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看这里!明中西战略思维差异，持战略耐心—再读基辛格《论中国》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无论在国防战略还是具体政策上都显示出与中国“决断”的势头。

在书中，基辛格提到中华文明的特性体现在4个方面。首先是自然性。中国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早在黄帝之前就有了中国，中华文明难以溯源。其次是延续性。中华文明是唯一传承至今的文明，语言文化生生不息传承积淀了数千年，已经渗透在中国人的血液中。第三是多元性。中国地域广阔、文化多元、民族众多，但又和谐共存几千年。最后是统一性。中国历史受“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法则左右，一个中央政权的垮台和国家分裂后很快会有新政权再次统一疆土。这保证了文化体系和治国方式的连续性，而且对外来统治者也有着强大的同化作用。

基辛格同时认为，中华文明受地理位置、国家实力、中心心理等因素影响又有些封闭和自大。他分析认为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地理上天然封闭。中国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天然封闭的地理环境，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阻隔了与印度文明的密切交流，中亚的荒漠则阻断了波斯和巴比伦的文化的传播，而东部与南部是广阔的海洋。地理位置使得中国没有形成海外扩张领土的意愿和传统。第二是超级大国的地位。中国是在很长的历史中都是所在地区的唯一超级大国，不仅领土广阔、人口众多，而且科技文化先进、民众生活富足。在过去的2000年历史中，中国在1800多年的时间里GDP占据世界GDP的头号位置。在1820年，中国的GDP占比仍然超过30%。第三是天朝中心思想。中国历朝历代的精英普遍认为中国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都是中国文化的变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疆界是政治和领土的分界线，但更是文化差异的分水岭。中国塑造了亚洲独特的政治秩序，但封闭与自大又阻碍着中外文化交流，迟滞了文明的更新与进步。

基辛格认为，中西方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存在差异，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中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秩序不同。欧洲近代史上，政治乱象纷呈，存在着多种形式的政权，既有分封王爵，又有自治城邦；既有王权与教权斗争，又有教派之间的冲突。但中国建立了一整套成熟的帝国官僚体制，统治阶层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社会。二是政治环境不同。欧洲在中世纪后形成的国家中，没有一国强大到能支配他国，均势外交就成为一种不能选择的必然结果，因而主权和法律上平等的概念逐渐成为其秉持的国际法和外交行为基础。中国在长期的历史上一直是一枝独秀，未曾遇到文化或规模上与之匹敌的对手，这也使得中国长期的对外活动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平等交往”。三是对外自信心理。中国经营普遍认为，试图对偏远国家施加影响是不现实的。中国与热衷对外传播普世价值观的美国不同，中国存在文化优越感，但从不主动输出观念，而是等他国前来学习，认为只要向中国进贡即归化中国，就可以通过与中国的交往受益。

基辛格强调，中国传统的国际关系理念核心是公正而非平等。在中华帝国构建的国际关系中，中国根据其他国民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深浅以及对中国礼仪的尊重程度，分别示以怀柔。这体现在中国王朝的机构设置上，如中国通过礼部处理与越南、朝鲜、泰国等归化进贡国的关系，通过理藩院与北面和西面未曾汉化的游牧部落打交道。

在基辛格的认识中，中国传的统国家安全观念是崇尚防御而非进攻，其中长城这一伟大建筑就被视为中国的防御型安全观念的具体体现。他认为，中国人口主要由固守乡土的农民组成，统治阶层主要是通识儒家经典的文官，而环伺中国周边的半游牧部落却机动性强、晓勇善战，因此中国如不能征服所有邻居，那么最理想的状态是遏制其入侵，避免其结盟。农业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特性是“重陆地、轻海洋”。从中国历朝统治者的举措来看，他们更重视陆权，对海外开疆拓土缺少兴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并没有导致中国大规模的对外扩张，随着政权更迭中国反而走向更加封闭。可以说，中国缺乏走向海洋的意愿，这导致了中国与世界发展大趋势失之交臂。

基辛格谈到中国的战略思维时，指出与西方存在的差异主要在于：一是由于中国统治者认为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过分强调某一具体事件会打乱整体布局。因此，中国政治家很少会采取孤独一致的做法，更多的是采取长期的精心策划来达到目的。二是中国的政治家强调盛衰周期性，认为历史处在螺旋上升的过程中，人类能认识自然与世界却无法完全主宰，最佳结果是天人合一。三是中国强调要巧用计谋和迂回战略，通过耐心的积累优势达到最终获胜目的。基辛格还举了西方的国际象棋和中国的围棋的不同来形象说明中西方的战略思维差异。他说，中国的围棋思维是持久战思维，讲究战略包围，通过积小胜求大胜，棋手不仅要规划自己的局，还要考虑对手的应对，要不停的在棋盘上占空，逐渐削弱对手的战略潜力。西方的国际象棋则讲究抓住重心和关键点，通过正面交锋吃掉对手的棋子。

基辛格对《孙子兵法》对中国战略思维的影响也做出了解释，他强调孙子的战略思想更关注在政治和心理上取得优势，以求不战而胜。战争关键在于“势”，中国战略家的任务不是分析具体形势，而是弄清形势与外部条件的关系，洞悉其变化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