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1977年、1978年参加这两年高考的人被称为“黄金一代”。今天，他们作为政治大纲、名人和学者是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1978年的高考，作为当时阅卷老师的杨盛祥见证了这场考试。他至今保留有当年的高考试卷。今天，他从箱底翻出试卷，给我们讲述40年前的高考往事。杨盛祥老人回忆高考
泛黄的试卷
78岁的杨盛祥是重庆大学的一名退休教师，1965年来到校园教书，同时，他也见证了“77、78级”高考。
“当时重庆属于四川省，全四川省是1977年12月9日统考，我那时候在重庆綦江县阅卷。1978年7月，我在成都阅卷。”回忆往事，杨盛祥记忆犹新。杨盛祥在重庆大学主讲政治理论，1978年高考阅卷，他阅的是政治试题。那年的考题试卷，他至今还保留着。17日，重庆大学校园内，杨盛祥斜跨着包，小心翼翼从包中的薄膜塑料袋里拿出当年的高考试卷，试题页面已经泛黄，边角处有些磨损。
记者看到，泛黄的试卷上方写着：1978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政治试题。整个考题浓缩在一张纸上，一共四道大题：名词解释、问答题、简述题、论述题。“这是考题，另外考试的时候，发了三张大白纸。考生就在纸张上答题。”杨盛祥解释，为了节省考生时间，试卷也备注了在白纸上答题的时候，可不抄题，但须标清大、小题号。
老人展示1978年的政治高考试题
考题难倒一大片
名词解释生产力、矛盾的普遍性等，这些考题，在现在看来都是小菜一碟，教科书上有标准的答案。不过在40年前的那场高考，却是难倒了不少人。
“我记得1978年夏天，我们去成都阅卷还是坐的飞机去。从白市驿直接坐到成都，大约40分钟都到了。”杨盛祥说，那年一起到成都阅卷的，不仅有重庆大学的老师，还有西师（西南大学前身）等高校老师。杨盛祥负责阅卷的有两道题——第二道大题的1、2两个小题。他拿出试卷，指着第1小题介绍，“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有哪几种社会形态？”这道题难倒了不少同学，其正确的表述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但交上来的答案各式各样。“印象最深的是有位同学回答，应该是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三种。”杨盛祥感叹，那时候，各个地方教育不规范，教科书等教材也不统一，复习时间也很仓促，看起来四大题，12个小题很多同学考题都做不完，拿起笔也不知如何答起。
“现在的高考，缺考的毕竟是极少数，40年前，整个考场到场的考生人数不到三分之二。”
1978年的高考政治试题
打分就高不就低
据了解，由于全国统一考试条件还不具备，1977年由各省市区自己出题考试，当年冬有570万人报考，录取27.3万人。1978年夏，有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
高考对77、78级考生来说，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杨盛祥回忆，在阅卷室，他并不知道考生的信息。试卷的考生信息都用“铺盖线”密封。但他深知，对多数学生来说，这次高考机会来之不易。“只要不违背原则，我一直坚持在规定的合理范围内给考生打高分。”杨盛祥说，他阅卷的时候，左手拿着尺子对准标准答案，右手指着考卷，双眼寻找各种关键信息点，只要意思到了，或者接近，他都努力去给高分。
“为什么你给这道题打2.5分？我觉得学生只回答到了2分的标准。”有次，评阅组组长对杨盛祥评阅的一道题提出了疑问。他于是解释，那位考生的答案虽然没有完成3分的满分标准，但是内容还有包含了一点意思，因此多加了0.5分。
“他们大多数是上山下乡的知青，白天做活路，晚上还要复习，很不容易。”杨盛祥深知他们的不易，所以“手下留情”，在打分时，就高不就低。
1978年秋季入学，还有不少同学成了杨盛祥的学生，包括中国工程院院长、前重庆大学校长李晓红。1978年重庆高考走出的名人中，除了李晓红，还有重师原副校长黄翔，三峡博物馆原馆长王川平等人。
高考的仪式感
1978年的高考，没有仪式感，也少有陪同的家长在考场外守候。
“我参加高考的时候，更没有仪式感。我记得我穿的草鞋，衣服盘扣都扣错位了，也没谁在意。更不会紧张，也没把高考当事儿。看到78级的考生，我深感他们的压力比我们大的多。”1959年，杨盛祥从四川广安二中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他称，近60年前的高考有些随意，从考生到家长，都少有紧张感。
如果说40年前的高考试卷压箱底算是“古董”，杨盛祥箱底还有更早的“古董”，1959年，他参加高考时的准考证仍保存完好。
收整好1978年的高考试卷，杨盛祥再次从包里的另外一个塑料袋里，拿出早已泛黄的1959年准考证。记者看到，准考证左上角写着四川省高等学校1959年招生，左下角，盖有印章的黑白照片，杨盛祥帅气的证件照依旧清晰。右边是考试时间表。通过这张时间表可以知道，1959年的高考考试时间是7月20日，7月21日，7月22日，7月23日。其中，7月20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政治；7月21日上午考物理、地理，下午考化学；7月22日上午考数学、生物历史，下午考外语。7月23日则是加试体育术科及艺术科目。
几年前，有人得知杨盛祥还有当年的准考证，想从他手里买走。不过，他没舍得卖。这些代表自己成长的印记，他当做宝贝一样珍藏。“高考本身没有仪式感，珍藏这些老物件，却变得有仪式感了。”杨盛祥笑道。
杨盛祥1959年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从容的选择
1959年参加高考，到北京开始大学时光，杨盛祥身体有些不好经常生病，原本1964年毕业，推迟到1965年毕业。“虽然延期毕业，但1964年那场毕业典礼我参加了。”说着，他拿出一张颇有年代感的粉色劵。上面写着首都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报告会。报告人为周恩来同志，时间是1964年7月31日下午七时半，地点为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副券上，还有标有下3台的位置。杨盛祥回忆，这算是当时的“毕业典礼”，首都各个学校的毕业生汇聚一起毕业。杨盛祥毕业后包分配。后来扎根重庆，一直在重庆大学教书。
当年报告会的入场券
经历了1959年高考，也见证了1977、1978年的高考。这几十年来，高考也在发生在变化。它曾是改变一代人命运的分水岭，决定着考生是穿草鞋还是穿皮鞋，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高考堪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1993年，杨盛祥的儿子参加高考，作为父亲，他有些紧张，这种紧张感远比自己1959年参加高考时强烈。
杨盛祥的毕业文凭
“那年高考，儿子虽然落榜，但通过自考，依旧没放弃学习。”杨盛祥说，在不断的自我改革和与时代的共振中，高考已不再是决定命运的唯一道路，无论成功与否，它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一次经历而已。
再过几年，孙女也将参加高考。杨盛祥也将迎来高考陪考经历。“我会像其他家长一样，去考场外陪着她，哪怕太阳晒着也没关系。但她对未来的选择，我们不会干涉。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杨盛祥说，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无论是考生，还是家长，选择都该从容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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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解读高考大事记
图片来源 央视新闻（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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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 周小平/文 毕克勤/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