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宝丰清凉寺窑是传世汝瓷的大姨妈》文章的核心是曾被称为“余姚”的两岸故宫藏品，其中一些可能是北宋“资本子弟窑”烧毁的“余姚系”作品。有可能是“余姚系”作品，而不是宝丰清凉寺窑的“余姚系”。
这篇文章深入浅出，有理论有实践又用现代科学方法，且附有很多难得的图片。但这个观点仍值得商榷。
北宋后期，汝州青瓷作为一个新的品种在民间兴起并发展起来，即时又被宫廷看中，据宋人《坦斋笔衡》记载 : “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由此证明，宋代官汝窑末建之前，曾烧制“贡瓷”。
宋人周輝《清波杂志》也记载，“汝州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
《坦斋笔衡》云 : 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与“命”民窑烧制“贡瓷”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经营性质，官汝窑建立之后，严禁民窑烧制御瓷品种。因此，刚刚兴盛起来的起汝州青瓷，就被宫廷所垄断了。这里说明，虽然被宫廷垄断，但仍不是自置“官窑"。官汝窑建立更说明汝瓷并非“京师自置窑”烧制。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兼研究室主任李辉炳认为 : 贡瓷首先要满足内廷需要，御选后才能出卖。，因此，汝窑在当时，尽管受到宫廷的青睐，但仍属于商品生产的民窑性质。北宋时期，规模较大的手工业生产大多集中在官营与私营的手工业作坊，皇家消费品均在国家砖专设的手工业作坊中制造，由于贡瓷已满足不了朝廷的需要，并显示不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为宫中直接控制的“官窑”随之应运而生。(1992年紫禁城出版社李辉炳著《宋代官窑瓷器》)
(苏富比拍卖的民间藏汝瓷)
(宫藏汝瓷)
下面是《宝丰清凉寺窑是传世汝瓷的大姨妈》（从苏拍通往北官窑址 之六）原文:
虽然宝丰清凉寺和传世汝瓷精品之间有很近的血缘关系，但这些传世汝瓷不可能出世于宝丰清凉寺窑的腹中。宝丰清凉寺窑不是这些传世汝瓷的生母。这个挑战性观点的开端，起始于具有黄河冲积平原出土特征的瘗埋瓷片在民间的发现，以及北大考古系教授秦大树的预言。这个预言的大致意思是：除了老虎洞和珠山官窑存在瘗埋制度，还有一个官窑应该也有瘗埋制度，它就是还没有发现的北宋官窑。
这些民间发现的瘗埋瓷，在制胎工艺、材料、土埋沁变上都与黄河息息相关，也与北宋古都所处地域的水土环境相关。 最重要的是，这些民间发现的瘗埋瓷上，大部分都有礼器特征。
这些瘗埋瓷虽然接近宝丰清凉寺作品，却异乎寻常地精美。逐渐地，我们发现，宝丰清凉寺窑场和大部分传世精品汝瓷之间没有确定的直系血缘关系。反而是北宋官窑与传世精品汝瓷之间的血缘更为亲近。
没有出土第一现场，也没有辗转的第二、第三、第四现场，这些瘗埋瓷上携带的窑址信息很少，还原这些瘗埋瓷出土的久远事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填补大量失去的逻辑环节。放弃单一事件溯源，以多维度交集侧写分析，应该是较为实际可行接近北宋官窑真相的方法。
在追寻北宋官窑的过程中，我们也收集了一些疑似的北宋官窑窑器和信息，其中也包括对传世汝瓷的目检。

乐从堂收藏过的传世汝瓷
瓷器自北宋末年成为礼器之始，两个皇权文化的视觉元素就如魂附体。一个是礼器器型，一个是礼器颜色。这其中既有北宋皇室对天之色的敬畏。也有北宋皇室对礼器型制神授观念和礼器规格中的礼制秩序的恪守。两宋官窑礼器模具化生产的出现，是皇室对礼器规格、造型、尺寸的硬诉求下的必然。
我们一直长期收集北宋泥范制胎工艺存世的线索，目的是为了取得北宋官窑作品的排他性实验数据。北宋官窑作品的排他性数据很难从釉的特征上取得。北宋官窑的制釉技术承继于北宋晚期各大名窑，但主要是汝窑。北宋时期的瓷器，由于釉的制作工艺相互传承融合度极复杂，今天，如果把吸收了北宋晚期北方各优秀瓷种制釉工艺的北宋官窑和同期其他北方窑口瓷器（主要是汝钧类）从釉的表现上区分开，难度很大。而泥范制胎，却可能是那个时期北宋官窑排他性的工艺特点。在对传世汝瓷的观察中，我们发现了许多泥范制胎的表征。这些表征在宝丰清凉寺的出土器中是没有，或观察不到的。

台北故宫汝瓷
我们有理由认为，那些馆藏的、私藏的传世汝瓷中应有北宋官窑烧制的作品。准确地说，那些一直命名为“汝窑”的两岸故宫馆藏品中有些可能是北宋“京师自置窑”烧制的“汝窑系”作品，而不是宝丰清凉寺窑的“汝窑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