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中国古代熟练的工匠辈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宝物。这些宝物不仅有文化遗产方面的价值，还展示了我古代的先进技术。我来介绍几个全世界的宝物。
山氏版：西周末期青铜器，康熙年出土，嘉庆年间作为贡品进京。盘子高度20.6厘米，腹部深度9.8厘米，直径54.6厘米，场地直径41.4厘米，重量21312克。刻有徐州末期土地合同，共19行，357个字符。刻字线委婉灵活，是研究徐州金门的重要材料。早在商朝中期，青铜器就已经出现铭文，比甲骨文的时代早。但是西周以后青铜器上刻铭文的风气大流行，祭祀、战争、赔偿等大事，甚至合同都记录在青铜器上。山氏版出土于康熙年间，嘉庆获得年度敬功，成为庆祝嘉庆皇帝生日的贺礼，成为皇室收藏品。盘子上的铭文共有357字，记录着西周末期的土地契约。今天，位于西宝鸡凤翔一带的产国被西北方的国家侵占土地，两国和解，划定边界，国家割地，赔偿，过程和合同都被铸在托盘上作为证据。山籽板造型和花纹装饰都表现出西周末期青铜器的简约风格，文字线条平缓，是研究西周金门的重要材料。
余姚天青武门椭圆修仙粉：余姚是北宋徽宗朝的官窑，以天青釉色闻名。这盆高6.7厘米，深3.5厘米，长23厘米，宽16.4厘米，是名牌中的精品。余姚传世作品不多。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藏着约20件，修仙盆淡雅大方，由于反复上釉的关系，上釉层有点厚度，有流动性。嘴角上釉层薄，胎土颜色隐约透出。四个云头发的转折点堆积着釉层，像油一样柔软。釉层厚度薄，引起了电釉颜色和质感的微妙变化，扣人心弦。尊世旅妖器有很多开场，只有这一件干净、没有花纹，益发看起来整齐端庄，充分显示了北宋制陶瓷工艺对玉法郎的无偿追求。(莎士比亚，莎士比亚。)
镀金上珊瑚松石丹星：高：14.8厘米直径：32.4厘米，丹星(曼达拉)是藏传佛教象征宇宙结构的法器。这个祭坛城堡是达赖喇嘛五世在清朝顺治九年(1652年)送给顺治皇帝的礼物，高14.8厘米，直径32.4厘米，通体镀金，绿松石，可见非常珍贵。可见清朝和西藏在政治宗教上有着密切的关系。
松山旅行图：范光是北宋中期著名的画家，这幅画是他传来的唯一真迹。这部作品高度206.3厘米，宽度103.3厘米，从上到下分为三段，分别表示前、中、后的距离。主体是气势雄壮的主峰，爬不高，重庆有一队商人奋力赶路，巨山的突出显得很渺小。这幅画本来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后来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林灿发现画右下角的树叶上有凡宽的签名。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透露，树叶中需要隐藏的签名是一名工人(清洁工)先发现的。范光来自管区，饱览了北地的壮丽景色，文章山水气势宏伟。《溪山行旅图》是虎幅传来的唯一珍品，右下角树丛里有虎幅的铭文。《溪山行旅图》的画面从上到下分为三段，分别表示前、中、后的距离，这也是中国早期山水画中常见的空间表现手法。画中传达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以天地为万物的倒退，人类只是其中短暂的过客。
早春图：据说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现任馆长石秀谦最喜欢的画。这部作品是长158.3厘米、宽108.1厘米的色样，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宫廷画家郭熙。郭熙是北宋新宗朝的宫廷画家，1072年《早春图》，充分反映了他的绘画成就，主要特征是画出像蒸云一样动态的山石和蟹爪一样的树枝。画面中央的珠山外，两边有船、渔夫、女人和男孩在水边工作。这是春雪乍融化的季节。草木才刚开始分枝，自然界和生民百姓都开始了新年的生命周期。北宋画家非常注意四季的气息和自然的律动，郭熙本人观察过四季的山水。“陈珊珊的演技Arashi，四点不同，春山狂野而笑，夏山绿如铃铛，秋山清澈，冬山惨淡而眠。“这个《早春图》就是微笑的春山。与泛宽的三段严谨格局不同，增加了微妙的气氛，使物象变得柔和，整合了全幅画的透视和深度。
浅的空间感，塑造出可游可居的理想山水。
万壑松风图：此画长188.7厘米，宽139.8厘米，是宋朝另一位著名画家李唐的作品。李唐横跨南北宋两代，是中国画史上承上启下的人物。这幅作品是李唐在北宋画院时期的作品，李唐表现石面质感的用笔称为“斧劈皴”，是其笔法的一大特色。李唐（约 1049－1130 後，另一说约 1070－1150 後）於宋徽宗朝任职於画院，靖康之难後南渡到杭州，高宗重建画院後，再度入画院任职。李唐横跨了南北宋两代，是画史上承先启後的人物。《万壑松风图》是李唐在北宋画院时的作品。图中是粗砺嶙峋的石质山壁，松树林於乱石中拔起，表现了旺盛的生命力。两侧的溪涧流水沿石而下，观者彷佛可感受到水流的速度与声音。比起范宽、郭熙两位前代的大师，由於主山的比例缩小，且去除了雾气的使用，山水看来格外清晰，亦令观者产生如临其境、如在目前的感受，翻出了不同的山水气象。
藏文大藏经：藏文佛经的装帧形式不同于汉族人习惯用的佛教经本，而是以经叶、经版和经衣组成。经叶呈长方形，一张张叠成一摞，上下以经版夹住，然后用丝带扎紧，并附上白色哈达，最后以黄绫经衣包裹，成为完整的一函经箧。这种经本形式源自印度，为西藏佛教沿用，称为“梵夹装”。此为清朝的收藏，泥金写本藏文甘珠尔经的经叶，正反两面均以金泥正楷书写，每函300～500叶不等，经叶依次序叠放后，边缘即呈现金泥彩绘的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吉祥结等8种图案。
国子监刊本《尔雅》：此刊本由南宋最高学府——国子监刊印，保存完整。国子监自五代开始刊刻经籍，但如今五代与北宋的刊本已不多见。这部南宋时代的《尔雅》是孤本，也是研究五代刻书规模的重要物证。值得一提的是，古书的字体与刊印形式也如艺术品一般有其风格演变的历史。这部《尔雅》的字体端庄有力，版面宽大疏朗，又称为宋刻大字本，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帝鉴图说：这是张居正为当时年仅10岁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所编的教科书，每段故事先录一段简短的史传记载，再翻译成当时通行的白话文，于文末提醒为政之方，通俗易懂。“台北故宫”所藏《帝鉴图说》共两册，是清代内府的图绘写本，色彩鲜艳，制作精美。依制作人员的年代判断，应该完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之后。
这个是北京故宫的翠玉白菜与台北故宫的翠玉白菜比较起来，就显得稍为差一些，给人的感觉是不嫩！似乎是老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毕竟是玉制品，也算是件不多见的珍宝。
大雁玉带饰：长11厘米，宽6.4厘米，正面以多层次镂空技法，呈现大雁穿梭于河塘苇丛间的景况，塑造出线条层叠的丰富空间。背面则由铜制带扣，供穿系革带之用。这件作品既有元朝带饰的椭圆造型，又只呈现大雁而无猎鹰，可能创作于元明风格交替的时期。辽、金服饰中，常见猎鹰捕雁的纹饰题材，称为「春水」，与北方鲜卑、女真族在春日纵鹰捕雁的习俗有关。明代以後的匠人承袭了这个传统，但淡化了游牧民族的狩猎特质，因此构图不见猎鹰，只见大雁。本作品既有元朝带饰的椭圆造型，又只呈现大雁而无猎鹰，可能创作於元明风格交替的时期。
清明上河图：此为清院本（北宋张择端原作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设色绢本，长1152.8厘米，宽35.6厘米。“清明上河图”历代有很多画家相继模仿，清院本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仿本，雍正皇帝下诏绘制，乾隆年间完成。此版本广采各家所长，并增添了很多明清时代的特殊风格，如踏青、戏剧、猴戏、特技和擂台等。
掐丝珐琅天鸡尊：为18世纪后期文物，铜胎，仿古铜器天鸡尊形制，高25.8厘米，宽9.0厘米，最长处21.0厘米，重约3535克。 铜胎，仿古铜器天鸡尊形制，凤首与背部「T」形脊镀金，馀施浅绿及蓝地满饰各式羽纹，腹饰兽面纹，喇叭式口饰缠枝花及拐子龙等变饰，双足蹲在车轴上，以内卷的尾羽和镂制的车轮为座，器形庄重，釉色鲜明丽，是上好的陈设器。根据粉红、紫红等釉色，应属十八世纪後期的文物。⑥快雪时晴帖。与专家评选相同。
清高宗夏朝冠：这是乾隆皇帝的夏朝冠，又称为凉帽。冠高14厘米，直径28厘米，冠顶高12.4厘米。帽体以一种出产于东北的“玉草”编织而成，凉爽舒适。夏朝冠帽顶需系上「冠顶」、正面饰上「金佛」、并於背面缀上「舍林」，现以故宫院藏的冠顶、金佛、舍林等配饰搭配，大致还原为当年的样貌。这些帽饰均嵌有东北出产的名贵珍珠「东珠」。在清朝的制度中，只有皇帝王才能享有在「冠顶」与「金佛」上嵌入十五颗东珠的特权。
乾隆香山九老：这件清朝木雕是广东宫廷匠人杨维占所作，高18厘米，宽9厘米。这件比一本书还小的沉香木上雕刻出9位老人在危岩壁洞边的活动，形象传神，岩壁间还刻有乾隆皇帝的诗句和印章。其中一人於壁题字，两人旁观，後方四人绕几相谈，再往外又有两名立者倚石而望，角落有童子烹茶。根据题识可知是香山九老的题材，即唐代诗人白居易与八位老友聚会吟诗的情景。
多宝格：这是清宫内专门收藏各式珍玩的百宝箱，常被称为“皇帝的玩具箱”。
铜器（商代早期－兽面纹觚）——觚属礼器中的酒器，盛酒用。本觚的腹部，饰有带状而前后相同的兽形纹，其形中央作兽面，躯干左右平张，如一头双身状，上下作二分法，其上是背脊及上卷尾，其下是腹部与足，整体平雕式图案化的简单形动物纹饰，可能是牛的变形。在三五○○年前的艺术家，能将动物的形态，经过写实的描绘，再予变形简化成图案纹饰，其创作求美的心路历程，诚非一蹴可几。
殷墟中期／蟠龙纹盘高——圆腹圈足，足下有外凸圈足座。盘面饰龙纹蟠绕于中心，蟠龙外围有鱼纹、夔龙纹及鸟纹围绕。盘外面上层饰夔纹，上有如棱脊的平面纹饰；圈足上饰俯首夔纹，下有如棱脊的平面纹饰。纹饰在盘面的布局与母题基本上与妇好盘 (M5:777)近。盘外有一小环及二小环，各对准盘面大龙首的上下鼻梁，共形成一中轴线。与之相交的另一中轴线，左右上下有兽首。考古资料显示，商代墓葬出土有水器盘者并不普遍，在殷墟中期时它似局限在稍大型且铜容器较多的墓葬。
西周晚期／毛公鼎——毛公鼎是中国二千八百多年前的一件宗庙祭器。它的内壁铸有五百个字的长铭，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后颁赠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于周宣王元年（公元前８２７年）时，其铭文是可凌驾于〔尚书〕的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也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的瑰宝重器。
西周晚期／宗周钟——商代，钟形乐器大多数是口部朝上，钟体用长柄支起后再敲奏；西周开始，渐渐改为钟口朝下，钟柄加环悬挂而奏，成为惯见的「甬钟」形式。宗周钟便是甬钟的代表。宗周钟外形上最大的特征，是钟身两面共装饰３６枚高突的长形乳丁纹，极尽华丽醒目。此钟音质浑厚宏亮，有宗庙庄严气概。
西周晚期／散氏盘——散氏盘的造形、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端正的风格，而它最吸引人注意的还是铭文。散氏盘的铭文共三百五十七字，全篇记载西周时，散、(ㄘㄜˋ)两国土地纠纷的事。大意是说：国侵略散国，后来议和。和议之时，国派出官员十五人来交割田地及田器，散国则派官员十人来接收，于是双方聚集一堂，协议订约，并由国官员对散人起誓，守约不爽。人将交于散人的田地绘制成图，在周王派来的史正仲农监交下，成为散两国的正式券约。
宋／汝窑／莲花式温碗——汝窑，为冠绝古今之中国磁器名窑。汝窑曾为宫中用器，因采覆烧的方式，故口有缺陷，因而有「宫中命汝州烧造青瓷」之举，汝窑之入选，支烧满釉应是原因之一。支烧另一用处为防止器底塌陷，汝窑所用支钉细小，所留钉痕状似芝麻，器底五支钉痕即是，也就是俗称的「芝麻钉」。釉面细碎纹路，更有「蟹爪痕」之美名。莲花温碗，以其典雅造型，温柔不透明釉色，在传世不多之汝窑器中，更显珍贵。
宋／定窑／婴儿枕——宋、金时小瓷枕广为流行，有最简单的长方形，亦有动物造型的，如虎形枕，及状似如意云状，取其吉祥意的如意枕，本件婴儿枕为其中造型较为繁复者。宋代婴儿纹样极为流行，传世宋瓷中，北方青瓷系、景德镇影青瓷、技法繁杂的磁州窑系以及本件所属的定窑系，均可见以婴儿或孩童嬉戏为纹样的作品。院藏同型婴儿枕两件，北京故宫亦有一件，三件造型一致，均以模印成型，除在细部纹饰技法、纹样、部位及尺寸略有差异外，在面貌、衣饰皱褶几乎一致，想当时应有一共同样本，提供模制。
元／钧窑／天蓝紫斑如意枕——瓷枕作如意型，器内中空，胎骨厚重。通体罩施天蓝色釉，天蓝釉层中则浮现似变形虫的紫色斑纹。陶瓷枕的烧造隋代已出现，瓷枕有作为寝具及丧葬的用途。宋朝留传的诗文也透露触之冰凉的瓷枕适用于夏季，文人常互相馈赠以传递友谊。
明／永乐／青花蟠龙天球瓶——青花在中国元代中期，也就是十四世纪左右，已达精美地步。但元末明初一度衰退，色彩变的灰暗。直到十五世纪的永乐、宣德，青花瓷艺又再度回复鲜艳的色泽，广受好评。因此，永、宣的青花磁遂成后世仿制对象。同形器在故宫博物院共藏四件，其中一件隙地为朵云纹，而土耳其TopkapiSaray Museum亦有类似藏品，不同之处在其龙纹留白而背景为青色的波涛纹。TopkapiSaray藏品上那种主纹留白的作法，俗称反青花。
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成化瓷品，胎薄釉润，娇巧玲珑，青花色淡平实，用笔柔和，与前期相较，前强劲，后柔丽，各具风韵。而以青花描绘轮廓，和谐套配各种釉上色彩，即所谓「斗彩」。有鸡纹二组，以奇石花卉间隔。一组公鸡在前，昂首护卫，母鸡在后低头觅食，三仔鸡围绕在旁，张口展翅，似为妈咪觅得食物而欢呼。另一组亦采二老三少组合，母鸡振翅低头，正奋力与猎物搏斗，前立一小鸡为母加油，并作充分准备，随时可加入战阵，也许母鸡振翅奋战，惊动了在前护卫的公鸡，蓦然回首，关爱之情不言可喻，另二仔鸡则嬉戏于花丛下，怡然自得。釉上色彩有红、黄、褐、绿等，浅染深描，或是二色重迭，搭配巧妙，架构了一幅活泼生动，祥和乐利的天伦图。
明／万历／五彩龙凤大盘——明神宗万历时期，官方手工业喜爱制作五彩缤纷的作品，以寓意吉祥为要，而题材琐碎。以本件开光中的穿花龙凤为例，龙凤都只是形式化的外型，缠枝番莲也只拘谨的勾描外廓再填色，笔致柔弱稚拙，似乎只是依样葫芦，虚应故事；但其仍尽量保持官样的原貌，官土轻薄洁白，釉色莹亮，色料淘洗匀细，其繁复多彩、色调喧哗，以及细碎的填染，反而成为此时期让人惊艳的特色。
清／雍正／珐琅彩蓝料山水把壶——珐琅彩瓷，始创于清康熙，以铜胎珐琅器为蓝本，式样单纯。雍正六年后，珐琅彩料由原本从国外进口，转而开始自制。由于彩料的关系，珐琅彩瓷的纹饰取材得以不受拘束，除花鸟、人物、山水外，画面还刻意留白以加题诗句、闲章，将「诗、书、画」的韵味汇集于器物创作中。本件以繁密娇艳的百花为地，衬托宁静、素雅的蓝色山水，「闹中取静」的视觉效果，似乎在阐述以简驭繁的美学观。器底以蓝料书宋体印章式款「雍正年制」四字，此种形式亦成尔后瓷器写款常用的模式。
清／乾隆／粉彩图案花卉镂空大盘——此件以红彩书「大清乾隆年制」篆字款。应是乾隆帝退位当太上皇时仍使用乾隆款特别烧造的器物。这段时期一方面以书「乾隆年制」红款作品进呈乾隆，另一方面也以红款书「嘉庆年制」进呈当朝的嘉庆皇帝，因此有时往往有造形、画风、色彩、风格相似的二个不同年款的作品产生。
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带齿动物面纹玉饰——青缘玉，尚称温润莹透，器表因久埋于土中，略显粗涩。近年来，在分布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三件带齿动物面纹玉饰。综合出土器、流散品等资料可知，这类玉饰的「牙齿」多作尖锥形，只有在较晚期的墓葬中，才出土方扁形牙齿的面纹玉雕。本作品不但牙齿完全扁薄方平。且大眼两侧的横出部份，也发展的比较方平，肯定出自有意识的经营设计，才能创造出如此协调而有整体感的造形，应是红山文化晚期的作品。
(另说：商／玉鸟形佩——由文献资料可知，古人在祭典上，常持拿着上端饰玉器的「玉梢」来歌舞，这件玉鸟纹佩，或即是玉梢上端所的玉饰吧！龙与鸟都是古人信仰中的神灵动物。由神话资料可知，东夷族群相信，上帝派遣神玄之鸟，来到世界降生了他们氏族的始祖。所以东夷族群的玉雕上，常有各种玄鸟─凤、鹰、枭、燕的花纹。商王朝的统治者，本属东夷族群。院藏的这件玉鸟形佩，可能是商代贵族所用的玉饰。它既可点缀华丽，烘拖富贵，又象征贵族们具有神灵动物的禀赋。)
战国／龙形佩(一对)——为典型的战国风格。考古出土以及流散或传世的，成对战国玉龙形佩为数甚丰，但鲜有尺寸如此长大，而品相端庄，雕工精致的佳品。这应为当时最高级的贵族，始能拥有的，象征身份的玉佩。
宋／真宗／禅地玉册及玉嵌片——「封禅」，在中国政治制度中，可说是最盛大，但也争议最多的一项典礼。民初疑古派的史家认为，这纯粹是战国至秦汉间，齐儒凭空杜撰，并为好大喜功的君主利用来巩固政权、夸侈政绩的活动。「封禅」最令人质疑的，还是祭典中的祝祷文，在唐玄宗以前的历代史书内，均未见记载。唐代名臣贺之章将此现象解释为，封禅帝王所求不外为长生登仙等私欲，故外人莫知之。民国二十年，马鸿逵将军率领军队驻扎于山东泰安，无意间发现一座五色土坛，并从其中得到两套玉册。玉册上分别镌刻着唐玄宗及宋真宗禅地之祝祷文。两套玉册的出土，正可以补足刊正史籍的阙如与错植，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宋─明／玉荷叶杯——此设计与浙江衢洲南宋史绳祖墓出土的一只白玉荷叶杯相似，只是本器的手法更见成熟。本器的附件紫檀木座，以多层次镂雕作一把莲状，花叶秀美清雅，益添玉杯之风采。文豪苏东坡曾谓晨饮为「浇书」，婉转而幽默的表达出知识分子不得志时，惆怅但又不放弃理想、希望的心态。或许是心有戚戚，明代的陈洪绶遂在其「画隐居十六观册」〈现藏本院〉中安排了「晨饮」这个主题。图中东坡先生坐在木根椅中，手持的正是一只与此件展品相似的荷叶杯。在此，荷叶杯具有文人不向恶劣环境屈服的象征意义。
清／玉罗汉山子——清代苏州、扬州等商业大城中的达官贵人，喜好收购玉器。究其缘由，固然有个人喜好或附庸风雅的因素存在，但也常常是为了要入贡，以讨好爱玉的皇帝。由乾隆晚期的御制诗可知，当时民间玉作坊的「新样」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玉图」的盛行。所谓「玉图」，从字面上就可以了解它和绘画有所关联。这类玉器大多是插屏、笔筒或山子的形式，通常选择山水名胜或文人掌故为主题，呈现一种较为清静雅致的韵味。由于「玉图」获得皇帝的认同，以致几件大形玉山子制作时，皆有宫廷画家特别参与绘制蓝图。玉在当时成为一种统合性的艺术媒介。
清／翠玉白菜——以一块半白半绿的翠玉为原材，运用玉料自然的色泽分布，琢碾出一棵鲜活欲滴、叶片上还停留了两只螽斯的白菜。此件翠玉白菜原是永和宫的陈设器，永和宫为清末瑾妃所居之宫殿，据说翠玉白菜即为其随嫁的嫁妆。白菜寓意清白；象征新嫁娘的纯洁，螽斯则象征多产；祈愿新妇能子孙众多。自然色泽、人为形制、象征意念，三者搭配和谐，遂成就出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