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 文 《法人》全媒体记者 银昕
掌握着海量数据、先进算法的互联网巨头，理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担当、有更多追求、有更多作为。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
——人民日报
“北京的团长特别少，大多数平台都不敢进上海和北京，成本太高了。”当社区团购被汹涌的群论诟病“不讲武德”且基本占领低线级城市之时，上海北京两地的社区团购却如黎明般静悄悄。
十荟团是为数不多的在北京开展业务的社区团购平台。《法人》记者搜索到，该平台在北京唯一的团长开展业务的范围是位于城北的天通西苑小区。
“现在风声有点紧，本来打算在北京持续招团长的，但鉴于目前的形势和过高的成本，最终在不在北京做我们也不清楚。”赵高操着山西口音告诉《法人》记者，他目前空背着一个团长的身份，其实并没花多少心思。“十荟团在北京没有生鲜，只有常温食品和生活用品，而且是包邮到家。团长只要凑人头就好，不用执行代收点和分货发货的功能，比较轻松。”
赵高的“比较轻松”也可以理解为，上海、北京是社区团购很难触及的两个“高地”。赵高说，北京的货品目录是平台早就敲定好的，团长不需要做任何选品的工作，只是“发发链接”就够了。“但最近我的业务做不起来，我正在寻找别的团长顶替我的位置。”他说。
12月22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召集阿里、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等6家企业召开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对社区团购划定了“九不得”监管底线。监管层明确发话，在资本圈倍受追捧的社区团购继续扩张的势头已出现拐点，使其业务伸向上海、北京的可能性存在一丝疑问。
▲各种团购围绕着我们的生活
“三足鼎立”背后，是“不差钱”的互联网巨头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意外加速了社区团购模式的扩张。可以说，在疫情期间，社区团购扮演着小区居民生鲜食品和日用品供应线的角色。在这一特殊年份的资本市场，社区团购也逆势成为新风口，可谓万众瞩目、热钱云集。
根据企查查公布的《2020年社区团购投融资数据报告》，2020年社区团购公开融资事件有19起，是历年来的第二高，但2020年被公开披露的社区团购融资金额高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56.3%，这是历史新高。
经过一番投融资，“三驾马车”领跑头部的格局已经显现：十荟团在2020年获得4笔融资，“渶策资本”4次追投，而发生在11月30日的最新一轮投资的投资方多达10位，阿里巴巴也二次加码；位居前三的另外两位，兴盛优选和同程生活获得两笔融资，前者由腾讯和京东下注，后者由同程资本领投，据说同程生活在2020年获得融资超过2亿美元。
与投融资同时发生的还有并购：同程生活并购了同在苏州的社区团购平台“邻邻壹”，滴滴并购了橙心优选，京东并购了美家买菜。表面上三足鼎立，背后则是“不差钱”的互联网巨头的资本加持，阿里、腾讯、同程、滴滴、京东纷纷入局。
只能“欺负”小卖部
社区团购被扣上“不讲武德”的帽子，源于对社区超市和小型菜摊生存空间的挤压。
《法人》记者了解到，不少团购平台的团长本身就是社区内小型超市或菜摊的老板，这些团长在日常经营小超市的同时，还负责接收被平台发来的货，做轻度的分拣工作，再通知小区居民前来领取。
团长可以通过成团获得一定的佣金。一位武汉的团长告诉《法人》记者，他所服务的平台给不同品类的佣金不尽相同，“最高的20%，最低不到10%，平均下来会在百分之十几。”
值得注意的是，团长不能通过团购平台来消化自己店里的存货。假设团购平台上出售的一件商品自己店面里也有，也不可以按照团购的价格出售自己店面里的货品。这意味着，团长们的“正职”正在被“兼职”一点点蚕食掉，他们眼看着一模一样的商品在社区团购渠道以低于自己店面进货价的价格卖给了小区居民，同时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店里的存货卖不出去。
这两件事在团长们眼皮下同时发生，很多人发出一个疑问：未来哪个会是正职，哪个才是兼职？正职被兼职挤兑成这样，还有什么可干的？
社区团购平台压价能力，是散兵游勇且数字化能力几乎为零的传统百货超市永远不可能有的。即便是普通电商，也不敌社区团购平台。
以三文鱼为例，每盒成本在45元~65元区间内浮动，普通电商通过快递发送到位于上海的消费者家中，包装和冷链物流的成本需要再加20元，也就是说，即便推出“一分钱都不赚”的酬宾活动，每盒的售价也得65元。
社区团购则类似于“批发”模式，按照某小区的总订单量将三文鱼一齐配送至团长处，再由居民赴团长处自提。团购平台完全可以使用更便宜的大型货车运输，冷链物流的运费成本会降低到每盒2元。这意味着，社区团购同样举办一次“一分钱都不赚”的酬宾活动，三文鱼价格可以压到每盒47元，如果平台再有补贴，价格被压到30余元，会比实体生鲜市场的进货价还低。
假设团购平台加价15%，将其全部作为给团长的佣金（平台自身一分不赚），价格仍然只有54元，比65元低得多。
《法人》记者了解到，生鲜和蔬果产品从原产地出发到送至消费者手中，要经过一条由几个环节构成的供应链。
以时令水果为例，从原产地出发，要经过一级批发市场（诸如北京新发地和京深海鲜市场）、二级批发市场和社区周边农贸市场后，才能到达产业链下游的小型商超和便利店。
目前，社区团购通过补贴和价格战，在产业链条的下游层层推进，挤压其他零售商，改变了原有的价格体系。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原产地和生产基地，社区团购现阶段还无法触达，有能力大量开展原产地直采的社区团购平台几乎没有，只有零零星星几样果品是原产地直采模式。
一位国资背景的生鲜电商负责人告诉《法人》记者，原产地直采意味着电商平台要把生鲜产品的整个供应链“包圆儿”，“从产地，到仓储，再到物流，最后才是销售，链条长、成本高、难度大，只有特别有实力的电商才做得到。与之相比，社区团购只要在销售这最后一个环节上操心就行了。”该人士告诉《法人》记者，鉴于国资背景，他所服务的生鲜电商有部分商品是原产地直采，但在商品总目录中的占比也并不高。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社区团购有能力触达生鲜产品供应链的上游，我国既有的农产品供应体系和价格体系就会被重塑，其结果远比挤垮一批小型超市和菜摊严重得多。
《法人》记者了解到，从原产地到一级、二级批发市场，再到社区周边的农贸市场，这些环节都是政府强力介入并严格规划的“菜篮子”工程，每片社区周边的农贸市场密度和人员密度，都在政府规划和调控范围内。目前社区团购正在蚕食掉一部分社区周边农贸市场的生意，已经影响到了这个既有体系的下游，一旦其继续无序发展，进入既有体系的上游，即从原产地到一级和二级批发市场的环节，“菜篮子”工程会受到更深的影响，甚至触及粮食安全。
这是社区团购必须规范有序发展的深层原因。“九不准”出台后，低于成本价倾销及挤压传统零售业生存空间的做法，似乎不再可取。
在产业升级与因噎废食之间徘徊
在这场实力极不对等的竞争中，对传统零售方该不该保护，对社区团购该不该加以整顿？对此，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赵虎向《法人》记者表示，企业触犯反垄断法，要构成几个前提，首先要达到市场支配地位，其次要有不当利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这些行为主要分为三类：未经申报的经营者集中使企业间的竞争被消除；企业间达成垄断协议，比如对价格进行垄断；取得支配地位后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销售，或以不正当理由拒绝对其他市场主体进行交易。”赵虎表示，如果现阶段尚未有社区团购平台达到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问题不会被触及，“但如果有平台低于成本价倾销，来挤压其他市场主体的生存空间，即便不涉及《反垄断法》，也涉及《反不正当竞争法》。”
也有人认为应该对新经济形态进行保护，在“包容审慎”中使其规范发展。北京飞马旅发起人郭昕对《法人》记者表示，不能因为传统零售业态处于不利地位，就赋予他们“我弱我有理”的权利。“应该看到，社区团购在数字化和信息化能力的加持之后，的确给小区居民带来了方便，他们并不是只靠资本‘烧钱’在维持，而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如果消费者能持续从中获益，就应该鼓励其发展。”郭昕认为，如果社区团购平台被发现有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行为、低价倾销扰乱市场的行为以及利用数据“杀熟”的行为，应该严格执法，树立秩序，但不应否定整个行业的积极意义。
不少兼职团长的菜摊和小卖部老板的忧虑在于，自己的命运是否会和出租车司机雷同，先被平台赋予数字化的使用习惯，平台待到获得较大市场份额后，再推出自营的竞品业务，以挤压原有业务的生存空间。
互联网巨头入局社区团购，也许是一次不太完美的跨界。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言：如果我们的互联网巨头具有更多超越性追求，能够运用数字化技术探索未知、拓展人类知识疆土，再与超大规模市场结合，将会产生巨大的科技创新势能。
未来，我们不仅希望更方便地买菜，还希望科技能创造更优质、更多人能吃得上的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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