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黄玉峰老师
期末考试结束了。其他班的同学都在家里焦急地等分数，或者为寒假补课找老师。上海复旦附中二年级三班的学生在班主任黄玉峰老师的带领下，登上了“学古代人、刹金人民政”寒假——浙东文化学旅。
这不是单纯的游戏。
出发前，黄玉峰老师从《史记》、《文苑精华》、《中国六朝山水诗选》等古籍和现代作家作品中，挑选了两万多字的诗文，印发给同学，要求大家仔细研读。为期8天的旅程中，从绍兴沈园的“东风恶，欢情薄”，宁波天一阁的风雨，到张岱、郁达夫笔下西湖的不同风致，从三味书屋、兰亭到王国维故居，同学们循着名士大家的文字和足迹，在以山水自然为师的天地大课堂中，心驰神醉。
黄玉峰说，这也是他上的“语文课”。
特立独行的语文课
两年前，刚刚收到复旦附中的录取通知书不久，3班的同学又收到了一封短信：
“祝贺你进入附中修炼。愿我们为改变语文教学落后，人文素质低下的现状而共同努力。”署名是“你的朋友黄玉峰”。
信是用毛笔写的，漂亮的行书写在古色古香的宣纸信笺上。
同学们收到信后非常激动，都说没收到过老师写给自己的信，没想到还有用毛笔写信的人。
让他们更没想到的，上了快10年的语文课，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两年来，除了统一的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语文课没有考试，也从来不做各种模拟试卷；
教材里的某些课文，老师不讲，只要大家看懂即可。却在课本之外，补充了古今中外的数百篇文章；
几十位沪上知名的学者专家到班上开设讲座，讲述他们读书、治学的心得以及研究领域中的最新发现；
每周有固定的时间练习书法，学国画和篆刻；
每星期有一节语文课到图书馆看书……
在他们那本印制精美的班刊《读书做人》创刊词中，我看到了这样的句子：“我们决心做当今语文教学的‘叛徒’”。
其实，这真正的“叛徒”是他们的语文老师黄玉峰。
“以素质教育对应试”
黄玉峰，复旦附中高级教师。一位教了30年语文课的老师。他说自己越来越不知道中学语文课该怎么教了。
“上课听分析对答案，下课做习题，已经成了语文教学的基本模式。而这些分析和练习，无非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好端端的文章碎尸万段。‘读书人’不读书，全成了‘习题人’。”
黄老师参加上海高考阅卷已有10年，前几年还担任阅卷中心的主任。他说，这么多年，每次阅卷都会因为试题、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的问题，和阅卷的人吵，和出卷的人吵。
按规定，阅卷中心的人要在批改前先把卷子做一遍。这里面有大学教授，有比较好的中学教师。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5个人中，3个人和2个人答案不一样，或 1个和4个不一致。还有几次5个人的答案都是一致的，结果一看标准答案，他们全错。“连老师都摸不准的题目，让学生怎么答？”
“当前语文教学面临困境，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高考现状不能很快改变的情况下，如何扎扎实实在实践中寻找出路呢？”黄老师说，“我有一个想法，不以应试教育对应试，而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只要学生的素质真正提高了，他们对付考试的能力也不会差。”
于是，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1997年的高一年级3班成了复旦附中首届文科加强试点班，学生由随机分班组成。黄玉峰说：“我们不是文科班，也不是重点班，只是在语文教学上，我用了点特殊的教法而已。”
“我主要让学生有一种体验”
高一年级开学第一课，黄老师提了3个问题：
“过去9年语文学习存在着什么问题？”
“学习语文是为什么？”
“怎样学好语文？”
同学们的回答五花八门，很多人都说“对语文没兴趣”、“怕语文，尤其怕作文”。
黄玉峰说：“这都是蹩脚的语文教学留下的弊端。”
为了适应考试，小学语文从二三年级开始，就让学生花大量时间去背孤立的词语解释，挖空心思地造句，机械地抄写。到了五六年级，又要做所谓的“阅读分析”，学生既没有积累足够的语言信息，形成语感，又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只能死背教参和习题集中的标准答案。
到了初中，仍然是整天被泡在莫名其妙的“分析”中，阅读量少而又少。“如果高中3年那么好的年龄，再全部投入到做一些无聊的习题里，听凭一些蹩脚的老师把已经嚼得毫无滋味的东西喂给他们，真是迫害他们！”
“有些文章，不是内容不好，但是不适合放在语文教材中。”他说。对那样的文章，让学生自己看，意思明白就行了，没必要多讲。“省下的时间，让学生多看点好东西。古今中外，好文章太多了，教材中都没有。”
黄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中外许多作家、学者关于学习语文的观点，印发了叔本华、朱熹、胡适、朱自清等人论学习的文章。师生达成共识：学语文的主要途径是靠自己读书，靠自己作文，靠自己领悟，靠自己修炼。
黄玉峰说：“没有一个老师能够天天让学生有收获。我自己讲课，1课、10课可能很生动，但我讲一学期，未必就课课生动。让学生自己看书，和古人对话、和外国人对话，自己升华。不懂的来问我，我知道的告诉你，我也不懂的，和你一起探讨，或者给你介绍更有研究的老师，这种学风才是最重要的。”
在教材之外，黄玉峰两年来补充给学生印发的文章超过100万字。从《论语》、《大学》、《庄子》、《诗经》、《楚辞》中的经典篇目、西汉鸿文、唐宋散文、明清小品，到国外蒙田、茨威格等人的文章。开的书目就更广泛了，从《红楼梦》到《射雕英雄传》，从《简爱》到《共产党宣言》无所不读。
黄老师还为班上每个同学都办了复旦大学图书馆的阅览证，并和学校周围的书店联系，给学生买书优惠。“我的学生已经不再只会买教学参考书了。”
在3班教室，我看到同学的课桌上除了教材、习题集，还有《万历十五年》、《朱元璋传》、《国学概论》。
“学生们爱读书、会读书、将来养成终生与书为伴的习惯，我觉得，我的教学就成功了一半。”他说，“老师教的东西，最多就是一杯水、一桶水，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到大江大海里去游泳呢？”
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读书积累到一定的量，自然会产生表达的冲动。黄玉峰说，读与写，读是根本，写是读以后自然达到的阶段。为写而写，就像让没有吃足桑叶的蚕宝宝吐丝，实在是强人所难。
在这次寒假的浙东学旅中，有一站是上虞的春晖中学。20年代，在中国有“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言，当时许多的知名学者文人都曾来在此代课任教。
“蔡元培、郁达夫，叶圣陶、夏丐尊到那儿讲课。”黄老师激动地和我说，“这些学者肯去那么一个偏僻地方，可见当时人对教育的重视。弘一法师、丰子恺在那里教音乐美术。看看现在，美术音乐课都是什么人在教？”
黄玉峰在留字时写道：舌耕杏坛半生心，我在春晖愧为师。“和这些人比，我们有什么资格做老师？”
“其实，著名学者、大学教授到中学任教办讲座，在原来是有传统的。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能开阔学生的眼界，让他们接触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从1993年开始，黄玉峰就外请作家、学者、科学家来给学生开讲座。这两年，更是有计划地邀请了几十位学者专家来3班。讲座的内容除读书治学，还有不少专业性很强的题目，如：科举制度与中国社会、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关系、文化地理学简介、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黄老师特意和专家说，要讲你自己的研究，最有心得的，不要泛泛而谈。“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同学们就算不能完全领会也没关系，时间长了，他们的眼界和判断力就会不同。”
“语文要培养一个人的情操和独立的人格”
我问3班的同学：“黄老师的语文课，和你们以前上的语文课，最大的不同在哪儿？”
“自由、大胆！”他们脱口而出。
老师讲得大胆，不受教材、教参的拘束；学生想得大胆，什么观点都可以讨论，老师绝对不会说你错了，应该是什么。
比如怎么讲鲁迅。
鲁迅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文章在教材中也选得很多。但是，很多中学生都不喜欢鲁迅。
“因为教材中的鲁迅并不是完整的鲁迅。而且，学生心中的鲁迅，大都是经过教参解释过的鲁迅。”
黄玉峰说，教材中选鲁迅文章，大都是锋芒毕露的政论文，像《文学与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好像没有宽容精神，不可亲近。
“再加上教参中的误读。”黄老师转述著名的鲁迅研究学者钱理群的一段话：“中学语文教参对鲁迅作品，很多分析十分烦琐，观点也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鲁迅观”，包含着许多对鲁迅的神化、曲解和简单、机械、庸俗化的理解。实际上，近十多年来，研究鲁迅的学术界，已经对这些做过科学的清理，并且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而中学语文教学却仍然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观点……”
为了让学生接近一个完整的鲁迅，并理解他对中华民族的大爱与大恨，黄老师向同学介绍了不少教材之外的鲁迅文章。
《文化偏至论》是鲁迅5篇文言文之一，当时写作此文时作者不过20多岁。但他对世界各国宗教、文学、政治、经济的熟悉与把握，文中那些现在看来还闪着很多火花的观点，让同学们看了非常吃惊，他们感到真正接近了一个伟人。
讲《祝福》，黄老师也不是按照教参所说的“四条绳索”去分析归类，而是在同学看过文章后问了一个问题：“看到什么地方最打动你？”然后根据学生所说，一共列出了祥林嫂的14悲，再看看这些现象在现在社会中是不是还有？
那么这种“自由大胆”的语文课给予学生的是什么呢？
“我开始喜爱读书了，那些装订成册的纸张有无穷的魅力。”
“我坚持每星期背诗。”
“语文应该是大语文。我变得更关心社会、关心人了。”
“以前我以为语文就是字词、语法，而现在我领悟到了语文的真谛，那就是读书和做人。一个人懂得越多，就越会感到无知。”
“我渐渐浅浅地摸索到人类的精神家园。”
“我渐渐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
“也许这个班并不能把我们的文学、书画、篆刻水平提高到专业程度，但它培养了我们一样最宝贵的东西--兴趣。”
对黄玉峰老师来说，最让他高兴的，是“同学们普遍反映自己长大了，感情更丰富了，有了更强烈的爱憎、更强烈的责任感。独立的思考、自由的精神强烈了。”
这正是黄老师心中语文教育的目标，学会读书，学会作文，做真的人。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在教学改革上的尝试，稍微迈出了一小步，会有这样大的收获。一年半的时间，学生的飞跃让我惊讶，而且逼得我自己要不断学习。”
“他们现在很厉害的，常常向我发难，把我问倒。”黄老师乐滋滋地说。
“有没有被学生问得很尴尬的时候？”我问。
“我不大会尴尬，我不懂就说不懂。”黄老师一笑，“我觉得在学生面前要老实。”他觉得，现在的学生在很多方面都要超过老师，像对电脑的熟悉，接触的信息量之大，学新东西之快。
“现在很多老师还能吃饭，就是因为这种教学方式压制着学生，让他们不能自由充分地发展。”
“你担心不担心，这些学生适应了你的这套思路，将来却不能适应高考的要求？”
黄玉峰推推眼镜，信心十足地一笑，“对分数我一点儿也不担心。”
“教了30多年的书，对付高考我不是不会。”黄玉峰曾应邀在《文汇报》开专栏，专写高考之前的复习。他说，到高三之后，教学方法上肯定也会有所改变。而且学生们很聪明，他们也知道什么不适合表现在高考考卷上。“这都是技术性的操作，很方便。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能应付考试，还能超越考试。”
实际上，3班这两年来的考试成绩，也一直在年级前列。语文、外语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校生物竞赛，3班同学入选最多；10名被特批提前参加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考试的同学，有3人达到录取分数线；学校艺术节，他们拿了三分之二的奖状；计划中的第六期《读书做人》，将是数理化与外语专刊……
“这种教学方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眼前，或是明年的高考，还可能发生在10年、20年后。随着这些学生的成长，他们如何对待世界，如何处理自己的人生问题，都会变得不一样……”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教授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 记者 冯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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