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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代国】为什么说汉文帝登基时,刘邦建立的汉朝已经死了?|刘三解

汉高祖刘邦建立的国家在汉文帝刘恒登基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了。

因为之后西汉王朝政治结构的变化,已经不在以刘邦预期的剧本向下演出,而是不断地消解、架空,直至被一个全新的规则完全替代为止。

历史的巧合是,“行事多仿汉高”的明太祖朱元璋同样为子孙设计了一个“完美”的体系,同样只传了一代,就发生了改天换地的“靖难之役”,把他苦心编织的权力之网撕得粉碎,整个帝国在不可更易的祖制之下,又滋生出了一套自主运行的潜规则。

而西汉王朝的“靖难之役”,就着落在汉文帝身上。

01

在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里,三解介绍了汉高祖刘邦的“家天下”梦想,在第三篇文章里描述了他构建的帝国轮廓,以及他对于开国功臣集团所寄予的厚望,只是没有想到,他的继任者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图景,甚至是恐惧。

▲电影《王的盛宴》中的吕雉

《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

在刘邦的时代,左、右丞相是中央政权的代表,南、北军兵权,是中央军权的代表,诸侯王相,是地方政权的代表,这些权力,都掌握在军功集团的金字塔尖,一部分小权势列侯手中,更直白地说,掌握在丰沛元从集团的手中,站在他们头上的,则是刘姓的皇室和刘姓的诸侯王。

双方的关系,说到底就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所以才有《史记·吕太后本纪》里司马迁的赞词:

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

可以说,惠帝治下的七年,基本延续了刘邦为其划定的政治轨迹,除了对赵王刘如意的鸩杀是吕后与戚夫人的宫斗余波之外,并没有针对诸王和列侯的政治举措,在权力人事安排上,也完全按照刘邦临终前的布置行事。

然而,随着惠帝的突然死亡,平衡被打破了。《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

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彊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彊计。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

这段话简单翻译,就是张辟彊劝丞相,皇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怕你们这些高祖旧将,唯有让吕氏子侄掌握南北军兵权, 让诸吕入宫掌握权力,你们才能脱离祸患。

这段记载有两处不可解,一是“太后畏君等”,怕的是什么?二是为什么是张良的儿子张辟彊来说“君等幸得脱祸”?

先说第一个问题,吕后想让吕氏家族篡逆,怕被忠臣们阻拦?还是吕后以女人称制临朝怕被老臣们反对?

都不是,核心在“帝毋壮子”,也就是惠帝的太子太小,而她已经54岁了,根本不足以扶上马送一程,这是吕后的远虑,近忧则是上述汉初政治结构中,驾驭功臣集团的刘氏集团,皇室幼弱无力,诸侯王又血缘逐渐疏远,拱卫大宗的意愿愈发薄弱。

▲电视剧《美人心计》中的汉惠帝刘盈

如果吕后死去,这些问题将集中爆发,她必须预做准备。

青年学者谌旭彬在《汉朝:被掩盖的真相》一书中,对于“诛吕安刘”的前因后果,有非常详尽精当的考证, 他指出:

汉高祖死后迅速衰弱的“宫廷势力”在吕后的苦心经营下,终于重建,而这场由开国功臣集团主导的政治突袭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吕氏家族根本没有任何取代刘氏皇族的计划。在政变成功之后,军功集团不但对汉初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篡改,比如陈平、周勃对王陵所说的“安刘”宣言就是杜撰的故事,而且还大规模删改了吕氏在汉朝平定天下过程中的巨大军功。

有前贤文字在此,对于这场政变三解就不多展开,各位可以找来看看。在这里,我们着重谈制度层面的问题,即吕后重整“宫廷势力”的举措,一直是在汉高祖设定的框架内。

比如“诸吕”封王者,其实都是之前的列侯,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

而由侯至王的跨越的理由,《史记·吕太后本纪》也有记载:

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

太傅产、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吕禄上侯,位次第一,请立为赵王。太后许之,追尊禄父康侯为赵昭王。

令其子寄往绐说吕禄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之前我们提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张良的儿子提出“君等幸得脱祸”的问题。

原因很简单,张良曾经为惠帝设谋保住了太子位,可见他是惠帝正统的支持者,在军功集团内部属于倾向于吕后势力的人物,他的另一个儿子,承袭留侯爵位的张不疑,在汉文帝五年(《汉书》记为三年)坐不敬之罪,侯国被废,

换句话说,吕后称制的基础,并不单单因为她是刘邦的发妻,更重要的资本是她与刘邦“共定天下”,拥有一部分开国功臣集团的成员作为势力基本盘,这部分“诸吕”在汉朝平定天下的战争中,军功甚大,所以才有吕禄这个“勋二代”的“上侯,位次第一”。

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吕后封建诸吕,立三王,完全符合组织程序、法理上没有瑕疵,即“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

如果说拿高祖的“白马之盟”来说事,那么,吕氏封王的时候,军功集团就应该履行盟誓“天下共击之”,然而,他们没有,反而是陈平、周勃这对刘邦临终时候看好的CP共同表态“无所不可”,后来更积极地促成吕禄封王,可见,只要固有的权力格局不变动,究竟是不是“非刘氏不得封王”,他们并不怎么在乎。

政变的诱因,甚至不是吕后之死。

▲电影《王的盛宴》中的吕雉和张良

02

对于汉高祖政治结构的突破,来自于诸侯王的压力。

确切地说,来自于强藩的挑战。

在汉初的分封体系之中,齐王刘肥作为汉高祖的庶长子,封国广大、领民众多。《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里写道:

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

齐言,就是齐国方言,此时天下初定,百姓流散,把所有能说齐国方言的人都还给齐王,这等于是让刘肥恢复战国时代齐国的旧疆,再加上齐都临淄在战国时代就是著名的商业都会,有民七万户,又占鱼盐之利,齐国绝对算是汉初诸侯国中最富强的一个。

《汉书·高帝纪》记录得更详细:

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

另一个大国是赵国,自张氏赵国定封,高祖九年时,赵国有邯郸、钜鹿、恒山、河间、清河、云中、雁门、代郡,也就是在赵王刘如意的时代,刘邦给最喜欢的儿子封了8个郡,人口肯定不如齐国多,但地盘比齐国还大。

到高祖十一年,分赵地一部建代国,以皇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这之后的赵国,还剩下5个郡,即邯郸、钜鹿、恒山、河间、清河。

惠帝、吕后时代,对于齐、赵两个大国,基本上是集中火力地怼。

惠帝二年,齐王献城阳郡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吕后元年,割齐国济南郡为吕王奉邑;吕后元年,分赵国常山郡(即恒山郡,后避汉文帝讳)建常山国;吕后七年,割齐国琅邪郡建琅邪国。

齐国去3郡,仍以刘肥之子为齐王,赵国去1郡,封吕禄为赵王。

结果,第一个构难起兵的,也正是齐王刘襄,汉高祖的长孙,他的两个兄弟,刘章、刘兴居为吕后封侯宿卫,甚至以吕氏女下嫁,仍一直在长安奔走反对吕氏。

▲汉墓中的骑兵俑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齐王起兵之后,首先夺取了琅邪王刘泽的封地和军队,进而西进与汉将灌婴对峙,得到承诺后又回军攻占为吕后割取的齐国旧地,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只有齐国发难了呢?

看似如此,但在《史记·吕太后本纪》里有一些隐藏信息:

吕禄、吕产欲发乱关中,内惮绛侯、硃虚等,外畏齐、楚兵,又恐灌婴畔之,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发,犹豫未决。

《汉书·高后纪》也有类似记载:

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状告产。

也就是说,起兵诛除诸吕的内战,至少应该有齐国、楚国两个刘姓诸侯国出兵,然而,无论是《史记·楚元王世家》,还是《汉书·楚元王传》,都没有楚国参与此次事件的记录。

楚元王刘交是刘邦在世为王的唯一弟弟,算是近支宗室中辈分最高者,其封国为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地盘不大,占据西楚霸王旧都,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相比起他来,这时候吴王刘濞还是个小年轻,守着荒僻的封地埋头种田呢。

汉高祖十二年驾崩,留下八个儿子:老大刘肥为齐王,老二为惠帝,他后面是刘如意为赵王、刘恒为代王、刘恢为梁王、刘友为淮阳王、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另有汉高祖幼弟刘交为楚王、侄子刘濞为吴王。另有吴氏长沙王。

到吕后死时,这个格局完全改变,高祖兄弟为王的,仅楚国刘交;诸子为王的,只有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亲孙子为王的有齐王刘襄、梁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恒)山王刘朝;族人为王的有琅邪王刘泽、吴王刘濞;另有吕氏为王的梁(吕)王吕产、赵王吕禄、燕王吕通,刘邦、吕后外孙鲁王张偃。吴氏仍为长沙王。

前后一比较,再看地图就能发现,到吕后死时,已经建立了一个以少帝亲兄弟为核心,以吕氏诸王为重镇的“内圈”藩屏,齐国这个最大的威胁也被切割掉了一半,纸面实力和吴、楚这种中等封国差不多了。

对于功臣集团,这个状态虽然脆弱,却是最稳定的,然而,齐王刘襄的决绝起兵,打破了整个平衡。

楚国的参与程度,我们今天不得而知,其政治意义却超乎寻常。

齐国六郡、楚国三郡,已有九郡发难,另有代国、淮南国、吴国,都是刘氏子侄,如果响应起兵,就意味着一场新的楚汉战争爆发了。

开国功臣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吕氏家族的权柄,将自己所有既得的身份、利益全部压上赌桌。

了解了这个信息,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在军功集团“诛吕安刘”之后,扶立了汉文帝刘恒,因为他们只有这一个选择,没有第二个。

对于他们而言,在齐、楚等刘姓诸侯王还没有取得军事优势之前,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掌握中枢讨价还价,才是继续保持权力、地位的唯一出路,这才有了周勃、陈平、灌婴等人的一致行动,通过“宫廷政变”而非“国内战争”的方式,出卖吕氏家族。

勋贵们抛弃了吕后十多年间提拔起的所有新贵,甚至出卖了少帝这个合法皇帝的生命,抢在齐王之前,迎立了代王刘恒,这个选择,史书上的解释是看“母家”,防止重现吕后。

其实,把上述诸侯王的名字、阵营摆一摆就很清楚。

抹掉吕氏家族及其拥立的少帝、三王之后,候选人只剩下楚王刘交、齐王刘襄、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

楚王亲缘太远,立他,汉高祖的牌位都没地方放了,只能从高祖子孙中选择,齐王谋反自有班底,两兄弟刘章、刘兴居,舅父驷钧为相、郎中令祝午为內史、中尉魏勃为将军,这一群人等到齐王当皇帝,必然要酬功安置,则高祖的功臣们要摆在哪儿呢?

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立齐王为皇帝,他起兵讨伐诸吕就是皇帝的“功劳”,属于不可抹杀的政治正确,那么屈从诸吕,甚至“公议”封吕氏为王的丞相、太尉、列侯们是什么?这不等于给自己制造“小尾巴”,等新皇来抓吗?

淮南王刘长从小由吕后养育成长,说起来比少帝还亲,立他,就要面临秋后算账的风险。

至于后人没事儿就提起的周勃的忠诚度,或者说汉高祖刘邦临终之准,其实都是佛像脸上一层又一层的金箔,贴上去的。最能代表时人观感的,无过于代王刘恒得知被迎立之后,在代国宫廷上的一次争论,《史记·孝文本纪》记录了郎中令张武的发言,也代表了群臣的公议:

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原(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

想法不止这一点,那到哪儿了呢?又畏惧高帝、吕太后之威,那就是张武等人都认为这些功臣大将也有做皇帝的野心,只是被压服罢了,所以说,在时人的眼中,陈平、周勃等人,绝对不是什么“忠臣”,只是被刘邦、吕雉的权势压服而已。

▲电视剧《大风歌》中的晚年陈平

03

代王刘恒在下决心入长安继位之前,咨询了左右近臣,郎中令张武的顾虑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时,代国中尉宋昌站了出来,说了三条:

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

第一条,这天下是刘氏打下来的,是斗争的结果,历史的选择;

第二条,刘邦分封子侄之后,力量对比上刘氏足以压倒所有人;

第三条,汉朝对秦朝旧体制改造很成功,大家发财,没人想反。

这三条硬道理,雄辩地说明了开国功臣们为什么要扶立刘氏,也变相说明了刘邦为什么要分封同姓王,这些都是现实的政治角力,不是什么郡县制比分封制先进的简答题。

而且,宋昌是被项羽杀掉的上将军宋义之孙,之前以家吏的身份跟随刘邦入关中、平天下, 也是功臣阶层的一员,虽然不算顶级权贵,毕竟也是圈子里的人,对于开国权贵们的心思,无疑最有发言权。

哪怕是这样,代王刘恒还是害怕,又是找老娘商量,又是占卜,又是派亲舅舅去见周勃确认信息,最后才笑着对宋昌说:

果如公言。

六个人坐着传车(驿站的驿车)疾驰到关中高陵,还要派宋昌进长安“观变”,可以想象当时刘恒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真是一步天堂一步地狱。

且不论中间一系列的推让,只说代王刘恒接受了劝进,以天子法驾入宫,《史记·孝文本纪》的记录是: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

也就是说,真怕夜长梦多了,干脆,傍晚日落时分就住进未央宫,这过程中还出了个插曲。

▲电视剧《大风歌》中的汉文帝刘恒

《史记·吕太后本纪》:

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听政。

请注意,这事儿发生在东牟侯刘兴居、汝阴侯滕公将少帝迁居少府之后,已经汇报称宫中安排妥当的情况下,竟然有天子近卫谒者端着长戟挡驾?要他们解除武装,还要太尉周勃亲自说话才行。要说这不是下马威,谁信?

文帝当天晚上就干了两件事:

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还坐前殿。於是夜下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史记·孝文本纪》)

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於邸。(《史记·吕太后本纪》)

掌握军队,控制长安;任命亲信,保护自己;杀死旧主,以防后患;下诏定性,安功臣之心,就发生在一夜之间。

所有的环节都是必须的,但是占尽优势的功臣集团为什么没有反抗汉文帝的收权?

因为这个时候,功臣勋贵们需要汉文帝对他们之前的行为进行确认,而且这种确认还要将他们列为“诛除诸吕”的主导者。所以,汉文帝在入宫当夜,就以诏书的形式确认了“诸吕谋为大逆”,即将之前的政变定性为“平叛”,那么,这场政变的主谋和参与者们等于又立新功,而不是一群无视“虎符”、“节杖”、“诏书”,擅自发兵进宫捕杀相国、诸侯王的反贼。

更细节的处理,在于“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的排位, 将、相、列侯、宗室、大臣,有齐王、楚王什么事儿吗?诸侯王是没写的,轻描淡写地划入了“宗室”。

用一句现代的话来总结,就是功臣列侯彻底篡夺了“革命果实”,齐王等人的“正义”行动,不但无功,反而有罪。

▲电视剧《大风歌》中的晚年周勃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记录了这么一个故事:

灌婴在荥阳,闻魏勃本教齐王反,既诛吕氏,罢齐兵,使使召责问魏勃。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大人而后救火乎!”因退立,股战而栗,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熟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为乎!”乃罢魏勃。

魏勃是齐王的谋主,在政变之后,面对灌婴的责问使者,也只敢解释一句,家里着火不可能事先汇报给家长再救火,以开脱齐国无诏兴兵的罪责,然后就吓得两股战战,不敢说话。灌婴老将自然鄙视他,嘲笑他还能干点啥?直接给他罢免了官职,撵跑了。

可见,兴兵即有罪,另一方面,汉文帝又对齐国动了软刀子:

孝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硃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

看起来了很大方,可且不说这三郡属于齐国旧地,在齐王发兵后,齐军也已实际攻取了三郡,等于不多不少,假客气。

反倒是琅邪王刘泽,坚决反对齐王登基,推举代王上台,由琅邪一郡的地盘,一跃成为地连数郡的大国,这才是正经的酬功。

紧接着,汉文帝又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驷钧为清郭侯(诸侯表作清都侯,后为鄔侯),周阳在上郡、鄔在太原县,虽然封侯,但是远迁,仍是削弱齐王、淮南王母家的支持,同年,齐王刘襄死去,谥号为哀王,也不知道是因为错失良机气死的,还是有别的什么不测,终究是死了,去汉文帝心头一大患。

更能反映汉文帝对齐王起兵“诛除诸吕”的真实态度的,是对于齐相召平之子的安排。齐相召平在齐王擅自发兵时坚决抵制,想事先出兵包围王宫,没想到被魏勃欺骗,反被围于相府,无奈之下自杀。

汉文帝十年四月,封召平之子召奴为犁侯,封东郡一千四百一十户,诸侯表中写明事由就是:

以齐相召平子侯。

这个时候,汉文帝的政权已经相当稳定,当事人齐哀王刘襄也死去多年,齐国地盘几经削分,已经不足为患,重提这个旧案,可见也是攒了多年的念头。

▲汉初的齐国疆域

04

当我们在了解以上信息之后,反过头去看文帝元年的政治斗争,也就能够洞悉其间隐秘的关联了。

齐、楚的无诏起兵,触发了功臣集团的危机感, 促成了长安“诛除诸吕”的宫廷政变,即出卖了之前经过合法程序认可的“吕氏领导班子”,又在事变后的利益分配中,将齐、楚排除在外,引入了最符合他们集团利益的代王刘恒,立为皇帝。

代王刘恒则投桃报李,对于之前的历史问题,重新作出解释,将丞相、太尉、列侯对于“白马之盟”的背弃,解释为暂时的隐忍;将“无诏夺军”的非法政变,解释成为“人心思刘”的传奇故事,当然也要“下不为例”;又对始作俑者齐王的起兵,不置褒贬,只是归还吕氏侵夺的齐、楚旧地,任天下人自己猜测。

功臣集团为了交换这些,付出了宫廷宿卫的职权;长安左近南、北军的兵权;付出了汉高祖刘邦认可、他们服从的合法皇帝汉惠帝的法统;更交出了作为“无功者不得封侯”誓约一方的道义权力。

因此,对于汉王朝而言,这次“靖难之役”的影响可谓翻天覆地。

汉高祖刘邦规划的、汉惠帝、吕后勉力维持的汉初分级封建的平衡体制,至此时已经名存实亡。

吕后死后,汉室中央权力交接的所带来的动荡,让刘氏诸侯王暴露了野心,让功臣列侯集团展示了投机者的本性,也让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认识到自己的皇位和生命并不安稳,这两个刘邦预设的盟友,随时都可能成为皇帝的敌人。

所以,整个“文景之治”40年贯穿的主题,就是政治上收权,经济上放权,用和平竞争的方式,一步步解除诸侯王和列侯的权势与武装,直到汉武帝登基,面对的就是一群没牙的老虎,除了仓库里堆积的黄金、铜钱和满堂妻妾,再也没有真正的实力与磨刀霍霍的皇权讨价还价了。

至于如何走出“文景之治”,我们下期接着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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