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生发梳】布罗代尔｜历史本质上是以未来的名义对当代提出的警告

《法兰西的特性》

《法兰西的特性》

[法]费尔南多布罗代尔

顾良张杰干翻译

商务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

内容介绍

这本书是布罗代尔晚年的最后一部大作，是他雄心勃勃的《法国史》计划的第一部分。

作者简介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法国年鉴学派史学第二代领军人物。1920年入巴黎大学文学院攻读历史，1923年毕业，经过一段在海外中学教书的经历之后，1937年回国时遇上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费弗尔，开始受其影响。1946年，他加入《年鉴》杂志的编辑部，其后与费弗尔创立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前身）。1956—1972年，担任该部主任。1984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代表作品为《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兰西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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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为求得存在，只能对自身进行无穷无尽的探寻，朝着合乎逻辑的演变方向实行自我变革；坚持不懈地与其他民族对抗；认同本民族最优秀的和最基本的品质；从而在高贵的形象前，在仅为局内人所知的暗语中看出自己的特性，在成百上千种验证中，在各种信仰、言词、借口、默契、汪洋大海般的无意识暗流中，乃至在意识形态、神话和幻想中认出自己的特性。

历史本质上是以未来的名义对当代提出的警告。

——于连·格拉克

一部著作的标题从来就不是完全中性的。那么，我有没有理由将本书称之为《法兰西的特性》呢？这个书名对我具有诱惑力，但它也使我伤了几年脑筋。书名本身从侧面提出了我刚讲到的那些问题，另外又加上其他一些问题。其模棱两可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系列的质询，你刚回答完其中的一个问题，新的提问就接踵而至，而且永无止境。

费尔南·布罗代尔

那么，法兰西的特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品性，是事关全局的核心，是法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是绵延不绝的往昔慢慢累积而成的结果，正如不见天日的海洋冲积层在年深日久以后形成了地壳坚硬的外表。如果不是如此，又该是怎样呢？总之，这是残存、交混、添加、混合的过程，是旨在求得永存的针对自身而进行的一场战斗。战斗一旦中止，一切也就随之坍塌。一个民族为求得存在，只能对自身进行无穷无尽的探寻，朝着合乎逻辑的演变方向实行自我变革；坚持不懈地与其他民族对抗；认同本民族最优秀的和最基本的品质；从而在高贵的形象前，在仅为局内人（杰出人物也好，国家的全体民众也好，尽管后者并不总在此列）所知的暗语中看出自己的特性，在成百上千种验证中，在各种信仰、言词、借口、默契、汪洋大海般的无意识暗流中，乃至在意识形态、神话和幻想中认出自己的特性。此外，任何民族特性势必以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统一为条件，后者可谓前者的反映、位移和前提。

上述见解事先就要求谨防任何简单化的表述：把法国仅仅归结为一种表述、一则方程、一个公式、一种形象、一个神话，肯定是徒劳无益的。例如，雷蒙·吕多尔夫那部令人失望的著作就犯有以上的毛病，它把我们的国家说得很坏，却没有说出究竟坏在什么地方。

敦刻尔克

的确，身为法国人的我们，在过去和在此时此刻，有谁不向自己提出有关这个国家的许多问题？更不用说我国在其前进途中不断经受灾厄的悲惨时刻。对我们来说，每一次灾难都是巨大的历史裂口，就像今天我们乘坐飞机旅行时，在厚厚的云层中突然出现的那些光洞和光井，在它们下面，我们发现了陆地。我们的历史充满了沉重的灾难、深渊以及阴郁的光井：不用上溯到很远，就有1815年、1871年、1914年……而在1940年，丧钟再次在色当四郊敲响，敦刻尔克的悲剧以前所未闻的大溃退而告终……确实，这些极其深重的创伤随着岁月流逝逐渐愈合了，消失了，遗忘了——这是任何集体生活无法抗拒的规则：一个民族并非某一个体，也不是某一个“人”。

我曾亲身经历过那次大溃退，因此，我同许多其他人一样，曾在1940年夏季思考过上面的问题。命运是多么作弄人！就在那年夏天，到处都是阳光明媚、百花竞艳、生机勃勃的景象……我们这些不幸被俘而遭监禁的战败者，我们代表着战败的法国，犹如一处沙堆上被狂风扬起的尘土。真正的法国，幸存的法国，深层的法国还在我们的身后，它九死一生，总算还是活了下来。假如人们在明天不滥用其魔鬼般的摧毁力量，法国将比我们的焦虑、比我们的个人生命、比我们经历的充满曲折事变的历史寿命更长。而在这部历史中，每天出现的危险像火焰一样在我们眼前闪闪发光，让人揪心，然而转瞬即逝……从那个已经变得遥远的时期开始，我就没有停止过对埋藏在深处的法国的思考，它不顾一切地依据自身历史的倾向性规律继续前进。本书模糊的标题便由这种迷恋而产生，而我慢慢也就觉得习惯了。

有个例证伴随着我的整个写作过程。西班牙（读者也许知道，它在我的生活中有着多么巨大的影响）也同样历尽沧桑、九死一生。1898年对美国进行的非正义战争给了它异常猛烈的打击：战争使它重振帝国威风的打算顿时化为乌有，使它不再用励精图治的托词硬撑门面。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被称为“1898年的一代”的知识分子，猛然面对国家的命运，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米盖尔德·乌拿穆诺的回答便是他的《西班牙的本质》一书；昂热尔·加尼维则在他的《理想的西班牙》中寻找象牙之塔；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后来更把西班牙视为“无脊椎”动物，这个悲观的形象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在精神上，我乐于与这批卓越的文人为伍，赞同他们作出的反应。然而，我决不想拜他们为师。再说一遍，我不相信法国有一种本质可言（西班牙也不例外），我不相信任何简单的公式，也不相信过时的词语和概念的价值。我只想陆续登上几个已知的观测所，进行一番合情合理的和不带任何先入之见的调查，为的是弄清法兰西悠久历史的深层结构，研究法国和世界的发展趋向。我将不在其中夹带过多的个人感情……

《法兰西的特性》共分四大部分（出版者注：在这四大部分中，作者只完成了我们以三卷形式出版的前两部分）：第一编《空间和历史》（以地理学为主）；第二编《人和物》（人口统计学和政治经济学）；第三编《国家、文化、社会》（涉及政治学、文化研究、社会学）；第四编《法国在国外》，这最后一编将突破国际关系史的惯常范围，并将作为本书的结论。

鉴于以上的顺序排列，别想在本书中找到过分合乎逻辑的思路。然而，本书的计划将同书名一样，不可能保持真正中立的立场。难道人们可以像传统几何学中的循环排列那样，不受惩罚地移动历史成分吗？乔治·古尔维奇认为，任何研究所遵循的或应该遵循的途径，都是从易到难，从不言自明的东西过渡到慢慢才能领悟的东西，换句话说，也就是从简单到复杂，从表层到深层……

在研究法兰西的特性时，我是否有意无意地使用了以上的方法呢？地理学是最具体的一种观察手段：张开眼睛，从人们看到的、每个人都能看到的事物出发，一般而言，这毕竟不是件天大的难事。人口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有其自身关注的问题，但也不难被人弄懂。经济学在人文科学领域具有最强的科学性，它的一大套规律也是好学的历史学家完全能够学会的。说到国家，事情就复杂化了。关于文明以及无所不在的文化渗透和扩散，麻烦显然更多，至于社会，我们人文科学家抓不住摸不透的社会，面临的考验更要严重得多。不过，到了本书的最后部分《法国在国外》，我的脚跟不又可以站稳了吗？这个题材不是早就被传统史学家挖掘一空了吗？一点不错，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再用往日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了。就我本人而言，我甚至逐渐意识到法国的命运首先是世界命运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不仅在今天是如此——今天，不论我们是否乐意，世界力量正在我们的身边聚合和凝固，并且把我们紧紧捆住——，而且在昨天已然是如此。请想一想被罗马帝国征服的高卢，照斐迪南·洛特的说法，那是“我们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想一想和欧洲一道投入十字军东征的法国；想一想为资本主义经济——它于16世纪前已在欧洲立足生根——所席卷、所改造和所奴役的法国；再想一想在风雨飘摇的当代世界中破浪前进的法兰西航船……

就这样，过去和现在成了一对分不开、拆不散的伴侣。还应加上未来。于连·格拉克写道：“历史本质上是以未来的名义对当代提出的警告。”用让-保罗·萨特的话来讲：“如果时间不具有辩证的特性，即是说，如果人们不准未来对现时施加影响，那么，以现实运动出现的辩证法也就随即垮台。”简而言之，当我们跨过“今日的大门”时，现时只有在能向明日延续的条件下才是稳固可靠的。因此，我们就请历史不再四平八稳地追溯往昔，而去“展望风云变幻的未来”。恰如约瑟夫·夏佩伊所说：“从有形的历史向无形的历史”过渡（无形的历史即未来的历史），难道不正是历史沉思的必然运动吗？当我首先通过观察法国深层的历史来研究法国的特性时，我为之困扰、进行思忖的难道不是法国的未来吗？昨日和现今矛盾着的力量彼此交织，不断地生发演化，成为一部深刻的历史，法兰西正是它的衍生物。这些力量明天仍会存在，一切将在其中建构，或出于不测，一切也可能在其中毁灭。对于这种前景，人们很难推断真正的原因，更不用说预测其发生的准确时刻了。

值得庆幸的是，计划撰写的两部续卷——《法兰西的诞生》和《法兰西的命运》并不要求预先作出解释或评价。在这两部著作中，我将按照历史的顺序，重新论证所有史学前辈已经阐述过的那些问题，即使我的回答将与他们的回答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游戏规则不正是如此么？无论如何，对我来说，这将是利用各种法国史积累起来的“财富”的一种方式。我将为之付出心血。我将竭尽全力完成这部宏篇巨著的基本篇章。因为，倘若法兰西的特性——我们的研究将通过它而展开——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法国的命运的话，倘若它能够构成这一命运真正的基石的话，那么，我也就胜券在握或几乎稳操胜券了，而我为之奋斗的准则至少也就得到了确证。

1981年10月2日

于篷蒂约（上萨瓦）

【本文摘自布罗代尔著《法兰西的特性》导言，

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