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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1882.1.25-1941.3.28） 是一位英国女作家和女权主义者。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尔夫是伦敦文学界的一个象征。出生于伦敦的伍尔夫是在家中接受教育的，在结婚以前，她的名字是艾德琳·弗吉尼亚·斯蒂芬（Adeline Virginia Stephen）。在1895年，她的母亲去世之后，她也遭遇了第一次的精神崩溃。后来她在自传《片刻的存在》(Momens of Being)中道出她和姐姐瓦内萨·贝尔（Vanessa Bell）曾遭受其后母儿子（无血缘关系）乔治和杰瑞德·杜克沃斯（Gerald Duckworth）的性侵犯。在1904年她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编辑和文学批评家）去世之后，她和瓦内萨迁居到了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
1837年,也就是艾米莉・勃朗特去世前的第十一个年头,艾米莉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我是唯一的人,命中注定/无人过问,也无人流泪哀悼;/自从我生下来,从未引起过/一线忧虑,一个快乐的微笑。/在秘密的欢乐,秘密的眼泪中,/这个变化多端的生活就这样滑过,/十八年后我依然无依无靠,/一如我诞生那天同样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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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爱》与《呼啸山庄》」
作者：[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译者：瞿世镜
本文选自网络，仅用于学习交流
生活像首诗
读
夏洛蒂·勃朗特诞生至今已有一百年之久，现在她已成为那么多传奇、爱戴和文学的中心，然而，在这一百年中，她只不过活了三十九年。要是她能活到普通人的寿命，那么关于她的那些传奇将会大不相同，此事想来真是不可思议。她或许会象她同时代的某些名人那样，成为人们在伦敦或别处经常遇见的人物，成为无数画面和轶事的主题，成为许多小说（也可能是回忆录）的作者，当她离去之时，我们沉浸在对于她中年时期显赫声誉的回忆之中。她或许会生活富裕，一帆风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想起她时，我们不能不想起在我们现代世界中时运不济的某一个人；我们不得不回顾前一世纪五十年代，想起荒野的约克郡沼泽地带一所遥远的教区牧师住宅。在那教区牧师的住宅里，在那荒野的沼泽地带，她不幸而又孤独，永远处于贫困和精神奋发的状态之中。
这些情况既然影响了她的性格，很可能在她的作品中也留下了它们的痕迹。我们设想，一位小说家必定会使用许多很不经久耐用的材料，来建立他的小说结构，这些材料起初给它以现实感，最后却使它被没用的废料所拖累。当我们又一次翻开《简•爱》，我们无法压抑那种怀疑，我们将会发现，她想象中的世界和那荒野的教区牧师住宅一样，是古老的、维多利亚中期的、不合时尚的，那种地方只有好奇者才会涉足，只有虔诚者才会保存。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情翻开了《简•爱》，仅仅读了两页，所有的疑虑就从我们的头脑里一扫而光。“猩红色帘幕的褶皱阻挡了我右边的视野；左边是明亮的玻璃窗，它虽然保护着我，却不能把我和十一月的那个阴暗的日子隔离开来。当我一页页地翻阅我的书本，我不时停下来思索那个冬日下午的情景。在远方是一片白茫茫的云雾，在近处是湿漉漉的草地和风吹雨淋的灌木，下不完的雨水在一阵长长的狂风哀号声前面疯狂地掠过。”
再没有什么比那荒野的沼泽本身更不经久，再没有什么比那阵“长长的狂风哀号声”更赶时髦。也再没有什么比这种兴奋状态更加短命。它促使我们匆匆忙忙浮光掠影地读完整部作品，不给我们时间去思考捉摸，也不让我们的目光离开书页。我们是如此地专心致志，如果有人在房间里走动，他的行动似乎不是发生在房间里面，而是在遥远的约克郡。作者攥住我们的手，强迫我们沿着她的道路前进，迫使我们去看她所看到的东西，她可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或者让我们把她给忘了。最后我们终于沉浸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天才、激情和义愤之中。不同寻常的脸庞、轮廓扎实的人物、性情乖僻的容貌在我们面前一闪而过，然而，那是通过她的眼睛，我们才看到了他们。她一旦离去，我们就休想再找到他们。想起了罗切斯特，我们就不得不想起简•爱。想起了荒野沼泽，简•爱又浮现在我们眼前。想起那个会客室，甚至那些“似乎印上了色彩鲜艳的花环的白色地毯”，那个灰白色的巴黎式样的壁炉台”，它上面镶嵌着的波希米亚玻璃花饰发出“红宝石颜色”的光彩，还有那房间里“雪与火”交相辉映的混合色彩。要是没有简•爱的话，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
作为一个人物而言，简•爱的缺陷并不难找。她总是当家庭女教师，又总是要坠入情网，在一个毕竟大多数人既非教师又非情人的世界里，这可是一种严重的局限性。和简•爱这个人物的这些局限性相比较，一部简•奥斯丁或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人物，就会呈现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方面。他们活着，而且通过他们对于真实地把他们反映出来的许多不同人物的影响，使他们本身又复杂化了。不论他们的创造者是否守护着他们，他们到处走动，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对我们说来，既然他们已经创造了它，这就似乎是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去拜访的独立的世界。托马斯•哈代在其个性的能力和视野的狭窄方面，和夏洛蒂•勃朗特更为相近。然而，他们在其它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当我们阅读《无名的裘德》之时，我们并不匆匆忙忙把它看完，我们沉思默想，我们离开了正文，随着枝蔓的思想线索飘流开去，在人物的周围建立起一种诘问和建议的气氛。对于这一点，他们自己往往是意识不到的。既然他们是简单淳朴的农民，我们就不得不让他们去面对着命运和那具有最大内涵的疑问，结果在一部哈代的小说中，最最重要的人物，似乎往往就是那些没名没姓的人。这种独特的能力，这种思索推理的好奇心，夏洛蒂•勃朗特是丝毫也不沾边的。她并不企图解决人生的问题；她甚至还意识不到这种问题的存在，她所有的一切力量，由于受到压抑而变得更加强烈，全部倾注到这个断然的声明之中：“我爱”，“我恨”，“我痛苦”。
那些自我中心、自我限制的作家们，自有一种力量去摒弃那种更加广泛、宽容的观念。他们的印象，在狭隘的墙壁之间被紧紧地束缚住了，并且被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从他们头脑中产生的东西，无不打上他们的印记。他们向其他作家所学甚微，而被他们所采纳的成份，他们又不能消化吸收。看来哈代和夏洛蒂•勃朗特似乎都在一种拘谨而有教养的报刊文字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他们的风格。他们的散文的主要成份是笨拙而难以驾驭的。然而，通过艰苦的劳动和最顽强的整体性，他们把每一种思想加以推敲斟酌，直到它征服了文字，使之与它本身融为一体，他们为自己铸造出一种完全合乎他们思想模式的散文，而且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力量和敏捷。夏洛蒂•勃朗特至少没有从广泛的阅读中得到什么好处。她从来也没有学会职业作家的行文流畅，或者获得任意堆砌和支配文字的能力。她写道：“我永远也不能从容自如地与强有力的、考虑周全的、温文尔雅的头脑交往，不论对手是男是女。”这似乎很可能出自在外省杂志上投稿的头面作家的手笔，但她集中了火力，增加了速度，接下去用她自己权威性的声音说道：“直到我已越过了传统的保留态度的外围工事，跨过了自信心的门槛，在他们内心的炉火旁边赢得一席之地。”就在那儿，她坐了下来；正是那内心之火的红色的、闪烁的光芒，照亮了她的书页。换言之，我们阅读夏洛蒂•勃朗特的作晶，并非由于她对人物细致入微的观察——她的人物是生气勃勃、简单粗糙的；并非由于她书中的喜剧色彩——她的书是严厉、粗犷的；亦非由于她对人生的哲学见解——她的见解不过是一位乡村牧师女儿的见解。阅读她的作品是为了它的诗意。或许所有那些具有与她同样不可抗拒的个性的作家都是如此，结果他们就象我们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只要把门打开，使别人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们就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在他们的心中，有某种桀骜不驯的、凶猛可怕的力量，永远在和那已被人们所接受的事物的秩序作斗争；这使他们渴望马上有所创造，而不是耐心地袖手旁观。正是这种渴望创作的热情，抗拒了一部分黑暗的阴影和其他次要的障碍，避开了普通人的日常行为而迂回曲折地前进，并且使它自己与他们更加难以表达的种种激情结成了同盟。这使他们成为诗人，或者，要是他们情愿用散文来写作的话，使他们不能容忍它的限制约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艾米莉她们俩都感觉到，需要有某种更强有力的象征，它比语言或行动更能表达人类天性中巨大的、潜伏的种种激情。夏洛蒂最优秀的小说《维列蒂》，正是以对于一场暴风雨的描写来结尾的。“夜幕低垂，天空昏暗——一艘破船从西方驶来，云彩变幻成种种奇异的形态。”她就是这样借助于大自然，描述了一种非此不足以表达的心境。然而，对于大自然，她们姊妹俩都不如桃乐赛•华兹华斯观察得那么精确，也不如丁尼生描绘得那么细腻。她们抓住了大地上和她们自己的感情或她们赋予书中人物的感情最为接近的那些方面，因此，她们笔下的风雨、沼泽和夏季可爱的天空，并非用来点缀一页枯燥文字或表现作者观察能力的装饰品——它们使那种情绪继续发展，显示了作品的意义。
一部作品的意义，往往不在于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说了什么话，而是在于本身各不相同的事物与作者之间的某种联系，因此，这意义就必然难以掌握。对于象勃朗特姊妹那样的作家，则情况尤其是如此。这是带有诗人气质的作家，她要表达的意义和她所使用的文字不可分离，而那意义本身，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观察，还不如说是一种情绪。《呼啸山庄》是一部比《简•爱》更难理解的作品，因为艾米莉是一位比夏洛蒂更伟大的诗人。当夏洛蒂写作之时，她以雄辩、华丽而热情的语言来倾诉“我爱”，“我恨，我痛苦。她的经验虽然更为强烈，却和我们本身的经验处于同一个水平上。然而，在《呼啸山庄》中，却没有这个"我”。没有家庭女教师。也没有雇用教师的主人。有爱，然而却不是男女之爱。艾米莉是被某种更为广泛的思想观念所激动。那促使她去创作的动力，并非她自己所受到的痛苦或伤害。她朝外面望去，看到一个四分五裂、混乱不堪的世界，于是她觉得她的内心有一股力量，要在一部作品中把那分裂的世界重新合为一体。在整部作品中，从头至尾都可以感觉到那巨大的抱负——这是一场战斗，虽然受到一点挫折，但依然信心百倍，她要通过她的人物来倾诉的不仅仅是“我爱”或“我恨”，而是“我们，整个人类”和“你们，永恒的力量……”这句话并未说完。她言犹未尽，这也不足为奇；令人惊奇的却是她完全能够使我们感觉到她心中想说而未说的话。它在卡瑟琳•欧肖那句半吞半吐的话中涌现出来：“如果其他一切都毁了而他留了下来，我将继续生活下去，如果其他一切都留下而却把他给毁了，整个宇宙将会变成一个极其陌生的地方；我就似乎不再是它的一部分了。”她在死者面前所说的话中，这种思想观念又一次迸发出来：“我看到一种无论人间还是地狱都不能破坏的安息，我感觉到对那永无止境的、毫无阴影的来世生活的一种保证——他们已进入了永恒的来世——在那儿，生命无限地绵延，爱情无限地和谐；欢乐无限地充溢。霄正是对于这种潜伏于人类本性的幻象之下而又把这些幻象升华到崇高境界的某种力量的暗示，使这部作品在其他小说中间显得出类拔萃、形象高大。然而，对于艾米莉•勃朗特来说，仅仅写几首抒情诗，发出一阵呼声，表达一种信念，是远远不够的。在她的诗歌中，她已彻底做到了这一切，而她的诗歌或许会比她的小说留传得更久。但她是诗人兼小说家。她必须使她自己承担一种更为艰巨而徒劳无功的任务。她必须面对其他各种生存方式的事实，和关于客观事物的机械论作斗争，以可以识别的形态来建立农庄和房舍，并且报道在她本身之外独立生存的男男女女的言论。于是我们达到了这些情绪的顶峰，并非借助于夸张或狂放的言词，而是通过听到一位坐在树枝上摇晃的小姑娘独自吟唱古老的歌谣，看到荒野的羊群在啮草，听见柔和的风轻轻地吹过草地。那个农庄中的生活，以及它的一切荒唐无稽的传说，就赫然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她给了我们充分的机会，使我们可以把《呼啸山庄》与一个真实的农庄，把希克厉与一个真实的人物互相比较。她允许我们提出疑问：在这些与我们自己通常所见的人们迥然相异的男男女女之中，如何会有真实性、洞察力或那些更为优美的情操？然而，甚至就在我们提出问题之时，我们在希克厉身上，看到了一位天才的姐妹所可能看到的那个兄弟,我们说，不可能会有他那样的人物，然而，尽管如此，在文学作品中，却没有一位少年的形象比他更为生动逼真。卡瑟琳母女俩也是如此。我们说，没有任何女人会有她们那种感受，或者会以她们那种方式来行动。尽管如此，她们还是英国小说中最可爱的妇女形象。艾米莉似乎能够把我们赖以识别人们的一切外部标志都撕得粉碎，然后再把一股如此强烈的生命气息灌注到这些不可辨认的透明的幻影中去，使它们超越了现实。那么，她的力量是一切力量中最为罕见的一种。她可以使人生摆脱它所依赖的事实：寥寥数笔，她即可点明一张脸庞的内在精神，因此它并不需要借助于躯体，只要她说起荒野沼泽，我们便听到狂风呼啸、雷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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