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932元，同比名义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3%。其中，上海、北京、浙江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两万元，上海29901.63元为最高。可见，虽然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但居民的实际收入还是有比较实质性的上升，这对于中国经济向消费驱动的转型，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都会产生实质性的好处。
不过事物都有两面性，与此同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题又浮出了水面。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通常是指后发国家在经历一段高速发展后陷入增长的停滞期，这使它们陷入两方面的劣势，一方面在高端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方面难以和发达国家竞争，另一方面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又难以和发展中国家竞争。通常伴随着“中等收入陷阱”的还有社会的两极分化与不稳定。极力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优先注意点之一。
在这方面，国内经济学家在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歧。例如，近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均收入徘徊在1万美元左右，难以继续上升。但许小年的观点引起了争议，尤其是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也没有普遍性，“中等收入陷阱”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不能说中国已经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只能说有这个风险，需要及时预防和警惕。
其实厉以宁的观点有一些道理。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各国的历程也是不同的，难以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来概括各国的不同情况。比如一些拉美国家没有经过土地改革，长期以来社会财富分配极为不公，贫富差距悬殊，这是属于拉美的特殊现象，而不能自动推演到其他国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政策，应该因地制宜。在此方面，借鉴外国经验也需要考虑到条件的相似性，而不是轻易地把一些模式，例如“华盛顿共识”奉为普适性的规则，而应该探索本国自己的道路。
但强调“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就是及时注意到中国未来发展可能出现的潜力不足问题，及时通过改革来培育国内新的增长来源，尤其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增进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等等。事实上中国早就已经意识到单纯依靠劳动力优势来发展出口导向大的制造业并不是长久之计，同时还要培育深厚的国内大市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在这方面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一些建议，呼吁加快改革，保持经济活力，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样的建议应该实事求是，不应夸大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还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意味着出现社会两极分化和动荡，使得改革与前进的共识无法达成，不同利益群体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从而反过来损害增长潜力。所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除了继续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之外，加快社会改革培育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实现一种有包容性的促进合作的社会结构，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考察历史，一些国家之所以迅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一跃而成为发达国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不仅经济增长政策得当，而且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改革相辅助，比如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劳工待遇、加强环保、重视教育、促进研发和创新等等。我们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解不能只集中于保持增长速度，有的时候让速度慢下来一点儿，把社会改革等工作做得更扎实，才能为未来的增长培育更强有力的发动机。而如果忽视社会改革，过于仓促地想要跨越“陷阱”，反而欲速而不达，各种社会、劳资、生态矛盾得不到解决而愈演愈烈，最终反而会陷入“陷阱”。像这样的改革与发展的辩证法，是我们应该重视的。(编辑 祝乃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