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2019年4月22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三十七次月度例会召开。会议主题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与潜在增长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基础设施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这是我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黄昕合作做的一项研究。我们研究的是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探寻是什么样的因素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研究(Norman V.Loayza，2019年)，大概有五个方面的因素会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第一是技术创新；第二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三个是教育水平，人力资本；第四是市场效率，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金融市场的效率；第五是体制，包括法律、治理结构体系等等。
我们主要想做的是基础设施投资对下一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关注其对产业升级、资源配置所发挥作用。
我们的第一条基本假设是政府基建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能够加快产业升级，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基础设施投资在时间序列里是正向的相互关系。第二条假设是政府支出通过双渠道对总消费产生影响，投资会拉动当期的消费，同时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带来下阶段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从而产生正向的促消费效应，抵消未来因税负而造成降低消费的负效应。
这是全要素生产率从1996年到2016年这20年的全国的趋势，上图是这20年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以1996年为一百来计算各个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为什么选1996为基数？因为1996是东亚金融危机前一年。我们从上图可以看到，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一个小冲击，但是以后全要素生产率一直是上升的，顶点是在2007年，这是金融危机以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最高的一年。以2008年、2009年的下降为标志，呈现一个下降趋势。我们的结果发现在2007年以前还没有这一趋势，从2011年开始下降的趋势有所放缓，从全国来看没有回升的势头。
当然，我们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在2008后下降，并不是说2008年以来的技术水平的绝对值比1996年低，而是说中国整个宏观经济的效率状态不如以前。
除此之外，我们分省做了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测算，也是以1996年为100。如上图所示，全国各省几乎都差不多，大概都是以2007年为高峰。分省的话，有些省近年来是有所上升的趋势，出现了拐点，比如浙江、重庆、江西、上海，和山东。但是从总的趋势来看，2007年是高峰，2008年后是呈下降趋势，这应该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
此外，我们希望基础设施投资以后，它能拉动、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产业升级，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检验结果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是正向相关关系。从下表可以看出，这个正向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我们还发现，对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除了基础设施投资以外，还包括为创新所进行的研发投入(经费)，城镇化率，和外国资本投资(FDI)，其对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其中，研发投入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是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正向作用的三倍。城镇化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也是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正向作用的三倍。这说明，为了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就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的推动作用是大于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作用的。
最后，我们做了服务业占比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从结果中看到，服务行业占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是负的。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目前的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是略低于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美国的经验来看，1980年到2005年这25年里，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也是负的，2005年以后，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正的。第三产业占比有20年左右的时间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负向作用，但是后来由于服务行业本身的技术水平提高，所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是正向的，欧洲也是同样的趋势。当然，我们也发现，就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还是正向的，即如果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会促进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
综述以上，我们的判断是：1.2008年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或者别的随机冲击，到目前还没有调整到稳定上升状态；2.个别省份已经对于这一轮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随机冲击作出了正向反应，让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出现了回升，可以研究总结这些省份的经验；3.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下降可能与服务业占比提高有一定关系，而这可能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4.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应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但是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是更为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