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编辑文/韩墨林/西进
1207亿韩元。
这是11月12日零点阿里巴巴公布的“双11全球狂欢节”旗下各平台的交易总额。阿里巴巴的交易数据每5分钟就刷新一次，据称吸引了超过全球600家媒体。
而此刻，北京东五环外中国传媒大学附近的一间店铺里，56岁的于国仪早已入眠。他要多吃多睡，为随后即至的“挑战”贮存体力。
于国仪是个裁缝，虽然琢磨不太透年轻人对网购的狂热，但近几年对淘宝爆款倒是门儿清。2015年“双十一”后的一周，他收到了三四百件要改的衣服，“有些连标签都没有撕下来”。他日夜赶工，累了就趴在缝纫机边睡一会儿，还没到能喘口气的时候，“双十二”又来了。
一年后，这种超负荷的裁缝生活毫无疑问又会重演，送到他手中待改的衣服只会更多，他将再次亲手触摸互联网对生活的改变。2016年“双十一”，淘宝系的交易额超过10亿元只用了52秒。仅仅6分钟后，成交额超过100亿元。截至当天中午12时，天猫服饰交易额破亿的商家就有24间。而2009年阿里巴巴首次推出“双十一”时，整日的成交额仅5000万元。
那时，于国仪在东三环双井附近街口开着一间裁缝铺，离富力商城不远。一条小巷拐进去，三家门面铺子并排开着，除了他的铺子外，从前一家是卖布的，一家是卖衣服的；后来，一家是卖零食的，另一家还是卖零食的；都是靠着商城带来的客流维持。有段时间，客人到邻家买衣服，他凑过去说这衣服袖子有点长，最好轧个边，客人连连点头。后来客人来买零食，他依旧上下打量人家的衣服，说这儿得改改，客人白他一眼，付钱就走人。
那些比于国仪处境更好的裁缝，则在大商场电梯旁或超市旁的角落里，安静地守着一个面积不大的裁缝铺，为人量体裁衣。他的老乡张建华，便是如此。张建华2002年就在劲松的一个商场驻店，商场一层卖衣服，一层做衣服，离于国仪的裁缝铺不远。
“驻店那四年生意特别好，一个月的流水就有两万多元，还出钱雇了帮手的工人。”张建华告诉《博客天下》。但商场在2006改装成了利润更高的眼镜城，张建华只得撤了出来。
他们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谋生，只能靠着一针一线的手艺活谋生。他们在做着小生意、过着小日子的同时，恰逢这些年“双十一”形成的轰动效应，旁观了实体店潮落，也见证了网店浪涌。这些年来，他们的手艺活越发纯熟精进，他们的裁缝铺则从光鲜亮丽的大商场撤进居民楼的小商铺子。
在那里，他们成了光鲜口号“互联网改变生活”下最末端的一环，还没太弄明白互联网是怎么回事，就开始没日没夜地埋头改着淘宝爆款衣服。
一
于国仪已经准备好了。待买家收到新衣服的包裹，就该到他忙活的时候了。准备好的，还有他的钱包。于国仪平时月入6000多元，“双十一”之后的两个月，收入翻番没问题。
一门手艺在手，他很少愁自己没饭吃。于国仪喜欢套用《霸王别姬》里的话：不管经济怎么变化，是个人他都得改衣服，那不改衣服的，他也是人，不过是不知道收拾自己的野人。那还是他年轻时看过的影片，二十多年了。那时距中国向海外发出第一封电邮刚过去五年，网购还像一场遥远的梦。而从那时候起，于国仪就有一门固定的生意——每年冬天时给棉衣缝内口袋。春节前夕，辛苦了一年甚至多年的打工者乘火车返乡时，喜欢把挣来的钱揣在内口袋里，以防被偷。
年复一年，这早已成了他的“下意识技术”。以至于这些年每年春节前后，有时看到递过来的棉衣，他下意识的第一个反应还是先拆了，然后缝内口袋。
不过自从搬到中国传媒大学附近，“双十一”来了，“双十二”又来了，各种尺寸、剪裁标新立异的衣服也送来了，他需要的是机械地重复拆衣服、改衣服的动作。来来往往的一半是学生娃，他不好意思和跟闺女一般大的学生抬价，“就挣个辛苦钱”。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学生吃学生”的于国仪，现在每天接的单子百分之七八十来自网购。凭借多年的经验，他看看款式，摸摸材质，大致就能判断哪件衣服是网上买的，偶尔问一句，通常猜的八九不离十。
顾客的要求也越来越复杂，不仅是改袖口这样传统的活计，随着网络爆款和更加个性化服饰的出现，衣服需要整体拆卸的情况越来越多。不论张建华还是于国仪，都会频频接到十分复杂的需求。尤其是在2010年到2012年之间，那也正是淘宝等互联网电商蓄势待发之际。在新闻上，这被视为电商对实体店形成致命冲击的开始。
于国仪回忆，大概就是那个时间之后，送来修改的衣服尺寸越来越“离谱”。如果说以前改衣服的概念，是截袖口和轧裤腿，或者加上收腰。那么，从五年前开始，衣服需要整体拆卸的情况越来越多。
网购悄然成风之际，也是他们老家服装厂订单开始暴涨的时候。电商这架机器上马运转，吞吐巨额订单，并奉上大量工作机会以及财富。那时候，90年代出来的老裁缝陆续返家，新一茬裁缝熟手还没练出来。“2010年前后，裁缝很少可以有周末过。”于国仪回忆。
二
那也是张建华最拼命的时期，他掐着闹钟，一天只睡两小时。他从别人那儿听说有个当裁缝的老乡比他还拼，24小时没合眼，最后猝死在裁缝台上。张建华原来是急脾气，可就在每日营营役役的忙活中，“性格也在一针一针中给磨平了”。
针线还没有磨掉的，是张建华对周围环境变化的敏感。2006年之后，张建华发现顾客陡然增多，但钱挣的似乎没有感觉中那么多，而且接手的衣服越来越旧，似乎有人把压箱底的存货也拿来改。“隐隐感觉好像那个时候经济有点不景气”。也是在那之后，他感觉到了从业生涯中清晰的分野，“在那之前接的活儿，是做衣服和改衣服八二开，现在倒过来了，成了二八开”。他有些无奈地说，衣服越来越便宜，没人要花时间做了。
2011年，张建华尝试与一家卖婚庆礼服的实体店合作驻店，店主接手那家店铺时，月流水尚有40多万，不料经营了一年多，店铺就倒闭了，张建华只得重新漂回“一个人的江湖”。
张建华巡览过一些感兴趣的商厦，但店租早就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现在，商场里的裁缝铺不是高端品牌的驻店，就是大型连锁改衣店，个体经营几乎已经绝迹。曾经在劲松的商场里跟张建华打过扑克斗过嘴的裁缝们，早就一半回了老家，一半像他和于国仪一样星散到了北京城的角角落落。
与于国仪“外迁”到东五环不同，张建华逆势“挺进”CBD，在东三环大望路华贸附近的小区开了一间夫妻改衣店，如今正经营的红红火火。
10月15日，记者见到张建华的那天，他把记者拉到了裁缝店常用的高亮灯光下，从领口到裤角看了个遍，略略沉思片刻，开口道：体形挺好，但衣服款式不行，得多捣饬捣饬；还有就是衣服袖子太长，不精神，得改。
指着袖口，张建华说改掉需要80元。
“可这件网上买来的衣服只花了200元，根本不划算。”
“所以你看，这就有了矛盾。”张建华说。网上的衣服都便宜，客户不可能掏太多钱去改，于是裁缝只能薄利多销，“把自己累个半死”。
小额订单多到令他心力交瘁时，张建华开始考虑转做高端，“修改一件迪奥衬衫和一件杂牌布料衬衫的用工几乎没什么区别，但在市场上定价就差远了”。然而在市场上，国际高端品牌大都有自己的驻店裁缝，而且客户不太在意价格，消费惯性一度令张建华颇费脑筋。
受到儿子的启发，他瞄上了网络，先是各大本地论坛，再是口碑网，现在主要在大众点评和百度上经营。他深知好评的重要，总是用谨慎和笑脸小心翼翼地交换，日积月累下来，慢慢有了自己的客户群，也有了底气，客人甚至愿意开车四十分钟到他的店里改衣服。
在华贸附近的居民小区里，他十来平米的店里一字排开八架机器，“一般裁缝店里顶多四架”。像炫耀藏家宝一样，张建华热情地指点：这个，专门改皮草的；那个，专门改皮衣的；桌子底下的，专门改弹力较强的衣裤；柜子旁边的，是专门做钩织的……
张建华的手指扫过我面前挂了一整排的服装，语气轻描淡写道：都是几千块的。
凭经验，张建华推测“双十一”后再过一个多礼拜才能感觉到增单。不过，这两天他发现小区里来来往往的快递三轮车明显多了。11月14日这天，他在自己的裁缝铺门口指给记者看一辆中通的运货车：这车平时也来，但箱子根本装不满，今天都冒尖了。
三
于国仪和张建华不同。如果是改记者那件衣服的袖口，张建华要80元，于国仪说45元就能改。
经常跟一些前来改衣服的年轻人打交道，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尽管各大商厦的租金越来越高，不少衣服却越来越便宜了，尤其是“电商的价格战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更何况，有些衣服修改的难度并不高。“网上每年的爆款其实就那么几种。”于国仪说。譬如去年很流行短款牛仔，很多款式非常类似，只是这里破个洞，那里增加几个字母或者条纹，但像他们这样的内行，看一眼就知道是一个套路。
还有字母卫衣，于国仪接手过上千件这种衣服，大部分只是图案颜色不同，“一模一样的，就连抽拉绳的松紧度都差不多”。他观察，这样的卫衣如果出自大商场的品牌店，厚度、手感，都和他接到的这些完全不同，款式虽然看起来像，但多少有独特别致的设计。
他们这些还留在北京的裁缝，大都租下了商城附近居民区的临街店铺或者半地下室。毗邻的商城依然是他们的客源地，每个月至少要去逛一次，招揽可能的客户，还有就是摸清当下流行的款式和价格。
同时他们发现，商城确实越来越冷清了。2015年的统计数据也进一步确认了他们共同的感受——北京高达82.6%的零售都是在网上进行的，而全国网购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当于实体店销售额增长速度的三倍，网络零售市场规模从2010年的不到1万亿元增至2015年的3.2万亿元。
网购的疯狂增长，无疑让于国仪和张建华尝到了更多甜头。客人在实体店买衣服，如果不合适通常不会买，很少有人拿新衣服过来改；但网购不一样，如果衣服很喜欢，只是尺寸不太对，修修改改总比退货方便。
于国仪举例，一件标签19.9元的衣服，无论要改哪里，费用都至少与衣服等价，甚至更高。因为衣服太便宜，客人其实不在乎加一点修改费。他估算，有些衣服钱加上裁剪钱，可能仍然低于它的拿货价，这还不包括包邮。
这几年的“双十一”之后骤增的改衣需求，让于国仪有些吃不消，他已经56岁了，缝纫机频密跳动的针脚有时让他眼晕，顾及身体拒掉了一些单子，要不然月收入“翻三番都有可能”。
“或许再干两三年，我就回江苏老家去了。”他告诉《博客天下》。前些年网店兴起时，他在北京的一些裁缝朋友陆续回老家开了布店或服装店，但随着价格越拼越低，有些服装店已经倒闭，但老板的手艺也生疏了，眼睛的准头差了，没法继续做回裁缝了。与此同时，裁缝们在北京的老乡聚会已经很多年前就没有了。现在只剩三两个熟人偶尔还会跟于国仪见见面。
2015年，张建华的儿子上高中了，老婆回去老家陪读，店里只剩下他一人。记者找到他时，他说不忙，其实他忙得很，手里压着一堆活，“只想找个人说说话”。
跟那些老裁缝一起撤退的，还有他们曾熟悉的商场。
一周前，十里堡的华堂宣布倒闭，这个对老北京人而言地标式的商场，在过去十年见证着去“商场压马路”从兴盛到坍塌的急速下坠轨迹。从2014年开始，中国的百货店从北上广开始陆续倒闭。仅2015这一年，便有114家大型商场关门谢客。
可以肯定的是，1207亿这个数字到明年的“双十一”还会再次被翻出，并且有极大的可能是被更耀眼的数字刷新。
“网购代替实体店购物的趋势，对裁缝来说算是利好。”于国仪说。尽管他的裁缝铺在偏远的东五环，但他守着的是中国传媒大学。在2016年下半年，淘宝头条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一份中国重点大学网购报告里，中国传媒大学位列第三，在“最爱穿衣的重点大学top10”名单里，它位列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