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1910年，19岁的胡适留学美国，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后，师从杜威。受其实用主义影响，胡适逐渐形成“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观，“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20世纪之活字”。后来任教北大时，为了论证白话文简明达意，胡适就如何回绝行政院秘书职位一事出题，请学生拟电报稿。学生拟出“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12字的电报稿，而胡适仅用了5个字回绝——“干不了，谢谢”。
为支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是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称“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急先锋”钱玄同及时跟进，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直接把文言文视为“独夫民贼”“文妖”。
《新青年》第2卷第1号封面
1918年1月《新青年》开始刊发白话文，但此时的文学作品往往还是“文言序言”加“白话文本”的体例，比如鲁迅的白话“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序言部分写道：“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至正文自述部分画风一转：“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次年，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进入高潮。一年之内，全国上下白话报至少出了400种。《星期评论》 《曙光》 《少年中国》《湘江评论》等都在这一年推出。
叶圣陶主编、丰子恺绘图的白话语文教材《开明国语课本》
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的同年，蔡元培成立“国语研究会”，围绕国语标准音问题引发大范围探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渐呈相辅相成之势。至1920年，教育部训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文体，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白话文至此确立了在教育制度上的地位。数年后，叶圣陶主编、丰子恺绘图的白话语文教材《开明国语课本》问世，一时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至今日又突然火起来，一版再版，影响深远。
1961年，创作中的丰子恺
然而，面对风起云涌的白话文运动，有人很不爽。国学大师黄侃针锋相对，也出了一例，“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长达11个字。而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归’4个字即可”。
黄侃（1886-1935 年），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
这样的反对之声并非个例。当胡适、陈独秀、鲁迅在《新青年》上为白话文摇旗呐喊时，以东南大学师生为主体的“学衡派”也走上了另一条为文言文正名的道路。他们秉持文言文的天然简约精雅，视其为母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表达能力非是白话文所能企及。胡先骕曾撰文《中国文学改良论》，声讨胡适“用白话推翻文言、把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过于偏激”，并抛出疑问，“向使以白话为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而从横向上看来，方言白话小说确实难以达到文言文超越语言障碍通达四方的传播效果。“许多人第一先看不懂吴语对白⋯⋯虽然不能全怪吴语对白，我还是把它译成国语。”张爱玲以国语译完《海上花列传》时曾作如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