖民者利益。
三、澳督落幕，晚节不保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港澳回归前夕，在香港总督彭定康大搞与北京对抗之际，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总理施华高和澳督韦奇立采取了见风使舵的态度，时刻关注国际政治动向，令澳门社会经济局势避免出现动荡不安和分化，为自己和葡萄牙捞到了好名声。
一九九二年十月，在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不到一个月，遭到中国强烈批评之际，他曾到澳门访问并与澳督韦奇立会谈，彭定康在行前发出“双方将会就各自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交换意见”的气球。
在会谈过程中，彭定康向韦奇立介绍了当时中英关系发展的情况，尤其是双方在政治改革问题上的争论要点，大力向韦奇立“推销”自己的那一套，并意图游说澳督支持他的立场，以“壮大”其“声势”。
但是，韦奇立却以不介入的态度，只听不说的手法，对应彭定康的游说。
韦奇立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多种因素促成的。韦奇立出身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澳门有自己的特殊情况，而且面积细小，经济力量薄弱，本来就不具备与中方擂台对抗的“本钱”。
在此情况下，继续采取现行政策，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实惠。而且，鉴于几位前任的教训，只有搞好与中方的关系，才能令自己坐稳澳督的位置，实现苏亚雷斯对他提出的“一直任职到九九”的政治前景。
然而，韦奇立所面临的压力和诱惑，也确实是太多了，随时都可能会令他离开澳门。在压力方面，他的与北京保持友好关系的做法，受到了葡国一些政客的强烈攻击。
葡国报章上经常刊登指责他“软弱”、“投降”的文章，有人甚至在总理之间挑拨离间，甚至于要制造“违宪”事件来在政治上搞垮他。
与此同时，一些政客则公开指责“北京干预澳门内政”，以此来反对韦奇立的“软弱无能”。至于诱惑方面，则主要是面对政治前途的问题。一九九二年中，由于葡国三军总参谋长逝世，当时身为三军总司令的苏亚雷斯有意委任韦奇立担任三军总参谋长。
事实上在曾参与一九七四年“四·二五革命”的军人中，亦只有韦奇立最具资格出任这一职位。
一九九二年七月间，又传出施华高总理打算委任韦奇立出任国防部长的消息。最近，葡国政坛又盛传他会参加一九九六年二月葡国总统竞选。这些消息每次传出时，都令中方有关人士紧张一轮，设法了解是否属实。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五日，韦奇立正式公开表态，宣称他本人现在的主要目标是为澳门工作，并不适宜作其他打算。
他表示面对澳督工作的挑战，他会负起澳门过渡期事务的责任，因为过渡期的工作很重要，关系到葡国人能否在“九九”时体面光荣地撤出澳门。
但是同时韦奇立也是葡萄牙利益的坚定维护者。1993年《澳门基本法》的序言中写到“葡萄牙占领了澳门”。
韦奇立认为不妥，对中方提出了异议，他的理由是这样的表述会让澳门的土生葡人无法融入回归后的澳门社会，产生民族裂痕。
最后，在双方的相互妥协下，中文的“占领”保留了，但是英文和葡文的翻译则被改成了“occupy”及其衍生葡文单词。
这个词的含义是暂时占有，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表明葡萄牙人对澳门只是借用，不表明是非好坏，以此模糊葡萄牙的殖民罪行。
1998年澳门回归前一年，韦奇立再次发动他沽名钓誉的本领，有意开始流露出离别的感伤，拉近自己与中国的关系，主动亲善中国文化，提出请太极宗师宗光耀先生教自己太极拳，对此但是宗光耀看透了，所以并没有同意。
他还曾盛情邀请澳督府的中餐主厨一起去葡萄牙生活，但主厨说自己想留在回归后的澳门特区，做一个中国人，和学太极拳一样，韦奇立又一次没能如愿。
葡萄牙的退出的的确很体面很彻底，澳门回归二十多年，一直安稳繁荣，人均GDP位居世界前五，葡萄牙再没有干涉过澳门事务，澳门也没有跟着香港闹事，被称为共和国的“模范儿子”。
值得一提的是，沽名钓誉的韦奇立离开中国后却晚节不保，因为他做了两件很龌龊的事。
本来根据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签署的有关协议，在澳门回归中国前，葡国只能运走属于葡方的档案文件，但韦奇立偷偷带走了澳门总督府一百余幅油画，并制作赝品留在澳门蒙骗中国。
对此，多位前任澳门总督，高斯达、李安道及文礼治均认为这行为是不对的，高斯达更明白指出，这批油画是属于澳门的。
此事在葡国及澳门葡人圈子引起很大的议论，在澳门葡国人士更直言，油画事件不过是韦奇立人品的冰山一角。
除此之外还有佐治欧华利基金会事件，韦奇立在澳门回归前三个月，授意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拨出五千万元予在里斯本成立的佐治欧华利基金，当时并无实时公布，这笔款项在澳门回归前成功调拨，成为了韦奇立的私人财产。
澳门特区政府将事件交由独立委员会调查作出报告，报告指该次拨款是非法的。自此二事件曝光后，韦奇立晚节不保，他亦因此事被葡萄牙政府和总统冷落。
伪装出的开明终究会被戳穿，殖民者永远是殖民者，殖民的罪恶是不能忘却的，澳督这个职位注定随着殖民主义的消亡而走进历史垃圾堆，澳门能有今天的繁荣，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央政府的有效领导和澳门人民当家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