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增订本）（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
时殷弘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简介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
耶鲁大学罗伯特·A·拉韦特军事与海军史讲座教授，是当前最享有盛誉的冷战史学家和大战略研究家之一，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其著作曾获包括班克罗夫特奖、普利策奖在内的众多奖项，代表作有《遏制战略》《乔治·凯南》《长和平》《冷战新史》等。
时殷弘 译
国际政治学者，国际战略家，美国问题学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现当代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等书，译有《遏制战略》《马基雅维里主义》《战争论》等书。
内容提要
前后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大国竞争之一。自“冷战总设计师”乔治·凯南首次缔造遏制战略以来，它成为了冷战中历届美国政府处理美苏竞争的指导性战略。并且，保罗·尼采、艾森豪威尔、基辛格等杰出的大战略家在不断赋予“遏制战略”新的内涵和手段。这一嬗变过程在冷战史学巨擘约翰·加迪斯的代表作《遏制战略》中得到了全面透彻且视角独到的分析。该书视野宏大，是一部经典的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杰作，并且在大战略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建树。加迪斯从战略的目标、对威胁的认识以及实现战略的手段三个方面，对遏制战略进行了系统考察，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新面貌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缓和战略”等各种不同版本的遏制战略的实施效果及优劣。1982年，本书第一版问世。2005年该书出版增订版，补充了第一版中缺失的遏制战略在冷战末期的重要发展。
“这是一部具有敏锐洞察力及启发意义的历史分析……对于理解历史以及思考当下及未来都十分重要的著作。”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遏制战略》及加迪斯的大战略研究方法
时殷弘
01《遏制战略》一书的意义
可以认为，美国在整个美苏冷战时代的国家大战略始终以遏制观念为主要基础，以包含种种具体历史形态的遏制战略为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根本内涵。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就此重大论题领域而言，一直缺乏一部在历史学和战略研究双重意义上（或曰在战略史意义上）堪称卓越的专著，直到时任俄亥俄大学教授的外交史家和战略思想家约翰·刘易斯· 加迪斯在1982 年出版《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为止。
该书（《遏制战略》第一版）连贯、统一和深入地考察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末期到吉米·卡特为止各届美国政府的对苏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问世后很快被广泛认为是一部具有经典水平的战略史杰作，而且做出了重要的大战略理论思想建树。
2005 年，在冷战已经结束、苏联已经解体的情势下，已改任耶鲁大学历史系罗伯特· 洛维特讲座教授的加迪斯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不仅大量使用了该书初版问世后逐渐可资利用的新史料，而且将考察范围扩展至里根政府的政策和冷战终结，由此该书的副题也顺理成章地改为“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就其论题而言，被《纽约时报书评》杂志赞誉为“里程碑式的史书”的这部著作具有特殊甚或独特的视角，此乃它的考察和论述方式的根本特色。加迪斯就此在前言里开宗明义地宣告：“（本书）不是从较传统的外交、经济、意识形态或军事视野出发对待其课题，而是从我认为囊括了所有这些的一个视角出发，那就是战略视角。我用‘战略’一词，是颇为简单地指目的与手段、意图与能力、目标与资源据此联系起来的过程……政策的学术研究者们在着迷于区域性、专题性或官僚机构研究方法的同时，对它的注意少得出奇。我愿将这‘战略的’视野应用于遏制观念——那在我看来一直是战后国家安全政策的中心关注——为的是解释这种观念在多年里经历过的前后相继的种种变异、表现和转换。”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02 约翰·加迪斯的经典战略思维路径
加迪斯的战略史研究方法或路径是经典的战略思维路径。战略广而言之，就是行事方略或成事之道，不过这里的“事”指的是相对复杂和困难的任务或目的（特别是政治任务或目的），连同旨在实现它们的、内在连贯和系统的实践。然而，在西方观念史上，“战略”一词源自战争指挥，或许还源自备战操作，而且大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只是被用于谈论战争及备战。
尽管如此，有一点仍属不说自明：战争及备战一般不过是强度最高的政治活动，因此具有高强度政治活动共有的某些根本性质和机理，同时特别强烈地体现这些共性。如果谈论的是依据具体的战争形势或和平环境，追求所欲实现的基本目的的全局性努力，那就是在谈论广义的战略，而在行为主体是处于和平之中的国家的场合，它大致就是人们一般说的治国方略。原本狭义的“战略”在现当代逐渐升华为更高层次上的“大战略”观念或理论，主要涉及把握手段和大目标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据此综合性地认识、动员、协调和使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精神文化等各类手段及其资源基础。
如此的思考和实践事实上构成了人类政治思考和实践中最悠久的传统之一。就其现代的理论形态而言，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大概无愧为单独一部最具影响的大战略著作，它将战争应当从属于政治和政策这根本观念，连同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巨大作用以及战略规划的功能，明确地引入了大战略思想。
然而，作为一个单独和自觉的领域，对大战略的真正的学问性探究迟至20世纪50—60 年代才明确地出现。在本书问世以前，堪称这方面的现当代经典名著的有：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史家利德尔·哈特在1954 年首版的《战略论》；1969 年开始由当代最重要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者唐纳德·卡根陆续推出的、富含自觉和系统的大战略理论的四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76 年著名的战略理论家和战略史家爱德华·勒特韦克出版的《罗马帝国的大战略》。
此后在1982 年，加迪斯出版本书。与此前及此后的所有大战略经典名著相比，本书最突出甚或独特的长处也许在于，它特别好地例解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一定意义上“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只要是略微复杂的，一般而言只能依靠对具体的“时间和环境”中的战略行为的具体考察得到，也就是只能依靠具体的历史考察得到，而抽象的理论思维和推理在这方面所能成就的颇为有限。
所谓特别好，是指本书大概比任何大战略史书都更能证明，越是精微复杂的大战略理论，就越有赖于真正的历史学术研究来揭示。或者说，大凡足够精微复杂的大战略理论道理，一般倘若不诉诸真正的历史学术研究便无法予以揭示，因而大战略理论本身应有的精致性也无法达到。一言以蔽之，大战略理论构建依赖战略史考察，在前者的精致有赖于后者的精致这一点上表现得最强烈。
本书的一个范式性概念，是加迪斯在前言内展示和说明的“战略编码”，或曰“地缘政治编码”。按照他本人的界定，它是美国决策者“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利益、对他们的潜在威胁和可行的反应的前提假设，它们在一个行政当局上台前或上台后不久趋于形成，而且除非出现很不同寻常的境况，此后就趋于少有改变。”他指出冷战时代美国政府先后有过六种各自显著不同的“编码”：
乔治· 凯南的最初的遏制战略，那在1947—1949 年间得到表达，而且由杜鲁门行政当局在那个时期里予以大致的贯彻；
围绕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 号文件的各项前提假设，在1950—1953 年间作为朝鲜战争的一个结果被付诸实施；
艾森豪威尔- 杜勒斯的“新面貌”战略，从1953 年延续到1961 年；
肯尼迪- 约翰逊的“灵活反应战略”，直到约翰逊总统1969 年去职为止规定了美国对世界的方针；
与“缓和”一词联系起来的、由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和实施的那套观念体系，它实际上由福特和卡特两位总统继续下去，直到1979 年末苏联入侵阿富汗为止；
里根总统的新的遏制战略，它据加迪斯论说解决了“我已在它的诸多前驱那里辨识出的自相矛盾”，完成了乔治· 凯南起初首度提出的遏制任务，并且“他还以凯南本人预见到的方式行事：召唤一位苏联领导人参与从事改变其本身政权的任务。”
《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增订本）
英文版封面
03 历史研究方法 VS. 科学研究方法
加迪斯的战略史方法或路径是经典的历史学路径，而非被许多人迷信和在考察人类事务时滥用的“科学”方法或路径。后者可称为实证审视和分析，其最显著或最表面的特征在于尽可能精确和众多的统计数字，还有设计得颇具匠心和理解起来较费心神的主题模式。然而，它的最内在和最根本的特质，在于它的“简化主义”目的：依据众多带有数学精确性的实证事实或曰数据，经过看似难以质疑的逻辑过程，将复杂的事物系统的待发现“秘密”简化为一个体系——简明扼要和井然有序的论点体系。
固然，这样的实证审视和分析有其长处，即能够揭示某些较简单、较狭小的现象系统内的一些较深层的要素和机理，更能使一个准“科学主义”时代的诸多听众或读者信服该论点体系，否则他们就倾向于不相信或不很相信。可是，至少还有其他诸多听众或读者更多地从一种正确的经验性判断(common sense)出发，那就是人类世界兼具高度的复杂性质和固有的伦理性质，从不那么清晰可辨和易于理解。因而他们虽不否认实证方法的解释成果，但天然地怀疑它们只是边际性而非本质性的待发现的“秘密”。
加迪斯本人严厉批评许多政治学研究者过度痴迷于“科学”路径。首先，他将科学研究的领域分为两大类：可复制或重现（replicable）的研究客体与不可复制或重现（nonreplicable）的研究客体。其中，传统自然科学的“硬科学”标准方法论通过实验室的科学试验建立起来，而“软科学”研究方法既包括历史事实的连接，又包括思维在大脑中的重现、构建与想象。
他指出，许多政治学研究者倾向于混淆这两大类研究领域，将大量的不可复制的现象当作实验室科学对象去研究，错误地期望只要同样反复操作就能反复重现结论。加迪斯从简化需求、自变量与因变量、变迁解释、标准的通约性以及客观性评价五个方面，提出了对“科学的”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全面批评。他特别强调采用实证主义的“科学”路径的社会科学学者大多没有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社会现象与人类行为——极端复杂和能动，以致一种变量的增减或其运行环境的微小变化，往往引起这些研究者极难把握的复杂的变动。
加迪斯在本书增订版的最后一章即“后记”内强调，在塑造遏制战略（甚至任何大战略）方面，历史是比理论更好的指南。他指出，乔治· 凯南——遏制观念和对苏遏制战略的初始缔造者——在冷战早期的洞察远超过当时的俗见。凯南的思想“出自他对吉本的罗马帝国史著的阅读，出自他的关于俄国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出自在国家战争学院期间他自己的论述伟大的大战略家们的速成课程——甚而出自虚构性作品，如同凯南借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描述苏联。
之所以如此，很大部分原因就在于“正规的理论在追求普遍有效时，太经常地脱离时间的推移。它过少注意事物怎么变成当下的形态，那通常提供了它们将会变得如何的最佳线索。相反，历史——文学亦如此——以这么一种方式提炼往昔的经验，那使人准备好迎接未来的不确定性”。
一项较为深切和基本可行的导读到此就可以结束。所谓较为深切，是指上面展示和详细谈论了本书的特殊甚或独特的视角，亦即它的考察和论述方式的根本特色。所谓基本可行，则是指前文已经介绍了统帅本书的范式性概念，以及它的最概略的、按照历届行政当局的遏制战略形态之先后顺序的应用性延展。而这结合浏览本书的目录，大致足以得知本书的概貌。何况，前面关于经典的战略思维路径所说的一切，加上就本书与此前此后所有大战略经典性名著相比最突出甚或独特的长处所说的一切，已经透露出本书的基本战略思想。
04 里根、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
下面，要依据加迪斯在本书和别处的论说，再就几个重大问题作一些谈论。它们对理解本书和理解冷战的终结，对理解优秀的国务家和大战略领导素质饶有价值。本书增订版之“增补”几乎全在于里根及戈尔巴乔夫与冷战的终结，而“里根非同小可”！此乃加迪斯2004 年4 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做的一次讲座的标题。在这次演讲中，他从战略角度出发，盛赞里根—而非里根的任何幕僚—可以与凯南、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并列为一位真正的遏制战略家。“里根在他们统统失败了的方面获得了成功，即成就对称的遏制与非对称的遏制的一种可行的综合，扬其中每一种路径之长，同时避其之短，正是这一成就，加上戈尔巴乔夫上台掌权，结束了冷战。”因而，里根非同小可：他带着一套清晰的思想入主白宫，这套思想大多由他本人依据直觉和经验形成，旨在设法“拯救遏制战略”，依靠使遏制战略返回它原本的初始目标，即令苏联领导人改变基本的治国观念和对外政策观念。不仅如此，他这么做“不是靠承认苏联现行政权合法正当，而是靠挑战它；不是靠谋求在军备竞赛中势均力敌，而是靠重获优势；不是靠在人权问题上妥协，而是靠利用该问题，将它当作一种比双方军事武库内任何装备都更有力的武器。”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毫无疑问，里根的战略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戈尔巴乔夫的战略拙劣和战略失败。在本书临近结尾的地方，加迪斯既尖锐又含蓄地指出：“戈尔巴乔夫只知道他的国家无法沿着在其前任治下一直遵循的道路继续前进。接下来的六年时间将见证他挽回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维持一个超级大国的最初努力，化解为一系列愈益孤注一掷的临时举措，它最终导致苏联权威彻底崩溃，起初国外，继而国内……谁有战略而谁没有？这问题至少易于回答。”
在世界观和国际政治观皈依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愈益孤注一掷的临时凑合难免招致苏联的毁灭：“一旦戈尔巴乔夫让人明白苏联不会武力反对自决要求，那它就不会面临任何阻碍。他别无他法，只能听任斯大林很久以前在东欧构设的势力范围在几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他全无手段去抵抗压力—来自德国内部的和来自布什政府的、要求该国重新统一的压力。他全无办法去防止新近统一了的德意志国家被纳入北约：传统观点一向坚持认为苏联永不会接受这种地缘政治结果。而且当然，最终他也无法阻止苏联的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获得自决，或就此而言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亦然，后者现在由他的经自由选举产生的对手鲍里斯·叶利钦领导。”
2005 年4 月，加迪斯在米德尔布里学院发表演讲，不乏杰出创见地指出，大战略领导素质至少包括五项：（1）全方位的广阔视野和实际上基于丰富经验的优秀直觉；（2）树立大战略目标并予以坚持不懈的追求所需的精神勇气和巨大毅力；（3）对未经预料的戏剧性事变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4）为做出大战略所需的道德判断和道德号召而有的基于信仰的举旗创议；（5）打动公众和感染人心的雄辩才能（“大战略需要大语言”）。* 与此同时，就第一项，他还卓越地，甚至在战略和政治学者中间近乎独一无二地指出，大战略思维素质要求与现当代绝大多数学院教育大相径庭的大战略式的教育。也就是说（用笔者的话说），战略思想家是创造性、批判性和思路宽广的宏观思考者，有相应的特殊的智识素质，即长于剖析现状全局，把握总体图景，辨识事态之间的大联系，产生有想象力的行动选择和构筑战略性观念。这样的素质要求有基础宽广的教育，它的功能主要在于拓展受教育者的眼界和智识广度，帮助形成大战略思维方式，并且为之注入真正的探索精神，以发动和武装他此后经年累月几无休止的“学习”。
在加迪斯的知名著作中，有一部被《纽约时报书评》杂志誉为“必将有巨大影响”的《冷战新史》。在该书最后一章里，他视野宽广和大有见识地盛赞邓小平—中国的一位历经了几十年革命的共产党人，然而是最能创新性地适应改变着的中国和世界的思考者和实践家，同时也是拥有最佳的政治领导素质和大战略才能的领袖人物之一。加迪斯写道，苏联“已经变得不能履行任何有效战略的最根本任务：有效使用可得的手段去实现经选择的目的。”其历史性结果是将塑造世界趋势的舞台向在世界其他地方能够这么做的领导人敞开。“他们来了，来自意外的源头：或许这就是原因，导致他们从未经预料的观点出发，质疑20 世纪70 年代—实际上是整个冷战期间—的流行俗见。”除其他手段外，他们依凭杰出的个性、面对逆境的坚韧、无畏和直率，然而首先是他们突出的动员技能，即不仅能将他们的认知传达给千百万其他人，也能说服这千百万人接受这一认知和跟随其引导。由此，“他们开始了结束冷战的进程。”这一卓越见识无疑超出了他自己的《遏制战略》的里根/ 戈尔巴乔夫篇章。
加迪斯由衷地赞誉邓小平是他们之中的第一人。而且时至今日可以肯定，他是其中最伟大即造成世界最积极变迁的一位。很难预料他会为“他的国家带来一种市场经济。邓小平喜欢说：‘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他为探索一条不同的道路赢得了余地。”通过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实验，邓小平向世界表明一个共产党能够长足地，甚而急剧地改善它治下的人民的生活。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开始腾飞，到邓小平1997 年逝世时，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回到与苏联的对比，现当代史上最糟糕的战略家之一戈尔巴乔夫在1993 年懊恼地承认“毕竟中国当今能让它的十多亿人民吃饱肚子。”
让我们以加迪斯和其他许多人的战略思想宗师克劳塞维茨的一席至理名言结束本文：
“历史和后世将‘天才’之称保留给这些人：他们在最高职位上——作为总司令——卓越非凡，因为在此对智力和精神力的要求……高得无比。战争中，情势那么变化万千，而且那么难以界定，以致不得不评估数量巨大的种种因素—大多只依照或然性。负责评估整体的那个人必须以一个素质去应对自己的任务，那就是在每一点上都感悟到真理的直觉。否则，就会出现意见莫衷一是，思虑一团混乱，并且致命地牵累判断力。
这任务就更高的智力才能而言，要求的是一种整体意识，连同一种判断力，它们被提升到一种绝佳绝妙的想象力，轻而易举地抓住和撇弃千百个遥远的或然性……然而，若无如前所述的性格和性情素质（即勇气、沉着、果断、坚强、坚韧、情感平衡和性格力），那么即使是悟性—天才本身的绝佳慧眼—的这一超级发挥，也仍将够不上历史重要性。
真理本身难得足以令人行动。因而，从认识到决断、从知识到能力总是路长步远。人的行动的最有力源泉是他的情感……那是我们已学会在种种素质即果断、坚强、坚韧和性格力之中认出的……
最后……让我们断言……如果我们问哪种心灵最可能表现出军事天才素质，那么经验和观察都会告诉我们，在战争中我们要挑选的是探索性的而非创造性的心灵，综合的而非专科的方法，冷静镇定的而非容易激动的头脑，给它们付托我们的兄弟和孩子们的命运，还有我们祖国的安全和荣誉。”
（本文选自《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增订本）中译本导读，题目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注释从略，商务印书馆授权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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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加迪斯出版的《遏制战略》和他2005年经过扩充的现在这部《遏制战略》（增订本），是大战略研究的非常重要的经典性的组成部分。也是大战略理论思想树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时殷弘
“为什么这本书是经典著作。因为它具有大思路，这个大思路是大战略的思路。它不是一般历史著作，我也看了很多历史学家写的著作，但是像加迪斯这样具有大思路的历史著作并不多……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它用乔治•凯南的“遏制”这个概念，把战后一直到冷战结束这几十年里美国对外战略给串在一起了，我没有看到这么来写战后美国战略变迁的第二本书。”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张小明
“对于史学家来说，加迪斯非常强的一方面在于具有很强的框架感和逻辑性，有大的问题、大的想法；对于政治学家来说，他有非常强的史学的基础。这本书所做的战略研究像时殷弘老师所说的，是踏踏实实坐在一个具体时空里，在这里面来看怎么应对，而不是几条抽象的战略原则。这也是我印象比较深的。”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于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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