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门/路易
时间是1956年平安夜。在摇曳的烛光下，听到远处从政府山方向传来的教堂钟声和琴声，32岁的《新晚报》文艺副刊编辑蔡良勇第二天以“金庸”的笔名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专栏文章。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
一反素来以聊围棋、电影、音乐和历史掌故为主的常态，在这篇《圣诞节杂感》里，他絮絮而又温情地提起了家人，提起了一本小书。
“我不是基督徒，但对这个节日从小就有好感，有糖果蛋糕吃，又能得到礼物，那总是一件美事。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一本狄更斯的《圣诞述异》（A Christmas Carol）（注：大陆译名为《圣诞颂歌》）给我。这是一本极平常的小书，在任何书店中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去翻来读几段。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厚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但其实，或有意或无意的，金庸在这里说了个小谎：
无论是对于1956年生活在香港的他自己，还是对于1843年生活在伦敦的狄更斯，以及对于这期间和以后的文学史，“这本薄薄的小说”，都是一本极不平常的小书。
查尔斯·狄更斯小说《圣诞颂歌》插图
1956·香港·金庸
这时候，距离金庸从上海《大公报》总部南下香港分社，已经是8年多的时光过去了。开始时待半年就回的计划，却被一个又一个的变化打乱。
赴港初期对他有提携教导之恩、被他视作榜样的老报人胡霖（字政之），没过多久就因病辞世。作为中国第一个采访巴黎和会的记者，先后主持《大公报》27年，最终的结果却是缠绵病榻，身后萧瑟。
关心外交时势的他一度辞职北上，希望进入新中国的外交部，但却因为出身地主家庭和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读过书的“历史污点”而被婉转谢绝。接着，1951年4月，父亲查枢卿在海宁老家被以“不法地主罪”判处枪决。听到消息，他哭了三天，伤心了半年，除了失怙之痛，会不会也因为父亲的死由，几乎从根本上断绝了他或许曾经有过的游子回乡、报效桑梓的可能？
几乎与此同时，与众多民营新闻机构一样，《大公报》开始进行结构和内容调整。内地版按照中央政策，改为财经类报纸，不再发表国际新闻和评论，信息源只能采用新华社通稿。香港版虽然情况特殊，但也上行下效。当初作为国际电讯翻译和编辑被派驻香港的查良镛，自然面临去留问题。幸好来自上面的指示足够宽厚，上司和同事也善加回护，于是，作为折中的解决方案，他在1952年被转入《大公报》的子报《新晚报》，每日关心的话题从国际风云、天下大事，变成琴棋书画、音乐电影。
在《新晚报》，为了报社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的任务，为了创收，或许也是真的闲不住，他在本职工作之余，和境遇相仿的同事陈文统（梁羽生）和陈凡（百剑堂主）一起，连载起了武侠小说。新辟的这条蹊径看起来颇有前景，老东家《大公报》遂转过头，向三人约稿，于是就有了《大公园》副刊上始于1956年10月的《三剑楼随笔》。但这个专栏，似乎并没有预料中的那么火爆，在这个圣诞夜过后不过一个月，就无疾而终。看几个当事人事后欲说还休语焉不详的回忆，陈凡在《书剑恩仇录》收书后连载的《风虎云龙传》未能获得预期反响，而金庸的第二部小说《碧血剑》情节越写越崩溃，被评论者视为江郎才尽、乏善可陈的劣品，最后于1956年底草草收尾，应该都是关键因素。
上世纪70年代，王司马绘制的《书剑恩仇录》插图
在这8年间，他还经历了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和他两情相悦的杭州小姐杜冶芬，追随他到了香港，但终于经不起人在异乡为异客的寂寞和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消磨，离婚回了大陆。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一年5月，他和美丽能干、比自己年轻11岁的报社同事朱玫在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但新的问题随之而生：在这个圣诞夜，金庸可能已经或即将成为一个父亲。
长子查传侠1976年10月在美国自缢身亡，是金庸心中最伤痛的一道疤。网上资料，均将他的出生时间写为1959年，《明报》初创之际，可做一下减法，就会发现，这与查传侠自杀时“年仅19岁”的说法对不上。但最具有说服力的旁证，还是金庸自己接受采访时透露的信息。1991年，他把《明报》卖给了并非出价最高、年纪轻轻、此前名不见经传的于品海，坊间流传，一个原因是于品海长得像查传侠。被记者追问时，金庸回答说：“他（于品海）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相貌也的确有点像，潜意识上不知不觉有亲近的感觉。”
一个子女众多、工作繁忙的父亲，或许记不清每个孩子的生日，但头生子的属相，应该是很难搞错的。
1956年2月5日至1957年2月4日，是为农历丙申猴年。
1946年，在南京出席国民大会的新闻界代表《大公报》社长胡霖
直到一年后辞职离开《大公报》时，他拿的依然是“四等十三级（或四等十四级）”的薪水，不是什么高级职员。两部武侠小说虽然让金庸有了些名气，但比起当时因《七剑下天山》而名声大噪、重获《大公报》重用的梁羽生，气势上却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盗版横行，他也没拿到多少钱。业余时间给长城电影公司写剧本看着倒像一条可能名利兼收的路，但也不是稳定的收入来源。要是剧本通不过无法开拍，所有心血都会成为竹篮打水一场空。
而他寄居其中的这个弹丸之地，又是否是一个宜于安家落户、繁衍生息的安乐乡？导致约60人丧生、300余人受伤、持续近半个月的九龙及荃湾暴动，就发生在不到2个月前。此前几年大量涌入的数百万外来人口，固然为日后香港工业、贸易和金融业的腾飞积累了人力资源，但迅速成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也伴随着火灾频发、治安混乱、资源匮乏、环境恶化。英国议会甚至开始严肃地讨论，要不要就此放弃这个自维多利亚时代就引发众多争议的烂苹果。
虽然亚热带的香港冬季仍温暖如北方的初春，在这个初为人父的年轻人的心中，这时候，是否曾经涌现过出自先祖查慎行之手、后来被他当成《鹿鼎记》第一回回目的那句诗：如此冰霜如此路？
未来的世界有太多的变化，生活的担子他能不能扛？如何把孩子抚养长大？
而已过而立之年、好像还没立起来却已经失去可以依仗之人之物的他自己，又何去何从？
他翻开了一本书。不是别人的书，是狄更斯——“托尔斯泰说，忧来无方，窗外下雨，坐沙发，吃巧克力，读狄更斯，心情又会好起来，和世界妥协。”这是许多年后木心的形容。而金庸自己的文字，是这样的：
“狄更斯每一段短短的描写，都强烈地令人激动，使你不自禁地会眼眶中充满了眼泪……”
欲把金庸比狄更斯
事实上，我一直纳闷的一件事，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金庸与其他作家，其实已经颇有一段不短的历史，但把狄更斯和金庸这两个拥有众多明里暗里相合之处的通俗文学大家进行比较的文章，除了香港学者黄维梁一篇寥寥几百字、仅提出假设而未考据说明的网文，以及百度金庸吧里2007年一条陈年旧帖“《神雕侠侣》抄袭了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竟然再未见其余——当然，也许只是我搜索功夫做得不到家。
电影《远大前程》剧照（1947）
欲把金庸比狄更斯，最直观的也最常见的比较法，当然是两人生平经历中的那些巧合之处：都当过记者，都是会讲故事又高产的大师，都靠精明的商业头脑白手起家，都创办过自己的报纸杂志，都凭一支笔名利兼收，以及都曾在中年因为爱上比自己小很多的女性而与其生儿育女的糟糠之妻离异。
但是，这种相似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在事后诸葛亮的追光照射之下，成功的写作者都是相似的，某些事件的重要性会被放大，相关性会被解释成因果性。仅举几例，即可说明其荒谬：狄更斯是出了名的演讲高手，热衷于举办巡回作品朗诵会，后期收入的主要一部分便来自于朗诵会的门票，金庸却“一向木讷，不喜多言，心里面的话，几乎完全宣泄在他的小说里”（沈西城：《金庸这个人！》）；狄更斯虽然“严格地讲并不英俊”，但讲究吃穿，追求时尚，常常对镜自赏，操演举手投足之间的仪态，金庸却颇不修边幅，“不要说跟风流潇洒、飘逸俊雅搭不上边儿，就连文质彬彬也似乎谈不上”。倘若生在同一时代同一城市，他们甚至未必能够成为朋友。
略深一层也更靠谱些的比较，在于两人的文字与叙事风格：总体上中正平实的文字，不卖弄华丽文辞和高深概念，流畅易读，朗朗成诵，时时杂有怪趣诙谐之笔；人物鲜明，故事情节紧凑，不出几页就有一个小转折小高潮，可也合情合理，不诉诸怪力乱神。至于典型人物、故事情节乃至于景色描述，在金庸早期至中期的几部小说里，借鉴狄更斯的痕迹，细查之下其实也十分明显。比如被严家炎赞为“看似平淡，其实很经得住咀嚼品尝”、充分体现了“新文学语言的魅力”的《射雕英雄传》的开头，假如导演系的学生拍习作而预算紧张，简直可以直接从《远大前程》的经典老片那里剪辑素材。百度网贴中说《神雕侠侣》中杨过是皮普，小龙女是艾斯特拉，郭靖是皮普的姐夫，黄蓉是皮普的姐姐，也并不能完全说是牵强的捕风捉影。
在用英文直接读狄更斯的小说时，这种借鉴会变得格外清晰。事实上，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看1957年1月1日开始在《香港商报》上连载的《射雕英雄传》，以及其后的《神雕侠侣》《鸳鸯刀》和《雪山飞狐》，有时候甚至要比看一些糟糕的狄更斯小说中文译本更有读狄更斯的感觉。这就像张无忌使的太极剑，招数全忘记了，却恰得其剑意。
考虑到金庸相当出色的英文能力——一个有趣的佐证，是他修习佛教经典时，先从中文佛经入手，却“愈看愈糊涂”，于是从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英文译本，这才感觉“比较容易懂”——以及香港文化与英国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应该并不令人惊奇。
看中国近现代文学，一个悖论，是原创作品最没有翻译腔并塑造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汉语风格的许多作家，比如几乎每个中文系学生都要顶礼膜拜的“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反倒是外文能力极高、不仅大量翻译外国作品而且可以以娱乐为目的直接阅读原文著作的一批人。倘若从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的角度看这一现象，跳过译者加诸译本的自身生活形式和语言偏见，尽量减少公共语言对个体语言的层层污染，或许是他们可以自成一家的关键。而对于以狄更斯为代表的面向大众、不仅靠人物和情节推动，还依赖活泼生动韵律感十足的文字不断强化阅读愉悦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作家来说，欲得其精髓，就像要领悟全真教的内功心法，直接跟“玉女心经”和“重阳遗篇”学的杨过，反而要比全真门下一代传一代、却一代不如一代的牛鼻子道人们来得靠谱。
然而，在这一层次的比较，也有其问题。正如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在《千面英雄》一书中指出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所有英雄故事，本质上都遵循着一个核心模式，英雄的旅程在基本结构上没有什么差别。而金庸2007年在北大演讲时为张纪中也为自己辩护时说：“外国早有评论家指出，人的悲欢离合不过36种，只不过是看怎么搭配。”显而易见在其创作过程中，受到过1946年去世的法国作家乔治·普罗迪（Georges Polti）的经典著作《三十六种戏剧模式》的影响。根据这本书的观点，灾祸、反抗、厄运、疏忽等36种情节模式，已经足以涵盖古往今来所有故事的腾挪变化，便如在学会了独孤九剑却识字不多的令狐冲眼中，秃笔翁写出花儿来，也都不过是兵刃路子而已。剑招有尽也有破绽，但会不会被人轻易破掉，能否恃之行走江湖，却取决于各人的天分和修行。如果非要说金庸效法借鉴狄更斯，那么狄更斯又何尝没有效法借鉴他的前辈和同辈作家？从两人的回忆文字中看，至少希腊戏剧、莎士比亚、司各特和《一千零一夜》，都曾是他们共同的灵感源泉。
金庸和狄更斯最重要也是本质上的相似之处，在我看来，是在于作为英雄创造者的他们，也像自己笔下的英雄那样，在某个方生方死的关键时刻，踏进了两个人内心中共同深为恐惧的洞穴——作为一个对自己的天分有充分了解和信心的人，生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浮华时代和喧嚣城市，但却永远感觉是个无依无靠、四顾不应的孤儿——并最终寻到了自己所寻找的宝藏。
这个命运交叉的节点，很可能便在1956年的这个圣诞节，由《圣诞颂歌》这本小书，完成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接。
迪士尼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电影《圣诞颂歌》剧照
1843·伦敦·狄更斯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伦敦的守财奴史克鲁奇，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好感，对所用的雇员异常刻薄。一年圣诞节晚上，一个已死合伙人的鬼魂来拜访他，说将有三个圣诞节的精灵来带他出去游历……”
1843年的圣诞节，《圣诞颂歌》首次出版之时，查尔斯·狄更斯31岁，比113年后重读这本书的金庸还小1岁。
但作为作家的他，可是要成功多了。
如果说北宋时，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永词，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那么在1843年，“日不落”帝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势力所及之处，凡有说英语的人聚居之处，每当夜晚到来，烛光之下，壁炉之旁，一家人围坐，便可能会有人轮流诵读起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尼古拉斯·尼克贝》《雾都孤儿》，或是《老古玩店》——这些忠实的读者里，就包括了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她在信中长篇大论地与亲朋好友分享读后感，还曾经和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一聊狄更斯小说就聊到半夜。
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电影《雾都孤儿》剧照
一部又一部畅销作品给狄更斯带来了颇为丰厚且相对稳定的收入，他和妻儿住在伦敦中产阶级街区舒适的宅子里，衣食考究，文化娱乐丰富多彩。此前不久，他还刚刚在出版商的赞助下完成了首次美国之行，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
在亲戚朋友圈里，他是逆袭的经典教材：看看，就是这个在鞋油厂做过童工、父亲曾因负债被投进监狱、统共没上过几天学的小伙子，从小我就看好他，有天分，有前途，现在果然名利兼收了吧，而且还是那么棒，惜老怜贫，总去慈善机构演讲，有个周转不灵跟他开口，没有不帮忙的！
然而，他的境况，其实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风光。
正在连载的《马丁·朱述尔维特》（Martin Chuzzlewit），虽然被狄更斯自认为优于此前一切作品，销量却一直不佳。他为了吸引读者把主角之一送到了美国去，也没有太大帮助。之前的《游美札记》（American Notes），狄更斯对美国的奴隶制进行批评，嘲笑美国人不讲卫生随地吐痰等坏习惯，结果给自己树了不少敌人。再之前的历史题材小说《巴纳比·鲁吉》（Barnaby Rudge），也是没激起什么反响。他的出版商很不满意，威胁要大幅削减每个月付给狄更斯的固定津贴，并开始催收他预支预借的大笔款项。
在版权保护尚未完善的那个时代，即便在英国本土，狄更斯小说的盗印本和简写本也是满天飞。而在美国，身为外国人的他著作权根本得不到美国版权法的保护。盗版书卖得再好，和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能拿到手的钱当然不算少，可开销也是源源不断。妻子凯瑟琳又怀孕了，这会是狄更斯第五个孩子——餐桌上又要多一张开口要粥的嘴巴，家里又要多一双噼噼啪啪穿着新鞋跑来跑去的小脚。
对于他的出版商和几个最亲密的朋友而言，狄更斯缺钱、欠债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虽然直到这时为止，靠着他的一支笔积累下的信用和好人脉，拆东墙补西墙、表面光鲜的日子还能维持下去。但这种境况不能不让他联想起1832年在贫困交加中病逝的前辈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写出过那么多部影响深远的畅销历史小说，但在1825年的那场席卷全英国的金融危机中，司各特投资的印刷厂倒闭，一下子成了欠下十几万英镑巨额债务的穷光蛋，连自己一家人住的房子，也被抵押了出去。
甚至狄更斯都无需看司各特的例子——自己的父亲约翰·狄更斯，不就是眼睁睁的前车之鉴。那个在他少年时不过因为还不上40英镑的欠账就被关进监狱、一家人求告无门，直到狄更斯的祖母去世、继承遗产后才脱缧绁的男人，这时候，或有意或无意地，频频向狄更斯和与他有往来的人开口要钱。会不会，他是感觉到了“来日大难，口燥唇干”，所以要“今日相乐，皆当喜欢”？据一位狄更斯密友的回忆，他曾抱怨，有这样的父母，宁可自己是奥列佛·退斯特那样的孤儿。
时代的孤儿与侠客
“这本薄薄的小说中充满了多少矛盾和戏剧、多少欢笑和泪水呀！兄妹之爱、男女之爱、父子之爱、朋友之爱，在这个佳节中特别深厚地表现出来。”
看狄更斯和金庸的小说，一个最大的共同点，主人公大多为独生子女，大多父母双亡，或者至少有一方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位。于是，他们一路渴望，一路找寻。
《诗经·蓼莪》里的句子，“无父何怙，无母何恃”。怙和恃，都是依靠、凭仗的意思。
如果说13岁丧母、27岁丧父的金庸如此安排笔下英雄的人物设定，是“找爸爸”情结在作怪的话，那么一直到中年之后仍父母健在的狄更斯，为什么从奥列佛·退斯特到尼古拉斯·尼克贝，从耐儿到大卫·科波菲尔，也全都是孤儿呢？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两个作家的笔下，亲生父亲的形象即或出现，也通常不那么体面：董贝先生之于儿子保尔（《董贝父子》）、威廉·杜丽之于小杜丽（《小杜丽》）、岳不群之于岳灵珊、段正淳之于一干私生女儿。而被主人公当成父亲的角色来仰慕依靠的那些人，最后也往往走向偶像的黄昏。
此外，无论是狄更斯还是金庸，现实中都兄弟姐妹众多，但为什么温暖的手足之情对于他们笔下的人物来说，却更多不过是一种美好的向往与想象？
这个谜团，在查找资料时不经意看到的一段古文里，似乎得到解释。它出自白居易的《祭乌江十五兄文》：
惟兄之生，生而不辰，孩失其怙，幼丧所亲，旁无兄弟，藐然一身，自强自立，以致成人。
狄更斯和金庸的小说之所以能够打动那么多人，或许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主人公身上诚实地投射了自己深重的孤儿感，而这种诚实是最能引起生活在财富一边井喷般产生高塔般积累，一边又可能如泡沫般消失的盛世危城——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和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种种情形极其相似的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香港——里面的人的共鸣的。谁不曾为每一秒钟都在冒出来的机会感到兴奋？谁又不对难以预测、散发着死亡腐败气息的未来心怀恐惧？但谁又有必胜的信心，自强自立之后，就一定能够“成人”——成为自己所向往的人？
在1843年圣诞节将至的时候，狄更斯太清楚，如果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这种肆意放纵的兴奋和恐惧对社会中的成年人和小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极端的功利主义，以理性为名义的冷漠无情，向前，向上，不要让自己掉下来，不要停步，更不要回顾。
事实上，《圣诞颂歌》这本小册子的诞生，便源自一个朋友提供给狄更斯的英国童工在工厂和煤矿里被残酷剥削的调查材料。一直致力于减少工厂劳动时间、救济贫苦儿童、提供免费基础教育的这个朋友希望狄更斯可以借助自己的名气在报纸上发表时评，呼吁有能力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出钱出力，扩大整个社会的同情心，减少没有必要的残酷与苦痛。
但这不是他自己早已知道且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吗？
一个为许多人所忽略的事实是，狄更斯的家庭，其实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并不能算穷，而是住高尚社区、有体面工作和收入的中产阶级。父亲负债累累不是为了满足生活基本需求，而是花在金表、钢琴、好衣服、大房子和孩子的私立学校这些被认为有助于实现其“阶级向上流动”梦想的投资性消费上。一个简直可能让现代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拍手叫好的家庭决定，是在收入骤减周转不灵的情况下，继续让看起来更有天分的大女儿范妮学钢琴，上伦敦皇家音乐学院，而让12岁的大儿子查尔斯·狄更斯停学，当掉他喜爱的书本，安排他去鞋油厂，做一份每天10小时、每周6天、周薪仅有7先令的童工。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公平、耻辱、恐怖、丑陋，那么你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摆脱这样的境遇——这是狄更斯父母的逻辑，也是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众多进步主义者奉行的逻辑。
但在1843年的那个冬天，本可以成为这个逻辑最佳代言人的狄更斯，却决定向它发起挑战。不是用朋友提议的时评——这是他和金庸的另一个不同之处，狄更斯更擅长讲故事，但似乎没什么写评论的天分——而是用一个鬼故事。
这本鬼故事，他想好了，要有最精美的彩色插画，红色布面精装烫金，小小的可以放在口袋里，当成一份适合送给孩子们的圣诞节礼物。
他的出版商觉得狄更斯疯了，简直是加速自取灭亡的节奏，拒绝承担出版费用，一切都由已经债台高筑的狄更斯自掏腰包。
于是，在这一年的圣诞节，几乎全英国的家庭，都在诵读着这个开头：
首先要说的是，马莱死掉了……死得像钉死的门钉一样。
我们生活在这个十分重视金钱和物质的社会里，友情和善意常常被利害关系及钞票的数字所破坏……发财当然不坏，金钱和物质也决不能轻视，但总得有一个日子，让每个人多想到一些亲谊和友情，少算一些利害和金钱吧！
1956年的圣诞节，写下这段文字的金庸，应该知道1843年的狄更斯所不知道的许多事：
《圣诞颂歌》成为狄更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一本书，虽然刚出版时没能立时解决他的债务危机，但却令狄更斯的名气登上一个新高峰，并让他在未来数十年的时间里拥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度；
这本小册子被评价为“重新发明了圣诞节的一本书”，直至今日，仍在不断地再版，作为长辈送给孩子们的圣诞礼物，而英语国家庆祝圣诞节的仪式，许多也始自于这本书；
从那时起，从英国开始，体力劳动者、女性和儿童的境遇有了极其显著的改善，许多人开始像老史克鲁奇一样，意识到进步并不是一切，每个人都有能力给别人带来快乐或不幸，而这些幸福可能存在于十分细小和微不足道的事情之中。
写完这段文字后不久，金庸开始连载《射雕英雄传》。与前两部小说的主角、被附加了一大堆光环但还是单薄无力甚至于略显猥琐的陈家洛和袁承志不同，郭靖不是什么名门之后，没有什么天赋异禀，授业启蒙的更是简直可以形容为“低手”“暗师”的江南七怪。但傻人自有傻人的坚定。在未来的十几年里，这个傻人的身后，站起了一个又一个性格各异但选择不二而且越来越打着独特金庸风格印记的侠之大者：面对蒙古大军的铁骑，他们没有选择日行千里的小红马，也没有选择岁月静好的桃花岛，而是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和需要他们守护的襄阳站在一起。
然后，是1959年，在一片香港向何处去的疑问中，金庸做了一件和1843年的狄更斯十分相似的“傻事”。他首次出资3万港币，几个月后又注资5万，与沈宝新共同创办了《明报》。在此之前，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当编剧，月薪是280港币，写一个剧本有3000港币稿费。就算此时《射雕英雄传》的轰动给他带来了不错的收入，这笔钱，也可以算得上是他的全部家当。许多同事旧友都不看好他的疯狂举动，认为小查这次非倾家荡产不可。
或是幸运，或是巧合，这个当时的未来没有变成如今的现实。
几十年后，如果你有耐心一一追着去看上百篇因《明报》旗下出版物而获得一个可以自由发声的文字江湖的写作者回忆金庸的文章，你或许会觉得，直接把《圣诞颂歌》的结尾搬过来，说的也是一样的意思：
他变成了一个好朋友，好东家，好男子汉，好到这好而老的城市从未有过，或者这好而老的世界上，任何别的好而老的城市、乡镇或自治城市都从未有过。有些人看见他的转变觉得好笑，但是他让他们去笑，睬也不睬他们；因为他是够聪明的，知道在这个地球上，永远是这样，没有一样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不被一些人笑得死去活来；他也知道这些人总归是盲目的，因此他想，他们龇牙咧嘴地笑得眯起眼睛，跟他们得了更不好看的怪病比起来，不过是半斤八两。他自己在心里笑着：对他来说，这就够了。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