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月冷长河，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
＜ A＞ 绪论
“予尝与论文章之法。法，譬诸规矩，规之形圆，矩之形方，而规矩所造……故曰规矩者，方园之至也。至也者，能为方圆，能不为方圆，能为不方圆者也。……山以不变为法，水以善变为法。……今夫文，何独不然！故曰：变者，法之至者也，此文之法也”。（魏禧•《魏叔子文集》）
魏禧认为“文章之法”是非常重要的，其作用相当于工匠之“规矩”，“法”有变的和不变的，善变之法，才是作文的最高境界之法，这样才可以达到“气之盛者，法有所得不施”，也就是才能进入到“无法胜有法”的理想王国。
那么，什么是作文之法呢？
“濂尝受学于立夫，问其作文之法，则谓有篇联，欲其脉络贯通；有段联，欲其奇偶迭生；有句联，欲其长短合节；有字联，欲其宾主对待。又问其作赋之法，则谓有音法，欲其倡和阖辟；有韵法，欲其清浊谐协；有辞法，欲其呼吸相应；有章法，欲其布置谨严。总而言之，皆不越生、承、还三者而已。然而字有不齐，体亦不一，必须随其类而附之，不使玉瓒与瓦缶并陈，斯为得之。此又在乎三者之外，而非精择不能到也。顾言犹在耳，而恨学之未能。因志诸传末，以谨其传焉。”（明•宋濂•《濂溪集》）
这里的法，指的是法式。这段文论，是宋濂受学于立夫（吴莱），对吴莱老师教导为文之法的虔诚回忆。表明他对“法式”（即修辞）的重视，这一观点，对他的“山林之文”和“台阁之体”（入明为官）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 文之律渊乎，其寡谐哉！意不立则罔，气不充则萎，篇章句字不整则淆。吾于是立起端以肇之，叙事以揄之，议论以广之，引用以实之，譬喻以起之，含蓄以深之，形容以彰之，过接以维之，缴结以完之。九法举而后文体具，体具而后用达，执一贯万，嗣有作者其弗渝哉。”（明•高琦•《文章一贯》）
高琦所谓“文之律”，即作文修辞的规律，他主张作文“意”要先确立，“气”要充足，“篇章句字”要完整。然后再注意修辞“九法”，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规模完备，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文章修词一事，不过以凡有文词贵乎出之以轻松秀逸、古雅典确、奇偶相参、虚实长短相间。转掉处，以高老雄键佐之，段止势尽处，以抑扬顿挫参之，使意尽而余韵悠然，更得平仄谐和，句调协适，文采灿然可观矣。古人谓不必修词者，亦止欲词如此也，岂尚浮靡雕绘也。古人谓必宜修词者，亦止欲词如此也，岂尚浮靡雕绘哉！言虽异而意未尝不一矣。程楷曰：修词无他巧，惟要知换字之法。琐碎字，宜以冠冕字换之；庸俗字，宜以文雅字换之，务令自然，毋使杜撰，此即修词之谓也。若以浮靡之言，反掩文之真意，则可鄙之词也，何以修为？知此，可无疑于人言之不一矣。”（明未•唐彪•《读书作文谱》）
这段文论，唐彪折中了古人“不必修辞”和“必宜修辞”的见解。既反对不修辞，也反对过分修辞，他在“文中用字法”（卷七）提出：“文章句调不佳，总由于平仄未协，与虚字用之未当也。……乃知古人所谓文笔，作者不过平仄调与虚字用之合法也。”
以上几段文论，皆古人论文章作文之法，也就是修辞。今人论修辞，主要讲各种修辞手法（共有六十余种，常用的有二十余种，后面详细讲述），至于王希杰教授，在《修辞学通论》中，将狭义的修辞推上广义的修辞（泛修辞），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特此说明。
古人修辞，讲作文法式，范围极广，涵盖了章法、句法、词法，它都是为“主。脑”（清•袁枚）（即今主题）服务的。诗词曲赋，包括联对，都适用之。古人吟诗作文，立意取象，非常注重“法”，“法”就是修辞。本文写作，分为两大部分，先从纵的方向详述古人对修辞的认识、发展，以选取关键时期的关键文论为主，综合阐述。后从横的方面，立足现代的各种修辞手法，结合古代诗词文赋，加以归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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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古代文论有关修辞的认识与发展
近代以来，许多人认为修辞是一种泊来品，这是一种非常肤浅和无知的论调。要知道，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长河认为没有之一＞，中华文明悠久绵长，文秩浩如烟海，文论灿若星河，这要对祖宗文法有多无知，对中华国学有多不自信，才有如此幼稚认知。只是因为某些原因，近现代对古代汉语修辞学现象／古代修辞学理论研究比较少，下面，长河根据手边资料，择其精要，对中国传统的古典文法（修辞）予以剖释、列举。
主要资料列表：
一，现代修辞研究资料
a，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古书句读释 例》；
b，陈望道•《修词学发凡》；
c，郑奠/谭全基•《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
编》；
d，谭全基•《修辞荟萃》；
e，郑子瑜•《中国修辞学的变迁》；
f，骆小所•《现代修辞学》；
g，李维琦•《修辞学》；
h，罗渊•《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
I，王希杰•《修辞学通论》；
j，易蒲、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
k，王力•《中国现代语法》；
二，古文献部分：
《文心雕龙》/《文则》／《诗人 玉屑》 《容斋随笔》／《雅伦》／《日知录》／《原诗笺注》／《说诗晬语》／《续锦机》／《随园诗话》／《古文辞类纂》／《闲情偶寄》／《艺概》……
以及一些百度下载的零散的古代文论。
①，《春秋繁露》一一中国最早的有关修辞理论著作
作者董仲舒（西汉），董“为群儒首”（汉•班固），其本是“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唐•贾公彦）。董在书中说到“《春秋》之辞，内事之侍外者，……与性，则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无贤圣，此世长者之所误出也，非《春秋》为辞之术也。”“为辞之术”，就是董把《春秋》的修辞当做一种“术”（方法）来研究，也就是后人常说的“春秋笔法”。
a，笔法一：“贵志”“好微”。“志”指文章内容／目标／作用，有“王教”和“道”；“微”指
表达内容的方式和方法，要“微言”，就是精密、含蓄。
b，笔法二：“微言大言”。“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旨），非精心达思者，其熟能知之？……由是观之，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这里讲“指（旨）”与“辞”的关系。“见其指者，不任其辞”就是孟子所说的“不以辞害志”。“辞”是表达“义”（指／旨／主旨）的。
《春秋繁露》提出“慎辞”，慎的真义就在于“求真”，“真”是修辞的基本准则。所以《文心雕龙•宗经》云：“《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备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董还提出了“为辞之术》的“常”和“变”：
“《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
“是或达于常，或达于变也”；
“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天仁人录其同姓之祸，固宜异操。”
②《文赋》一一中国古代第一篇修辞学专门论文
作者陆机 （西晋）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它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节选）
“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节选）
《文赋》是中国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问题的论著。陆机开宗明义阐明他作文赋的目的，他在文中讨论了“辞条与文律”，即修辞与作文的规律性，主要包括：
a，“情因物感，文以情生”。《文赋》认为，情感是文学创作冲动的来由和起点。
b，“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文赋》谈了主旨（“选义”）及围绕“义”组织材料，如何思考用修辞语言，按部就班地达成“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的效果。
c，“宠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文赋》充分肯定了艺术想象的作用。
d，“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文赋》强调灵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e，“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奸”。《文赋》在艺术风格上，崇尚华丽之美，强调“丽辞”，故而用赋体铺彩摛文。
f，《文赋》将文体区分为十种，简明概述了各体的特征。
可以说，《文赋》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整个艺术创作思维的规律。是我国古代研究文学创作特点的最早的一篇专论，在美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③《文则》一一中国古代第一部修辞总学专著
作者陈骙（宋代）
“则”就是规则，准则，是含有普遍的规律性。“《文则》之作，抑亦操觚之定律，珥笔之初桄。”（宋世荦•《重刊文则序》）
晋陆机《文赋》谈到研究“辞条和文律”，只是研究修辞的规律性。梁刘勰《文心雕龙》谈到研究“文术”问题，刘认为“文场笔苑，有术有门”，“总术”一篇，就是从“神思”到“附会”，对各种创作方法和修辞技巧的总结。刘勰认为“术有恒数”，“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要想精虑造文，首先要“练辞研术”（研究和练习使用修辞）→“晓术”（通晓修辞方法）→“养术”（提高修辞素养）→“驭篇”（驾驭修辞写作制胜文章）。
而《文则》研究的“法”，就是对陆士衡和刘彦和的“辞条文律”与“文术”的总结、继承、发展。（当然，还有其他前人的修辞理论，如董的《春秋繁露》／王充的《论衡》）
《文则》对修辞的原则，陈骙提出了三点主张：
a，自然
“是以古人之文发于自然，其协也亦自然。”“然文如圣贤，何等气象，譬之一元磅礴，万化流形，各极其妙，而一出于天然，真文字之准则也。”（明•陈哲《书天台陈先生文则后》）自然，是《文则》“编辑之本旨”。
b，贵简
“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著言，则文贵其简也。”
c，浅俗
“《商盘》告民，民何以晓？然在当时，用民间之通语，非若后世待训诂而后明”。“《礼记》之文，始自后仓，成于戴圣，非纯格言，间有浅语”。通语，即民间俗语也，浅语，即浅显易懂之通语也。《文则》主张修辞用语，宜浅俗，反对用那些死亡了的古语，让人看不懂。
论修辞手法是《文则》的重点。陈骙在总结、归纳前人的理论、典章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蓄意／曲折／重复／对偶／取喻／援引”等二十多种修辞手法，这里不做讨论，后面第三部分重点阐述。
至于北宋任广所编的《书叙指南》，是我国古代第一本修辞工具专书，性质相当于“修辞语汇手册”，这里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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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修辞，经过汉唐的发展，到宋，体系已基本完备。及明，因明王朝推行八股取士，引起文坛复古思潮泛滥。明初，以宋濂为代表，宣扬“辞达而道明”、先“修身”后“修辞”，出现了重道轻文的修辞观，助长了形式主义的“台阁体”。为反对统治阶层的台阁文风，茶陵派提出了，“以唐为法，以杜为宗”的复古思潮，胡震亨便是此中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唐音癸签》，是我国第一本断代的修辞学资料汇编。前、后七子的相继出现，助推了明代复古思潮，使之进入了古代汉语修辞史上的纷争时期。
这个时期的高琦和他的《文章一贯》，构建了古代修辞学上严密的新体系。上卷按立意、气象、篇／章／句／字法编排资料，下篇重点分析论述修辞九法。九法者何？叙事/议论／引用／譬喻／含蓄／形容，这六种修辞，在现代修辞手法中，都可以找到身影。另外三法是开端／过接／缴绪，这三法现已划入文章结构之中，不再属于修辞范畴。
修辞，在古典文学中，由不科学到科学，不系统到系统，由文学的附庸发展到具有相当独立的学科，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衍变过程。《雅伦》一一总结和开创了这一过程的新里程。
《雅伦》，作者明末费经虞。
“雅”就是正的意思，“伦”是指秩序。费作《雅伦》，目的是要宣扬“先王／圣人”之道，重视“人伦教化，移情易俗”的社会功能，反对单纯追求形式的“弘文丽藻”。《雅伦》主要还是谈的作法一一即诗的形式与技巧，主张“正其大旨，综以词华”。全书共二十五卷，格式（论修辞及修辞法）占了十二卷。《雅伦》的初衷，是费经虞教儿子费密如何写诗。费认为作诗，不可不知“古人矩度”，于是以《诗法统宗》为蓝本，编成《雅伦》“先子为着此书，朝夕把玩，更与名流讲究，而后晓黄鲁直所谓欲作锦必得锦机也。”由此可见一斑。他把写作与修辞法的关系，比作锦与锦机的关系。《雅伦》是一部巨大的诗话汇编，以《诗法统宗》，加以整理，削芜存精，科学编列。其原则是：“合而次之，更定义例，部分州聚，除削芜猥，收存精要，博稽旁证，使理事昭灿，开卷爽豁”。
迄清，古汉语修辞学极大丰富。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书面语由古汉语过渡到白话文，以古汉语为研究对象的修辞学逐步转变为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修辞学。
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的同时，对朱程理学提出了批判。顾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他在《日知录》中谈到对修辞的看法：“后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乎？…”顾反对模拟复古的文风，继承孔子倡导的“辞达”的修辞原则。中叶，沈德潜的“温柔敦厚”的格调论取代了王士祯的“神韵说”，嗣后，翁方纲提出“肌理说”，两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复古主义”色彩。与此相反的是袁枚“性灵说”，反对复古主义和一切形式主义的文风。整个清代，随着文学理论的不断争斗与发展，文学修辞也跟着发展。这中间出现了几部有非常重大影响的作品。
1，刘青芝《续锦机》
2，蒋澜《续诗人玉屑》
3，李渔《闲情偶记》
4，章学诚《文史通义》
金•元好问曾作《锦机》一书，云：“文章天下之难事，其法度杂见于百家之书，……山谷与黄直方书云：欲作楚辞，须熟读楚辞，观古人用意曲折处，然后下笔，喻如世之巧女，文绣妙一世，若故织锦，必得锦机，乃能成锦。”元好问作《锦机》，其目的就是把散见于百家之书的“法度”收集起来，锦机是织锦的工具，也是作文的方法。刘青芝的《续锦机》，就是将历史上重要的修辞学材料有选择的辑录下来，并加以适当的编排。共分为：源流／体裁／义例／法式／自得／评隲／窜改／讥赏／辨证／话言十大部分。
《诗人玉屑》是魏庆之的诗话集，蒋澜的《续诗人玉屑》，借用魏的体式，收集名人的评论材料，以见古人所云“诗病”和“诗法”。其自叙云：
“诗与文一也，凡欲学为古今文者，必取古今名人评论，沉潜参玩，融贯于心，方知所以相题、命意、布格、措辞、炼字之法。惟诗亦然。白石道人云：‘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然则欲学诗者，又曷可废夫名人评论哉。”
李笠翁之《闲情偶寄》，是一部论戏曲修辞的代表作。其修辞理论的基本原则，在于求“变”求“新”。强调戏曲语言的修辞，“贵浅显，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守词韵，遵曲谱”。这些都是李渔的首创。
章学诚《文史通义》，是清代修辞批评的代表作。主要针对当时因袭和空疏的文风（如“桐城派”理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章主张文章要“用世”，要对社会有良好的影响，继承了古人“修辞立其诚”，提出了“文德说”，指作者为文及论文，要抱持“仁德”的态度。其“文理说”，着重讨论“法度”的问题。章对古人修辞学，采取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继承，反对模拟和形式主义，这对后期“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并打倒文言文起了很大的作用。
“五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修辞学是以修辞格做为中心，后来，陆续加入“用词”和“造句”。在中国传统的修辞理论基础之上，建立真正现代意义理论体系的，当首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当是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到了八十年代，引进了许多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术语和概念，大大拓宽了修辞学的领域，南京大学的王希杰教授《修辞学通论》，提出了一个新的修辞学体系，将中国修辞学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现代修辞学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三大块：
1、史料整理类
以郑奠、谭全基师徒为代表，《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
2、以史引论类
有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易蒲、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周振甫《汉语修辞学史》，以及宗廷虎、袁晖等修辞学研究著作；
3、修辞哲学类
以吴礼权《中国修辞哲学史》为代表。
这里稍做提及，不是写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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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杂谈》（下）将重点从三个方面
＜C＞ 修辞与意境
＜D＞ 现代修辞格与古代修辞格的比较及举例
＜E＞ 古修辞在古诗词中的表现与归类举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