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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然开朗】二里头没发现夏文字,为何后世却知道夏朝历史?考古发现豁然开朗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修改历史的传统,这也是几千年来我们仍然能够明确恢复历史发展脉络的主要原因。

不过,后一个朝代编撰前朝史书的重要前提,是前朝有文献记载传世。

比如清朝所修的《明史》,就是根据明朝自己的《明实录》等资料增减而来的,如果脱离了这种实录性质的文献,史官们就算绞尽脑汁,也不可能准确记载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前所发生的之事。

而纵观整个历史,素有“第一王朝”之称的夏朝,无疑是个奇怪的特例。

夏朝的文献在周代以来的史书中屡有提及,其名称有《夏书》《夏礼》《夏时》《夏令》等,仅《左传》就引用《夏书》内容多达15次。

而西汉时所写的《史记·夏本纪》中不仅记录了夏朝君主的世系,而且就连最遥远的大禹时期的历史,都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

《吕氏春秋》曾提到,夏太史令终古见“夏桀迷惑,暴乱愈甚,乃载其图法奔商”,孔子也曾说过“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这说明后世对于夏朝历史的记载,一方面来源于夏朝自身的文献记载,另一方面源自夏朝的后裔—西周封国杞国的追忆。

但奇怪是,目前的考古发现却并不支持夏朝有文献传世的说法。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夏代中晚期遗存,截至目前已发掘了60余年,虽然大型宫殿、青铜礼器群以及手工作坊都已出土,但唯独没有发现文字。

据《二里头考古六十年》研究显示:二里头遗址器物上共发现独立存在的单个“刻画符号”30多种,但“连字成组”的纪事文字却并未发现。

而文字和符号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符号仅能表征个体器物,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古人的简笔画,而文字却能会意,也就是记载事件,并且在一定群体范围内有共同的含义解读。

事实上,我国“刻画符号”由来已久,早在距今8000年的河南贾湖遗址就有发现,这些符号基本以单个个体出现,用以表明载体用途或归属(族徽),可以视作文字诞生的前身,但却不能看做是文字。

二里头遗址已经是夏文明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遗存,如果连文字都没有,那么又何谈夏朝有文献史书呢?

让我们倍感困惑是,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二里头文化所呈现的文化跨地域整合的特征,已分明表明此时的中原大地进入了国家文明时代,很难想象没有文字的夏朝,如何传递政令、历法?早于夏朝的新石器时代已有文字雏形初现,为何到了夏朝却突然销声匿迹?

事实上,先秦文献所引用的夏朝历史记载用词规范、语意凝练,绝非通俗的口传方式流传,必然有文字作为载体。

一方面是后世文献对夏朝历史的清晰梳理,另一方面却是夏遗存中没有发现文字的考古现实,那么我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既然二里头没有发现夏文字,那么夏朝的历史究竟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

要解开这个困惑之前,我们不得不先提一下商朝。

众所周知,商朝的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文字,也正因为甲骨文已经是一套象形、指事、会意的成熟文字系统,故而学者们才根据文字发展的规律判定,甲骨文肯定不是最早的文字,在它之前一定还有早期文字存在,比如夏文字。

的确,《尚书》曾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的“册”字还保留着原始的图画形态,描绘的是“串系两条绳子,竖笔参差不齐”的状况,这与竹简的形态相似,而和出土的龟甲不符。换言之,商朝的历史的确是靠另外一种载体传承给后世的。

至于甲骨文,只不过一种祭祀用的文体,占卜完成后即就地掩埋,并非用于流传后世。所以,诸如《尚书》《左传》《史记》等史书所记载的商人史事,都来自商朝本朝的简牍文献。

只不过,商朝的简牍并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反倒是甲骨文的意外发现,让如今的我们得以通过甲骨卜辞这种独特的视角,验证了传世史书所言非虚。

那夏朝的历史,会不会也是类似情况呢?

夏商周三代,文字的载体大体有四种:陶器、青铜器、竹简、兽(甲)骨。这四种载体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的文字发展类型。

比如,刻写在普通陶器上的,属于民间字体,内容原始,有一定文字基础的工匠可能会刻上族徽或器物名称,而更多的可能只是随意涂鸦一些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号,这也是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上多为“刻画符号”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代表夏朝还停留在“刻画符号”的原始阶段。

而刻在青铜器上的叫金文,是官方文字。值得一提的是,夏朝时并不具备在青铜器铸模上刻印文字的技术,而考古发现也证实直到商朝中晚期时,青铜器上才开始出现寥寥数字,到西周时才出现字数较多的记事铭辞。

至于甲骨文,则是商朝特有的占卜用文字,而夏朝却并未采取这种载体,这也是二里头考古数十年来没有出土过一块夏代甲骨的重要原因。

如此看来,能够承载夏朝历史文献的,仅剩简牍一种可能,而相比青铜器和甲(兽)骨,竹简又是最难以保存的。

不仅如此,在夏商时期,能够掌握和熟读文字的只有极少部分群体,包括治理国家的上层贵族、掌握祭祀的巫师群体以及负责记录事件的史官,这三大群体所用文字又千差万别,自成体系,各有一套发展脉络。

所以,金文、甲骨文以及传世简牍文(文献体),既有共通字,也有特有字。在已发现的5000余字甲骨文中,我们能释读出的1000多字,主要就是根据和文献体的共通字判定出的,剩下的无法释读的,就属于甲骨文的特有字了。

那么夏朝有历史记载却无文字考古发现,是不是因为唯一的载体竹简不易保存所致呢?

这必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也并非局限于此,因为考古其实还有深层发现。

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意外发现了一个“炅”字,共有两种写法,一种为正体写法、一种为简化写法,从其描绘的景象判断,这个字符是指代上古时期负责星宿大火祭祀以及安排农业生产的“火正”一职。

但奇怪的是,在安徽尉迟寺遗址瓮棺葬(用来埋葬婴儿和孩童)上,也发现了一模一样的符号。相隔800里的两处互不统属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居然发现了同一种写法的字符,这透露出两点关键信息:

1、火正一职是与生俱来的,在特定家族中世袭,这也方便了神权群体能够一以贯之的解读“天”的旨意;2、在神权群体中已经存在一种可以通行辨识的字符,纵然当时还没有所谓的统一政权,但至少特定的字符已在固定的群体中所通行。

类似的例子还有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明,在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明崛起之时,良渚文明早已衰落,但出土于良渚遗址的“臣”字,却在距今3700多年的二里头也有发现,虽然在用法上依然停留在字符阶段,还没有连字成句,但却说明,文字在雏形阶段的传播早已开始,并且这一传承也是通过神权群体来完成的。

而良渚文明恰恰就是最典型的神权主导的古国,社会运作以神权为主导,国家的一切资源都优先服务于宗教祭祀。这也就意味着,在商朝之前的历史传承,除了史官的记载外,主要的载体其实是负责天象、祭祀的巫师(占卜师)。

这个群体依靠世袭制的家族传承,将所发生的事件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到夏末商初时王权、神权合一,再到西周以降王权成为唯一统治核心,而神权和巫师不再是国家的主导,继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应的占卜专用文字也就随之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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