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的主要敌人有三个,即直系领袖吴佩孚、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奉系首领张作霖这三大军阀集团,此外,还有若干大小军阀。最强悍的应属奉系张作霖集团,首先奉系坐拥奉天兵工厂,该厂的炮兵武器之产量居全国之冠,装备最为精良。其次,人数上保守估计也有30万左右,同时还控制着张宗昌的直鲁联军等旁系军阀。好在北洋系并非铁板一块,互相之间斗争还很厉害,北伐军如何利用其中矛盾,分化敌军,也是蒋介石必须处理的问题。
近打吴佩孚,争取孙传芳
关于北伐的战略问题,蒋介石至少在1926年初便开始考虑。1月11日的日记中,他一连做了好几个战略构想,但蒋介石最终所采用的方案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苏联军事顾问加仑提出的北伐计划,即先取两湖,对几大军阀采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
北伐军的第一打击目标是吴佩孚,对于异军突起的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蒋介石本欲对其进行“招抚”,以承认其地位的方式邀请他一同夹击吴佩孚,但因孙传芳不愿易帜未能成功。此后,蒋介石也一直保持着与孙传芳的联系,尽量使其保持中立。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吴佩孚也曾极力邀请孙传芳参战,共同围剿北伐军,孙传芳却打着坐山观虎斗的小九九,未在第一时间响应吴。直到1926年8月,吴佩孚连吃了几场大败仗后,孙传芳这个“渔翁”才开始收网,于当月底任命卢香亭援赣,对国民革命军发动攻击,双方开启战端。9月7日,孙传芳致电蒋介石,质问国民党人何以节节进逼,“五色国旗,粤军竟复摧毁,而易为赤帜”,“所谓革命,直欲革中华民国之命”。至此,北伐军与孙传芳的关系在形式上也破裂了。
远交于奉
对于实力最强的张作霖,蒋介石主要以“联盟”政策应对。孙中山在世时,奉系与广州政府之间就有“三角同盟”的关系。北伐战争期间,谭延闿派遣杨丙(奉军总参议杨宇霆的同学)北上与奉张联络,杨丙对张作霖旧事重提,表示“此番用兵之原因,只全在吴一人”,希望与奉系“互以实力相助,并规定切实联络办法”。此外,在北方的共产党人也在为北伐攻略积极出力。为分化奉张与吴、孙之关系,1926年7月,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的李大钊(共产党)、李石曾(国民党)派人与张学良交涉,“要求奉方断绝吴佩孚的军火接济,并在广东国民政府和奉系之间建立反对吴佩孚的联盟”。当年8月,对于国民党宣传品中出现“打倒张作霖”字样,蒋介石立即致电纠正:“中央决议,此次独对吴攻击,而不与张。今本部兼言张逆,殊违中央方针。”9月18日,蒋作宾亲赴沈阳与奉方谈判,达成奉方“决不援吴,听吴自灭”和“决不援孙”的协定,奉方甚至再三表示,“对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绝不反对”。
蒋介石的这套远交近攻战略便是北伐初期“打倒吴佩孚,妥协(联络)孙传芳,放弃(不理)张作霖”口号的具体表现。这一方针收到最显著的效果便是战争初期,国民革命军成功避免腹背受敌的困境,只与吴佩孚军的单打独斗。至10月中旬,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后,吴佩孚势力基本被歼灭,此时孙传芳已经参战,北伐军又在江西战场连连取胜,北伐军的主要敌人也由吴佩孚转为孙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