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今晚，我为自己点灯。
李承俊
手是我的手。两只，各五根手指。
没有象族中的六大爷那般令人羡慕：手指头十一只，脚趾头也长着十一只。我的手一只长在左肩下侧；另一只，很识趣地对称着长在了右边。
我的手非常登对且相亲相爱，虽然有时也会不顾一切的用身体去撞击对方，但它们并非相互仇视——这样的时候，它们更多的是为主人际遇的春暖花开而激动难抑。
如果是我人生的寒冬，我的手也会忘情地拥抱在一起给对方鼓劲。并且粗粝，断纹，心有戚戚，触摸着这个世界的风云变幻和人情冷暖。
我的手在许多个位置都长出了厚厚的茧子——这真的是你的手吗？有人曾这样问过我。这双手的每一只指甲盖都被主人毫不留情地摁在它该在的位置，不曾超出分毫。这令我的手常常在一大堆男人或女人的手放在一起的时候分辨起来一直没有什么难度，无论是危难时刻抑或荣耀当头。
毫无疑问，这是一双男人的手，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黝黑和败兴。当然了，左右两只都留有一些难以磨灭的皮肉之损，有故事的人若是看到这双手，一定可以想象得到它们一定经历过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沧桑——也可能，隐匿着一些不期而遇的暖意或风华。
今夜，右江之滨，芒乡深处。劳碌一日的我独处一隅，四处是寅夜里的黑暗。左右都睡不着，我起身，往窗外伸手，却什么也没有抓到。我明白，随随便便就能把我省略掉的，又何止是那些不知来向也不知去处的风呢……于是淡然，欣然。
今夜，驻足窗台，思之过往，我为自己掌灯——用我曾经伤痕累累的手。
我出生在桂西德保丘陵莽莽苍苍的大山深处，一个唤作安乐村的壮家村寨。我庆幸，父母给了我一双那么不安份的手。
我的手自小爱抓东西。据说抓周的时候，父母亲人们把一大堆他们自认为能够决定我前程的物什一一摆放在圆形竹席上，让我坐在中间，想看看李家三小子长大了究竟是块什么样的料。大人们凝神静气，带着兴奋、期待与紧张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望着那些柴刀、银元、锄头、尺子、糖果、鱼竿、鸡羽毛……我却做出了令人惊讶的举动，我闭上眼把所有东西都拢成一堆，揽在怀里，最后才睁开眼睛，左手紧紧抱着那些东西，右手却抓着那根漂亮的鸡毛对着空气胡乱挥舞。之前略有沉默和尴尬的大人们这才兴奋地大喊大叫了起来。也许，这根刚刚经由舅舅的手从公鸡身上拔下来的“代表着毛笔也代表着智慧”的鸡毛，彼时抓在了我的手里，便极度地契合了大人们原本的预期吧，我想。
就这样，李家三小子是“文曲星下凡”的消息不胫而走。那时的我自然不曾知晓这一切，事实上也从来不会去迷信。我只知道，自从我这双手不再成天抓着母亲日渐干瘪的乳头喊饿，便开始了它辅佐着主人“去远方”的人生之旅。
金庸和古龙的世界里，我们经常听到“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但小时候的我，一伸手，最可能抓到的往往是泥团、沙砾、弹弓、鸟窝、猪食糠、木瓢子、粥碗、糍粑、五色糯团或者一蓬青涩坚硬在我而言却是极度美味的番石榴。
之后的柴刀、牧鞭、独轮车、木骑士，以及和小伙伴们到漫山遍野生长着野杜鹃和紫胶树的草坡上玩打仗时木制的“冲锋枪”和“装甲车”……更是丰富着我番石榴般坚硬却脆甜的童年。
童年远去，却一切如昨。今夜，我为自己掌灯——用我曾经伤痕累累的手。
我的手曾干过不少人们预想不到的事。印象中这双手干的“最大逆不道”的第一件事，是在会查字典那年：我硬是自己动手把父母亲人们杀鸡摆酒为我取的名字“李福灯”改为了“李福登”。仅仅是因为我觉得“灯”虽然能引人注目或在暗夜里给人予指引，但它太过脆弱：油枯时会灭，雨打时会熄，风吹时会倒，而“登”却可以一直努力向上，不象“灯”那般轻易散架、被人从中间一把撕开——“登”的端正、平稳，锐意进取乃至自成一体，正是意气风发少年时之我的志趣所在。
我也曾长时间痛恨过我的手。当我曾经忙碌于牧牛赶鸭或者笼鸟砍柴的双手，第一次从乡教委办举办的作文比赛中捧过人生第一份写作奖状，我感觉我的人生，真的要翻开新的一页了。虽然，那一次的作文奖，老师说我写得最好却只能拿个全乡第二名，仅仅是因为我在90分钟里写的作文稿子“字写得象故乡的‘怀’（水牛）”一样太大个，不美观，评委们便让我屈居了第二。而且，这个第二名，还经历了一番不小的波折，当时代表我们村小学带我到乡中心校现场参赛并为我“舌战群儒”，力陈“小学生作文比赛比的不是书法而是文采”后终于抢回这个奖的兰明雄老师也一定还有印象。前不久，我还把这件事写成《“吵”来的第二名》发表在了深圳的《南方教育时报》上，算是对我一直痛恨自己那双写不好字的笨手迟来的和解。
但我其实也从那时候起暗暗地恋上了我的手。自从那次吵来的第二名奖状在手之后，甜蜜的感觉就此不可收拾。那一次的第二名给我的鼓舞委实不小。小学时光里，我的自信心从此爆棚。每天上课时，我举手回答老师问题的次数比谁都多，拿作文奖的次数也渐渐地超过了小时候拿家里的甘蔗节跟小伙伴换取小人书的次数了。
我就这样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我的手，并极大限度地使用着它们。初一下学期的时候，我曾被荨麻疹袭扰得日夜不得安宁——那些个不堪回首的日夜里，世界于我就是一团灰色的乱麻。我想理，可它没有头绪；我想哭，可眼泪也象乱麻一般，缠绕着我不曾淋风沐雨的脆弱的心不曾松脱。
那段时间里我的手，用得最多的竟然就是抓痒！以至于有些时刻，其他同学酣然入睡的寅夜，我却要一个人爬起来躲到路灯下去抓那总也止不了的痒，即便把全身抓出血痕累累也没有什么效果，但抓着的时候它解恨啊。那时的我，只恨爹妈没有给我多长出几双手。
可恶的荨麻疹啊！我不得不因此休学半年。曾经挥笔疾书片刻成文的手变成了牵着父母衣角不知所措的手；曾经澄亮清澈的眼眸也变得黯淡无光。
这样的状况，令望子成龙的父母比我还急。他们卖了鸡鸭，清了米仓，咬咬牙拆了门板，连一直不舍得砍掉、想用来给自家木楼换梁的几根杉木也拿到田东、天等和德保三县交界的平尧互市那里换成毛票，只为了凑盘缠带着我四处寻医问药。
可是，当县里、市里的医生也说荨麻疹无法断根和速疗的情况下，我们最终只能回家自想办法。
就这样，在休学的那些日子里，我一边在夜里全身浸泡在“百草浴”中，感受着母亲到卧牛岭上摘来、父亲到石山洞窟里挖来的各种说不来名字的深山植物构成的据说可以驱除百病的“百草之恩”，一边在白天用我握惯了钢笔的双手在故乡的鉴水河边、猪肠湾畔，见日里端着木制的三角形淘金盆淘洗河里的沙金，企图以此来忘记奇痒难忍的非人折磨，并借此换取一点钱物，满足自己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小小的欲望。
刚开始的时候父母也曾极力反对，但是当他们目睹我被困在家里时时刻刻被那种莫大的奇痒折磨和孤苦无援深深缠绕以至于白天黑夜不分，餐不可食、夜不能寐的苦楚情状时，一向心善的父母妥协了。唯一的要求是，我这个自小出名的鉴河边上的“旱鸭子”一定要注意安全，下不了水的话就只淘岸边上前些年大人们淘过了的那些清沙，不要在意淘不淘到黄金——毕竟我这样的年龄不是干这些活的时候。
但我是不会轻易向自己臣服的，因为，我曾经是那么地热爱和信赖我的手。
每天清晨，我早早就用铁铲吊着煮饭用的铝锅、火柴、米、盐巴（菜和油是完全不用带的，鉴水河里的鱼虾肥美而不腻，配料和烹技在淘金人的眼里完全被视为空气）和淘金盆，走上大约一公里的路来到鉴水河边脱掉衣服、深深吸气，然后毫无顾忌地从猪肠湾上那块突起的大石头上跃入水面，扎猛子潜入水中，就算把正嘻闹着飞来飞去玩家家的白鹭们惊吓了也不曾怀有歉意。直到把自己偌小一个滑溜身体潜进了河床底部那些深不可测的岩石夹缝里，用原本还细嫩的双手，一把把去抠那缝隙里的沉沙——据说这样的地方大人们也难以抠到，这样幸存的沙金机率就会多一些——即便抠破了手指头、掀掉了指甲盖也来不及喊一声就忘记了疼痛。毕竟，那是一个一角钱能顶五块钱花的时代啊。然后在一口气堪堪要憋完殆尽的时候，我就像捧着一个刚出炉的蛋糕一般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它们浮出水面，生恐这些堪称“冒着生命危险”抠来的心爱之物会被调皮的鉴河水瞬间漂走。
出了水面，再把这些泥沙倒在淘金盆里轻轻地搓揉，敲碎凝结成块的沙砾，再双手大拇指像掂着《入学录取通知书》一般虔诚地掂着淘金盆的一头，左右两手的四根手指轻轻托住淘金盆底，然后满怀希望地一边哼着家乡诸如“哥在山上放牯牛，妹在河中漂排流；找块石头抛河里，看你抬头不抬头？”之类的山歌子，一边有节律地左右两边呈“W”形轮抖着淘金盒，然后再一回收一抬手一推送，如此循环往复，直至把沙砾由大到小地悉数推走才善罢甘休。
当薄薄的沙泥浮起，闪烁着金光的黄金次第在盆底映现，我小小的心脏便急速而欢快地加快了跳动的频率，一天的辛苦便也变得值当了许多。当然，也有很多次是忙活半天可淘金盆底却只见空无的时候，但我不会灰心，因为鉴水河底，还有着许多地方我还不曾潜入呢。
在那半年多的养病时间里，在本该背着书包上学去的每一个清晨，我却如此孤零零地天天带着一些家什与猪肠湾黏乎在了一起，风雨不改。许是天可怜见？有一次，竟令我淘到了一颗玉米粒大小的黄金，加上之前曾经淘到过的那一颗大米粒般大小的黄金，连同那些薄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却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黄金片一起，我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并且用这一笔自己双手赚取的钱，跑到离荣华乡初中不远的乡供销社文具区玻璃书橱前，一口气把那些眼馋了许久的张恨水的《春明外史》、亨利克·显克维支的《波兰卫国三部曲》（火与剑、洪流、边塞喋血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大部头小说，买回了一大兜，回到家一盘点，除了拿给父母大约六十元以外，其余的，我都已一分不剩地用来买了一只上海钻石牌的手表和这十几二十本大部头小说了。那时侯家境贫寒的我，竟然没有用这笔钱给自己买一件衣服或者哪怕是一双能让双脚在冬天里少一些受冷的保暖鞋，现在想来竟然也不会后悔，就不得不又佩服一回自己。
复学之后，老师和同学们听闻了我对自己第一桶金的分配办法，都不约而同地给我竖起了大拇指——所不同的是，同学中相当多一部分人，那个竖起来的大拇指后来都迅速旋转一百八十度，改为下沉了。并且，有人还给我起了一个名号，曰“书呆子”。但我不悲不喜，反而更珍爱我视若生命的手。以至于在后来的中学时代，我的博览群书与积极向上，让我成为中考那年乡里成绩优异的那一批公认的“少年才俊”之一。
令人们大跌眼镜的是，就在那一年，出身农门的我竟没有选择“一跃龙门直上天，从此不做农家仔”的公认捷径，艰难地放弃了上中专后“三年中专生，一辈公家人”的极度诱惑，竟然仅仅因为听说德保高中有个鉴水文学社而没有顺水东去读中专。就这样，我放下人们的讥讽或不解，逆向西行，由鉴水河末端的荣华乡安乐村溯游而上，来到了鉴水河上游山青水秀的镇安古府——德保县城读上了高中。
高中岁月，永远是最难忘却的。今夜，我为自己掌灯——用我曾经伤痕累累的手。
如果说故里安乐村算得上鱼米之乡，那么县城镇安古府在我眼里则是钟灵毓秀——每每登临一回云山独秀峰，读石壁上常给人醍醐灌顶的先贤诗文，望山下欣欣向荣的莲城风物，我都深以为今生何幸，能生为德保人！并因此豪情万丈，久久不能平抑。
在德保县城读书的几年里，我的手被我使用得更加肆无忌惮。在鉴芳园滨，狮子山下，德保县最高学府都留下了我和既是文朋诗友、又是同窗好友的鉴水文学社兄弟姐妹们那些不曾忘却的身影。
而我的手也相当地给我争气。刚上高中那一年，正好是北京亚运会火炬传到德保的时候，我在当天上午的两节语文课上手写李宁在德保中学交接火炬的那一篇两千多字的文章，竟以一年级新生作文的身份，而一举成为全校各年级包括高中部、初中部各班都争相传阅的“范文”！
这样的“开门红”让我一时间成为学校语文组和校长室的“重点研究对象”，但鉴水文学社仍然因为之前的一些不便明说的原因停社了许久，语文组负责人和校领导的意见是没办法恢复。但我不甘心，我奔它而来，它岂能无动于衷！？
于是我召集我们高96班的几个文学爱好者，自行成立了一个叫新雨文学社的社团，意思是鉴水社已停了那么久，德中的文学之土已然焦渴，没有新雨，文学之苗怎么抽芽？没想到的是，才短短两天时间，在没有张贴招募海报和大肆宣传的前提下，全校竟然有50多人报名参加了新雨文学社！
这样的现象令当时虽然教理科但非常开明的郑展勋校长和教语文的梁绍谷副校长非常重视。于是，经过学校领导班子、语文组老师紧急召开联合会议之后，鉴水文学社复社的消息竞相传遍德保中学校园的各个角落，狮子山下一时一片欢腾。
还记得复社当天，全校师生一千多号人都涌入学校礼堂，倾听来自《右江日报》社的编辑部老师们组成的祝贺复社代表团和时任副刊部主任何建渣老师的文学讲座。在这次的鉴水文学社复社典礼上，我出乎众人意外地被学校领导宣布出任复社后第一任社长！这令刚刚还在台上侃侃而谈复社初衷的我束手无措。虽然内心中有所期许，但我当时想到的是可能由于我是新生，顶多是个副社长，没料到校领导竟然直接就任命我为社长了。这令我对自己用自己笨拙的双手与好友们一起饿着肚子加班刻制蜡纸、赶出《新雨》文学社创刊号也是终刊号的那一番辛苦和心酸倍感欣慰。
何老师还重点讲了我第一次变铅字的“处女作”《距离》在《右江日报》发表背后的故事。为什么这篇区区千字文在当时的右江日报社内部在发表与不发表之间造成巨大的分歧？原因就是我那篇处女作不是“反对发表”派所说的早恋文章，相反，“主张发表”派认为身为学生的作者我是在代表学生们呼吁全社会重视中学生之间的正常交往。
就这样，鉴水文学社复社后，我又先后入主校团委，成功竞选学生会领袖，成为县广播站发给的《记者证》中唯一不限有效期的学生记者，当选县团代会学生代表，入选《中学生时事政治报》首批全国学生记者团记者，加盟全国中学生诗歌协会……似乎所有的一切轨迹，都在朝着我心向往之“当一名有作为的作家”那一片坦途滑行。
那些年，我的手也没有给我丢脸。我带着当年全广西和全国都颇具知名度的德保中学鉴水文学社380号人频频冲击全国各级各类校园的或社会的写作大赛，也频频拿到了好名次。
有一年，我甚至一个人就拿下了十多个奖项。有几项，还是面向全国全社会人群的写作大赛奖，其中有一篇题为《永恒的整体》的散文我还拿到了广东省《我与图书馆》全国征文大赛第二名；另一篇散文《永远的站台》获得了第四届天津佳能杯中小学生抒情短诗、精短散文大赛二等奖……获得了书籍、证书和两千多元的奖金——记得拿到奖金的时候正值盛夏，我还用奖金和同学们一起，一口气买来了几十个西瓜分给两个文科班的同学一起品尝“获奖的甘甜”。
此外，我也组织社友参加了多项全国大赛，也有不少社友获得了奖励或有作品入选权威选本，或者从此有作品在各地刊物发表，我们也因此成为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中名声在外的顶尖社团，在全国社团中多次被评为优秀团体。《右江日报》还专门以《德保中学出了一群小作家》为题报道了我和鉴水文学社那些年的成绩。一向重视学生社团文化的学校甚至因此奖励文学社包了几部车去越南茶陵县来了一次一日游性质的跨国采风。那一年，我用我擅抖的双手抚摸着中越边境的祖国界碑，百感交集之余，深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一员而自豪。
但是，高中那几年，我并没有象一些同学说的“你怎么拿奖拿到手软”那般真的手软，相反，我感觉我的手越来越坚韧，也越来越沉稳——因为我已渐渐地感觉到，当我的手越来越有力，越来越历经风霜，我身后的家园、亲人和故乡风物，也会与我渐渐经霜历雪的身躯渐行渐远。
既往之痛，每每忆及，总有一股哀伤难以自抑。今夜，我为自己掌灯——用我曾经伤痕累累的手。
高二那年，母亲病逝，但为了怕影响我的学习，她临终的时候竟然叫在旁边照顾的人们不要告诉我，以致于我寅夜闻讯徒步近80华里于第二天赶回家里时，已然见不着慈母最后一面。更令人心痛的是，跪于母亲灵前的那一刻，我竟然双手掩面却泣不出声，也没有眼泪。
我再一次恨极了我的双手。但我知道，母亲生前最担心的是我，她这样做，也是不希望我看到她行将离去的容颜徒增悲伤。她唯一不放心的是我的心太大，总感觉理想就在远方，并为了追梦会一直孤苦而坚决地走出山外，走向平原大川。
母亲曾告诉我，她的儿子肯定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但是不能太累了自己。说这些话的时候，虽然更多的时候我已在母亲的怀中半梦半醒，但母亲的眼里，分明有泪。她知道山里留得住儿子的人，但定然留不住那颗天马行空的心。
失母之痛，令我的双手在之后的几个月几乎再无生机。没想到伤痛并不会因为我恨自己的双手而就此停歇。高三那年假期，父亲又因意外过早地辞别了人世。并且，就在我的眼前生生阴阳两隔！
我又一次恨透了我无能为力的手。面对着怀里生命体征渐渐消失的父亲，我曾经自以为坚硬如铁的双手却软弱无力——难道，我真的是“生就秀才手，屁用也没有”的人吗？
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母亲辞世后，若是我放下自己所谓的学业或前程，多陪陪在父亲的身边，是不是父亲就不会遇到这一场劫难？但这世界上是不会有后悔药的，正如父亲临终前所言：“老者无用，生者途长”。
我想，父亲所指的“无用”，乃是说他自己只是一介布衣，无法为我谋取什么前程；但他又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可以有“长长的前途”可以凭借坚韧不拔的心和勤奋的双手双脚去努力达成。
知子莫若母，知子也莫若父。老天待我何其不薄，给予我如此在村邻间温厚待人的双亲，在我人生始发之际，给了我无尽的呵护和温暖；可苍天又待我何其无情，在我即将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和拼搏，给予行将老去的父母双亲以反哺之恩时，却徒自留给我曾经自命不凡的双手以V形向天，只得在内心深处喊出一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苦痛！却又徒唤奈何。
在高中生活即将结束的那一个月，我收到了梦寐以求的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作家班的录取通知书。经过一周的彻夜苦思，在一些无人可知的夜里，我曾经把自己扔到九曲桥下，双手插进鉴河边的沙土里深深掩埋；也曾经独上狮子山仰天狂啸，没有怨怼，只是发泄心中的不甘。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劝服自己北上首都求学，我放弃了这一张纸上所承载的或许能够让我“功成名就”的一纸通知——因为我知道，那上面标示的一年学费和可能需要花费的生活等杂费，足够让比我还需要读书的妹妹和弟弟再上几年学！最终，我放弃了去首都求学的巨大机遇，选择了到广西改革开放的前沿玉林地区读师专。只因为，在那里，我可以用最小的花费就能求学，还可以凭借手中的笔为已然不堪重负的家里减轻负担。
有人说上帝给你关了一道门，必然也会为你另开一扇窗。我的世界里没有上帝，但我有一双不屈服于“命运”的手。
在玉林求学与工作的那一段岁月，已然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心里。以至于每每路过玉林，我都为那座曾经熟悉却已陌生的美丽城池由衷地祝福。还记得，在那里，我曾经用我爱写爱划的手，写过散文《玉林的阳光》（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1995年度文学创作竞赛三等奖）那样优美而真挚的篇什。
今夜，我想念玉林，想念桂东南那一隅曾经栖我身躯的美丽都市。此刻，我为自己掌灯——用我曾经伤痕累累的手。
在玉林，我遇到了几位很好的老师和长辈。在上王志明教授的现代文学课时，王老师一句“世界上所有有成就的作家，没有哪一个不是历经苦难的”令我襟然泪下。王老师并不知道我的遭遇，但他那句话却令我变得更为坚定了起来。对啊，古人不是也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玉林求学那几年，在老师和长辈的关照下，凭着自己履历上附着的那一大堆获奖证书，我不但可以一边求学，一边到玉林地委文明办实习，还兼任当时玉林地区一家周报的责任编辑和记者。在学校里，仍然是文学社和班里的负责人；在学校外，除了工作的身份，我还首创、组织了百色地区驻玉青年联谊会，把当时在玉林读书、工作的百色青年朋友们团结在一起，为在异乡漂泊的百色同乡构建温暖的家。
也许是父母过早的相继离去让我明悟了许多人生况味，也深知这一辈子，自己最想抓在手里的到底是什么。走出校园之后，在玉林，虽然我凭借自己的双手也抓到了新闻记者的相机和采访笔，成为领导和同事眼中的“全能型人才”，也曾在领导和老师为我铺好的路上意气风发了一段时间，但我终于还是放不下心中那个“作家班”的梦，毅然放下那时候不亚于“铁饭碗”又令人羡慕不已的工作，在老师和领导万般劝说之下仍然选择了北上求学，前去北方某省一个文学院上作家班。
虽然那只是为期几个月的短训，但于我却已足够。从北方回来，我再次婉拒了仍然没有放弃我的玉林那些老师和长辈叫我回去工作的好意，决定南下去追逐我的梦想。临下珠三角闯荡之前，我再一次登临云山独秀峰。望着山下那日趋繁华的县城，我深深明了，此生我在，一切便在。得失于我，已若清风。
在珠三角，凭借一双有想法而不安份的手，我曾经多次直接找报社和文化单位求职，却因为当时全国文人齐南下而僧多粥少的原因，奔忙多日仍然无果。于是，深思熟虑之后，我放下文人骨子里的那一抹傲气，把自己当作很多个外出闯荡且身无一技傍身的人儿那般，不辞劳苦地零距离接触当时号称“世界工厂”的东莞各镇区厂矿、单位。并先后成为港企皮具厂裁料员、陆企玩具厂拉长、台企集团美工、企划经理、企业报主编，东莞某行业协会报刊创始人、主编，河源某经贸杂志首席记者、执行主编，广州某五金企业品牌总监，中山某驰名商标企业董事长助理兼品牌总监、东莞某网络公司的内容运营总监等等。薪水也由原来初到东莞时的几百元次第涨至后来的月薪过万。在珠三角这些工厂或单位，我的双手渐渐由之前单一握笔的手，变成能够熟练操持裁料机、美工笔、摄影机、品牌棒、遥控笔和各种制造厂机械和设备工具的手。当然，也成为一些朋友和同事眼中的“黄金般的手”。尤其是多年的工作历练下来，我成为了五笔打字领域的“快手大V”，这更加令我的同样把玩文字的文学界朋友们惊叹不已。
还有一件令我至今不悔且为之自豪的是，就在珠三角那些年，我用我这双不知疲倦的手创办了当时在国内外都有作者和读者的《民族诗人》报。亲手为它设计了标志、版式和风格。迄今仍有不少身在各处的老作者和老朋友对当年的《民族诗人》报念念不忘。而我，也正在想办法让它恢复当年的风采，甚而至于，我想把它由报纸升格为一报一刊一平台。也就是说，出一份《民族诗人》月报，办一本《民族诗人》季刊，创一个《民族诗人》网站。这些遥远而真切的梦想，我正在用我的双手作脚，一步一步地接近它，逼近它。
我热爱并感恩我的手，还因为我的手陪着我度过了人生里走过的许多劫难。最难忘的是那几次记者生涯中的“濒死之局”，我用我不肯认输却也渐含智慧的手，先后避过了那些在外人看来似乎迈不去的坎。
今夜，思绪飘飘忽忽，想念那些无冕之王的岁月。我为自己掌灯——用我曾经伤痕累累的手。
记者生涯中的第一次劫难是在东莞虎门采访的时候。晚上十时许，我从采访对象那里出来，见周边没有的士可打，便徒步穿过一条灯光较暗的街道，没想到刚刚拐到一个街角，就被两把刀抵住了腰间：两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子，不说话，只是一边用50公分长的刀子抵着我，一边示意我跟着他们走。
当我反应过来这是遭劫了的时候，我本能地想要硬抗的手缓了下来。我顺从地跟他们走到他们指定的一个房间。然后，他们命令我把口袋里所有的银行卡、钱、物都掏出来。哦，挺好。虽然曾有一瞬间也会心里打鼓，但我很快在心里面给自己一颗定心丸，那就是这些人只不过是想找点钱用罢了，我就配合配合他们吧，如果硬来，这四把刀和四个汉子（屋里早就藏有两人，也拿着一模一样的刀，四个人四把刀分四个方位抵住了我的腰），把他们逼急了，我肯定打不过，逃不掉，弄不好就小命休矣。
于是我不用他们动手，就把口袋里的银行卡、超市优惠卡、贵宾卡什么的都掏了出来给他们。并且主动告诉了他们我银行卡的密码。看见我这么配合，他们都有一种俘获猎物后的快感外露于脸。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实际上那些卡都只有不足百元的余额，我真正存有两千多元的一张银行卡，却早早就在我出门之初就藏在了我左脚穿的袜子的内侧。再加上有大头皮鞋包着，不留意的人是不会看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我的第六感里边，会觉得放在那里安全些，反正是出门时也只是临时起意那么放的，没想到还真的遇上了这档子事。
当四人中的两人继续拿着刀子抵住我，另两人拿着我拿给他们的十多张银行卡一张张地摸遍了虎门各条街道的不同银行柜员机之后，面带怒意地回来说：“妈的，原来是个穷鬼！”看着他们如丧㛈妣的脸，我内心里笑开了花。但我面子上还是装得很无辜的样子，真诚地跟他们说：“没办法，我也只是个刚参加工作的穷学生，能把超市的优惠卡和这些银行卡给你们，已经是我最大方的事了。看你们也象是刚走上社会的同龄人，也不象坏人，你们先拿上这些优惠卡，还是可以去超市换一些食物和饮品好好喝一顿的。”我顿了顿，腾出一只手来跟他们当中似乎是头儿的家伙拍拍他的肩：“怎么样，现在可以让我走了吗？”
“妈的，流年不利啊，就遇到个穷鬼！”头儿嘟哝了一下，有些心有不甘地撤下了手中的刀子，并示意另外几把刀拿开，放我走。咝……深深地吸了口气，我暗暗告诫自己平静下来，不要让他们看出我的镇定其实多半是装出来的。直到终于走出了他们的视线，我才开始奔向派出所。
记者生涯中的第二次濒死之局，出现在我北上石家庄出差的那个深夜。由于火车晚点，下车的时候已是夜里一点多了，前来接应的朋友早就撤了。我只好顺着人流走动的方向，跟着一个手举着“80元国营旅店”牌子的人走进了一家宾馆。没想到这原来只是个圈套，我上当了。进了登记处，呼啦啦我身后来了五个山西大汉：“小子，听清没有，住200元的！”
可我刚刚询问的时候明明是说了80元的，我可不吃那一套。于是我把他们的话当作是放屁，不予理会。过了一分多钟，就有一个人用山西话悄声跟同伙说，听说广西人都会武功，看来这小子也会一些，咱们还是不要逼急他吧？又见到我很淡定的样子，“经理”模样的人挥了挥手让那些人走开了。没想到不一会又来了五个女子，高矮胖瘦都有，一个个在那里向我抛媚眼，领头的还说：“呵呵，帅哥，出门在外要及时行乐啊。”我装作很在行的样子，脱口而出：“呵呵，哪个少年不风流？可你们也得想想啊，我从南方坐了三天天夜的火车来到这里，一路上都没得睡，早就困得不行了，哪还有心情跟你们玩？”无奈之下，那帮人又走了。然后“经理”的表演又开始了：“呵呵，我山西的，你广西的，都有一个西字，算半个老乡啊，我请你吃夜宵吧！”靠，一个在西北，一个在西南，这算哪门子的老乡？！我与你可没有那么熟，我不干！我悄然握紧了拳头，心里说。但在别人面前，我只是摇了摇头，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太困了，就想先睡一觉。”无论“经理”怎么说我都不为所动。终于他无奈地让人带我去我要的房间。
没想到他们带我去的是一间最靠里的房子。房子里除了床铺和一个脸盒，别的什么都没有。而且我留意到，锁头是被他们做了手脚的。我不动声色，只在他们走后卸下铁架床上可以拿得开的两根铁棒，顶住房门支成八字形，然后再把屋里唯一的物件——洗脸盆挂到了八字架上充当“报警器”。果然，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或许他们以为我太困了早就睡着了，于是便在夜里来了三次想要破门而入，但每一次都因为听到我在翻身或者故意弄出声响让他们听到而跑了。一想到他们可能还有别的招数，我于是把随身带的采访证、介绍信、钱、身份证之类的用伤湿止痛膏（这东西我做记者工作的时候都随身带着）把它们粘在了腿上，然后换上运动服，穿上波鞋，做好了随时跟他们大打出手的准备。然后就躺到床上，把同样是随身配备的风油精滴在被头上，用那一头靠近鼻子，以风油精来刺激鼻子以保持清醒，不让自己睡着……当然，第二天一早，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一样出了那个宾馆之后，同样是第一时间跑向了附近的派出所，等待那个黑店的，是他们必须受到的征罚。
我的记者生涯中第三次濒死之危，是受上级委派到一个被竞争对手破坏厂房的地方暗访，但中途被破坏方发现，惨被围攻。好在我和司机、随行的摄影师几个反应迅速，在拼着命抵挡了一阵后找到一个突破口逃出包围圈后立即驾车奔逃；行凶的人群在半路被随后赶到的警车挡住了，我们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还有一次劫难于我，有时候真是哭笑不得。那一次，由于我们内部开展野外拓展训练。我和同伴需要在几百米高的木材滑道上借助灌木为垫从山上滑到沟底。原本别人都是一人一簇灌木丛的，但我的同伴有恐高症，他希望能跟我一起共用一簇灌木丛做垫。我见他可怜，也觉得只要把垫丛弄得大一些，厚一些，应该就没问题。于是我们在做了一个比别人大几倍的灌木丛垫之后，两个人就一手抓一边按着示范者教的模样从山头往山沟里滑行。可没滑出五米，我们俩就被颠散了——据同事们后来讲，那时的我们，早就滚离了垫丛，一人滚向一边，就象一只小猪一样凭着肉体就在滑道周边的陡坡上一路滚到了沟底。若不是后来我们只是头部被刺破了几个小洞，我也只是晕倒过去了半分多钟而已的话，那件事就闹大了！
据沟底离现场最近的“安全员”，也是第一个冲过来止住我继续下滑、抱起我连抖数下才把我摇醒的退伍兵茂哥说，如果不是在滚动过程中我下意识地用双手抱头的方式滚下来，可能我早就一命呜呼了。因为我滚下来的地方，中间和下部都是碎石多，而我的同伴滚落的路线，却是青草多一些，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危险。
啊，最终救了我一命的还是我的双手！我再一次百感交集。从那以后，我每一次用手，都会极其珍惜。因为我知道，即便是古龙笔下小李飞刀的手，也有发不出飞刀的时候。你不爱护自己的手，又焉能保证它使用起来随心所欲？
此刻，夜凉如水。我为自己掌灯——用我曾经伤痕累累的手。
灯下的我，除了沧桑，一切都是昨天的模样。春节在荣华乡街上遇到二十年不见的初中同学，他大笑着冲过来拍拍我的脸，毫不在乎在疫情严重的当下，需要戴着口罩说话的难处：“你小子，还是当年的模样啊，没有变！”我大笑着回应，“彼此啊彼此！”一切都是那么如沐春风，各各安好。是啊，家乡真好，桂西真好。
如今，在放下闯荡珠三角所拥有和得到的一切之后，我只带着我的一双手，回到了心心念念的桂西家乡，回到了我学生时代就心向往之的百色城。
跟闯荡珠三角不同的是，如今的我，这双手不但仍然象以往一般可持相机，可持鼠标和敲打键盘，还拿起了以前羡慕不已的焊枪。并且重拾刻刀，张罗着我命名已久却不曾实现的小李钝刀剪纸艺术馆。
令我自己有所欣慰的是，这一个令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春节，在新冠肺炎肆虐的当下，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正在为抗击疫情而努力。虽然一介书生，没有很大的本领去武汉一线支援疫区，但我也跟我的作家朋友和文艺界朋友们一样，用我的双手，写我的抗“疫”文章；用我的双手，刻我的抗“疫”剪纸。以不一样的方式，去展现全民族共同抗“疫”的壮烈与担当。
今夜，我为自己掌灯——用我曾经伤痕累累的双手。
曾经，在闯荡南粤之初，在我还身无分文的时候，我就已把我未来会结集出版的文学作品集起好了名字，就叫《梦旅散歌》：这本集子里，一定有我的诗歌、散文、小说、评论和插画，以及我所钟爱的摄影、剪纸，还会有我自创自唱的歌，以及我在各个人生旅程中的刹那光华……
我的梦很大，大到我一直奋力前行却依然感觉摸不着它的边；我的梦也很小，小到更多的时候只在我脸上的笑容里，呼吸间；小到譬如此刻的我，正无言中与镜中的自己凝眸对视，互不避让。
既然，我已毫无征兆地落地为人，那便只有让自己奋力前行了。今生今世，必以文字为马，双手做剑——我，就是我自己的江湖。而传说中的对手与侠客，想必也就只是另外一个我，永远在我的目光驻足处，为自己掌灯。
今夜，山河静默，四野安谧。我来到窗台，摘下口罩，想要把今夜当作一次悠长的呼吸。舒缓或激昂里，用信念，为自己掌灯——也用我曾经伤痕累累的手。
这是一条寂寞而青草寂荡的路啊。曾经有不止百次有好心人这样劝诫着我。但我依然用我的双手驱使着自己前行。
“虽千万人吾往矣”。今夜，我为自己掌灯——向着一手刻刀，一手持笔，一手焊枪，一手翻书的前路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