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云流水造句】张舜徽先生的漂亮文章——桂子山语丝之三十四

古人喜欢说讲义气、古诗、总经理，三者兼备的学人才是通才，都是。

谈及台湾当代散文大家陈之藩，华东师大陈子善老师有如下评价：

“文字清澈而又多姿，白话散文能写得像他这样纯净明丽，如行云流水般，实不多见。”

——《我所知道的陈之藩先生》

就我所知，大陆的老辈学者中季羡林先生、宗白华先生的白话散文也都是写得十分漂亮的。舜徽先生虽然也写白话文，但最擅长的还是文言写作，他的文言作品，就笔者有限的见识，在当代学人中实属少见，即便是放眼整个现代学术文化界，能出其右者亦不多。

传统的治学讲求“才、胆、识、力”，尤其是重视所谓“学识”，即有学有识。刘梦溪认为“才、学、识”中，“识”最难，亦更可贵。他在《学兼四部的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百年诞辰述感》一文中论及张老的学识，对其著述中的义理、考据、辞章均有精到评述：

张舜徽先生的独断之识，见于他所有著述，凡所涉猎的领域与问题，均有融会贯通之解。以本人阅读张著之印象，他似乎没有留下材料之义理空白。他的学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固有典籍烂熟于胸，随手牵引，无不贯通。如果以考索之功例之，则张氏之学，重在典籍之文本的考据比堪。义宁之学的诗文证史，古典今情，宜非其所长。但二百万言的《说文解字约注》，又纯是清儒《说文段注》一系的详博考据功夫。《约注》一书，可见舜徽先生积学之厚。至于文法词章，置诸20世纪人文大师之列，他也是可圈可点的佼佼者。他文气丰沛，引古释古，顺流而下，自成气象。为文笔力之厚，语词得位适节，断判出乎自然，五十年代后之文史学人，鲜有出其右者。这既得力于他的学养深厚，也和年轻时熟读汉唐大家之文有关。他尝着意诵读贾谊《过秦论》、《陈政事疏》等长篇有力之文，以培养文气。虽然，张先生长于为文，却不善诗词韵语，或未得文体之全，但亦因此使张学无纤毫文人之气，实现了《史通》作者刘知几说的“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的“宏愿”。

刘勰在《文心雕龙﹒征圣》中说：“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大意是思想要充实而言辞要有文采，感情真诚而文辞巧妙精美。刘勰把这看成文章写作的基本法则。张先生治学为文，是当得起这十个字的。舜老一生著述大多是著作，一些笔记体论著分开就单篇来看，都是很漂亮的学人小品。且举两例：

陈群虽显贵，终身自奉俭约如寒素。平生教诲子侄诸孙，亦时以攻苦食淡为训。尝谓衣食随分，有五觔棉花，便可过冬；人日进粥二瓯，便可撑肠。解得此意，怡然自乐。第一要有胸襟，读书固要苦心，然须会寻乐趣。（《清人文集别录》卷五《香树斋文集（二十八卷）续钞（五卷）》）

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然吴学专宗汉师遗说，屏弃其他不足数，其失也固。徽学实事求是，视夫固泥者有间矣，而但致详于名物度数，不及称举大义，其失也偏。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进之。（《清代扬州学记•绪论》）

舜老高足张三夕教授称其文章漂亮“在于学术文章写作的文辞精准，表达之概括力强，最典型的例子是《扬州学记序》里分别用一个字概括清代吴学、皖学、扬州之学的特点”。知人论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何其要言不烦，举重若轻，收放自如。

张老用心写作的学术专论，还有其他文史随笔，堪称篇篇精彩，字字珠玑。2011年在武汉举行的纪念张先生百年寿辰学术讨论会上，刘梦溪先生的报告给我印象深刻。他说张先生是“那个时代第一流的人物”，是有绝大气象的“大儒”，有着“成其大”、“得其通”、“文笔盛”的学风特点，才、学、识三者兼于一身，堪称20世纪中晚期国学家的典范。由于没有开会记笔记的习惯，刘先生当时讲“文笔盛”的一段发挥现无从查询，网上也没能找到。

张舜徽先生“文笔盛”，从其所撰《晴川阁修复记》（刊于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1995年第2期）可见一斑，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大江发源青海高原，会纳百川，浸成巨渎。及入巴蜀，流益湍疾，白涌碧翻，激浪高起，于是排千岩，穿三峡。乘其奔腾之势，一泻千里。然后水面加阔，平流东进以达于海。全程六千三百公里，所历大都小邑以百数。沿江景物如画，各有攸胜。若论风光之明媚，形势之雄奇，盖未有过于武汉者，以有黄鹤楼、晴川阁夹江而峙，可尽收上下四方之壮观于眼底也。汉阳龟山，旧名大别。其东麓有禹功矶，相传为大禹治水成功处，后世造禹王祠祀之，由来已久。明嘉靖间，汉阳太守范子箴，始建阁于矶上，取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诗意，名之曰晴川阁。与屹立武昌蛇山之黄鹤楼南北向望，无殊大江锁錀，故昔人重之。

接下来，张老写武汉水陆四达，为兵家必争之地，导致此地楼或阁迭遭毁损，再修再毁。晴川阁到1934年再次毁于暴风。直到改革开放后，武汉市人民政府重建黄鹤楼将成，乃谋重修晴川阁。作者抚今追昔，描摹胜景，发抒感慨，无不情景交融，论议风发，气韵生动，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张老这篇有名的《晴川阁修复记》刻碑树立于晴川阁内，由著名数学家、武汉大学教授李国平院士书写，堪称珠联璧合，相映成辉。

读张先生文章，常有增一字嫌多、减一个嫌少之感，其文其书无处不妥帖安稳，无处不精到纯粹。其用字之精准，遣词之雅洁，结构之谨严，风格之清通，宛若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处处让人称绝。《八十自叙》何其精炼而又全面，《爱晚楼随笔自序》又是何等简洁雅训，且抄录此《序》一段：

近数十年来，自讲学著书外，以对客之时为多。身居校园，老友新交与夫及门后进，相从讨论旧闻，请质疑义者，几无虚日。亦有海内耆宿，过汉造访；他邦硕彦，怀刺叩门。坐定之后，纵论学术。或评古人之成败得失，或品旧籍之高下良窳；或析文字，或谈训诂；或及周秦诸子，或涉历代儒林；或言养生之道，或语为文之方。所问虽杂，吾必一一答之。客既退，取其稍可存者，分条纪录，初亦无义例也。昔洪迈撰《容斋随笔》，曾自题其端云：‘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窃师其意，故亦以随笔名书。

短短几行文字，本书写作的缘起，书中的内容，书名的来由，交代得清清楚楚，毫不拖泥带水。

张舜徽先生能写一手漂亮文章，得益于从小打下的扎实基本功。他在《自强不息 壮心未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一文中回忆说：

当我少年时期，父亲经常教我：一个人如果不能把文章写好，甚至不能记载自己的思想语言，虽有很高的学识，无由表达出来，是极其痛苦的事。他教我学文，先从唐宋人的作品读起，认为那时期的文辞，明白宣畅，好懂易学；且宜多读长篇有力之文，以舒其气。因选定王安石、苏轼的万言书，以及韩愈的长篇文字，教我手抄熟读。后又上溯贾谊《陈政事疏》、《过秦论》之类的名文，我都手抄成册，反复诵习。这时用勤写日记的办法来练习作文，在日记中，也可写长篇论说或记事之篇。积之既久，日起有功，下笔为文，也就条畅多了。

舜老教人如何写好文章，一再强调要多读前人的好文章，如熟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其中特别推崇韩愈、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四家，“先诵其短文，而后读其长篇，必须高声朗诵，以舒其气势，兼领悟其用字造句布局之法，而后可以动笔为文。文章本乎天籁，惟熟读深思，可以默喻于心，运用于手，不期而合乎规矩准绳，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爱晚庐随笔﹒唐宋八大家》）张先生另有一篇讲话，题目叫《关于作文、读书、讲话等问题——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五日对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的讲话》，里面谈到：“练习作文，是一件重要的工作。过去有许多老先生，能背诵数百篇的古文，但是连便条都不会写”。张先生认为“提高自己写作的最好办法是经常写日记”。（见《霜红轩杂著》）他的《壮议轩日记》即可为证。

张先生注重积学养气，强调既读“有字书”，也读“无字书”，还要勤于练习，刻苦自励，如此文章自然越写越好，越来越气象超凡。他特别重视“文气”，这其实是中国古文的一个优良传统。汉魏时期曹丕“文以气为主”之说得到后世学者文人广泛认同，清代钱泳曾经指出：“诗文家俱有三足，言理足、意足、气足也。盖理足则精神，意足则蕴藉，气足则生动。理与意皆辅气而行，故尤必以气为主，有气即生，无气则死。”张舜徽先生深知“为文之道，主乎其气”，认为曹丕“文以气为主”之说为“达本之论”，得“为文根要”，并主张学者要“能为畅达之文”，具阳刚之美。我们读他的文章、著作，确实有理足、意足、气足的审美感受。现如今，能写出这等元气淋漓、理足辞盛的漂亮文章者，实在是很难找到了！

2021年12曰14日

（致谢：本文写作得到张三夕、阮忠两位教授的帮助。）

【责任编辑：周小莉】

作 者 简 介

范军，湖北省荆门市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传播学博士点负责人，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编辑、社长、董事长，华大鸿图文化事业发展公司董事长，《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等。

主要社会兼职有全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会副会长，韬奋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社联委员，湖北省国际友人协会会长，湖北省编辑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期刊协会副会长等。

出版个人论著有《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中国出版文化史论稿》《出版文化散论》《中国古代诗歌编辑专题研究》《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综论》《文化软实力“力”从何来》《中国现代书业广告二十家》《岁月书痕》《苏东坡的人生哲学》等；合著有《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出版文化与出版产业专题研究》《历代笔记小品》；主编有《中外大学出版史论》《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研究》《华中学术传播论坛》（多辑）等。在核心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00余篇，发表散文、随笔数十篇，其中论文40多篇次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摘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多项，研究成果获湖北省社科成果一等奖、武汉市社科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论文奖等。个人获得第五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湖北省新闻出版系统先进工作者、首届湖北出版政府（人物）奖、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大学出版社首届高校出版人物奖等荣誉，入选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五个一批”人才、第二届“湖北文化名家”、国家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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