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就可围观100场督导示范教学。“注册系统”当时发出了伦理提醒——网络平台参加者人数“上限一般以40人为宜”，但这对新手咨询师是个绝佳的学习机会，活动没有因此停止。
五个月后，教学视频被违规的咨询师发到了外网，几天内就有2万多人观看。虽然每个案例在上报时，都有来访者的知情同意书，但来访者是否知道使用场景？咨询师彭烛璇在知乎上发贴，认为来访者需要知道，在两个人、十几人的范围内被讨论，和在几万人的范围内被讨论，是截然不同的状态，“后者几乎可以等同于：我要把你的故事写一本书发表，你同意吗？”
面对来访者隐私泄露的质疑，相关文章下也有不少这样的留言，“哪个咨询师的成长不是靠不断伤害来访者长大的？你要是学医学临床，也得知道，大体老师是多重要。”
“万人督导”并没有就此止步，今年3月，2021年度的100场督导课即将开始，大咖从11位增加到15位。根据官方宣传，今年新增了保密协议签署，视频也会加密存储。质疑声还在：这样就能防止信息外泄吗？
还有的来访者至今都不知道自己的隐私被泄露了。在唐玉和常凤茹关系亲近的那段时间，两人会很自然地聊起其他来访者。因为同在一个地方咨询，互相打过照面，又有着相同的小众爱好，唐玉想要打听到对方的名字很容易。
而且，当她得知常凤茹的督导也知晓她们这段特殊关系，自己在督导那里被称为常凤茹的“情人”，唐玉忽然觉得自己像是赤身裸体地被一群人围观。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被控制的、难以自证的
很多来访者跟唐玉一样，在走进咨询室前，对心理咨询伦理规范几乎一无所知，敲开那扇门，只是一心想被拯救。
与家人之间难以处理的关系，待业的迷茫，唐玉的这些感受和行为背后，埋着最隐秘的秘密和最羞耻的念头。分享给咨询师，在专业的分析和引导下到成长经历中寻找线索，这是个艰难的过程，有点像是解剖自己。
这时来访者往往会出现“移情”，预示着咨询师对来访者而言正作为一个依恋对象。在精神分析疗法中，“移情”通常是来访者的内心映射，心理咨询师史秀雄解释，咨询师要做的是帮来访者更好地了解自己，通过分析原因，探寻和修复过去的伤痛，从而治愈来访者。
但在咨访关系这类权力机制特殊的关系中，边界混乱和滥用权力，都会造成对来访者的伤害。北师大心理学院教授侯志瑾曾发表论文阐述：“如果发展了亲密关系，通常是咨询师没有很好把握专业的边界。咨询师也是普通的人，也会有种种需要，于是在咨询关系里进行满足，某种程度上可谓近水楼台了，但这是滥用了咨询关系。”
当唐玉查到《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里关于咨询室里不可以恋爱的规定时，她开始感到不安，多次问常凤茹：“你这样操作是正确的吗？” “你觉得我们现在究竟是什么关系？” 有几次唐玉生气说不要咨询了，常凤茹都会笃定地看着她，“我知道你一定会来，因为你受不了不见我。”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她还写了一篇文章发给唐玉，第一句话就是——“如果第一眼就爱上你的来访（者），那对咨询师来说是什么？” 文章标题是「对来访情欲反移情的几点探讨」，常凤茹记录了自己的感情变化过程，认为“这是一份相爱的关系在治愈来访（者）”。而在唐玉看来，这是对“我爱你”的深层表白。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移情”是来访者的责任，甚至连来访者自己也这么认为。留美博士生王顾芹曾深陷于此，对自己的咨询师终日牵念。而咨询师对她的评价是——“你是偷懒的、狡猾的、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想不劳而获的”。
这让王顾芹对自己十分失望，咨询过程中积极地检讨和反省，“每次都像一个勤奋刻苦的学生，汇报自我觉察的心得，渴望着肯定、好评甚至安抚。” 有几次她的讨好让咨询师很欣慰，对方回应说，“你其实还是会顺从的”。
这位咨询师在自己的公号里自称“上师”，且“接受来访者的供养”。他还公开发表过与来访者产生了亲密关系的文章，但评论区的留言不是声讨而是赞赏，赞赏他的坦荡。陷入这种不对等关系的来访者往往难自知，更难的是自证：如何证明自己具备正常的判断力？
“因为一开始大家就把你当精神病人看。” 王顾芹说。尤其当她把事情公开到网上，帖子优先吸引的就是来“练手”的咨询师，给她贴上各种诊断标签：偏执分裂、全能感、表演型人格……
作为深陷心理疾病的患者，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意味着要遭受各种评判。2019年4月，唐玉把自己的故事发到社交平台，不少人质疑截图的真伪，说整件事情是假的，也有各种诊断标签贴上来。唐玉硬憋着不回应，“如果绷不住跟他们对骂，这些内容立刻就会被拎出来，然后说你看这个人果然有病。” 那个月，她一直在书房打地铺，“只有书房能给我安全感”。
为了了解和证明是否受到“剥削”，来访者们往往阅读大量心理学书籍。图为三位来访者的书架。
在求助于心理咨询的人群中，唐玉属于社会功能受损轻的，仍可保持清晰的条理与人交流。有很多来访者讲起话来思绪纷乱，更难说清自己的经历是真实的，把经历分享到网上，很容易遭遇“社会性死亡”。这也是大部分来访者在遇到咨询师的违规操作时，选择沉默的原因之一。
美国历史上，这样的误解也曾持续多年。弗洛伊德曾在《移情之爱的观察》中讲到，以前美国法院都会选择相信咨询师的申诉，认为不当性关系的指控起因于精神不稳定妇女的性幻想。1975年Barbara Noel指控她的治疗师性剥削，警察的最初反应也是“你肯定是在做梦”。
在很多受害者和学者的坚持下，心理健康领域才开始赞同禁止从业人员与来访者发生性接触，直到1981年，美国心理学会制定了第一部伦理规范，才明令禁止。被判定违反规范的从业人员或组织，可能会被暂停执业或吊销执照。
不过，来访者的控诉都是客观成立的吗？心理咨询师王雪岩说，在咨询中，来访者成长过程中的愤怒会投射在咨询师身上，很多愤怒是来自对“被完美养育”的期待，“而完美是根本不存在的，父母不是完美的养育者，咨询师也不是完美的帮助者，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来访者感到委屈、愤怒，跟咨询师吵架，甚至说不来了，都是一个修复的过程，“当他能够直接表达这些而不隐藏起来，实际上也是他的信任能力、自我保护功能等在逐渐成熟的过程。”
王雪岩介绍，临床中并不鲜见的情况是：一个来访者恨了咨询师多年，感觉咨询师在伤害自己，多年后，他才能够理解，是自己对世界的恐惧让自己处处提防被伤害，才把咨询师的帮助判断为伤害，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之前他没有积累起“被善待”的经验。
但真正的伤害一旦发生，想再修复、重建信任十分困难。和这些来访者一样，在学习早期，王雪岩也曾作为来访者经历过来自不成熟咨询师的伤害：“面对一个信任的人，内心无从判断是这个人在伤害我，还是我自己内部的创伤引发了伤害的再现。这样的混乱直接导致了对自己对他人无法信任。重建信任的过程，就像把没接好的但已经长在一起的骨头再掰开了重新接，痛苦而漫长。”
投诉无门
已经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一些专家和从业人员，正在寻求改善措施，希望能够守护住与来访者之间的信任。北大心理学教授钱铭怡曾在期刊上讲述，《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总则第一条，就要求咨询师要使来访者从其专业服务中获益，“此类性关系（咨访之间亲密关系）从最根本上影响了来访者，使其不但不能从咨询服务中获益，而且受到伤害。”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但是，这部《伦理守则》仅对“注册系统”内几千名人员具备约束力，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唐玉发起投诉时，常凤茹正在申请成为“注册系统”的会员，她的投诉才获得受理。
但调查尚未开始，唐玉已经受不住了，因为此前她已经接受了三轮调查——由于缺少统一的投诉渠道，常凤茹从业的两个平台和CAPA都要投诉一遍，接受调查时，同一个细节要回忆三遍，每次都是一身伤。最后投诉成功，但其中一个平台在结果通报的开头，直接点明了唐玉的微博与知乎ID，“一瞬间不知道通报的是我还是咨询师”，唐玉说。
心理咨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引入我国，很多咨询师没有相关受训背景，除了一级心理咨询师，报考并没有专业的限制。“国外咨询师在整个受训期间，只要与个案接触，就会有督导。即使在最后一年的实习期内，如果表现不符合标准，仍然得不到许可。而在我国完全看考试成绩。”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侯志瑾的论述显示。
而且，开设伦理课程的高校和培训机构也很少。心理学考研讲师孟莎莎说，“伦理道德”只是心理咨询书里的一个章节，目前还没有一本专门的书，更没有专门的课，“想考心理学专业硕士的人，因为考纲里面没有这部分，即使你教也不听。”
去年孟莎莎花了5400元报培训班，通过了考试，在心理讲师头衔外又增加了一个身份——婚姻家庭咨询师。“其实我一节课没看，一道题没练，就是通过网上搜题复制粘贴就拿到了证书，你说我会不会做婚姻家庭咨询？” 孟莎莎心里清楚，如果自己真的去做咨询，来访者是分辨不清的。
留美博士生王顾芹就是这样的来访者。当初在微信上搜索精神分析公众号，她选择了关注度很高的一位，但没能甄别出，这是一个利用自媒体包装自己的伪专家。投诉时，她才发现网上公布的执业资格证号查询不到；因为没有在“注册系统”注册，“注册系统”管不了；向工商局投诉，工作室早已被吊销营业执照。
遇到滥用咨询关系的咨询师，多半会像王顾芹这样投诉无门。即便是“注册系统”中拥有会员资格的专业咨询师，最重的处罚也只是永久除名，无权吊销执业证书；对“非注册系统”的人员而言，是否遵守《伦理守则》目前只能看个人自觉。
在加拿大，自1960年起就有明确的官方渠道接收和审查投诉。居住在加拿大的华人心理学从业者许梦然介绍，此外还有一个纪律委员会做进一步庭审和惩罚，一旦被认定违规，轻则吊销执照，重则可能坐牢。被处罚的详细信息会显示在咨询师名字旁，一直跟随其从业生涯。
我国直到两三年前才出现第一起心理咨询隐私纠纷诉讼案，在此之前司法领域一直是空白，能保护来访者的只有《精神卫生法》中的两三条。2018年，北京一所高校学生赵明月在校心理咨询中心进行咨询，有一次情绪崩溃，提出增加一次会面的请求，结束时咨询师说：“你知道你这样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麻烦吗？”
“我们？” 赵明月愣住了，追问之下她才知道，自己的案例每周都会在内部督导会公开分享，就连没有专业背景的前台也参与其中。去咨询的学生没几个，而她已经持续了两年，大家很容易知道是谁，“自己的秘密可能连前台都知道了！”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赵明月一气之下把校咨询中心告上法庭，但那些让她愤怒的对话内容由于没有录音无法成为证据。2020年12月15日，她收到法院的终审判决，驳回起诉请求，认为咨询师属职务行为，没有侵犯隐私。赵明月的遭遇不是孤例，但诉诸法律的这是第一例，以败诉告终。
“这个是很无奈的一个事实。” 心理咨询师史秀雄说，遇到争议，法院也没办法找到一个权威机构来帮助做判定。他曾声援过不少网上公开维权的来访者，但渐渐没了心气，“它是整个监管层面的缺失和漏洞，靠声援一两个案件也没太大意义。”
公开在网上发布自己经历的来访者越来越多，作为咨询师，王雪岩并不赞同那些简单抨击咨询师的行为，“愤怒很容易唤起共鸣，读者很容易从他人的愤怒里感受自己是个受害者，但被伤害的感受并不等于被伤害的事实。”
在她看来，网络“维权”也可能是情绪宣泄，会积累咨询师对来访者的愤怒。“咨询师不是神仙，当他愤怒的时候，担心被网络‘追杀’的时候，还有多少心理空间去帮助来访者？而那些被大量‘咨询师是坏蛋’的信息淹没的准来访者，怎么还有勇气去寻找专业的帮助？”
自从公开了自己的经历，唐玉收到很多来访者的私信。她发觉这不是个案，于是找了八名来访者，又写了文章《八位受到二次伤害来访者情绪纪实》，希望呼吁立法与监管的到来。只是这次没有突破圈子，他们的声音没有传出去。
她时不时还会被药物的副作用折磨，但开始试着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比如给黑白色调的家里买一幅彩色的画。偶尔，她梦到常凤茹，会在醒来时默默点上一根烟。被平台下架后，常凤茹开了自己的工作室，依然在做咨询。唐玉已经不关心了，“处罚信息没有公开，新的来访者又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
（文中唐玉、常凤茹、赵明月、王顾芹、孟莎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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