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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波微步 罗袜生尘】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历史上一桩离奇而凄美的公案

公元222年,卫皇初三年。曹植回到封地省的途中,他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中说曹植在途经洛水时遇到了传说中的伏羲的余乐信。并且极力描写这位佳人的风采和姿态,字里行间充满了强烈的爱慕之情。(莎士比亚)。

他就象是一位陷入疯狂热恋的年轻人,把所能想象到的最美好的词汇,都毫不吝惜地加在这位女子身上。

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洛神赋》。其中诸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之类的描绘,已成为千古名句。很久以来,在史学界就流传着一桩耳熟能详的公案。据说曹植对曹丕的妻子甄妃怀有仰慕之情,却终不可得。《洛神赋》里的洛神,其实就是暗指甄妃,曹植籍着对洛神的描写,来释放自己内心深处压抑已久的情感。对于这桩公案,历代许多研究者发表了意见,大多认为这件事非常不靠谱。

原因无非有二:

第一:年龄上不合适。

历史记载甄氏入门时已经23岁,当时曹植约为13-16岁左右。年龄相差将近10岁的两人不可能有什么私情。曹植贵为相国公子,也不会这么重口味。

第二:魏文帝曹丕。

历史上的曹丕,是个出了名的小心眼,对自己的弟弟从来欲除之而后快,七步成诗的故事人人皆知。其他兄弟如曹彰等人,结局和处境都是非常凄惨。这样一个男人,如果知道弟弟觊觎自己老婆,不立刻杀之已属难得,怎么可能还会让弟弟活到自己身后呢?

所谓曹植与甄妃如何如何,不过是文人墨客的美好想象罢了。我一直坚信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很久以后,当我再次读完《洛神赋》的时候,对这个结论,突然有些犹豫了。文中那种蕴藏着情真意切的心绪,那种澎湃火热的情感,今天读来仍旧让人感到无比震撼。如果歌颂的只是一位虚无缥缈的仙子,在现实里没有任何寄托,在人性的角度上,在行文的逻辑上,实在是讲不通的。于是我重新开始寻找关于《洛神赋》的一切,不带任何偏见地去审视那段历史。史学家所提曹植年龄的原因,根本不用去过多考究,一个高中男生爱上一个大学女生,这实在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事。第二个原因才是重点所在。

探索历史是件有趣的事情,在迷宫般史料的背后找到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往往更接近于事情的真相。这个切入点,就是《洛神赋》的原名。 《洛神赋》本来不是叫做《洛神赋》,而是《感鄄赋》。正史所载,曹植在黄初二年被封鄄城候,次年升为鄄城王,因此赋成此篇,以兹纪念。 鄄城在今山东西南,曹魏时属衮州济阴郡;而洛水则是在陕西洛阳附近,两处相隔十分遥远。曹植在一篇名字叫《感鄄赋》的文章里,只字不提鄄城,反而大谈特谈渡过洛水时的经历。这就好像在文章《埃及游记》里不谈金字塔和尼罗河却大谈中国的故宫和长城一样荒谬。文题对应是小学生作文的基本要求,而曹植这样的著名文学家显然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除非《感鄄赋》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感。也就是说,这个鄄字另有含义。曹植既然志不在鄄城,“鄄”又和“甄”通用,那么《感鄄赋》其实等于是《感甄赋》。而这个“甄”字究竟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谁,不言而喻。

黄初元年,甄妃触怒曹丕,因此失宠;就在同一年,曹植莫名其妙地写了一篇《出妇赋》,中有“痛一旦而见弃,心忉忉以悲惊……悼君施之不终”之句,句句暗扣,似乎已有所指。其时曹植本人没遭遇什么变故,突然发此感慨,究竟为何,不言而喻。

黄初二年,甄妃在凄惨中去世;同年,曹植的监国谒者灌均给曹丕上了一份奏折,密告“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于是曹植被贬为安乡侯,次年又被远远地撵到了鄄城。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曹植心神大乱,以致于醉酒闹事到“劫胁使者”这么失态,同样不言而喻。

黄初七年,年轻的曹睿在洛阳即位,是为魏明帝。即位之后,下诏改《感甄赋》为《洛神赋》。这太奇怪了,一个新即位的帝王,却急切地关心起叔叔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太不合常理了。若不是怕瓜田李下之讥对自己母亲名节有损,实在想不出其它原因。

可见曹植写赋借洛神之名缅怀甄妃一事,绝非捕风捉影。《洛神赋》中的洛神,就是甄妃的投影,曹植在赋中表达的,是对甄妃的深切眷恋之情。那么接下来,一个巨大的矛盾便缓缓浮出水面。 曹丕是识字的,文章写的极好。曹植在甄、鄄二字上玩的这么一个浅显的文字游戏,根本瞒不过曹丕的眼睛。面对这么一个小心眼的哥哥,曹植还敢写这种调戏嫂子的东西,莫非他不要命了? 然而,事实比猜测更离奇,黄初三年,《感甄赋》面世之后,史书记载曹丕对此没有任何反应,也没对曹植采取任何措施。要知道,在前一年,曹植只是喝醉了,监国谒者都要打小报告给曹丕。曹植这次公然调戏到了自己媳妇头上,曹丕居然无动于衷,实在太不符合逻辑。也就是说,甄妃和曹丕、曹植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夫妻二人加一个精神第三者这么简单。

简单介绍一下甄妃。她是中山无极人,名字不详,后人因为《洛神赋》里洛神别名宓妃的缘故,把她叫做甄宓。 甄宓生得极为漂亮,十几岁就嫁给了袁熙。袁绍失败后,曹丕闯进邺城袁氏宅邸,一眼就看中了甄宓,欣然纳入房中。甄宓为曹丕生下一儿一女,即曹睿和东河公主。后来曹丕称帝之后,宠幸郭氏,甄宓年老色衰备受冷落,屡生怨滂,竟被赐死。死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

建安二十一年底,曹操东征孙权,当时随他去的有卞夫人、曹丕,还有甄后的两个孩子曹睿与东乡公主。甄后却因为生病,留在了邺城。而同时留在邺城的,还有曹植。 本来这也没什么,你住你住的太子府,我住我的藩王邸,两不相涉。可这时候甄宓在做什么呢?《魏略》记下了这样一件小事:次年九月,曹军班师,卞夫人回来以后看到甄宓光彩照人,就很奇怪,问她说你跟你儿女离别这么久,应该很挂念才对啊,怎么反而容光焕发更胜从前呢? 甄宓回答说:“有您照顾他们,我还担忧什么呢?”(自随夫人,我当何忧!) 这个心态是很可疑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女随军出征,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顾,当母亲的最多是“不担心”罢了。可史书上描述此时甄宓的状态,用的词是“颜色更盛。”注意这个“更”字,说明甄宓的面色,比与儿女离别时更加光彩照人。换句话说,自从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儿女离开以后,甄宓非但毫不担忧,反而一直很高兴。 人逢喜事精神爽,人的心理状态会如实地反映在生理状况上。本该“不担心”的甄宓,却变得“很高兴”,说明甄宓高兴的,并不是儿女出征一事。那么她到底在高兴些什么呢?

建安二十三年春,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在许都发动叛乱,杀死了长史王必,最后被严匡平定。这起叛乱规模不大,影响却不小。它发生在刘备与曹操在汉中大战之时,关乎曹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这已经不能用警卫疏失来解释。 这种叛乱,必然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筹备和组织。策划却应该是在更早的时候。 恰好在二十一年底到二十二年这段时间,邺城的太子妃恰好正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而变得特别高兴。这两者之间,很难说没有什么因果联系。 这等规模的叛乱发生在肘腋之间而官府全无觉察,内务安全的最高负责人曹植难辞其咎。可是,曹植虽然贪杯,却并非庸碌之徒,手底下还有杨修、丁仪、丁廙兄弟这样的干才,为什么还是让这起叛乱发生了? 当时的邺城,曹操卞夫人曹丕都不在,为甄宓提供了绝好的环境。她只需要略施手段,曹植这个多情种子就会不顾一切地钻入彀中。于是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我们也无从揣测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结果,就是曹植玩忽职守,邺城与许都的治安变得漏洞百出。让吉本等人从容钻了空子,以致酿成大祸。 甄宓,应该就是这起叛乱的幕后推手,因为只有她,才能让曹植弃父王的嘱托于不顾。甄宓不是疯子,她如此处心积虑,究竟意欲何为呢?

要厘清这个问题,我们须得从事件的后果开始说起。 曹丕和曹植对于太子之位的争夺相当激烈,原本曹操更倾向于曹植,好几次差点就定了他当太子,可曹植的不修行为始终让他心存犹豫。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出征前对叛乱有所预感,所以有意把镇守后方的重任交给了曹植,算是对他的一次重要考验。如果曹植顺利通过,那么太子之位的争夺将会对他极其有利。 结果呢?曹植整个人变得非常不正常,先是司马门事件让他失去了曹操的信任,然后是自己的亲密副手杨修被曹操杀死,更让他打击得是,曹操最终立曹丕为嗣。 本来曹丕立嗣未稳,曹植尚有翻盘的机会。但二十三年初吉本的叛乱,彻底断送了曹植的最后希望。曹操在吉本叛乱后,十分暴怒,杀掉了汉献帝身旁一半的大臣。这种心态,也是对曹植失望的一种现实反映。 可吉本这起叛乱本身,却透着蹊跷。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叛乱有两个共同点:第一,规模非常小,参与不过杂役家仆千人和几个文人;第二,政治影响非常大,天下为之骚动。 叛乱规模越小,对国家影响越微弱;政治影响越大,对于责任人的压力就越大。这次叛乱选择的地点也很有讲究,在汉天子所在的许都,而不是邺城,可以用最小的混乱撬动最大的政治影响。这不免让人怀疑,这起叛乱的策动者,根本就没指望叛乱成功,只是为了引发对某些特定人物的致命批评。曹植作为内务安全最高负责人,对此责无旁贷,这起叛乱,成了压断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经此一役,彻底一蹶不振。 于是整起事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出现了。 他就是甄宓的丈夫,曹丕。

他似乎一直都置身事外,但又都无处不在。甄宓一手策划的这一起叛乱,最大的受害者是曹植,而最大的获利者,正是曹丕。这忍不住让人联想,这起叛乱和之前的一连串小动作,莫非是曹丕故意派甄宓策动,用来打击曹植的。 曹丕很清楚,对付曹植,最有效的人选就是甄宓。只要甄宓出现,曹植就会因过度兴奋而丧失判断力。对于他这种权势熏心的人来说,只要能够害掉曹植,牺牲个把老婆也并非不可接受。 而派甄宓去做这件事,会非常安全。曹植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就算他发现了真相,也绝不会去告发甄宓,因为那会将他所爱之人置于死地。曹丕算准了自己弟弟这种多情幼稚的性格,才会肆无忌惮地利用甄宓一次又一次伤害他— 没有什么比自己爱人伤害自己更痛的事了。曹丕是这一切的根源,他为了赢得立嗣之战,不惜派甄宓去诱惑曹植,借此打击竞争对手。证据确凿,板上钉钉。 仔细品味这起事件,就会发现这个计划阴毒而细腻,它的成功完全建筑在对人心的掌握上:曹植对甄宓的倾慕心、吉本等人对汉帝的忠心、以及曹丕对太子位的野心。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吃定上一家。

一个妻子也许会替丈夫去诱惑另外一个男人,但不会心甘情愿,更不会有什么好心情。这对女人来说,是耻辱,不是荣耀。 这一切,都无法解释她在建安二十二年在做这些事情时的快乐心情——我相信她当时的那种兴奋,是发自内心的。难道说,甄宓在与曹植的交往中爱上了他?这很有可能,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我相信这很可能是历史的真相。

而曹丕对于甄宓给自己戴绿帽子这件事,恐怕也并非毫无心结。这个心结在他登基之后逐渐膨胀,最后终于导致了曹丕与甄宓的争执,失宠以及甄宓最后的死亡。自利的男人,始终是自私的。 甄宓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是凄凉的。《文帝甄皇后传》里只记载说“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鄴。”而《汉晋春秋》里的记载则更为惊心动魄:“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 一代佳人,就这么死去了。她一死,曹丕立刻力排众议,把郭女王立为皇后。而甄宓身后,除了曹睿之外,惟一 一个为她痛哭流涕,以致胁持使者要上京抗议的,就是在鄄城的曹植。只是这一次的事略有不同。曹丕看到监国谒者的密报,心不自安,就把曹植贬为安乡侯,次年又转为鄄城侯。曹植这一次没有忍气吞声,而是做出了文人式的反击,他写出了《感鄄赋》。 在《感鄄赋》里,曹植虚构了自己的一段旅程,把那一次“艳遇”的经历,诗化成了他与洛水女神的邂逅。他把与甄宓在邺城的那段交往,全部浓缩在了洛水那一夜中。 甄宓的容貌、甄宓的体态、甄宓的幽香,甄宓的一颦一笑,还有甄宓的辞别,都被曹植细致入微地描摹出来。他不恨甄宓,尽管她欺骗了他,他却始终爱着她,如赋中所言:“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他恨的,是那个幕后的主使者,也就是他的哥哥。

曹植写完这一篇《感鄄赋》后,没有刻意隐藏,他相信很快就会有人偷偷抄录给曹丕,而且曹丕肯定会识破他在“鄄”和“甄”之间玩的小花样。这就是他的目的。 果然,曹丕很快就从监国谒者那里拿到了抄稿,看完之后却没有愤怒,只有恐慌。他领会到了赋中的暗示,曹植已经猜到了建安二十二年那次叛乱的真相。 这一篇《感鄄赋》,是宣战书,也是告白书。曹植不是为自己,是要为甄宓讨回公道,并借此痛快地抒发一次对甄宓的情怀——当着曹丕的面。 曹丕有点慌,如果曹植把那件密谋公之于众,对自己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退缩了,就象《魏书》里说的那样,他连忙开始“哀痛咨嗟,策赠皇后玺绶”,把死去的甄宓追封为皇后,还把曹睿交给郭后抚养,以示无私心。 对于曹植,他也大加安抚,原地升为鄄城王,以免他多嘴。所以我们读《曹植传》的时候,看到的是“贬爵安乡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为鄄城王。”这么一条突兀的记录。史料里对于曹植为何突然从侯复升为王没做任何交代,哪里知道这么一条简单记录后隐藏着兄弟为了一个女人的交锋。


曹丕的态度,回答了我们在文章开头就提出的疑问:为何曹丕看到调戏自己老婆的《感鄄赋》后,非但不怒,反而升了曹植的爵位呢?因为他害怕真相被揭穿。而终文帝一朝,曹植得以保全性命,未象曹彰一样莫明暴卒,也全赖这枚护身符。

曹睿登基之后,曹植入朝去觐见新帝,曹睿拿出母后曾用过的金缕玉带枕给他看,曹植睹物思人,大哭一场。到了晚上,曹睿摆宴请自己叔叔,并委婉地劝他改掉《感鄄赋》这个名字,最后干脆把这个枕头送给他。曹植揣着枕头返回封城,途经洛水时梦见甄妃前来与之幽会,为了保全深爱之人的名节,他自觉地把名字改成了《洛神赋》。这么一改,却欲盖弥彰,让后世之人顺藤摸瓜推演出真相全貌。 又过了几年,曹植已没了当年锐气,在封地郁郁而终,得号陈思王。不知他在死之前,是否仍旧惦念着甄宓。

光阴荏苒,沧海桑田,千年以后,那些兵戈阴谋俱都散去,只剩下《洛神赋》和赋中那明目善睐的传奇女子。世人惊羡于洛神的美貌与曹植的才气,可这篇赋后所隐藏的凄美爱情与人性却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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