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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土耳其是如何从旧土耳其的废墟中出现的？”——这是伯纳德刘易斯在《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一书的前言中提出的问题。
要谈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古老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十四世纪至二十世纪的六百年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整个世界历史的格局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伯纳德·路易斯在梳理土耳其文化的来源时将伊斯兰的源流称之为“土耳其民族大部分人所具有的集体意识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自十一世纪初欧洲人便把安纳托利亚说土耳其语的地方称作土耳其，而土耳其人自己，则直到1923年，才采纳Turkiye作为自己国家的正式称号。同样，诸如奥斯曼民族和奥斯曼国家之类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概念，也才是十九世纪“西学东渐”的产物，而在之前漫长的帝国时代，奥斯曼的涵义也只是作为一个朝代的意义而不具有民族的内涵。
继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奥斯曼帝国随之替补，东部地中海区域成为抵抗殖民主义的前哨阵地。奥斯曼帝国成为殖民主义时时担忧的强大邻居。无论殖民主义者如何妖魔化如何歪曲，土耳其人使得亚非两个大洲免遭如同一时期美洲的苦难命运的事实却是不可忽略的。即使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果，十九世纪的到来使得同样的命运降临于奥斯曼的头顶，抗争的大旗却从未倒下。
事实上，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占据文明与军事优势的时代，也并未发生如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般的杀戮与掠夺行径。没有在黑奴的血泪之上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没有残忍的种族灭绝政策来进行可耻的征服与占据。“不同宗教信仰的诸多族群尽管处于尊贵卑贱的不同社会地位，却得以在伊斯坦布尔苏丹的统治下相安无事，奥斯曼帝国呈现出马赛克镶嵌的斑斓色彩。”
殖民主义的全球化使得整个东方面临同样的命运。现代土耳其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思考未来的走向。
奥尔罕·帕慕克曾说：“伊斯坦布尔在地理上是个混合之地，土耳其国家也是。百分之六十的人保守，百分之四十的人寻求西化，两股力量争论了不下200年。这种处于东方、西方之间的悬置状态，就是土耳其的生活风貌。”地理上的连接性使得土耳其的精神特质是独特的，不过这种气质也使得它在近代殖民主义的冲击之下变得有点无所适从，因而才会力图摆脱以往的束缚而加入另一个世界，却又始终得不到另一个世界的认可。
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则是和现代世界史上其他类似帝国的衰落相伴的历史事件。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率军对于君士坦丁的占领，1529年，在征服匈牙利之后，苏莱曼的大军直抵维也纳，却久攻不下，直到1683年，最后一次攻下维也纳的企图失败，1699年《卡洛维茨条约》的签订导致大片领土的丧失，刚刚步入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就已经显现出衰败的迹象。此时，由于地理大发现的影响，东部地中海开始被边缘化，而目光短浅、骄傲导致的落后、经济的颓势，所有这些都说明，奥斯曼帝国大势已去。
到了坦泽马特时代时代，为了应对世界的挑战，世俗化开始展开，因为土耳其人也试图延续奥斯曼帝国昔日的光彩。于是，古老的帝国开始逐渐蜕变，现代化的大幕亦随之徐徐拉开。
此后，报纸、咖啡、啤酒、不同于以往的装束，新鲜的词汇和理念，所有这些都在社会层面冲击着人们的生活和大脑。昔日顽强而自足的文明传统使得改革者们思考文明本身。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奥斯曼帝国成为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陪葬品。
所以，土耳其的世俗化道路可以大体总结为：从刚开始的采用欧洲武器，聘请顾问，学习欧洲语言，再到允许新制度和新思潮的传入。
“欧洲可能在土耳其人同历史进行的这场竞赛当中起到了发令枪和终点线的作用，但不能就说是这场竞赛的决定力量。”
从伊斯兰帝国到民族国家，从神权国家到共和国，现代土耳其在与传统的决裂中兴起。诞生于奥斯曼帝国废墟上的土耳其共和国，迄今已有90多年的历程，但像任何一个”后发”大国一样，土耳其人的现代化道路似乎还没有完，他们依然还在传统与现实的困惑面前徘徊，同时却又满怀憧憬地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