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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记载着最古老的胡同
一位学者在自己的专著《北京街巷胡同史话》中冷酷地说：北京人一走出胡同就兴奋。
瞧!这位前辈是冷静的，不兴奋，这部专著的名称里就不提胡同!那北京人为啥子兴奋呢? 闹不清! 反正是北京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总是挂嘴边上；吹牛（毛）也不经过牛同意，北京的胡同什么时候有那么多。这位专著的作者计算过，北京的胡同总数反而不如天津多，如按胡同占街道名称总数的比例计算，也还不如齐齐啥尔多，你说你北京人兴奋个啥子?!
我还真弄了几本天津各区地名志看，那胡同多是上世纪零零后(1900年前后)，年轻，能跟北京胡同动辙几百年比吗?! 于是照兴奋不误。又从网上查齐齐哈尔，确有不少胡同，可感觉没有村多，且胡同名子近亲繁殖现像严重；一个春字打头，再加不同的另一个字，就变成七八条之多的胡同，浮浅。哪有北京胡同名字里的文化内含深，历史厚重?! 于是又恢复信心，接着兴奋。
时至今日，似乎北京人一谈起北京的胡同，更有了兴奋的理由；瞧！把外地人煽呼的，到了北京除了看故官，还得看胡同；旅游发展了，经济上去了，胡同里都是外地人，人气大升，能不兴奋！
兴奋归兴奋，但至今也还弄不一准了这胡同到底是怎么回子事，怎么个讲究，怎么个来历，文气一点，怎么个渊源。其是就是，为什么叫胡同啊。连这个都弄不一准了，还兴奋个啥子!真该冷静下来考究考究了。
北京白塔寺附近胡同
关于胡同这称乎怎么来的，一直有人在研究，不过各说各的，大至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胡同”最初源于蒙古语，这一观点占主流，入《汉语大词典》,似官方认可。另一种观点认为，“胡同”文字的原始形态在古汉语里早已存在，也就是本民族的。
经很长时间的观察，我对这两种观点都一直采取质疑的态度。
对来源于蒙古语观点总的质疑。既然是蒙古语，当年蒙古占了大半个中国，且不说曾征服了欧洲大部，为什么偏偏在北京这旮嗒，搭个窝生出个“胡同”蛋来?
对胡同源于古汉语观点的质疑。既便在古汉语里就有其字的影子，但怎么却消失了近千年而不被普遍使用，到了元大都了，才又死灰复燃了呢? 其中动因不得不究。
对于胡同源于蒙古语，或源于古汉语的质疑，恐怕两种观点持有者，早就意识到会有，但按着纯文字学，语音学的思路走下去，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就总而言之带过，不深说了。只说最终，胡同成了巷、街的一个代名词。
其实，语言这个东西，是最活跃的一种文化现像，尤其对其历史的研究，由于事过境迁，很难想像理解一种语言词汇使用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阶层，有时还包括地域，人群甚或更小的语境，说一句话的具体语境不同，也造成语意的不同。
清朝有一个叫朱一新的，他早就意识到，“盖缘饰以古义，非其实也”。意思是说楞是非要从单个字词上找古典的根据，就反而找不到词汇本来的意思了。
对于胡同起源的研究，似不应仅仅限于语言学，语音学，文字学的狭碍范围，才能试着开出一条新路子。于是我大胆试提出，除源于蒙古语，源于古汉语两观点之外的另类观点。
且先看思路。说起胡同最早的记载，都知道是元朝熊梦祥(但不是蒙古人)成书于元末的《析津志》；二十四步为大街，十二步为小街，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瞧这话说的。先说二十四步为大街，又说十二步为小街，紧接着一急转，不说火巷的宽度了，还带出了胡同。
咱就先单说这三百八十四火巷，跟二十九胡同。您说这熊梦祥先生本想表达什么个意思?
可做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三百八十四火巷，其中包括二十九胡同；另一种理解是，三百八十四火巷，另外还有二十九胡同。举个例子，三百八十四个人，女人二十九；说的通，包含关系；证明我不是瞎掰斥。三百八十四个男人，二十九个女人；这也说的明白，证明我也不是瞎扳杠。熊先生的一句话，我们得猜着理解。
现在研究胡同的人，有的说火巷和胡同是一回子事，这点我赞同；功能作用一致，都是有隔火的作用。男人女人都一样，都是直立行走的人。既然如此，熊梦祥先生为什么还单列出二十九胡同来呢? 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男人女人都是人，所以可以包含或单列；但男人毕竞是男人，女人毕竞是女人；大概念下一样，小概念有区别。那火巷和胡同的区别在哪呢?
元大都是在严格缜密设计规划后，“诏旧（南）城之迁京者，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注意，这里有等级区别），各自施工筑房垒院的。火巷是必备之设施，尺寸不可越规划线一寸，越者杀。
还记得熊梦祥说二十四步为大街，十二步为小街，但火巷和胡同的宽度却略过而不说了吧？弄得今人还得勘察研究一番；初步结果，火巷六、七米宽，胡同约九米三宽。看！火巷与胡同的不同之处初露端倪，宽度不一样。六、七米是火巷最低标准宽度，胡同在此基础上加宽两、三米多，是特列，是优待；这一比，火巷和胡同的区别就出来了。
其实若只按宽窄来分，恐怕当时还只是小火巷，大火巷之分；还一定有另外附加的含意，可以做其他的区分；大的火巷是由地位高的胡（蒙族）人居住的，小的火巷是由除了胡（蒙族）以外地位低的人居住的；这样一来，火巷和胡同的区别有了明显政治化的因素。
到此，说白了吧，胡同就是元朝胡（蒙族）人集中居住的，特别待遇优惠的火巷或街筒子。除了（蒙）胡人之外，别的另类元朝人，包括汉人，对这种搞特殊化，瞅着眼红，对这种民族歧视，心里不舒服；又没有地儿上哪击鼓喊冤，于是放出了牢骚话，胡人居住的街巷筒子，简称胡筒子，再简称就成了胡同，这一叫，就在背后传开了。这里边带着怨气，不服，不份，又不敢反对，抗挣，只无耐嘴痛快一下。胡同由此而来。还是朱一新说过，“胡同本俗音俚语”。市井语言，非官方的。市井的语言创造力如同现如今的网络。
当今，北京人语言的“筒子河”，“筒子楼”，完全可以反证元朝时北京人的语言“胡筒子”，合情合理。探究“胡同”一词的起源，真不必舍近求远，舍易求难。胡同一词先产生于市井的俗音俚语，然后被文人增补进重刊的有关字书，一个是源，一个是流。舍本逐末不行，要追根溯源。
北京胡同
一般都知道，中原汉族人把西域少数游牧民族统称胡人，曾把张骞从西域引进的一些物品也加称“胡”。胡豆，胡椒，胡床，胡服，胡琴等。胡字本身带有轻蔑的意思，您说把蒙古人居住的火巷叫胡筒子，可这要是让人家听见了，能高兴吗? 不但不高兴，还可能受惩罚或杀头也不一定呢！
在元朝老早之前，曾有一个后赵国，国王石勒最恨人称其为胡人，有法令，称胡者杀，多严励。据说黄瓜当时叫胡瓜，这石勒为测验一汉臣忠诚度，指问这叫什么，这汉臣灵机一动，临时改嘴型发音，叫黄瓜。免一死。您说一个胡字，至于惹来杀身之祸吗? 当然了。“胡”字，本通“狐”，这一身狐臭腥膻味道，用以比称人家，怎能爱听。
还有说，蒜为本地生的植物，后来张骞从西域带回一种近似蒜的植物，因味道有别，故称葫。西域游牧民族喜欢将葫捣烂涂抹在身上驱虫闭瘟；也是称其胡人的一个原因。其实这完全是民族在特定生存环境中的养成的习惯问题，但因民族矛盾的存在，一个“胡”字的含义就复杂化了。即便从后赵到元朝，过了几百年，恐怕也无人愿听带有轻蔑意思的“胡”。嘿！还真有市井无赖，仿照胡人在身上涂抹烂葫泥，以冒充胡人，提高自己身份的。顺便说，这是“装蒜”一词的原解。
所以，元朝时，胡同可不是随便可以说的。只要被听到了，就遭厉声斥问，你在说什么? 于是就需一番斗智；大人，我在说火弄，衖通，火巷，火疃，衙衕，您没听清，我给您写出来，这一人写一个样，总之得讳其“胡”称，这就有点糊弄了。一般都会事态平息，没听说因叫胡同而被杀头的。过后还诱引人家，胡同就是您那祖籍水井的发音；真是糊弄到家了。结果把明朝的一个叫沈榜的也糊弄了，“胡同本元人语，字中从胡从同，盖取胡人大同之意”。
好在蒙古人这时早已经打道回府，在大草原仿建如元大都一样辉煌的城池宫殿去了，不知他们是不是把胡同照搬了回去？谁还有功夫再搭理这位叫沈榜的，要么准会是马屁拍在马蹄上！你反话正说，谁同(统)谁，踩乎我们败于你朝，是不是!？
胡同，这元朝并未叫开的东西，到明朝才时来运转，越叫越多。只因后来一思谋，这胡同叫的好！楞把元朝叫垮了，把蒙古人叫跑了，胡同(统)，咱大明朝把胡人给一统(同)了，好词! 于是张爵写了一部《五城坊巷胡同集》，胡同的帽子随便戴，逮住一个戴一个，把本来开始省略式简化式的条也冠上胡同二字，有点开语言简化的倒车了。
胡同一下子多起来，歌功颂德呗！于是世代彰显，胡同也受功勋无比，愈发不可收拾了。您说，这说起胡同就兴奋，不是也是有渊源的吗? 从明朝就开始了。使劲叫！叫个江山永固！可这朝代更替可是叫胡同就能完成的事。明朝又改了清朝了，还叫；滿清没把自己当“胡人”，再加之这“胡”不是当年那“胡”，挨不着边；你叫，我也叫，不以为然；这一弄，这胡同越来越多，叫着叫着，人们绪烦了；不简练，麻烦，多一个字不如少一个字省吐沫。
于是北京人兴奋过后，又开始把北京胡同称呼再次简化，就称条，胡同去掉。瞧瞧! 北京人为什么一提起胡同就兴奋，一是最早，牛！二是透着北京人的语言创造力，首善之区，更牛！于是就兴奋，现如今这兴奋有了回报，胡同文化被深入挖掘，与时俱进，不是还得接着兴奋吗!可兴奋点不一样了。
侃到这，咱还得回来概括一下我的胡同起源观点：胡同，是在特定历史，特定地域环境条件下，由特定语言人群，创造出来的一个如同巷、街，坊、弄、道、路等同类表意的语词。在生成机制方面，更多是民族的，不排除其他民族相互作用；包含更多新元素和动因，不否认古汉语底蕴储备作用。
试想，古汉语的字词，到现在几千年，有多少已经死掉没了生命力；又有多少沉睡着，若不是新生逢其时，恐怕还要沉睡呢。一个簋街的出现，唤醒了一个人们日常用不着的生僻字；就是例证。用不着还说“胡同”和古汉字“衖”的传承关系了。其实，这个“衖”字，在安徽一地，一直在地名里存在，意为夹在两山之间的狭长通道，可最终胡同一词，偏不取其字，为什么? 不符合语言简单化的规律。北京人就认“胡同”二字，简单，易上口，有味儿！
北京胡同
北京人说起胡同就兴奋！开头说到的那位老先生说的真对！