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荷花淀读后感我想说苗雨时：荷花淀派综论③

三个

刘少棠论

刘少棠1936年出生于河北通县(现北京通州区)榆林村，京东大运河边的一个村庄。

1953年出版了第一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里面收录了《红花》《修水库》《青枝绿叶》《大青骡子》四个短篇，作者自述“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是我从习作进入创作，从萌芽进入成长，从试探进入定向的标志”（《我是刘绍棠》，团结出版社）。作者通过学习孙犁的小说创作经验，确立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写农民，写家乡的乡土文学之路。《红花》1952年在《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篇幅加编者按刊出，受到报社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柳青的赞赏。

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同年暑期和1955年发表了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夏天》。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会员。1955年秋离开北大，到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研究所学习，开始了专业创作的道路。

刘绍棠的创作深受孙犁的影响。由于不少短篇小说都刊登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因此被称为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的主要成员。他的早期作品描写了1950年代初期农村农业合作化的新气象，字里行间充溢着清新优美的田野牧歌情趣，令人强烈地感受到50年代那个美好的时代风情，语言生动活泼，含蓄优美，擅长写景；描绘、讴歌走在时代前列的美好人物和事物，从跃动的日常生活入手折射时代的变迁。这些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例如小说《红花》和《修水库》讲述了50年代的运河大平原上，农村男青年去修水库以后，村中姑娘们克服旧思想的影响，晚上住在大堤上承担护苗保堤任务的故事，塑造了以井兰子、白窗花为代表的农村新人的形象。《青枝绿叶》和《大青骡子》写的是农村成立互助合作社时新观念、新事物和旧观念、旧事物的碰撞和斗争。作者自己后来曾经这样评价自己这个时期的作品“展示了我从1949年到1956年所走过的创作道路。这些作品，是刚刚破土的幼苗，吐绿的嫩芽，绽蕾的小花，充满着儿童的天真、少年的热情和刚刚跨入青年时代的不成熟的思考，也保存着由于时代原因而难免的失误，正是50年代的我和我的创作的真实写照” （《新版<青枝绿叶>序》）。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不能不肯定这些作品所留存的蒸蒸日上的时代影像和人民奋发向前的历史情绪。尤其是较为充分地展现了荷花淀派的精神气韵和艺术风采。

在创作的过程中，刘绍棠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忠实于生活”，“遵照自己的心的指示写作”，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图解政治的做法，追求作品的艺术性和美的感染力。1957年发表了小说《田野落霞》《西苑草》。也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同年5月，刊于《文艺学习》第五期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指出文艺直接为政策条文服务虽然具有一定的特定时期的功用，但大多数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要求作家们努力探索追求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写作具有艺术性、艺术感染力和艺术魅力的作品。6月13日，由《文艺报》发起，全国报刊响应，对刘绍棠展开了两个多月的批判。8月21日，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还乡务农。从此进入20多年的蛰伏期。

1979年复出，致力于大运河乡土文学创作。代表作品《蒲柳人家》以三十年代的抗日斗争为背景，展现了运河滩。充满诗情画意的乡风水色、世俗人情，仍然可以看出强烈的《荷花淀》的影响，但是正如同为荷花淀代表人物韩映山对他的评价：“绍棠虽未进大墙之内，但放逐回乡，其心情和思想已不是当年写《摆渡口》时的情景了。他虽竭力提倡“乡土文学”，然其作品，已失掉了原先作品中那馨香的泥土气息，高雅的诗情画意了。他的中、长篇增添了传奇色彩，故事见长，然失真之处，亦约略可见。其风格，与荷派艺术，变异颇大矣！”（《韩映山文集》第三卷）。 的确，此后刘绍棠开辟了运河文学的新生面。他被称为“运河之子”，成为“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的创立者”。创作了大量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写了很多理论和回忆著作。最后结集《刘绍棠文集》12卷。

1997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年仅61岁。从此，一个天才作家谢幕，完成了从荷花淀到大运河的历史转型，其创作业绩也将永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韩映山论

韩映山，1933年5月15日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城北街。七七事变后，全家从高阳县城迁居白洋淀边的教台村外祖母家，在此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950年——1953年就读保定一中期间，接触了孙犁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的作品和文学短论，又受到刘绍棠写运河作品的启发，开始练习写作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的故乡白洋淀的父老乡亲，1952年，处女作《鸭子》由孙犁编辑发表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随后一发不可收，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1955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水乡散记》。因为孙犁主编的《文艺周刊》发表了大量年轻作家放映新社会乡村生活的作品，荷花淀文学流派一时蔚起，韩映山与刘绍棠、丛维熙、房树民被并称为荷花淀派四杰。四人之间也因为共同的文学追求，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1956年3月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期间，几个人都在华北组。

1953年冬天，在河北省文联（在当时河北省会保定）组织的文学报告会上，初识孙犁，由此拉开了终生的师友之谊的序幕。孙犁对文学的美学追求也成为他终生创作的基调。

1956年6月，被调入河北省文联《蜜蜂》文学月刊编辑部工作。1959年河北省文联随省会搬到天津，韩映山来到天津任《河北文学》编辑部编辑，初次拜访了孙犁。1960年又调到天津市文联《新港》文学月刊编辑部，和孙犁开始因为工作关系有了较多往来。1962、1963年连续出版了《作画》《一天云锦》《跃进图》三本散文集。1972年8月，从天津调入保定市群众艺术馆文学创作组《莲池》月刊社任编辑。

韩映山的作品，质朴、清新，比如，他在《苑苇和小芝》开篇写到：“三台村是白洋淀南的一个小村庄。村东是河套，种着满洼的红高粱；村西淀沿上，庄稼常常被水淹没。现在，水退下去，生了满地的三菱草和芦苇。草儿挨着水沿，拼命地长，水凌凌地有半人高”。他描绘的始终是自己生活的白洋淀边熟悉的农村风貌和乡亲们火热的生活。他认为，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就像鱼儿在水里游浮一样的自由。他自述“我对故乡有着真挚的爱。我热爱那里的勤劳朴实的人民，热爱那里的河堤淀水，热爱那里的风光空气以及一草一木。我把这种感情溶进了自己的作品里，想使作品真实、朴素地记录下故乡人民的思想情操，放映这一带的风俗人情。这是我最初练习写作的一种淳朴的动机”（《我是怎样开始写作的》）这些作品，虽不乏幼稚、天真，但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格调积极、向上，打下了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他对自己作品的评语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朴素地描绘了一些生活画面，如实地记录了一些常见的人物肖像。”“都是些小说式的‘散文'，散文式的‘小说'。”

由于57年的反右斗争和后来的文革动乱，韩映山把主要精力放在编辑工作上，创作基本上停止了。新时期又重新开始了创作，但自认为“我因生活经历平淡，又总是写水乡生活，故创作风格，变化不大”，始终如一地学习孙犁的风格，用秀丽的文笔勾勒白洋淀水乡人民新生活的优美画卷，成为荷花淀派在新时期的余响。

从维熙论

从维熙,1933年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代官屯。1950年入读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青龙桥小学教书。1954年调《北京日报》，当编辑、记者。他从小喜爱读书，上师范时，萌生了文学冲动，而引导他踏上文学之路的是孙犁。他几乎读遍了孙犁所有的作品，痴迷于那种清新、淡雅的风格和对乡土的热爱。18岁时，开始在孙犁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从此，与孙犁结下了师生情缘。1955年出版小说散文集《七月雨》，195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1957年出版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南河春晓》。

他的作品，主要以冀东广袤的乡土为背景，用农民熟悉的语言，讲述解放后农民的新生活，农村的新气象。着重表现了合作化运动中，由于人与土地归属关系的变化，导致新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新的道德风尚。尤其是农村妇女，在这方面，首当其冲。她们从长期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更展现了一种自主、新生的精神状态。例如，《故乡散记》中编席组组长翠枝儿，在给供销社供货时，因父亲以二等苇席充一等苇席，而骑马冒雨追换的故事，表现出一种新人的品格；又如，《鸡鸭委员》中，那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为合作社养鸭，她那种不辞辛苦、不怕危险的疯丫头的个性，令人喜爱；再如，《夜过枣园》中，一个乡村女医生先人后己，先给别村妇女接生，后给自家孩子看病的事迹，也让人感动。如此等等，都是那个时代才能出现的新的女性形象。从维熙这时期的小说创作，充分表现了农村社会变革中的新人和新的故事，语言纯朴、自然，带着泥土的芬芳和生活的气息，凸现了一种平原上热气蒸腾的景象和南河水波涛涌进的情韵。

正当文学与生活处于旺季，作家却遭遇了不幸。20多年的底层劳动，体验了人间炼狱的种种。1978年，重新提笔。1979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上发表。他曾给孙犁去信，请他注意一下这部作品。有感于多年的精神联系，孙犁很快回了一封信。信中说：你的小说，“它的生活的真实的背景，情节的紧凑衔接，人物的矛盾冲突，都证明你近来在小说艺术探索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但也提到了故事结局的悲剧性，认为尽管写了人物“美的灵魂”、“美的形象”，但悲惨的结局，却令人叹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从维熙小说前后的巨大变化：从清浅走向深沉，还有荷花淀派的艺术余绪，但已转换成一种反思性的批判现实主义。

房树民论

房树民，1935年生于河北省通县一个半矿区半乡村的小镇。1949年至1956年靠国家助学金在通县读完初中和师范。师范毕业后，先后在《中国青年报》文艺部当编辑、主任，在作家出版任副总编辑等职。求学期间，读了很多反映解放区生活的文学作品，萌发了写作念头，于是，尝试着写作。他说：“被文艺周刊栽培的作者中，我也算是其中的一个。”他回忆说：“我是1952年上初中时，给天津日报副刊投稿的，凭着少年的兴趣和热情，不料从那时起所写多以乡村为背景的习作，不断得以刊出。”到了1956年，“居然能够编一本小说，并由新文艺出版了。”“虽然知道我所崇敬的文艺周刊主编是孙犁同志，却从未给他写信，更谈不到拜望”，“第一次与孙犁同志见面，大约是1963年与冉维舟同去的，此前10年中，孙犁同志，不知耗心费眼地看了、退了和用了我多少稿子，而见面时我意想不出用几句话感谢他”。而不论是作为作家，还是编辑，“孙犁同志都是默默耕耘，厌恶张扬，不求闻达，面对他是无需多话的”（《熏陶》，《天津日报》2002年8月8日）。这是知心之言，文字之交，恬淡而珍贵。

房树民1950年代的小说，多以运河平原农村为背景，记写了新一代和老一代农民，在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中，旧的意识洧退、新的思想风尚成长的故事，反映了时代脉动对农民精神面貌的重塑。例如，《一天夜里》，写儿子和父亲对没入社的单干户生活陷入衰落和困难的不同态度，暗地里展开的思想交锋，没写结果，但结果已经自明；又如，《花花轿子房》，写新时代男女孩子们结婚已不再沿袭旧俗坐轿子，老轿工只能改弦更张，适应新的风俗；再如，《引力》，写一个老人因不同意入社与儿子、儿媳闹翻而出走他乡，但半年后的中秋月圆之日，被孙子接回家，一家人因聚的故事。这里的“引力”，是亲情，也是合作社兴旺发达的吸引。这些小说，满含着对乡土的爱，文笔清新流畅，委婉细腻，带着浓郁的泥土气息。犹如运河边的芦苇在阳光下、春风里，挺拔，摇曳……

房树民从1954年到1964年，活跃于文坛，出版过四部小说集：《诞生》《九月的田园》《樱桃园村》《雪打灯》。此外还写过一些报告文学，如《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合作）。但由于长期做编辑，为他人做嫁衣裳，后来自己的文学写作较少。1985年，他曾与孙犁有书信往来。孙犁告诫他：“你好久没有写东西，现在是否还把笔起来，写小说一时还有困难，可写些散文、读书评论之类的文章，这和你看稿也有联系。总之，我希望不断看到你的文字。你的文字朴实而简洁，文法修辞也有素养，我一向是很喜欢的。”（《致房树民》）殷殷之言，感人肺腑，足见荷花淀派中师生情谊，历久而弥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