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临近毕业，小花在专业外交保研名单上。取得保研资格需要系主任的签名，但系主任反复问她。“你是谁？我为什么要给你签名？”小花不懂，再三解释，结果还是被拒绝了。她一气之下放弃了自己的保研资格，紧随其后的一名男子顺利获得了系主任的签名。
小花说，自己研究生毕业到北京一所著名高校后，她身边的很多女生都收到了深夜男老师约她散步喝茶的消息。
遭此殃
些困扰的，还有男生。小磊（化名）在湖南某高校上学时，其朋友被某男老师以挂科为名约谈至个人办公室。男生应约，但没想到一转身，就看到了浑身脱得精光的老师。
2018年，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栏目曾就性骚扰话题进行探讨，节目中公布的一份被举报“性侵”“性骚扰”的34人名单中，有19人来自国内高校。
进入2019年，3月，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华北电力大学可再生能源学院院长戴松元被指性骚扰女生，性侵女教师；10月，江西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陈锡明被指强奸女生，有校友称至少有50人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侵和性骚扰；同月，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一名女生举报称，被该校教师陶某洋“暴力强奸”。
沉默
相比小文，狼爪之下，更多的受害者选择当沉默羔羊。
事发后，小磊的朋友没有深究，“反正是男生，也没损失啥。”小花和她的女同学都没有站出来，“20岁的小姑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除了法律意识淡薄，受害者还要面对外界的压力。小花坦言收到骚扰短信的女同学有这样的顾虑：“说出来的话别人怎么看你，会反问怎么不给别人发骚扰短信就给你发？”
小文在遭受钱逢胜语言骚扰时也曾求助过一位朋友，却被对方告知“别想那么多了”。事件曝光后，网友大多支持、赞赏她勇敢行为，但也有人持受害者有罪论。中国新闻周刊电话联系小文的代理律师万淼焱，她表示不想让其接受过多采访，遭遇二次伤害。
此外，最关键的一点是权力不平等。
面对再三刁难的系主任，小花当场表示不保研了，对方却毫不在乎，“行啊，你有骨气你放弃啊！”许多遭遇性骚扰甚至性侵的女生也不敢反抗，害怕遭到报复甚至影响自己的前程。
取证难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上海沪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郑高清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高校性骚扰事件近年来频繁发生，报道见诸媒体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因案件多发生在私密空间，事发突然，被害人未及时取证或者报警，以致未留下证据线索，最终无法追究施害者刑事责任。
另一方面，施害者在事发后仍逍遥法外，尤其是学校的态度暧昧，这让一些受害者敢怒不敢言。
2018年，甘肃某高校一学院分管考研工作的副院长被举报性骚扰性侵女生。该学院一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副院长虽然职位被免，但继续在该院任教。而举报者为该院一教师，后被处分。
公益媒体NGOCN根据新闻报道和社交平台资料，梳理发现2014年至2017年间被曝光的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共13起，但1/3查无后续。
支持
小文准备一直站在阳光下。
“我和我的代理律师将追究他的强制猥亵罪刑事责任。”小文公开表示，目前上海警方已立案调查此事。
等待钱逢胜的是什么？
郑高清表示，若小文提供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录音、微信的聊天记录、伤情照片）属实，则钱逢胜的行为构成猥亵妇女。
“一般的猥亵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如果钱某的行为构成强制猥亵罪，即可能面临判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他表示，证明钱逢胜对小文的猥亵事实，是本案的难点和关键。
“女性缺乏的不是勇气，而是支持。”一直关注妇女儿童权益的万淼焱认为，应该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的联动机制。
这个机制应该是怎样的？如何建立？
性别平等传播组织“新媒体女性”负责人李思磐曾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反性骚扰机制，首先应该对校园里的性骚扰行为进行明确的定义。同时，要设立一个公正透明的投诉和调查机制，为受害者寻求帮助、为被举报者申诉提供渠道。
李思磐特别提到，当性骚扰事件中的某些行为已经越过个人道德层面涉及违法时，学校应该明确相关规定与法律之间的界限，“党纪行政处分，不应该替代法律的惩罚”。
“学校对于这类事件的处理，一般也是将涉案教职工开除了事。但学校这种事后消极的处理方式，并不能从源头上遏制性骚扰的发生。” 郑高清建议学校出台相应的政策和处理机制，开设性骚扰救助机构，为老师和学生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教育。
郑高清还建议，学校应该加强性文化教育让学生知晓哪些行为可能导致性骚扰，哪些行为是性骚扰行为，如何尽量避免成为骚扰对象，如何在受到性骚扰时解决问题等。
据澎湃新闻统计，截至2018年1月，已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超过40所高校的部分校友及在校学生，就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鼓呼与呐喊。
近日，教育部表示将指导高校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相应机构，健全性骚扰防范工作机制。
这一次，管住“狼师”魔爪的钳子真的要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