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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融结合,指的是产业和金融业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以参股、控股等方式进行的内在结合。产融结合战略不是固定的单一形态,而是有着明确的层次划分:以经营协同为核心的第一层次,和以金融协同为核心的第二层次。

前者是随着企业自身业务的不断扩大而向金融领域的自然延伸,产业支持下节约的金融业务经营成本是增值收益的主要来源。比如,卡特彼勒采用的“设备制造+设备金融”模式降低了违约成本,UPS推出的“物流+供应链金融”模式降低了信用风控成本,沃尔玛的“零售+消费信贷”模式则节约了企业的营销和管理成本。

需要注意的是,以经营协同为核心的产融结合模式中,拓展金融业务的企业自身必须在产业市场中具有领先优势,是行业内的领导者。强有力的产业平台是拓展金融业务、建立产融优势的基础。

比如,卡特彼勒是世界最大的工程设备制造商,这种行业龙头地位是其能够建立标准化二手设备市场和二手设备认证体系的基础,并可以通过提高二手设备的流动性和余值有效降低违约成本。然而,一旦卡特彼勒工程设备业务发展不利,那么基于此建立的二手设备流动市场和认证体系也将受到冲击,进而影响这一产融结合模式价值的发挥。

同样,UPS没有覆盖全球范围的物流网和信息网,也难以建立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三流合一”风控成本优势;沃尔玛没有庞大的零售客户群体,也不可能获得银行的认可和青睐。

以金融协同为核心的产融战略的第二个层次中,产业组合所具有的稳定的现金流节约了资金成本,成为增值收益的主要来源,如GE集团对GE金融业务的信任背书。

这一产融结合模式的成功,首先需要集团产业自身具有很高的信用等级,以便在整体经济低迷时期依然能够保持充分稳定的现金流;其次是涉足的金融业务本身不能有太大的波动性,如财产保险、再保险等风险性较高的业务就不太适合这一产融模式;最后,集团拓展的金融业务规模不应超出产业部门能够提供的信用担保范围。

就国内来看,一方面,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家电、船舶制造、机械设备制造、高速列车制造等诸多产业领域都涌现出一批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这为产融结合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产业平台支撑。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国内制造产业在成本方面极具优势,但金融手段的缺位使我国企业在与欧美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虽然很多企业已经或正在涉足金融业务,但由于没能构建出有效的产融结合模式,实体业务与金融业务处于分离状态,无法实现彼此间的互相促进和强化。

比如,海尔集团虽然在金融领域有着诸多布局,但不论是其发起成立的海尔纽约人寿,还是控股的青岛商业银行、长江证券,都没能与集团核心的家电业务实现联结、互动、融合。同样如此的还有生命人寿的发起股东首钢集团、一度成为民生寿险第一大股东的万向集团、与外资合作成立了广电日生人寿的上广电等众多公司。

产融结合并非产业简单的控股或参股金融,而是产业基于自身的不断成长发展向金融业务的自然延伸,能够通过经营协同获取增值收益。国内很多企业在涉足金融领域时常常没有深刻理解产融结合的这一内涵和意义,将大量资金投到与自身核心业务无关的金融领域,结果不仅无法弥补金融业务方面的缺位、获得协同价值,甚至还面临着潜在的金融风险。

在产融结合的第二个层次,企业由于涉足了非相关的金融业务,金融协同取代经营协同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这需要强有力的产业组合为非相关的金融业务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比如,GE能够成功的从设备金融转向信用卡、房地产抵押贷款等与核心业务无涉的金融领域,很重要的一点是集团产业组合带来的稳定现金流和高信用等级为金融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降低了融资成本,并能在出现危机时及时进行市场救援。

金融业务的高杠杆特性决定了其在具有高收益的同时也面临着高风险。因此,涉足金融业务的企业要想有效抵御金融风险,其实体产业必须能为金融业务提供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支持,这显然不是任何单一产业能够轻易做到的——即便是卡特彼勒、沃尔玛等知名的大型企业,也常常由于产业单一而面临着周期性的发展波动。

从这个角度来看,实现产融结合的第二个层次——非相关领域的产融结合,关键是要具有一个能提供坚实稳定的现金流的产业组合,以保证企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维持正的自由现金流。如GE集团就放弃了利润和风险都较高的煤炭、新材料(受石油价格影响)等业务领域,以避免这些高波动和高耗资业务影响产业组合现金流的稳定。国内企业在构建非相关领域的产融结合模式时,也应审慎布局地产、钢铁、有色金属等高波动、高耗资产业。

除了产业组合带来的稳定的现金流和高信用评级,对非相关金融业务的选择和规模控制也很重要。仍以GE为例,一方面,集团选择的多是相对成熟、风险可测的金融业务,而将财产保险、再保险等高风险领域排除在外,以尽量避免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集团还将金融业务贡献的利润在总利润中的占比控制在30%左右,以保证金融业务出现风险和危机需要补充资本金时,集团产业的自由现金能够满足需求。

总之,以金融协同为核心的产融结合形态对企业有着更高要求:既需要企业自身有着雄厚的产业实力,也需要企业在股权结构设计、金融业务选择和资产规模控制等方面进行严格的风险把控,以避免金融业务风险对实体产业的影响,真正发挥出产融结合“以产促融、以融助产”的价值。

案例:海尔集团产融结合战略的3大阶段

近年来,国内很多大型企业都在采用产融结合模式,比如山东鲁能、首创集团、海尔集团、东方集团、中信集团等等。但是,这些企业产融结合的效果并不都十分理想,海尔集团的产融结合模式可谓是成功的典型。

下面,就以海尔集团金融业的发展为代表,对国内大型企业的产融结合模式进行探究,以探求经验和教训。从整体来看,海尔集团金融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时期:

摸索时期

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划分在2000年以前。上世纪90年代,家电产品价格下调,使得家电企业的业绩普遍下滑。面对这种情况,各家电企业纷纷开始寻找出路。海尔企业作为家电企业的领头人,率先引进了产融结合模式,以期能够通过金融业的发展解决眼下家电产业的发展困境。

在这个时期,海尔集团的金融业发展可谓是“道阻且长”。起初,海尔成立了一家城市信用社——“海永亨”,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这家城市信用社在1996年和青岛的20家商业银行合并组建了青岛商业银行。

虽然“海永亨”无疾而终,但海尔集团的产融结合模式却在这个时期真真正正地开始了。受到诸多政策限制,比如金融牌照申请时间长等,使得这一时期海尔集团的金融业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

框架建设时期

这个时期从2000年开始,到2005年结束,历经5年的时间。

2000年,国家对金融业的各项政策逐步放松,海尔集团正式开始发展金融业,经过多年的准备,这一时期的海尔集团显得底气十足。2001年,海尔集团正式对外宣布:未来海尔集团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构建产融结合的跨国集团,借助金融业产生跨行业的协同效应。在这个时期,海尔集团找准机会,对金融产业进行了全面布局,整个过程效率极高。

2001年7月,海尔控股青岛商业银行;

2001年9月,海尔参股长江证券;

2001年12月,海尔保险代理公司成立;

2002年9月,海尔成立集团财务公司,注入资金5亿元;

2002年12月,和纽约人寿合作成立合资寿险公司。

从银行、证券、保险到信托,海尔几乎拿到了所有的金融牌照,一个完整的金融框架就此形成。在这个时期,海尔集团的金融业发展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是这种产融结合模式所取得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具体分析如下:

1)规模小,利润低,盈利效果不好。以青岛商业银行为例,这个海尔集团控股的银行资产规模较小,且自成立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直到2001年这种亏损局面才得以改善。可想而知,这个银行的盈利状况并不好。再比如,与纽约人寿合作成立的海尔纽约人寿,这个人寿保险公司前期投入非常大,要想盈利最少也要等到5年之后,在短期时间之内难以产生协同效应。

2)产业布局范围较大,覆盖面较广,管控能力较弱,使得其旗下各保险公司、银行、证券机构都出现了各自为政的局面,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方便掌控的金融体系。比如,海尔参股的长江证券,很多决策都来自于其内部管理层的意见,海尔集团在其中人不微却言轻。再比如,海尔纽约人寿,其经营管理权在纽约人寿手中。

3)金融管理人才缺失,投资风险管理能力较弱。海尔集团在这方面险些吃了大亏:2001年,海尔集团收购了鞍山信托20%的股权。在收购之前,由于没有专业人士对鞍山信托进行详细调查,没有发现鞍山信托隐藏的巨大危机。在收购之后,海尔集团发现鞍山信托面临着巨额债务,这个数额远远超出了海尔集团的预期。据了解,其不良资产有5.8亿之多,这对于当时的海尔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最终,国之杰公司接手了这块烫手山芋,使海尔能够全身而退。

4)各产业发展速度太快,资金跟不上,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海尔集团的发展。面对这种问题,海尔不得不放慢脚步,限制金融业的发展速度。

快速发展时期

自2005年以后,海尔金融业的发展就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2005年,中国股市复苏,金融业整体发展形势大好,纷纷加快了发展步伐,海尔旗下的金融公司也不甘其后,加快了发展速度。

2002年海尔以4.7亿元的价格获得的长江证券20%的控股权,在2007年其市值已经涨到了50亿元;

2002年注资5亿元成立的海尔财务,到2008年底,其资产总额达到了142亿元,利润总额为4亿元,所有者权益为12亿元,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4.25%;

2008年,青岛商业银行吸引了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和洛希尔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注资,其资本从11亿元增长到了34亿元,并开始筹划上市;

2009年,海尔纽约人寿在国内各地纷纷设立分支机构,山东、江苏、湖北、四川……以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为中心一个完整的业务轮廓就此形成。

从这些发展成果来看,在这个时期,海尔的金融产业主要取得了两方面的成果,一是收益有了大幅增加,二是规模有了较大拓展。但是,从整体来看,海尔集团预想的协同效应并没有显现出来,这归咎于海尔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金融产业管理平台。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即便以海尔为代表的国内大型企业在产融结合模式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预期的协同效应并没有显现出来,也就代表金融业的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说明我国企业的产融结合模式还需要探索、发展,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效融合,将协同效应充分发挥出来,由此提升竞争实力。(文/袁国宝,NewMedia新媒体联盟创始人,新媒体营销和品牌传播专家)

责任编辑: 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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