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手机卡】网贷广告引起了台湾的公愤，这一幕发生在20年前。

文字/虎眼

很多网贷广告引起了台湾社会的公愤。例如，空姐喜欢在检查网贷限额后嫁给老农。无业女青年好评道：“我想在去工作之前先看看世界。”农民工坐飞机开窗想被嘲笑，大老板站出来解围。"胜锡，不要和没有礼貌的人开玩笑。"，“胜硕的钱来自网络贷款。”最敏感的利息用一句话说：“一万天利息，一瓶水也不贵。”

以手机为平台的网贷喊着“310模式”，申请3分钟，汇款1分钟，0个人碰了钱。大老板热情地喊着“让年轻一代不担心钱的伟大技术”，但网贷的爆炸性成功来自于“过度消费”。

当代诗人李尚恩诗说：“回顾全县国和家，就能勤俭奢华。”为什么安伯党枕头，真珠儿是从茶开始的。如果消费者数收入，保持中国传统的勤俭美德，网络贷款就没有利润。商家必须推翻理性，引导大众任性消费，“310模式”才能赚钱。劝告大众借钱乱用的网络贷款广告，正在突破理性的下限。

事实上，“310型号”不是创新产品。早在20年前，台湾金融业就利用现金卡和信用卡成功推出了“310模式”。现金卡和信用卡俗称“双卡”，比今天的手机网贷毫不逊色。办卡快5分钟，取钱到取款机上按几个按钮就可以了，审核门槛降到一张名片就可以了。广告的滥用指数比今天的网贷大得多。网贷广告的“万元一字还不贵一瓶水”，两张卡广告高喊：“借1万元，每天只需要5元利息。”当时台湾的矿泉水是10韩元，万韩元一天的利息只有半瓶水贵。

双卡轰轰烈烈地掀起了“过度消费”热潮，最终掀起了“卡债风暴”，使70万人沦为负债“卡诺”，造成了无数人类悲剧，进一步冲击了整个一代人。

“节约是美德”的传统道德观瓦解了

1999年推出的万泰银行“乔治玛丽现金卡”是信用卡债务风暴的开端。那一系列促销广告轰动了整个时代，引起了过度消费的狂热，至今仍被认为是广告公司的经典杰作。

最受欢迎的促销广告之一是清秀的年轻人在酒吧“逼迫”，点高价酒，倾听高级人士的成功经验，只听到了“乔治玛丽”这一神秘大势。"乔治玛丽帮我订了一辆新车."，“出国玩也是乔治玛丽出的钱。”，“乔治玛丽帮我付了房子的第一笔钱。”乔治玛丽明确地问我原来是“现在就去爱吧，兑现梦想”的现金卡，快一张，名车未处理很容易就开始了。"我的妻子，乔治玛丽，追我来了。"问。

“乔治玛丽”推崇的消费新观念像野火一样成功地颠覆了台湾公众的钱观。

杨绛时代大力提倡节约，任性消费是不道德的愚行。蒋经国开始执政时提出了“八项政治和社会创新”，第一项是“节约，不要浪费，国民要杜绝奢侈，培养社会善良风气”。欧美当时流行个人支票和信用卡等信用消费手段，刷卡的时候看不到现金，所以很容易乱花钱，大当局把他们当成洪水猛兽。

信用卡于1974年进入台湾，当局坚持“先存款后消费”，信用卡金额不能超过银行现有存款，因此信用卡不能降级为“签名卡”。当局还成立了“共同签名卡处理中心”，为了严格管理，独家发行，老百姓只能从现钞量收入中支出。

李登辉主政后迅速放松了信用卡控制。1989年台湾开放了无需存款即可刷卡的“循环信用”，1992年开放信用卡预付现金，1993年解除垄断控制，开放银行直接发行信用卡。20世纪90年代，整个银行铆钉出售信用卡，信用卡发行量在1996年突破了1000万张。只是老百姓节约观念根深蒂固，银行卡小心翼翼，不习惯用信用卡借现金，银行迟迟赚不了大钱。

直到“乔治玛丽”出世，“节约是美德”的传统道德观才被粉碎。银行用南征广告点燃过度消费欲望后，下一步就是滥发卡，取得过度消费成果。

去取款机插卡就可以借出纸币的“现金卡”，20年前台湾很神奇。早年向银行借钱很麻烦，不仅要严格审查业务、收入和资产，还要调查信用情况，光在柜台填表就要半天。“乔治玛丽”大开方便之门，大大降低了借钱的门槛，消除了烦人的柜台，高喊“不使用手机、互联网、传真卡等”。因为发卡量已经破了千万张信用卡，所以也不能浪费，取款机和信用卡预售现金功能就是现成的现金卡。

George Mary取得巨大成功，开创了崭新的“双卡”小额贷款业务，预计行业内市长/市场潜力将达到新台币3000亿韩元。万泰银行赚大钱，股票在两年内上涨了8倍。整个银行像血腥鲨鱼一样争夺双卡市场。

抢劫市场最重要的关键是正确锁定顾客。各大银行得出结论：用双卡借钱的人大多是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人。

各银行竭尽全力刺激消费兽性

用双卡借钱，利息很可怕。利率超过20%是非法高利贷，双卡利率一般设置在13%到18%之间。但是银行是钻法律漏洞的专家

一朝不慎“刷爆”卡片，欠上银行钱，还款先计算未偿还的利息，复利滚动，再加违约金。许多人辛苦还款多年，才发现还的钱都是复利陷阱滚出来的糊涂新债，越还债越多。

“你还的钱会先被拿去还利息。”律师王至德说明银行的黑心陷阱，“你还得再久，都是在还利息，本金永远没还到，所以每个月利息都还是这么高。本金如果是120万，每年利息是24万，每个月要还2万的利息。”

高利贷、砍头贷、复利陷阱……双卡吃人不眨眼，只有没耐性细看服务条款的年轻人，才会用双卡向银行借钱。据统计，60%以上的双卡持有人是20到39岁之间的青年，其中大学以上高学历青年超过半数。

高学历青年眼高手低，梦想着一步登天，“活成我想要的样子”，却缺乏社会经验，如同待宰羔羊。各大银行猛出奇招，紧咬猎物，按照高学历年轻人的心态打造双卡产品。台新银行“YouBe现金卡”高歌“精彩故事我来创造”，送货小哥刷卡借钱就能逍遥玩乐；中华商银“MIKE现金卡”主攻剩男心态，带张现金卡才能约会泡妞；诚泰银行“金太郎现金卡”赤裸裸鼓吹过度消费，“想买就买，买个过瘾”。

国际大银行见猎心喜。台湾本地银行眼光窄浅，营销手法太土气；国际大银行则以专业团队制定行销策略，出手精确稳狠。花旗银行推出“花旗仕女卡”，瞄准女青年的贵妇梦，堪称市场行销的至尊范例。天主教辅仁大学社会学系一篇硕士论文，点明这个奇招，诱导“20到30岁的年轻女性，利用信用卡的消费额度，预借一个自身金钱能力尚无法负荷的生活风格”。

第二大客源是贫困缺钱人群。银行大打广告，鼓吹房租等日常开销也用双卡借钱，更大肆调降办卡门槛，有张名片就发卡，让财务状况不佳的人群也能借钱。更糟糕的是，银行使出“以卡办卡”的黑心招。只要已有其他银行的双卡，就能通过办卡信用审核。媒体质疑，银行却振振有词，指出顾客已有其他银行的双卡，代表信用已受审核，不需费事另审。事实上，“以卡办卡”经常是“以债还债”，向新银行刷卡借钱，还旧银行的卡债。

信用审核简化到一张名片，就能实现不可思议的办卡速度。现金卡问世之初，办卡尚需半个小时，两年后只要5分钟。

双卡大获成功，银行竞争激烈，各种“双卡”超过800种，必须以更有力的策略鞭策消费者加大力度花钱。于是，银行纷纷使用增加额度的绝招。一张额度2万元的现金卡，只要准时还钱，额度主动调高。“乔治&玛莉现金卡”最高调升到30万，“金太郎现金卡”更直接喊出100万最高额度，全力激发消费兽性。

借钱总得还。双卡迅速造成大批还不起卡债的“卡奴”，当时执政的陈水扁当局却迟迟不愿管理双卡歪风。原因在于，双卡造成的过度消费，有效美化了经济数据。

刺激经济的迷思

2000年，民进党首次执政，2001年经济衰退2.17%。困难时期理应节约，当局却使出各式各样近似投机的粗暴手法刺激本地消费，果然在纸面上有效拉起经济成长率，双卡是功臣之一。

“在2001年，经济成长率衰退时，信用卡预借现金金额增加，其中消费上升一部分原因为日常消费……另一部分则可能是非必需品的消费。”台湾“金管会”分析了双卡刺激消费的妙用，“在经济成长率衰退时，所得下降，理论上消费也应该下降……显示（2001年）消费者对整体经济状况是比较没有感觉的。”

双卡在手，花钱失去理智，就能在“整体经济状况”萧条时任性花钱。许多深陷衰退的经济体，同时期都用了这个损招。韩国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经济破产，政府饮鸩止渴，鼓励信用卡借钱消费。1999年，全韩信用卡3890多万张，2002年增至1亿余张，私人消费年成长最高达到7.9%；香港地区也在1998年放手增加信用卡流通量。

借钱消费的恶果迅速爆发，香港地区与韩国双双爆发卡债危机。香港地区的信用卡坏账率于2002年第3季暴增至14.55%，韩国坏账率在2003年第4季飙到14.05%。

台湾大众较为理性。据“金管会”分析，台湾大众实际上只迷失了2年。到了2002年，消费者已渐渐恢复理智，“根据整体经济状况来消费”，双卡原已走到末路。然而，贪腐使双卡起死回生。

陈水扁自2000年起推动两次金融改革，由当局主导银行兼并，扬言只留一半银行。全台53家银行恐慌万分。有门路的大银行向绿营高官进贡，造成大批“金改”弊案。小银行只好想方设法冲高业绩，以求谈个并购好价钱。产业崩落，企业放款欲振乏力，双卡造成的“消费性金融”却是潜力十足。

因此，在消费者恢复理性的2002年，银行变本加厉疯狂推销双卡，台当局冷眼旁观。卡债风暴研究专家夏传位指出，“银行与政府似乎都表现出投机的心态”。

台当局刻意放纵，使双卡的促销手法走火入魔。在双卡出现颓势的2002年，大众银行推出“Much现金卡”广告，运用形象正面的艺人温馨喊话，将刷卡借钱吹捧为高尚之举。“借钱不是难看的事，借钱是高尚的行为，因为你在对自己负责。”

双输：卡奴不受同情，银行引火自焚

台湾卡债风暴于2005年爆发，坏账率于2006年5月达到4.98%，70万人沦为“卡奴”。

“过度消费”被公认为卡债风暴的祸首。麦肯锡2005年报告估计，70%的双卡债务用于“奢侈消费”。台湾“青辅会”调查显示，青年的过度消费最为离谱：“30岁以下的卡债背负者，欠债的最主要原因是过度消费，债权银行最高高达十家。这些卡债背负者虽然月收入平均只有2万到2.9万元，但欠债金额却高达100万到199万元。卡债者的欠款金额与平均月收入比，高达50倍到60倍。”

欠下银行钱的下场很凄惨，讨债公司暴力催收，法院起诉查封财产。台当局则继续冷眼旁观。

香港爆发卡债风暴时，特区政府迅速推出救助方案，要求银行协商“行继债务舒缓计划”。实在还不起，则以宣告破产解决。香港破产署特意简化破产作业处理时间，给卡奴一条生路。台当局拖到2005年底才推行债务协商机制与“更生程序”，而银行又是漫天开价。

据“法律扶助基金会”统计，债务协商办理3年，成功件数22万余件，仍还不起钱的“毁诺率”却高达一半。寻求“更生”的卡奴共6万余人，实际通过13.7%。至于破产，几乎不可能批准。一名检察官以“卡奴，别企望成为‘破产人’”为题撰文，警告卡奴不要梦想“只要申请破产，满屁股的债务便马上勾销”。

老百姓并不同情卡奴。《经济日报》的一篇报道写道：“部分卡债族在媒体上诉说着欠债的悲情故事，但你知道有些卡债族的钱花到哪里去了吗？根据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六成四的卡债族的支出，是在百货公司、酒店、KTV、珠宝等非民生性的奢侈品支出。”

卡奴总数约在50万到70万人之间。若按一般利息欠债，总有还清之日，但银行卡债是还不完的复利高利贷。卡奴沦为社会边缘人，自杀惨剧层出不穷。能还债脱身的卡奴大多依靠亲友借钱，台湾家庭或多或少都有为亲友凑钱还卡债的经验。

更惨烈的是，卡奴大多是20到39岁的青壮年，原处于上养亲老、下抚妻女的壮盛年华，沦为家庭负担，志气一败涂地。由此产生的连锁效应，沉重打击了整个世代。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银行并未赚到钱。还不出钱的卡奴，造成巨大的逾放呆账，压垮了银行。首创“乔治&玛莉现金卡”的万泰银行，于2006年亏损近1个资本额，最终由陈水扁当局引进美国私募基金强力改组，银行老董只能拱手退出。燃起全台过度消费狂热的现金卡，不但毁了青年，也毁了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